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对立”与“统一”——基于“判断理论”的分析

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论及现代哲学与康德的关系时，精辟地说道：“分析哲学和现代经验论对康德的问题往往采取激烈的论战态度。大体说来，20世纪以来的分析哲学似乎对康德抱有非常消极的态度。”[1]这个论断确实能够代表人们关于分析哲学与康德的基本看法。然而，作为现代逻辑与分析哲学奠基者的弗雷格，恰恰不属于此列。表观地看，弗雷格在构造自己思想体系之初，尤其把算术还原为逻辑时，激烈反对康德把数学知识看作“先天综合判断”的思想，这是二者的“尖锐对立”。但从逻辑角度看，弗雷格创立的现代逻辑及其诸多特征，恰恰暗含着康德先验逻辑的基本思想①，这可谓二者的“内在统一”。如果我们从康德先验逻辑和弗雷格现代逻辑关于“判断”的理论着手，并以两种逻辑体系之间隐含性的“统一”来反思显明性的“对立”，那么弗雷格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分析哲学与先验哲学之间的历史性断裂。

一、康德“判断理论”的内在裂缝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在于他批判性地继承休谟和莱布尼兹的哲学遗产，根据知识来源的性质对判断进行了二分，并以此为基础引出了“先天综合判断”概念。②他首先区分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

“要么谓词B属于主词A作为某种东西，B（隐蔽地）包含在A的概念之内，这就是一个分析判断；要么谓词B完全处在A的概念以外，即令它是和这个概念有关联的，这就是一个综合判断。”[2]8

在分析判断中，谓词和主词的连结是根据同一性原则，属于说明性判断。譬如，“黄金是黄色的”和“一切三角形都是三边形”就属于分析判断。相反，综合判断的谓词和主词的连结是基于差异性原则，谓词给主词添加了后者所不具备的新内容，属于扩展性判断。“黄金是发现于西伯利亚”不但是综合判断，还属于后天综合判断；“一切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则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康德把数学知识和经验科学都归于此种判断，他的理论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寻求哲学论证。一方面，他对判断的二分成为先验哲学论证的起点和关键；另一方面，这种区分同时也造成后世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对之进行批判、修正乃至重构的着眼点。可以这样说，分析哲学的诞生恰恰是在对康德判断理论的批判中完成的。从哲学的“语言转向”来看，康德的判断理论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裂缝和矛盾。

首先，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二分的依据存在理论裂缝，这成为弗雷格及其后世分析哲学家攻击康德批判哲学的突破口。实际上，康德在区分两种类型的判断时，他本人意识到这种二分存在着一个隐患，即分析与综合的区别是不是一种主观的区别，以至于一个人认为的分析判断会是另一个人的综合判断？然而他并未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康德举例说，一个人在金子这个概念中除颜色、重量、韧性外，还可能想到它不生锈的属性，另一个人也许就对此一无所知。因而“金子”这个词连同与之相联系的某些特征只应当构成一种称谓，而不是构成这个事物的概念。在此，分析与综合可能会陷入仅仅是一种主观性的区别，康德的解决方式是极力强调一个经验对象是根本不能被逻辑地定义，而只能获得解释或描述。他说道：“定义（在本质上）属于数学，而解释（在较充分的本质上）属于哲学。”[2]564康德通过区分逻辑性的定义和经验性的解释来防止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陷入主观性。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原因在于，定义过程体现了逻辑范畴的功能，表现为客观化、形式化特征，而解释属于认知行为，表现为主观化、经验性特征，其内容因人而异。当康德从经验认知的角度处理判断的主词时，则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是主观性的。例如，“黄金是黄色的”的确不比“如果挖掉它的基础，这个房屋将会倒塌”这个判断具备更多的先验性，而他并不承认后者是完全先验的。由于这种不甚明了的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皆暗含着主观性的准心理过程，这就成为康德无法摆脱的问题。该问题的根源，在于康德把“先验的”判断与“认为是先验的”判断混为一谈，他无法把属于纯粹逻辑的东西与属于经验认知的东西进行明确区分，即便他能够意识到这种混淆带来的隐患，但该隐患在其哲学内部根本无法消除。

