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以至东亚古代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都有深远影响。有关《资治通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早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留学生权重达在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方豪教授等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资治通鉴对中韩学术之影响》的博士论文，开启了《资治通鉴》对朝鲜影响的研究。权重达:《资治通鉴对中韩学术之影响》，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9年6月。全文497页，共4章，其中第3章《通鉴学之东传与其反应》、第4章《通鉴学之对李超学术思想之影响》，重点论述了《资治通鉴》对高丽与朝鲜王朝的影响。随后韩国学术界陆续发表一些论文韩国发表了一些论文，如:权重达:《传统史学史中的主体性问题:以〈资治通鉴〉为中心》，《中央史论》第3辑(1980年);吴俊涣、宋日起、金有理:《朝鲜时代〈资治通鉴〉的刊行与流通研究》，《书志学研究》第50辑(2011年12月);崔昆洪:《朝鲜前期组织著述的刊行研究》，《书志学研究》第42辑(2009年6月);鲁耀翰:《朝鲜前期通鉴学的钻研:以世宗朝通鉴类书籍的刊行为中心》，《语文研究》(2016年秋季号)第44卷第4期，等等。，但中文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相当长时期没有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21世纪初，才有中国学者发表论文，论及《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问题。①参见杨雨蕾两篇论文:《〈资治通鉴〉在朝鲜王朝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4期(总第68辑)，第269—308页;《〈资治通鉴纲目〉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世界历史》2002年第3期，第113—115页。 事实上，《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对朝鲜王朝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政治文化到史书编纂都能看到其深远的影响，而在朝鲜王廷的历史教育中，亦能体现其深厚的影响力。本文选取朝鲜王朝世宗时期，就《资治通鉴》在王朝历史教育上的作用，略加探讨，兼及《资治通鉴纲目》，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资治通鉴》之特色及其东传朝鲜

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及其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历时19年，编成《资治通鉴》。全书294卷，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编书之初，适逢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政治上受到排挤，故而司马光将其政治思想全都灌注于此书之中。“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②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参见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本，第24页。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书成，元佑七年(1092)初刻，宋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诚如王夫之所言“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王夫之进而就书名论道:

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故曰“通”也。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释资治通鉴论》，参见《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181—1182页。

可见，此书意在经世致用，且内容广泛，史实详尽，《资治通鉴》实为中国古代资政之最佳指南。司马光在叙述政事时，多有评论，以“臣光曰”，寄托其政治情怀，以为后人之鉴戒。开篇即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周纪一》，第2页。开宗明义地说明“礼”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强调君尊臣卑的纲常思想，也是维护封建王朝君权神圣的根本大法。故胡三省强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⑥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参见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本，第24页。可见，《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学习为政、历史、社会、人文等的重要典籍，重要性自不待言。《资治通鉴纲目》全书59卷，乃是朱熹在阅读《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创立新的纲目体裁，重新编纂的一部史书。此书史料上毫无创新，内容严分正闰之际，明辨伦理纲常，注重春秋笔法，可以说是由《资治通鉴》衍生出来的一部史书，其影响亦极其深远。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的学习，宋元以来，直至明清，一直是宫中经筵日讲的重要史书，既是习读历史之本，也是为政之资。此书传入朝鲜和日本后⑦有关《资治通鉴》传入日本的情况，参见李春光:《〈资治通鉴〉传入日本及其影响》，《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3期。，也引起极大的关注，产生深远的影响。《资治通鉴》何时传入朝鲜半岛，并无定论。金富轼所撰《三国史记》中，引用《资治通鉴》有九处，而金富轼曾三次出使宋朝，故权重达推测，《资治通鉴》乃金富轼最初出使宋朝(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年间)至撰《三国史记》之间，由他携来高丽的① 参 见权重达:《资治通鉴对中韩学术之影响》，第276—278页。，此虽不敢说是定论，但略备一说。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中，发现最早提及《资治通鉴》的史料为:“(明宗二十二年，1192)夏四月壬子，命吏部尚书郑国俭、判秘书省事崔诜，集书筵诸儒于宝文阁，雠校《增续资治通鉴》，分送州县雕印以进，分赐侍从儒臣。”② 郑 麟趾:《高丽史》卷20《明宗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9册，台湾台南县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忠烈王十二年(1286)，高丽王朝宫中已开始讲授《资治通鉴》。③郑麟趾:《高丽史》卷30《忠烈王三》。 高丽忠宣王对《通鉴》甚为熟悉，元世祖二十九年(1292)，他在元宫廷中为侍卫，被元世祖召见，“帝召王入寝殿问曰:读何书?奏云:读《通鉴》。”④郑麟趾:《高丽史》卷34《忠宣王二》。可见，在高丽王朝后期，《资治通鉴》就是高丽国王学习历史的重要史书，国王大多对于《通鉴》很熟悉。高丽末期，《朱子四书集注》及相关著作传入朝鲜，《资治通鉴纲目》也随之传入。进入朝鲜王朝，程朱理学被朝鲜王朝官方所遵奉，《资治通鉴》(下文简称《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下文简称《纲目》)，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朝鲜君臣必读之书，是朝鲜王朝历史教育的权威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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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宗朝经筵、科举政策与《资治通鉴》的地位

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当即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使臣请国号于明朝，积极谋求建立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宗藩关系。明太祖赐其国号为“朝鲜”，李成桂欣然接受，通过箕子朝鲜接受周武王冊封的传统，争取明朝的冊封，以确立其正统性⑤ 陈 尚胜:《论朝鲜王朝对明朝的事大观》，参见《第三屆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4页。，也从此奠定了双方友好往来的基石。朝鲜定期派使臣向明朝贡，政治上以事大为准则，文化上以慕华为依托，积极向明朝学习。同时，寻求朝鲜王朝自身文化的发展，在以明朝为“大中华”的体系之下，凸显朝鲜“小中华”的特性。这样两种趋势相向而行，在世宗时期得以集中的体现。而透过《资治通鉴》的分析，我们能看到这两种文化政策的交汇。在朝鲜王朝的政治与教育体系中，无论是国王日常的经筵日讲，还是世子与宗室子弟的教育，抑或在培养儒生的成均馆和乡校之中，《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都是极其重要阅读与讨论的对象，也是其科举考试必选之科目。

