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性教学改革研究*

目前国内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多采用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基础主干课，辅以专题选修课或经典导读课的格局。专题选修课和经典导读课受限于师资力量及授课教师的研究专长，各高校开课情况参差不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则以专业基础课的地位，成为各高校必开课程。因此，本文所论主要针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展开的。

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

自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便形成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主要知识载体，以学生为教学对象的教学模式。此种教学模式便于教师汰粗取精、系统深入地为学生传授知识，帮助学生形成对浩瀚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框架性认识和一定文学规律的掌握。但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种种弊端而久为诟病。其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过分注重知识传授而忽略能力培养。坚持以此种教学模式为主要授课方式的教师普遍认为，教师讲授是在有限宝贵的课堂时间系统深入传授知识的最佳途径，如果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不能高效深入地将知识传达给学生，便是对教学时间的浪费和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就其背后的观念而言，其本秉承的是教学即知识传递，教师相对学生具有知识、能力的优越性，对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能力缺乏自信。正是因为对教师传授知识的过分重视，从而挤压了对学生各方面能力培养的时空与机会；其次，教师是此种教学模式的主体，故此教学模式的普遍形态是教师一言堂、满堂灌，学生学习完全处于被动和被忽略状态，学习兴趣难以充分调动，以致学生“上课抄笔记，考前背笔记，考试答笔记，考后全忘记”。学生被动、机械性地参与学习与学习效果考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残酷扼杀，严重影响知识获取累积扩增的效果，不仅违背了此模式的教育初衷，而且是对学校教育根本目的的背离；再次，此教学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创新性。由于此模式关注的是教师如何教，而非学生如何学，即其重心是教学而非学习，学生成了教师课堂个人表演的观众，学生实际遭遇了此教学模式下貌似地位重要实际边缘化的尴尬境遇。在边缘化的处境中，学生无法获得自主持续学习的方法和学习能力的锻炼，在刻板的教学与学习考察中，学生思维的活跃性受到打压，并最终成为毫无创造力的现代教育成品；最后，此教学模式已脱离时代，难以适应时代新趋势。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慕课、公开课等网络课程学习平台，使知识以密集爆发态势呈现，知识获取相对容易便捷，知识更新也在以几何级速度增长。仅以固有知识传递累积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使学生进入社会后难以适应快速多变的时代，从而无法获得在社会立足的依撑。

二、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模式改革

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已渐渐为人们所意识到，并由此从多方面尝试教学改革。首先，转变教育理念，变教师如何教为学生如何学，如何具备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其次，增加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与锻炼；再次，充分信任学生，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高其对学习过程的参与度。总之，在新教学模式中，学生成为主体，成为中心，教师“不是单一的知识灌输者，而是知识方法的指导者；不是单调的结论的宣布者，而是制造问题引发怀疑的启示者；不是雄辩于讲台的演说者，而是退隐于幕后的设计者；不是占据教学活动的中心，以权威话语施之于学生的征服者，而是放弃话语霸权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参与者。”[1]在对传统教学模式改革的过程中，人们尝试了如讨论法、案例法、启发式教学、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等诸多方法、理论，这些方法理论对传统教学模式改革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而在教学改革大潮中，研究型教学日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创建新教学模式的崭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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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型教学溯源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中的反思

研究型教学是源自欧美的教育思想。在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思想家洪堡便提出大学教学应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思想。1916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创立了“问题教学法”。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布鲁纳提倡“发现法”。20世纪70年代，美国面对大学教育质量问题，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予以应对，大力提倡研究型教学。1983年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明确要求学生采用研究与问题探讨的方法进行学习，以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1998年，博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指出“研究型大学应对其课程和主流教学形式进行重大反思，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模式。”[2]由此，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正式进入向研究型教学转变的改革。当今美国高校83%的教师主要采用讲授法进行课堂教学，但研究型教学方法却是大多数美国教师必然渗透在教学中的因素。“研究型课程己成为欧美许多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所采用的主要形式之一。以研究为本的教学，要求每门课程都有需要学生亲自去探索的问题领域，每个教学环节都有需要学生去研究和探索的机会。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要求学生提交科研论文或科研计划的课程非常多，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课程计划中就有5门特别研究课程，学生需要通过参与科研实践，才能获得本科毕业总学分1/6的学分。”[3]斯坦福大学则开设了近200门研讨课供本科生选修。伯克利大学有“新生讨论课项目”，杜克大学则要求学生大一新生必须参与研讨课程。目前，研究型教学已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推广。2000年左右，国内开始关注到研究型教学，并将之视为对抗传统教学模式所带来的大学教育弊端的有力武器。北大、清华、复旦、浙大等高校率先进行以研究型教学为目标的教学改革。其中清华开设了200多门研究型课程，并改革了学业考核方式，采用了课题论文、口试答辩等新途径。