康德判断理论的另一内在裂缝表现在对“分析判断”概念本身的阐明上，即分析判断的“分析”对象，究竟是对主词本身的判断，还是对主词指称的对象的判断。换言之，分析判断是对概念词的判断，还是对物的判断？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之间存在分歧。③毋庸讳言，康德对分析判断的界定是非常明确的，即谓项（谓词）基于同一性关系而从主项（主词）“引出”某些“性质”，由于该性质已经被主项所先天地“包含”，故不是由外添加给主项，主项并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然而，康德在表述时却带进了一个矛盾：如果把分析判断的“分析”对象看成一个概念词，由于概念词是客观而单称的，语词本身并不具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特征。例如，“黄金”作为概念词讲，是不能引出“黄色”这一作为颜色的属性。如果黄金作为对象，作为被分析的直观的物件，则可根据感官经验引出它具备“黄色”的属性。如果说康德认为分析判断的分析对象不是概念词，而是概念指称的对象，那么说到主词指称物的属性即对象的属性，则谓词的给出一定体现为综合的过程。康德为了阐明分析性的意义，则极力避免将分析性与综合过程进行相互混淆的理解。他在《逻辑学讲义》中说道：“不待言，分析判断是由一个概念的分析而成，而不是由一个事物的分析而成的。”“使清楚的概念成为明晰的，这是逻辑的事情。问题在于，逻辑用什么方式使之成为明晰的？”“不是通过分析，而是通过诸特征综合产生的明晰，是综合的明晰。综合造成明晰的概念，分析使概念明晰。……综合把客体搞明晰，分析把概念搞明晰；在后一场合全体先于部分，在前一场合部分先于全体。哲学家只是使所与概念明晰。有时，即使想以这种方式使之明晰的概念已经给出，人们也综合地处理之。”[3]

生源地为城市的大学生内隐自杀意念得分显著高于生源地为农村的大学生，与之前一些研究者通过外显问卷测量得到的结果相一致[37]，原因可能在于与生源地为农村的大学生相比，家住城市的大学生抗挫折能力相对不够，情绪易受外界影响而产生自杀意念.本研究发现，不同家庭类型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存在显著差异，普通家庭类型大学生内隐自杀意念得分显著高于多代家庭类型的大学生，原因可能在于多代家庭类型大学生家庭成员较多，可以获得情感上的沟通、交流与支持，因而更加积极乐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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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康德关于分析判断并不扩展知识这一说法还隐藏着一个理论裂缝。康德对于分析和综合的判断的区分基于古典逻辑，“分析的”仅仅意味着判断的一种关系，但是，康德提出“分析判断”概念的时候，这个“分析的”就成了判断自身的性质了。从性质方面讲，分析判断并不扩展知识，但从关系方面讲，建立于分析判断基础上的“直观的知识”是可以扩展知识的。依据这个原因，康德对判断的二分也是成问题的。

总而言之，康德判断学说所遗留的这些裂缝和难题，尤其是他把数学归属于先天综合的判断，就遭到弗雷格的强烈批判，进而激发了后者发明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逻辑工具，即一种模仿数学的纯形式化语言。