朝鲜王廷像中国古代宫廷一样，经筵日讲相当重要。朝鲜第二位国王定宗于即位第二年(1400)正月初一日，首开经筵，特设立知经筵事的官员，主导国王经筵。经筵制度如何展开呢?朝鲜初年对于各项制度制定颇有功绩的梁诚之曰:

一、经筵官，以他官兼。今政府六曹郞官之有文行者，亦择兼之，以广论思。一、经筵每夜进讲，今承旨皆兼经筵，亦每入参。讲毕，以其房公事，从容面启，以资治道。一、艺文馆奉教以下，以《通鉴》、《左传》诸史中，考讲用之。泛称诸史未稳，请改《左传》、《通鉴》、《续编》三史，考讲用之。⑥ 梁 诚之:《讷斋集》卷4《校定大典四十五事》，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9册，1988年印，第343页。

尽管朝鲜经筵制度并非完全照此制定，但大体上能窥其精神。首先，朝鲜王朝经筵官是兼职，并非专职，六曹郎官以上有“文行者”皆可兼任。其次，讲授内容以经史为主，《资治通鉴》是必讲书目，但讲史要联系现实政治，“以资治道”。第三，经筵大多晚上进行。可见，经筵是朝鲜国王讨论政事、学习历史的主要方式。世祖即言:“经筵，人主与儒臣讲道义、论政治者也，不可或废。”⑦《朝鲜世祖实录》卷1，世祖元年闰六月丁巳，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刊影印《朝鲜王朝实录》第7册，第61页。成为朝鲜国王日常政事中，非常重要的活动。

有改革的魄力，有信念的支撑，有责任的驱使，这就是焕然一新的凤凰新华印务。敢作为、敢担当、敢创新，这也是新时代对凤凰新华印务最真实的期许。“凤凰新华印务人要做的就是胸怀责任、创新未来！”王忠春语气坚定地说道。

太宗时，权近知经筵事，曾进讲《通鉴撮要》，曰:“人主之学，不但读其书而已，必先正其心。是以傅说对高宗曰:‘惟学逊志。’逊者，虚心之谓也。心有所蔽，则一言一事之应，必不得其正。”①《朝鲜定宗实录》卷3，定宗二年正月丙寅，第1册，第162页。这里讲的是“人主之学”，也就是探讨如何成为国王的学问，通过学习《通鉴》，使国王明白，要当好国王，不仅要读书，更要正心、虚心。同年六月乙未，再御经筵，河仑、李詹等进讲《通鉴纲目》。八月丙申，签书三军府李詹负责经筵，再讲《通鉴纲目》。可见，从太宗开始，与《通鉴》相关的著作，就是经筵中经常讲授的书籍。太宗四年(1404)十一月丙寅，太宗令权近等撰《礼经浅见录》，权近上笺乞免，不允。太宗特别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为例，予以鼓励。曰:“昔宋神宗命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以成一代之史，至今钦慕，予于卿亦若是矣。卿其展尽所蕴，参互考证，以成其书。既不负师教，又不负予意。岂惟有补于当时!殆将寿斯文于不朽，顾不伟欤!”②《朝鲜太宗实录》卷8，太宗四年十一月丙寅，第1册，第315页。把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作为其效仿的目标，大加鼓励。

世宗即位之初，对文化建设就相当重视，尤其重视历史学习与历史教育。世宗二年(1420)，“始置集贤殿于禁中，妙选一时文学之士，备顾问、掌雠校，日引经幄，讲论经史。”③《朝鲜世宗实录》卷68，世宗十七年六月戊申，第3册，第633页。宫中实行经筵之策。最初经筵时，世宗就要求讲《通鉴》，但柳观以为:“(《资治通鉴》)卷数甚多，恐未可遍览。”遂改讲《近思录》。④《朝鲜世宗实录》卷2，即位年(1418)十一月己未，第2册，第282页。 世宗对于《资治通鉴》情有独钟，世宗五年(1423)九月乙酉经筵中，世宗说:“予不欲观诸子百家之书，唯四书五经、《纲目》、《通鉴》，循环讲读。”⑤《朝鲜世宗实录》卷21，世宗五年九月乙酉，第2册，第555页。他是把《通鉴》、《纲目》，与四书五经视为同等重要的经典，要求反复讲读。世宗为世子时，就好读《通鉴》与《纲目》，即位以后，经筵中反复讲读，不厌其烦。在《通鉴》与《通鉴纲目》之间，经常是先讲《纲目》。世宗五年(1423)十二月庚午，《通鉴纲目》讲毕。世宗对同知经筵事尹淮说:“真西山云:‘《通鉴纲目》卷帙多，人主未易尽览。’予自庚子年始讲，以至于今，其间或有读至三十余遍，或有二十余遍，诚未易尽看之书也。”⑥《朝鲜世宗实录》卷22，世宗五年十二月庚午，第2册，第569页。对于《通鉴纲目》反复讲，有些部分，甚至读过二三十遍，世宗八年(1426)十二月癸亥，又再次开讲《通鉴纲目》。