证明 （1）当时，取满足．由于，因此存在正整数，使得当时，有，即．取满足，由引理2可知，当时，有，即．从而当时，有，即

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际和未来指向，研究型教学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从学校乃至国家层面，对研究型教学展开全面而灵活的政策扶持。具体应涉及教学、职称、考核评价政策等多方面。研究型教学改革的获益者是学生，但教学改革的主体却是教师。研究型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对教师的时间、精力、教学科研能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要实现现有高校师资向研究型教学师资队伍的转变，必须要有宏观政策的积极引导方可实现。其次，进行课程结构调整。取消中国古代文学史基础主干课的地位，削减其课时量。大量增加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导读课和研讨课的权重。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框架式教学僵化学生思维，浅化文学历史存在，背离文学的人文精神，其弊端久为诟病。如何正确解读文学现象，培养共情能力，探索文学规律，合理转化传统文学资源应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而这些都要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学资料细致、认真感知、理解、探究的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讨课、导读课可以充分承担这样的任务。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导读课和研讨课对于活跃学生思维，增强其解决问题以及知识创新的能力同样具有显著效果。再次，以探索创新为根本教育理念，针对学生知识状况及课程性质采取不同形式的研究型教学。大致可分为研究思维、研究方法引导型教学和学术研究实践类教学两大类，旨在培养学生从知识消费者成长为知识创造者。前者可以是专门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专题课，也可以将二者以案例形式强力渗透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用以配合教师讲授法展开。后者可以是课堂教学中进行的研究实践教学，也可以是课堂之外以兴趣小组、项目研究等形式而存在的研究实践教学。两者形式的灵活性均迥异于传统教学模式下固化的教学样态，这在为教学增加活力的同时，学生也因得到适合其自身条件的灵活而多元的研究型教学而获得能力与思维品质的极大提高。

四、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完善策略

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面，研究型教学也日益受到重视，得到广泛推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淡化知识传播的权威者姿态，以平等合作的态度跟学生展开学习探究；教师有意识地在教材基础知识之外，增加学术前沿信息的介绍；注重加强对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发现学术问题，收集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并在研究方法上给予学生积极指导；在学业考察上，逐渐改变一卷定终生为注重学习过程、创新能力的考察。种种举措不一而足，极大改变传统古代文学教学的刻板、沉闷、无生机的局面。但同时，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正处在探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首先，对研究型教学理念的理论认识不足。研究型教学该如何进行界定，是“研究领先的教学”“研究取向的教学”“研究为本的教学”“研究支持的教学”[4]，还是四种类型兼具的教学模式。研究型教学的本质特征、类型等问题需进一步明确。以及研究型教学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启发式教学、讨论法等有何本质区别等，都需要建立在人们对研究型教学有更深认识的基础上。其次，研究型教学实践的体系性尚待完善。目前的研究型教学改革，大多是基于教师对研究型教学教育思想理解的基础上，个体性的自发的教学行为尝试，缺乏系统的组织与引导。同时，由于教师个体对研究型教学教育思想理解的差异，研究型教学实践参差不齐。故而，目前的研究型教学改革实践呈现为散点式、强弱不一的局面，基本上是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的小打小闹。这一方面未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教学模式的根基，另一方面对研究型教学实践而言太过零星不成体系，削弱了教学改革的力度。再次，研究型教学的学科适应性需继续加强。人们对研究型教学教育思想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教育理论本身，如何将此种教育思想切实应用到具体学科教学中，探讨二者结合的最佳形态的努力还需大大加强。中国古代文学在研究型教学模式下该如何进行，是取消现有课程模式，另起炉灶，还是在维持现状的同时进行改革，都是需要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最后，研究型教学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研究型教学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已在欧美教育界效果卓著，并为国内大学教育领域普遍认可，以致成为国家的教育导向。但反观国内大学教育领域，相应于研究型教学的政策及配套扶持激励政策远远不够完善，成为制约研究型教学改革的一大因素。

参考文献：

[2]刘宝存.“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进展、问题、走向”，外国教育研究，2004(6).

[1]杨清之，范潘，胡小城，等.“古代文学教学笔谈”，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此外，较之于其它教学模式，基于“工作室制”的教学模式在其成员组成方面有其独特性，不同年级的学生以工作室制为单位参与创作，这打破了班级授课制的限制，更加类似于“五龄组”(同龄和上下两岁年龄)人员构成[6]。“五龄组”人员构成模式也是教育学上所追求的的较为理想的状态，在“五龄组”组成的团体内，其互动和博弈的丰富程度远超同龄组团体。正是由于在“五龄组”团体中，成员间的知识面更加丰富、知识掌握程度也不同，更利于同辈学习的开展，同时工作室中的骨干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也能担负起“导师”的职责。

[3]高永军、施宙、赵洪挺.“略谈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提出与实践”，科教导刊，2010(9).

[4]汪霞.“大学研究型教学中的研究 ”，教育发展研究，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