二、弗雷格对判断的逻辑重构

在《算术基础》中，弗雷格首先承认“康德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区别出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5]10然后才把矛头指向康德对判断的基本认识。他认为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的区别与判断的内容无关，而与做出判断的根据有关。[5]13既然分析判断隐含着认知解释和逻辑界定的矛盾，甚至导致康德所谓“存在”不是真实谓词的后果④，那么弗雷格在构造自己的新逻辑时，就首先对康德的判断理论进行改造。他把判断当成一个整体，当成逻辑的初始单位，而不是将之看作不同概念（词项）间的连结关系，这样就直接进入对判断与判断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而且还避免康德面临的经验认知和逻辑界定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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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判断作为逻辑首位的引入，直接取了消康德式主词和谓词的区别。弗雷格取消主谓词区别是基于逻辑的客观性思想，他区分了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认为传统的判断形式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康德对分析判断的解释也是一种准心理学的东西。弗雷格以数学的形式语言为典范来构造判断，认为主词与谓词的区别则大可不必，毫无意义。例如，句子“阿基米德在锡腊库斯占领时期丧生”与句子“阿基米德在锡腊库斯占领时期的惨死是一个事实”，如果非要根据传统逻辑来分析，后一句的主词包含整个内容，而谓词的目的仅仅在于将整个内容看做判断。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说：“这样的语言对整个判断将会只有一个唯一的谓词，即‘是一个事实’。人们看到，这里根本不可能有通常意义的主词和谓词。这样一种语言是我们的概念文字，‘├’这个符号是概念文字中所有判断的共同谓词。”[6]8-9康德认为除了陈述判断是连结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都是连结概念间的关系，而弗雷格却根据断定符号带入的共同谓词，认为无论是直言、假言和选言，都只有语法的意义，从而摈除了康德的上述区分。此外，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论哲学，那么他把大部分判断建立在经验之上，而经验以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性为标志。[7]115这样一来，由综合判断或先天综合判断构成的命题难以保证具有相同的主语。例如，当人们说“这个王国的国王”时，十年前这个王国的国王是个白发老人，如今这个王国的国王是一个年轻人。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没有说明时间，如果给这个命题补充上时间说明，就得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新命题。而时间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所暗含的组成部分，因此导致该判断没有相同的主语。同样，弗雷格引入的断定符号‘├’不但消除这样的矛盾，进而把具体的时空因素从命题判断中去掉，使得逻辑的特征更具客观性和形式化。

此外，弗雷格对心理、逻辑和形而上学做出了区分。首先，他认为一个命题包含两种东西，即“涵义”和“意谓”。命题涵义表达的是思想，思想是“某种能借以考虑真的东西”；命题作为整体，其意谓是真值，即命题本身的值——“真”或“假”。以命题涵义的客观性为前提，弗雷格严格区分了判断的内容和判断的行为。他认为：判断是对一个思想的真的肯定，属于逻辑范畴；思维是对思想的把握，属于心理学范畴；断定是对判断的表达，属于语句范畴。在这种区分里，弗雷格把康德意义上的主谓判断内容以“思想”来代替，但思想的具体内容在这里毋需考虑，那只是思维的活动，属于心理学的任务。他认为，思想是客观的，它超越了具体的时空，人不是思想的生产者和承载者，人只是思想活动——思维——的承载者。更重要的是，弗雷格在引入命题判断的过程中面对着一个新的东西——“真”。他首先排除了从符合论的真理观来理解“真”这个概念，认为“思想”不属于认识论研究而是一种逻辑研究，真恰恰是逻辑的目标，思想的性质，即真。[6]131就这样，弗雷格把康德判断理论的准心理学行为——思维行为，转变为一种对思想的逻辑研究，从而使“真”而不是“真理”成为思想追求的目标。

流域和各省的水功能区划已经批复多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对水功能区的认知水平提升，当年划定的水功能区划已有部分成果与现实需求不相适应，如部分保留区长度过长，且区内有集中城镇存在；部分饮用水源区无取水要求或在取水口下游划分长度过长等。但在《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出台前无水功能区调整程序规定，无法操作。虽然2017年出台的《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了调整程序，但对水功能区调整的技术要求和审查要求并未配套出台，现阶段仍难以操作。

此外，康德以这些话预见了弗雷格的概念论：“概念，作为可能判断的谓词，是与关于一个尚未规定的对象的某个表象相关的。所以物体的概念，例如金属，就意指着某种能够通过那个概念来认识的东西。因此它只所以是概念，只是因为在它之下包含了别的那些表象，它借助于那些表象能够与诸对象发生关系。所以它就是一个可能的判断的谓词，如‘凡金属都是物体’”。[2]476

弗雷格把康德意义上的对象判断（词项间的关系）转变为谓词，导致早期分析哲学与先验哲学的历史性断裂，那么他是否就完全抛弃了认识的内容？答案是否定的。弗雷格认为，对命题的考虑，不能只关注它的意谓（指称），只有作为思想的判断内容与意谓相结合，即内容与真值的结合，才能对人们提供认识，因为纯思想是不能提供认识的。这一点就照应了康德的关于经验科学的认识，即科学属于先天综合判断；但弗雷格不同意康德把数学也归于该种判断，认为“康德显然低估了分析判断的价值”。[5]105相反，他认为数学是完全分析性的，这也是两位哲学家除逻辑观念之外的重大分歧。