经筵之中，讲《通鉴》，经常联系到现实政治。世宗二十一年(1439)二月丙辰，讲《通鉴》至汉昭帝赈贷贫民，世宗当即谈及义仓问题，曰:“义仓敛散，实切于民，不可不谨。故每于守令拜辞之时，必以此劝勉之。我国收税之法，已轻矣。然古之帝王但赈贫民，而我国则民皆受粜，以资生业，国家廪无所储。倭人尝称美曰:‘我等恨不生于朝鲜，不得受粜以为农业。’夫义仓之设，仁政之大端，不可废也。然征纳之际，鞭挞甚惨，其弊多端。守令若择贫民而给之可也，然其择之也固难。”⑦《朝鲜世宗实录》卷84，世宗二十一年二月丙辰，第4册，第187页。义仓之设，赈济贫民，义莫大焉。然何以维持，与税收有何关联，如何去其弊端，世宗想到很多问题。可见，经筵讲读《通鉴》，并非完全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而是有很强的现实关怀的。他自言读书的重要性，“予于经史，靡不历览，且今老不能记，不须读书，今尚不辍者，只为观览之间，因以起意，施诸政事者颇多。以此观之，读书岂不有益?”⑧《朝鲜世宗实录》卷80，世宗二十年三月癸卯，第4册，第137页。他从《通鉴》等经史书中，获得很多治国的道理。

世宗对于《通鉴》与《纲目》反复阅读，经筵之中反复讲读，因而他对于书中的内容，非常熟悉。在处理政事时，他往往随手能引《通鉴》故事，以为例证。世宗十六年(1434)，大司宪虑闬、执义赵遂良等本来是掌管监督官员的，但被人诬告受贿，虑闬等启奏国王:“宪府职掌弹劾，虽小失义，不可复仕，况今有琠以臣等受人贿赂，听人请托，扬言讼庭，臣等腼面复仕，非特心有所嫌，且恐物议。”世宗安慰他们道:“有琠奸恶，予已知之。且予读《通鉴》，讼者詈辱按问官吏，使官吏就职，罪其讼者，正合此事。况讼者以所讼外事，或扬说，勿听科罪，载在《六典》，卿等勿疑就职。”①《朝鲜世宗实录》卷66，世宗十六年十二月乙卯，第3册，第605页。竟然引《通鉴》故事，劝告他们。

世宗大王李裪(1397—1450)为朝鲜王朝第四位国王，好学不倦，为朝鲜王朝第一位文化之主，在文化事业上颇有作为。在他统治时期，不仅创制谚文，颁布《训民正音》，对于搜罗史籍，编纂史书，印刷书籍，非常用心。因为《资治通鉴》的重要性，世宗一朝为此做了许多工作:搜集遗书、编纂《资治通鉴训义》、重新刊印。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在儒生教育与科举考试中，《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都是重要的讲读史书。高丽王朝就仿效中国王朝，设立儒学教育与科举制度，朝鲜王朝则加以继承和发展。朝鲜王朝设立成均馆，成为王朝最高的学府，地方上有乡校、书院。最初设立成均馆制度时，是经史并重的，各设讲官。“精择艺文兼官二十人，因其所长，分为理学、史学二业。定置治《周易》、《易学启蒙》、《性理大全》者五人。《胡传春秋》、《左传春秋》、《史记》、《前汉》者五人。《通鉴纲目》、《续编纲目》、《宋元节要》者五人。《三国史记》、《东国史略》、《高丽全史》者五人。”⑤梁诚之:《讷斋集》卷2《请殿讲兼讲史学》，第9册，第312页。在梁诚之的建议中，尽管只提了《通鉴纲目》，但李成桂立国之初，在立国教问中，谈及科举之法时，将《资治通鉴》视作与四书五经同等重要的书籍。其曰:

针对此类业务，纳税人只有在一般计税方法下才可以按差额计税。在简易计税方法下不可以按差额计税，只能以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今后内而成均正录所，外而各道按廉使，择其在学经明行修者，开具年贯三代及所通经书，登于成均馆长贰所。试讲所通经书，自四书、五经、《通鉴》已上通者，以其通经多少，见理精粗，第其高下为第一场。入格者，送于礼曹，礼曹试表章古赋为中场。试策问为终场。通三场相考入格者三十三人，送于吏曹，量才擢用，监试革去。其讲武之法，主掌训炼观，以时讲习武经七书及射御之艺，以其通经多少、艺能精粗，第其高下，入格者三十三人，依文科例，给出身牌，以名送于兵曹，以备擢用。⑥《朝鲜太祖实录》卷1，太祖元年七月丁未，第1册，第22页。

机械臂拾取装置常应用于电子集成芯片的生产线上，利用其将电子芯片和零件放置到电路板上的指定位置，完成安装和焊接。如图2所示为机械臂拾取装置的简图，通过机械臂内部输入气体，利用弹簧的压缩驱使机械臂运动，完成拾取工作。假设系统输入气体压力为P、机械臂质量M=0.082 kg、元件质量m=0.023 kg、弹簧刚度k=3.8 N/m、阻尼系数c=0.04 N/(m·s-1)、活塞作用面积A=0.002 m2。

一般合理的饲养密度是：断奶仔猪0.5～0.8 m2/头；育肥猪1～1.2 m2/头；繁殖母猪1.5～3.2（带仔母猪） m2/头。种公猪应依据实际情况稍大一点，以创造宽敞的活动空间。

文武科法。盖今文科初场讲经之时，四书、五经外，如《韩文》、《柳文》等书，任意试讲，实无定规。中场则并试古赋，本非急务。又进士以此取之。终场则诸史时务，虽参酌出题，至论历代之事。权辞以对曰:“汉唐之治，何足论于今日?”取之者亦不以为意。以此史学不明，甚为不可。且武科试，并讲四书五经，亦为未便。乞武经七书外，只讲《将鉴》、《兵鉴》、《兵要》、《陈说》。文科则四书、五经外，只讲《左传》、《史记》、《通鉴》、《宋元节要》、《三国史记》、《高丽史》。中场试表、笺，以习臣子事上之文;试诏教，以习君上令下之文。终场，历代时务，迭出为题。如今年试历代，明年试时务，以此定制，以新科举之法。①梁诚之:《讷斋集》卷二《便宜二十四事》，第9册，第298页。

特别强调史学的重要性，《资治通鉴》与《史记》等皆是文科必讲之书，似乎武科不需要讲论史书。不过，世宗年间情况有变化，世宗十二年(1430)，兵曹论及科举考试时说:“愿自今于终场，并试四书一经及《通鉴》，每一书一问，经史中通一书，四书中通三书，武经中通三书以上者取之，五经中自愿讲读者，并试给分。”②《朝鲜世宗实录》卷48，世宗十二年六月庚午，第3册，第239页。提出改革朝鲜科举考试，武举也要考试《通鉴》，有曰:“又命试取时，先骑射，次击球，次一百五十步，次试五经、四书、《通鉴》、《将鉴博议》、《小学》、武经七书中，从自愿讲一书。”③《朝鲜世宗实录》卷63，世宗十六年三月辛巳，第3册，第546页。世宗二十四年(1442)八月，提出五条武举的条件，其中有一条特别强调:“武经七书、四书五经、《通鉴》、《小学》中，从自愿讲考，通一书者取。”④《朝鲜世宗实录》卷97，世宗二十四年八月壬辰，第4册，第427页。世宗二十九年(1447)，国王特别传旨:

将取文武科重试、别试，时散从三品以下赴试。文科别试成均、五部诸生，今八月初五日以前赴学者及成众爱马八月初八日以前呈单子者，许赴。汉城试、馆试，试策问一道，各取五十人;殿试，试策问一道，四书、五经、《通鉴》中，从自愿讲二书;重试，试策问表各一道。欲赴武科别试者，亦于初八日以前呈单子许赴。观试，试二百步骑射、击球、弄枪，取一百人;殿试，试二百步五十步骑射、击球，四书、五经、《通鉴》、武经七书、《将鉴博议》、《小学》中，从自愿讲一书;重试，试一百八十步二百步骑射、击球，讲经依别试例。别试则二百步，讲经不入者，不取;重试则二百步，讲经一入者，取之。⑤《朝鲜世宗实录》卷117，世宗二十九年八月甲子，第5册，第32页。

矿体金品位为(1.02～41.07)×10-6，大于10.00×10-6的样品较少，平均品位4.27×10-6，变化系数144.60%，属有用组分分布较均匀矿体。单工程控制矿体厚度1.25～31.49m，平均厚度5.46m，变化系数111.62%，属厚度变化较稳定型矿体。从品位等值线图(图4A)和厚度等值线图(图4B)看，矿体品位为(1.00～10.00)×10-6，大于10.00×10-6的样品较少。矿体厚度与品位具正相关关系，但峰值区域略有偏移。

从中可见，《资治通鉴》乃是文科与武科别试中殿试的选择科目之一，是与四书五经、武经七书同等重要的史书。由此可见，世宗年间，科举考试中对于此书的重视，可以说，《资治通鉴》是当时朝鲜士人学习历史最重要的史籍。

尽管从世子时起，世宗就开始阅读《通鉴》与《纲目》，但对于朝鲜君臣来说，要完全读懂，并非易事。“世宗尝留意于《资治通鉴》，谓其笺释未尽，句读不明”⑥徐居正:《四佳文集》补遗一，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第294页。，“以司马公《资治通鉴》，史学之渊源，而诸家训注，详略不同，难于遍考。”⑦《朝鲜世宗实录》卷68，世宗十七年六月戊申，第3册，第633页。故自世宗十六年(1434)秋开始，召中枢院事尹淮、礼曹左参判权蹈、集贤殿副提学偰循等，会于集贤殿，“召会文臣，取诸家之注，兼广阅书传，参而校之，附于《通鉴》本文。”①《朝鲜世宗实录》卷68，世宗十七年六月戊申，第3册，第633页。“聚诸禁掖，探穷史传，会粹成书”②朴彭年:《朴先生遗稿》之《送金大博奉使岭南序》，第469页。，考阅《资治通鉴》，“参究《源委辑览释义》，以至诸书，撰其所解，逐节附之，名之曰《通鉴训义》”。③《朝鲜世宗实录》卷64，世宗十六年六月辛未，第3册，第575页。 当时朝中重要的文臣，如集贤殿应教金末、校理柳义孙、集贤殿修撰李季甸、副修撰崔恒、吏曹佐郞南季瑛、世子左司经鱼孝瞻、司宪监察姜孟卿、奉常录事闵媛等全都参与，又以左承旨权孟孙兼掌之。甚至令任职台谏的右献纳李中允与前右献纳李师曾等参与此书的编修，而不得不于本职“告课”，引得司谏院左正言崔庵上疏言:“台谏之于诸都监，古无执书卷告课之例。今中允新执书卷告课，提调与常员无异，提调暂不动容。在中允之心，固无嫌矣，于国家待台谏之意何如?不得已而用，则改职衔何如?”④《朝鲜世宗实录》卷64，世宗十六年六月癸酉，第3册，第575页。明确指出台谏之官不宜参与书卷编纂，以至于耽搁本职。世宗只是以“予将考前例”为辞答复，并未听从其言。

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资治通鉴》是必读之史书，世宗年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于地方乡校，世宗国王赐书给他们，也有《资治通鉴》。如世宗二十六年(1444)八月庚申(14日)，“命赐《通鉴训义》、《性理群书》、《近思录》、《通鉴纲目》、柳文、韩文、《通鉴节要》、《集成小学》、《丝纶集》各一件于清州乡校，令生徒习之。生徒等上笺称谢。”⑥《朝鲜世宗实录》卷105，世宗二十六年八月庚申，第4册，第581页。与《资治通鉴》相关的数种书籍都在所赐的书目中。

可见，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国王经筵之中，《通鉴》与《纲目》就是重要的讲读史书，世宗国王对此书非常熟悉，且经常借读《通鉴》，联系现实政治，以为治国之方。在世子、宗学教育中，以及成均馆、乡校等儒生学校教育中，都重视对《资治通鉴》的学习。在科举考试中，自世宗年间开始，不管是文科还是武科，《资治通鉴》以及与《资治通鉴纲目》相关的史书，都是讲论的史书之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训义》在世宗朝之刊印