系统发生安全失效后能够通过重启恢复到初始状态，因而系统在0状态和1状态之间能够相互转换。当发生危险时，也能通过维修等手段恢复到初始状态，因而系统也能够在0状态和2状态之间相互转换。系统在3状态时已经发生了危险失效，因而系统只能由0状态转换到3状态。因为1，2，3状态为结果状态，所以无法相互转换。“1oo1”电路模型马尔科夫状态转换如图2所示，图2中对应物理量见表1所列。

天地之美莫贵于人也。人之生也，莫贵于神矣。神者何也？天地之所致美者也。百物之精，文章之色，休嘉之气，两间之美也。函美以生，天地之美藏焉。天致美于百物而为精，致美于人而为神，一而已矣。⑧

三、弗雷格与康德的“内在统一性”

通过上述分析，弗雷格的判断理论及其开创的分析哲学似乎与康德的先验哲学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呈现为一种明显的“对立”状态。如果我们把康德的理论哲学看作一种先验的逻辑学而非先验的哲学，即从逻辑主义角度看，那么以现代逻辑为分析工具的弗雷格哲学、逻辑语义学思想不但与康德没有形成对立，反而深深地扎根于康德的思想体系中。换言之，弗雷格与康德在表面上是对立的，实质上二者在各自逻辑特征方面具有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着重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康德的先验逻辑显示了作为分析传统之根基的逻辑形式主义。波兰逻辑学家J·M·波亨斯基在《现代逻辑的一般观念和特征》一文中谈到，人们对逻辑的形式和形式化还没区别清楚，其实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种逻辑系统可以是形式的，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但却不是形式化的；同时一个系统也可以是形式化的，然而没有一个形式系统，即形式逻辑的系统。[8]61如果用波亨斯基的标准衡量，弗雷格的逻辑无疑具备明显的形式化特征。弗雷格的逻辑专著《概念文字》的副标题就是“一种模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他不仅继承了莱布尼兹的“普遍语言”的理想，而且在实践中就是以数学化的形式语言构造自己的逻辑系统。康德先验哲学坚持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即经验性知识来源于两个独立的因素——知性的规则（范畴）与直观的材料（感觉）。他把人类知识的内容永远归于经验科学，把哲学重新确定为对人类知性的先天形式的研究。他所谈到的人类知性形式，对所有的人类心灵都是一致的。它们是客观和确定的，对它们进行研究不是凭借经验的研究，而是凭借对人类知识可能性条件的先天研究。同样，在弗雷格看来，概念文字就是用狭窄的、更为专门的目的，来表达形式规则的逻辑工具。他还强调，算术是形式的，不是因为它是由未加解释的公式构成，而是因为它的公式能够应用于任何一个可思想的事物。康德和弗雷格所倡导的逻辑形式主义的一致性还在于，可以把人类思想的形式化特征从其专门的内容中分离出来，逻辑和数学仅仅讨论形式。

[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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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通过引入新的判断概念，把传统逻辑语法对概念或对象的研究变成对思想本身的研究，这种转变引发的另一个逻辑后果，就是在凸显思想的客观性之同时，使得康德对否定判断和肯定判断的区分变得毫无意义。弗雷格通过把康德的主谓判断改造成命题判断，突出判断在逻辑中的首要地位，将命题本身看做一个思想整体的谓词演算系统。这样一来，传统主谓判断中的概念——主词概念和谓词概念——就可以在命题演算中得以表达。实际上，弗雷格是从对判断的分析深入到概念的。他借用数学中的两个概念，函项和自变元来表达主谓判断中的主词和谓词，即用函项代替谓词，自变元代替主词。这种主谓间的函数关系可以用符号表示：F(x)或R(a，b)。弗雷格用数学中的函数表达主谓关系，其意义在于从逻辑角度更好地体现了概念或事物之间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由此建立的量词理论解决了传统逻辑在判断结构的分析处理中的大量问题。例如单称判断“苏格拉底是有死的”，处理成├F(x)；把“凡人皆是有死的”处理成├∀x（Fx→Gx），可表述为：对于任一x，如果x是人，那么x是有死的。这样一来，单称判断和全称判断在形式语言中得到正确的处理。弗雷格通过对命题判断的引入和对主谓判断的消除，不但成功地建立了概念文字，而且把传统逻辑以及康德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分统统纳入到纯粹形式化的逻辑系统中。