世宗也要求世子必须读《通鉴》与《纲目》。他自己为世子时，对这两部书就很熟悉，所以他要求其世子也要阅读、掌握。他曾说:“世子既读四书、五经、《通鉴纲目》。人主学问，不必该博，然岂可以此为自足而间断哉?”②《朝鲜世宗实录》卷80，世宗二十年三月癸卯，第4册，第137页。传说世宗亲自给世祖讲授《资治通鉴》，“丙辰二月，世宗以世祖好文学，亲授《资治通鉴》。”③《朝鲜世祖实录》卷1，第7册，第55页。朝鲜宗学中，亦要学《通鉴》，不过是《少微通鉴》，“传旨宗簿寺:赴宗学宗亲内通《小学》、四书一经者，年满四十则放学;通《小学》、四书、二经、《少微通鉴》者，不拘年限放学。其放学者，每年每一月一度会讲，三不通者，依已成格例拟罚。其中不勤学业，不通《小学》、四书一经者，待满五十岁放学;五十岁以上人，毋令会讲。”④《朝鲜世宗实录》卷100，世宗二十五年六月庚子，第4册，第484页。可见，《通鉴》相关的史书，是世子与宗学必读必会之史籍。

首先，世宗一朝，广泛搜集《资治通鉴》相关著作。朝鲜立国之初，书籍缺乏，尤其是《资治通鉴》一类的书籍，更是大量需要，于是朝鲜王朝在派使臣前往明朝之际，经常从明朝购买书籍，或者请求明朝赐书，成为惯例。

涡流发生器安装位置影响其作用区域: 安装位置离模型旋转中心太近, 尾涡直径小, 导致模型来流受涡流发生器干扰, 影响数据准确性; 离旋心太远, 尾涡作用区域将减小, 无法覆盖模型区. 为确定合适的安装位置, 计算了Ma=0.6, 常规实验Reynolds数状态下, 安装位置距离模型旋心10δ, 20δ, 30δ, 40δ, 50δ的流场, 图8和表4分别给出各状态下附面层速度分布和对应的附面层厚度. 图中u/ul为当地速度与附面层外缘速度的比值， 代表附面层内速度恢复情况.

太宗元年十二月癸亥，领议政府事李舒、总制安瑗等，从明朝归来，进《大学衍义》、《通鉴集览》、《事林广记》各一部、角弓二张、色丝二斤。①《朝鲜太宗实录》卷2，太宗元年十二月癸亥，第1册，第219页。 太宗三年(1403)九月戊子，“成石璘、李原、李庭坚进《通鉴纲目》及《十八史略》，得之中国也。”②《朝鲜太宗实录》卷6，太宗三年九月戊子，第1册，第277页。不仅朝鲜使臣从明朝购买《通鉴》等书，明朝使节前往朝鲜，亦赐赠《通鉴》类书籍。太宗六年(1406)十二月丁未，明廷派内史韩帖木儿、杨宁等来。“赐王珊瑚间茄蓝香帽珠一串、纻丝三十匹、熟绢三十匹、象牙二只、犀角二个，《通鉴纲目》、《汉准》、《四书衍义》、《大学衍义》各一部，片脑……等药材十八味。”③《朝鲜太宗实录》卷12，太宗六年十二月丁未，第1册，第381页。世宗深感书籍缺乏，“盖虑我国书籍鲜少，史学未博也。”④ 朴 彭年:《朴先生遗稿》之《送金大博奉使岭南序》，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9册，第469页。凡跟《资治通鉴》相关史籍，或请求赐赠，或到处搜罗。世宗八年(1426)，朝鲜进献使佥总制金时遇奉敕而回，“今赐王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一部共一百二十册、《通鉴网目〔通鉴纲目〕》一部计十四册，至可领也。”⑤《朝鲜世宗实录》卷34，世宗八年十一月癸丑，第3册，第49页。可见，明朝初年经常赐书给朝鲜，《资治通鉴》或《通鉴纲目》常在所赐之列。

前往明朝购买，请求明朝赐赠，是获取《通鉴》等史书的一个途径;同时，令朝鲜官员在本国四处搜求，又是一途。当时，有朝臣因搜求跟《通鉴》相关书籍有功，礼节上犯错，世宗不加问罪。世宗十七年(1435)三月丁丑(5日)，进士赵须进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一百卷，此书尽管多有脱落，世宗还是予以嘉奖，“令乘驲往求余秩于骊兴、砥平，须受命往来，有自得之色。时服母丧，入城不下马，为宪府所劾，上命勿问。”⑥《朝鲜世宗实录》卷67，世宗十七年三月丁丑，第3册，第617页。赵须服母丧，入城不下马，礼节有亏，被弹劾，世宗因为他进呈了胡三省的书，未加其罪。其实，当时赵须乃戴罪之身。过了几天，三月甲申(12日)，世宗与朝臣再议曰:

在地面修复中，原位保持轻微损坏的原始历史砖片可能是比替换更好的选择.受损严重或者缺失的地砖不得不进行替换，替换用的地砖，要在表面特征上与原物匹配，厚度也应尽可能一致.某些情况下，损坏单块砖可以用从其他较不突出的区域或从其他建筑物中回收的匹配砖替换.替换操作过程中，使用角磨机进行损坏地砖的灰缝切割时，要特别小心，不要扰动旁边的完好地砖.

赵须之父瑚，与于不忠之党，未尽推核，死于狱中。太宗闵之，追释其罪，须法不延坐。有司力请曰:“庶兄希敏，既犯不忠，弟何独脱?”须以此见窜，盖有年矣。然尹穆亦不忠之党也。弟向延坐被窜，寻蒙恩宥，位至省宰。今者令文臣撰集《通鉴训义》，须进胡三省音注书，虽不完，解释详尽，其于后学，嘉惠无穷。予嘉须志，欲还职牒，仍除官职，何如?⑦《朝鲜世宗实录》卷67，世宗十七年三月甲申，第3册，第618页。

诸臣皆以为妥当，即命吏曹还给职牒，赵须从此得参朝列。因为进呈了一部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赵须失礼之罪，未加惩处，且原来因为其父连坐之罪，亦被赦免，得以恢复官职，可见，世宗极其看重所献之书。随之，晋州道购求遗典官鱼孝瞻，进别侍卫崔河家藏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自一百九十二卷至二百六十卷，世宗甚悦。⑧《朝鲜世宗实录》卷67，世宗十七年三月甲午，第3册，第619页。庆尚道购求遗典官李甫钦将永川人幼学曹孝顺所藏的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九卷，合部一册以进。⑨《朝鲜世宗实录》卷68，世宗十七年四月丙午，第3册，第622页。 可见，赵须献书一案，带来了示范作用。

一个晶体,往往不是一次长成，在不同生长阶段,介质环境可能会出现某些显著差异,特别是铁、钛、钒离子等致色元素的含量变化,致使同一晶体不同阶段形成的各部份之间的颜色差异,并在晶体中留下每一阶段生长的痕迹,这就是色带。

尽管朝鲜诸官进献了三部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但都是残本，略有遗憾。当时对朝鲜来说，此书确实重要，朝臣商议是否上奏礼部，讨论“《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及源委”，世宗说:“然予之欲见此书至切，令赴京副使沈道源购求何如?”①《朝鲜世宗实录》卷67，世宗十七年三月壬午，第3册，第618页。当即决定派使臣前往明朝购求此书。世宗十七年(1 4 3 5)七月庚午，“谢恩使通事辛伯温 、进 贺 使 通 事 许 元 祥 、偰 振 等 ，回 自 京 师 ，赐 衣有 差 ，以 贸 得 胡 三 省 《 资 治 通 鉴 》也 。”②《朝鲜世宗实录》卷69，世宗十七年七月庚午，第3册，第649页。终于从明朝购得了全本。有此成功的例子，世宗觉得向明朝求书乃是正道。世宗十七年(1435)八月，世宗遣刑曹参判南智赴明朝贺圣节，世宗亲率王世子及群臣拜表于景福宫。此次主要任务，乃是求书:奏请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赵完璧《源委》、金履祥《通鉴前编》、陈桱《历代笔记》、脱脱《宋史》等书。与《通鉴》相关的书籍有三部，从事官赍去事目曰:

一、太宗皇帝朝撰集《四书五经大全》等书久矣。本国初不得闻，逮至庚子，敬宁君赴京受赐，其后累蒙钦赐，披阅观览，详悉精微，实无余蕴。乃知朝廷所撰书史类此者应多，但未到本国耳。须细问以来，可买则买。一、今奏请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赵完璧《源委》、金履祥《通鉴前偏〔通鉴前编〕》、陈桱《历代笔记》等书，若蒙钦赐，则不可私买。礼部如云御府所无，则亦不可显求。一、理学则《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无余蕴矣，史学则后人所撰，考之该博，故必过前人，如有本国所无有益学者，则买之。《纲目》、《书法》、《国语》，亦可买来。凡买书，必买两件，以备脱落。一、北京若有大全板本，则措办纸墨可私印与否，并问之。一、曩者传云:已撰《永乐大传〔大典〕》，简帙甚多，未即刊行。今已刊行与否及书中所该，亦并细问。一、本国铸字用蜡，功颇多，后改铸字，四隅平正，其铸字体制二样矣。中朝铸字字体印出施为，备细访问。③《朝鲜世宗实录》卷69，世宗十七年八月癸亥，第3册，第649页。

世宗对这次出使，寄予厚望，但并没有完全如愿请回相关书籍。十二月，“圣节使南智赍勑，回自京师，上以时服，率群臣幸慕华馆，迎勑如仪。其辞曰:王奏请书籍，今发去音注《资治通鉴》一部，其余书板损缺，待刊补完备颁赐，王其知之。”④《朝鲜世宗实录》卷70，世宗十七年十二月戊午，第3册，第662页。尽管只收到音注《资治通鉴》一书，世宗也很高兴。世宗十八年(明正统元年，1436年)正月，世宗特遣中枢院副使南宫启前往明朝，谢赐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上率群臣拜表如仪。表曰:

圣明御极，运启隆平。海甸沾恩，情深感佩。抚躬罔措，铭骨何忘!窃念弊封，僻处荒徼。故载籍之罕见，乃孤陋而寡闻。莫究道义之源，实惟墙面;讵知安危之辙!秪自棘心。冒陈敷奏之烦，敢望俞允之亟!今值贱价之返，特颁秘府之藏。惟胡氏音注之精微，炳如指掌;集诸家训解而纤悉，诚宜服膺。且刓缺之诸书，许刊补而续赐。殊私至此，前昔所稀。兹盖化洽同文，仁敦率育。稽《虞典》之敷教，乐《周诗》之作人。遂令孱资，叨荷异宠。臣谨当手披目睹，博观百代之编;日升月恒，恭伸万年之祝。⑤《朝鲜世宗实录》卷71，世宗十八年正月乙酉，第3册，第664页。

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外部原因。传统体育各有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又有共通相似之处；正因为这些异同，造成了神圣形式上的博弈：

此表深深地表达了世宗对明朝英宗的感激之情。其实，当时明英宗即位不久，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政事由太后掌控，“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佐，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其次，世宗深感《资治通鉴》“文义难晓”，故组织文臣编纂《资治通鉴训义》，以解决难以阅读、难以理解的问题，这也是世宗向明朝求书，尤其是求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年4月的一天，王敬凯去市卫生局办事，见档案员正在对下属单位的各种报表、报告、总结进行分类装订，便从已经装订好的一摞档案中拿出一本，随意地逐页摸起来。他似乎已经作下了“毛病”，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看见纸张都要摸上一摸。