在康德看来，概念本质上是谓词性的，这基于判断的先验统一性机能，判断的统一性就是概念给出的过程，概念只能在判断的作用中得到理解。正因为判断具有先验的统一性，因而含有独立其内容的逻辑形式。这样的话，概念不可能是纯粹来自经验性直观，不仅仅是感觉经验抽象的产物，它们必定已经包含了一种先天的成分。康德的主谓判断形式是由逻辑先天决定的，因此判断先于概念的特性蕴含着，每一经验概念就预先假设着知性的纯粹概念。弗雷格保留了康德把判断看成逻辑的首要成分和基本单元的思想，他在《遗著集》中说到；“与布尔相反，我开始于判断及其内容，而不是概念，我使概念构成取自判断。”[9]虽然他去掉了康德赋予判断的逻辑先验性成分，将之改造成函数概念，更加清晰地说明了判断与概念间的关系，然而弗雷格在强调判断的优先性之同时，并没有抹杀判断内容在认识论方面的重要性。他说道：“我认为，概念的内容不能先于判断，因为这就预先假设了概念的独立存在；而我想象的概念是出自对可判断的内容的分析。”[10]弗雷格研究专家汉斯·斯鲁格（Hans Sluga）认为，判断先于概念的特性的主张，只有将它看作来自弗雷格思想的内在特征时才能得到理解，这是用他的思想表达了康德先验性思想的内容。

其三：康德声称存在不是真实的谓词，预示着弗雷格的存在量词概念的前兆。弗雷格认为，存在不是一个对象的性质，而是一个概念的性质。存在是一个逻辑性的概念，如果一个对象落入一个概念，则它是存在的。当代美国哲学家D·里德（Delbert Reed）注意到康德的真实存在的概念与现代逻辑中的存在量词具有相似性，他说道：“实际上，康德所说的真实存在（actual existence），它所具有的逻辑属性就是存在本身，他诉诸他那著名的对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但存在不是对象的性质。我们能够通过对经验判断的存在量词给予表述而去重构它。在我们的现代逻辑中，轻而易举地就能给出存在量词更为普遍的意义，使得康德的真实性（actuality）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被限制的量词，这样的话，在康德的意义上‘Fs是真实的’就表述为‘（$x）（x is actual﹠F（x））’”。[11]里德看到康德声称存在不是真实的谓词，可看作是存在量词现代概念的前兆。由于弗雷格首先发展了现代量词理论，毋庸置疑，他关于存在的概念与康德极为近似。

可以说，弗雷格与康德这三方面的“一致性”集中体现在他的早期著作《概念文字》中，“概念文字”作为数理逻辑的雏形，给哲学带来了崭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论原则，直接催生了分析哲学的出现。这部著作的主导原则，继承了康德在先验逻辑中倡导的“逻辑的形式主义”思想、“判断先于概念”的基本主张以及“存在不是真实的谓词”的断言，并将之变现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化语言。从这个方面讲，该著作在拒斥和批判传统主谓逻辑之际，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现代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历史性断裂，自觉地实现了两种逻辑类型之间辩证性的“对立”与“统一”。

注释：

①康德的先验逻辑显然不属于学科意义上的逻辑学，但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意义的传统逻辑，它是一种探究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和先天规则的特殊的逻辑。先验哲学是否等同于先验逻辑，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争论颇大，此不赘述。