“十三五”期间岛内负荷增长较快，预测至2020年岛内最大负荷为45 MW。根据岛内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给出的用地规划图，参考其它发展程度相近的海岛典型用地负荷密度指标，预测至2025年和远景2030年岛内最大负荷分别约95 MW和145 MW。为满足“十三五”期间负荷快速发展需求，已规划新增47.5 MW的气电装机规模。本文将基于2020年的规划情况，以远景2030年作为水平年，进行供电方案研究。

世宗甚至于对个别撰集官之行为失当，亦能宽容待之。吏曹参议偰循“性麤率不分辨”，过昌德宫门洞口不下马而失态，被司宪府弹劾，“时循撰集《通鉴训义》，上急于撰集，特命就职”⑤《朝鲜世宗实录》卷65，世宗十六年七月壬寅，第3册，第582页。，竟不问其罪。此书编纂由大提学尹准主持，“每夕入内，上亲校谬误，或至夜分”，世宗国王竟然每晚亲自校阅，且说:“近日因看此书，乃知读书有益，聪明日增，眠睡顿减也。”尹准提醒夜晚看书，恐伤眼睛，世宗才说“予其小休”。⑥《朝鲜世宗实录》卷66，世宗十六年十二月甲寅，第3册，第604页。可见，他对此书的编纂是多么的用心。

可见，最初设立的科举之法，第一场乃是要在成均馆，试讲四书五经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与四书五经几乎同等重要。“以其通经多少，见理精粗，第其高下”，合格者方能进入下一场考试。《资治通鉴》是朝鲜科举考试最基本的书籍，与经书同等重要。太宗四年(1404)八月，司谏院上疏言:“择其能通五经、《通鉴》而德行著闻者，方许赴试;其轻薄不谨之辈，虽才学出众，屏斥不纳。”⑦《朝鲜太宗实录》卷8，太宗四年八月己丑，第1册，第303页。是否精通《通鉴》，依然是生徒入试的基本条件。太宗十一年(1411)，司谏院上疏谈及考试之法，提到:“愿令受三馆职事者，于四书五经、《通鉴》、《大学衍义》、《楚辞》、韩柳之文，悉皆通晓;成均艺文校书长官，无时劝勉，毋令与岁季十学之试，每等春秋仲月赋诗之际，令聚于艺文馆，讲论经学，于某仲月讲某经某书，明白置簿，则经无不通，理无不明，庶合右文崇儒之意。”⑧《朝鲜太宗实录》卷22，太宗十一年十一月戊午，第1册，第608页。事实上，朝鲜科举考试，分文科和武科，诚如梁诚之所言:

为了调动撰集官的积极性，世宗想法予以鼓励。“命馈《资治通鉴训义》撰集官，自是每十五日一次设之。”⑦《朝鲜世宗实录》卷65，世宗十六年七月丙子，第3册，第577页。这里的“馈”字，乃是请人吃饭，也就是每十五天，世宗国王要设宴招待撰集官们，以兹鼓励。世宗十七年(1435)六月戊申，此书大体编成，世宗特地在庆会楼，宴请《通鉴训义》撰集官，他历举前代文臣李穑、郑梦周等“经学之美”，令赴宴文臣各赋诗，尹淮等进笺谢恩，遂编应制诗为轴。承旨权采作序，称颂世宗曰:

设计意图： 通过构建模型实现抽象概念的具体化、直观化和形象化，加深学生对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行为变化的理解。让学生通过分组合作进行染色体模型构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

自即位以来，日御经筵，缉熙之学，终始不厌。深虑东方书籍鲜少，人不能学。乃出自宸衷，命有司新铸字之规，无书不印，无人不学。又虑遗文新集之未尽得也，因使介旁求于上国，遣文臣广购于国中，于是书典之至，日益月增，建藏书阙〔阁〕，籍而藏之，充溢栋宇。自东国以来，文籍之多，未有如今日之盛也。由是进讲之书，有所疑谬，则遍考诸书，皆得其真而正之，以至礼乐、钟律、天文、仪像、阴阳、历算、医药、卜筮之书，皆修而整之，印而颁之。今又撰修《训义》，便于考阅，极其精博，而编缉之臣，优其给使，厚其供亿，至于亲锡宴以劳之，命赋诗以娱之，使萤窓铅椠之辈，皆得与鹿苹、《鱼藻》之欢，与汉朝白虎、石渠之事同规，而宠渥过之，其斯文之荣幸，而儒苑之美谈，诚千载一时也。⑧《朝鲜世宗实录》卷68，世宗十七年六月戊申，第3册，第633页。

将世宗一朝之文化政策以及编辑《资治通鉴训义》之原委，全都予以陈述，充分显示此书编纂，乃完全是世宗主持、一手策划出来的。一年以后，世宗又组织朝臣编辑了《资治通鉴纲目训义》，并让柳义孙作序，序曰:

臣窃谓史籍之行于世者多矣，莫详于《通鉴》，而莫要于《纲目》，实天下万世之龟鉴也。然其诸儒注释，颇有详略，且相抵牾，固未易遍观而折衷。恭惟我主上殿下天纵圣学，潜心经史，万机之暇，翻阅二书，参究诸注之异同，俾归于一，毫分缕析，粲然可考，诚史书之大全也。读者苟能仰体圣训，先明经学，然后博之于《通鉴》，约之以《纲目》，则本末兼该，内外融贯，而庶不谬乎明体适用之学矣。傥或躐等而徒务于涉猎，则岂吾圣上倡明道学，垂世立教之美意哉?后之观是书者，当自警省云。①《朝鲜世宗实录》卷74，世宗十八年七月壬戌，第4册，第25页。

也交代此书编纂原委。这样两部《训义》的编成，不仅有助于朝鲜君臣阅读理解这两部史书，也进一步加深了朝鲜君臣对此二书的了解，充分体现了这两部史书在朝鲜的重要地位，为朝鲜君臣的历史学习与历史教育，扫清障碍。同时，世宗有借编纂此二书以振文风之意，世宗以为:“文武并用，国家久安之道。近因撰修《通鉴训义》，聚儒臣于集贤殿，遍考典籍，文风稍振。”②《朝鲜世宗实录》卷74，世宗十八年八月庚辰，第4册，第27页。世宗十八年(1436)二月癸亥(27日)，“颁赐《训义通鉴》于文臣”。③《朝鲜世宗实录》卷71，世宗十八年二月癸亥，第3册，第667页。 书成不久，主事者艺文大提学尹准卒。世宗赐祭文说:“予观《通鉴》，诸家注释。得失详略，纷纭杂错。欲会于一，须资博洽。肆予命卿，精加搜辑。书未告成，遽闻不淑。倚任方重，天夺何速!”④《朝鲜世宗实录》卷72，世宗十八年四月辛酉，第3册，第673页。可见，世宗对于参修此二书的作者，予以特别关照。

最后，世宗重视对《通鉴》类史书的刊印，刊行了大量相关著作。世宗年间设立通鉴厅，乃临时性机构，专门主管《通鉴》之编纂、印刷、刊布、发行之事务，官员也是临时性或兼职性的。

朝鲜金属活字印刷有传统，太宗三年(1403)，设置铸字所，铸金属活字，时年丁亥，称丁亥字，达数十万之多。世宗以为其字并不精美，世宗二年(1420)，改铸新字，时年庚子，字小而正，为庚子字。世宗十六年(1434)，又改铸大字。这几次改铸字，皆与《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的印刷刊行有关。随后文宗、世祖、成宗年间，皆因印刷《通鉴》与《纲目》，而再铸新字，使得朝鲜活字印刷得以进一步发展。

世宗三年(1421)三月，世宗就重视活字印刷事宜，改进印刷技术，意为印刷《资治通鉴纲目》，“(世宗)赐铸字所酒百二十瓶，前此印册，列字于铜板，溶为黄腊，坚凝然后印之，故费腊甚多，而一日所印，不过数纸。至是，上亲指画，命工曹参判李藏、前小尹南汲改铸铜板与字样相准，不暇溶腊，而字不移，却甚楷正，一日可印数十百纸。上念其功役之劳，屡赐酒肉。命印《资治通鉴纲目》，令集贤殿正其谬误，自庚子冬至壬寅冬乃讫。”⑤《朝鲜世宗实录》卷11，世宗三年三月丙戌，第2册，第427页。实际上，这次所用的乃是“小而正”的庚子字。世宗十六年，已铸大字，世宗想用大字刊印《通鉴》，以便老人易于阅读。上曰:“今铸大字，为宝重矣。予欲印《资治通鉴》，颁诸中外，使老人易于观览。若备纸三十万卷，则可印五六百件矣，其纸墨备办之策，承政院布置。”⑥《朝鲜世宗实录》卷65，世宗十六年七月辛卯，第3册，第580页。当即开展行动，次日，“命造印《资治通鉴》纸五万卷于造纸所、十万五千卷于庆尚道、七万八千卷于全罗道、三万三千五百卷于忠清道、三万三千五百卷于江原道，共三十万卷。”⑦《朝鲜世宗实录》卷65，世宗十六年七月壬辰，第3册，第580页。于是，又印大字本的《资治通鉴》。可见，世宗铸庚子字、大字，尽管并非完全为了刊印《资治通鉴》与《纲目》，但首先想到刊印的就是这两部书，则并非巧合，充分说明世宗对这两部书的重视。

综上所述，因为《通鉴》与《纲目》，在朝鲜王朝的历史教育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世宗国王极为重视此二书的整理与刊印。因为书籍的缺乏，世宗派遣使臣前往明朝购求或者请求赐赠。因为《通鉴》与《纲目》文辞难懂，世宗组织文臣编纂两部《训义》，以扫清朝鲜君臣阅读的障碍。同时，两次新铸活字，世宗首先想刊印的就是这两部书，充分显示在世宗心目中，《通鉴》与《纲目》是极其重要、无法替代的。

结 语

朝鲜世宗很重视《通鉴》与《纲目》，编纂与刊行了许多相关书籍，为朝鲜后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世宗年间，编订、刊印了许多经史书籍，《通鉴》与《纲目》只是其中两个比较耀眼的代表而已。诚如世祖重臣李克堪所言:“我世宗右文兴儒，留心载籍，凡所证定之书非一，如《资治训义》《纲目训义》《左传》《韩、柳文》《杜诗批注》《大小丝纶集》《兵要》《三纲行实》等书非一。然有关于治体而为后嗣之所观监者:一则《训义》二书，一则《治平要览》也。”一方面论及世宗所定诸书甚多，另一方面特别强调《训义》二书的重要性。接着论道:“臣伏观《资治通鉴》，温公之所编摩，而加之以范祖禹、刘恕之赞助，经十九年而乃成。臣观凡例及师友之间往复尺牍，用意勤矣。然今观唐末以后，去就不精，日月差错者亦多有之。不惟臣之管见为然，先儒亦以议之，著书之难如是也。然《资治》一书，人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日星，不敢有议者，以其所益多也。”①尹峰:《从青年救国团到战地服务团》，郭立言:《到抗日前线去》，秦秋谷:《壮志从戎不投笔》，《青春在战火中》，140、147、186 页。《朝鲜世祖实录》卷17，世祖五年九月癸未，第7册，第346页。指出尽管《资治通鉴》也有不精之处，但是“人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日星”，故而无人敢加议论。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资治通鉴》在朝鲜君臣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从朝鲜立国之初，就把《资治通鉴》与《纲目》作为历史教育、时事政治等方面不可或缺的教材，国王经筵、世子教育、儒生科举等等都离不开这两部书。世宗年间，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两部书的作用，编纂两部《训义》，为朝鲜后世的阅读与学习，提供了内容更为简易的书籍;多次刊印，亦提供了更多可资获取的书籍。朝鲜王朝与《通鉴》《纲目》相关的活动与书籍，可以说是中国“通鉴学”的延伸和发展，对于我们了解《通鉴》与《纲目》，以及中朝文化与史学的交流，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理应得到相应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