②康德在其著作中多用到“判断”（Judgment）一词，后世分析哲学家则经常用“句子”或“命题”（Proposition）作相应的概念。

（2）“构成境域”。在绘画现象中，对象是人的意识所面对的对象，而人的意识，是一具有时间性的，不断生成、不断流变的意识流。事物对象就是在此不断生成，不断流变的方式中被意识着的，于是，同一对象在意识流之中就成为“无限多的意象群”的结合物。例如贾克梅蒂为美国作家詹姆斯·洛德画肖像时，为了要抓住自己的心理过程，力图接近绘画的真实本质，贾科梅蒂在写生过程前后总共画了十八次，线条反复涂抹的方法，刻画了表现对象在“不断流变，不断生成”的过程中的纯视觉体验，以期用这种纯视觉的不断追问，来感知事物存在的本质状态和画家本人的自然心相。

③可参看廖德明教授的论文《康德的先验逻辑：逻辑的还是认知的？》，载于《中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④康德认为在“某某存在”或“上帝存在”这样的判断中，存在不是真实的谓词。“‘存在’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即不是有关可以加在一物的概念之上的某种东西的一个概念，它不过是对一物或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参见《纯粹理性批判》，A598，B626.

不难看出，康德更偏重于把分析判断的分析对象规定为概念本身，从主项本身中引出它的本质属性，以使之更好地理解和明晰主体概念。在分析判断中，康德所强调的同一性原则，不是单纯的同义反复，像“人就是人”那样。他有时认为，在一个分析判断里，谓项对主项的关系虽是同一的关系，但他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主项和谓项是相同的，分析判断只是把那只是主项概念暗含的东西变成在谓项中明显的东西。康德的意向是明显的，但他在区分分析与综合的过程中却悄悄地把“主体”与“属性”这一来自传统逻辑的主从关系作为区分二者的根据。这乃因为，自然语言不能很好地区分逻辑（分析）与经验（综合），无法对一个判断中的主项给予“概念”、“概念词”和“对象”的三元划分，因而根本无从对判断中的语法关系和逻辑关系给予清晰界定。正是这个原因，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批评说，康德把分析判断设想为主词概念中已经包含的东西，这个说法有两个缺点：一是它局限于主谓词形式的陈述，二是它属于一个停留于隐喻水平上的概念。因此，对判断的二分，是现代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之一：“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区别”。[4]

[1][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册）[M].王炳文,燕宏远,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

其二：康德的先验逻辑和弗雷格的现代逻辑，都体现了判断先于概念、概念并不独立于判断的特征。康德以前的哲学家，包括莱布尼兹在内，认为概念的形成是由于从个别事物的抽象，判断表达了概念间的比较，判断仅仅是由给定的概念聚集而成的，且后者独立于前者。传统逻辑注重推理研究，但这种逻辑是基于某种尚未验证的和事实上不满足的概念构成的观点。康德虽然仍旧使用主词和谓词的模式，但基于先验逻辑，认为判断本身具有某种特殊的统一性。康德说道：“概念是基于思维的自发性，而感性直观则是基于印象的接受性。对于这些概念，知性就不可能作别的运用，而只能用它们来作判断。”[2]63

每年我国农村都会排放大量污水，而且据相关调查显示，这些污水在排放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处理，而且污水处理系统也不完善，肆意排放现象尤为严重，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所以，相关部门需要加大整治措施，通过合理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并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3][德]康德.逻辑学讲义[M].杨一之,许景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5.

[4][美]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江天冀,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9.

3.1.1 加快煤电转型和燃机建设。推进石洞口、上海石化和宝钢自备电厂等煤电机组转型升级和清洁能源替代，加快实施吴泾地区整体转型。有序开展奉贤、闵行等区域的热电联产和重点燃机项目建设，保障区域负荷备用率充足。结合燃气发电机组国产化进程，推进国产H级燃气轮机的开发制造和重型燃机试验基地建设，降低天然气机组设备价格和检修费用，提升竞争力。

[5][德]弗雷格.算术基础[M].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德]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英]H·J·裴顿.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上半部注释[M].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波兰]J·M·波亨斯基.现代逻辑的一般观念和特征[J].章士嵘,译,哲学译丛,1982.

[9]Gottlob Frege.Posthumous Writings[M].Oxford:Basil Blackwell,1979:17.

[10][美]汉斯·D·斯鲁格.弗雷格[M].江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03.

[11]Delbert Reed.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Kant and Frege[M].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7: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