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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乐器“中国情”的创作与传播——从长笛作品《幽思》中解读

更新时间：2016-07-05

一、旋律形态特征

旋律是乐曲的灵魂。江定仙先生说过：“乐曲的风格表现在一首乐曲的有机整体，其中让我们感染的最鲜明、最生动的首先要推曲调和节奏。”

（一）取材

贺绿汀先生的《幽思》，其旋律来自于美丽江南无锡地区的吴歌，音乐题材优雅、婉转、清丽。旋律巧妙地将《无锡景》当中旋法依次下行的级进的特色。与江南戏曲黄梅戏的唱腔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十分鲜明的江南小调特色，很好地表现了我国的民族风格。

谱例一：《小小无锡景》

（二）加花装饰手法

装饰手法好比是大树的枝叶，好的乐曲不仅要有强壮的根基，茂密的枝叶也是十分重要的。

式中，x,y,z是三个主轴，nx(),ny(),nz()是三主轴折射率.通过图1所示坐标旋转获得新坐标系x’y’z’，使z’与k方向重合，而且x’,y’轴位于垂直于k的平面内.两坐标系之间的关系为

作品《幽思》中用了我国民族典型的环绕式装饰手法，以一个音为主干在其周围上下环绕，通过附点的写作手法，缩短音符时值以达到装饰乐曲的效果。除此之外，我国民族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打音、滑音、短颤音、颤音、特殊模仿式等。例如，中国近现代作曲家黄虎威老师为长笛创作的《阳光灿烂照天山》中的快板乐段用短颤音来体现新疆人民载歌载舞的民族风情；作曲家贺绿汀先生在《牧童短笛》中表现鸟儿与牧童和谐的一连串的打音运用；在现代作曲家赵季平老师《大净》中的击键、呼气且吹等特殊的装饰。这些装饰手法不仅表现出长笛灵活的演奏技巧，而且更好地突出了我国民族音乐风格。

我国的民族音乐具有鲜明的节奏节拍特色。例如新疆地区民歌节奏多采用小切分、附点节奏；陕北地区民歌大多都以八分、二分音符作为乐曲主要节奏。节拍上多为强拍不固定，并且非均分律动和散板在我国民族音乐中最为常见，一般来说强拍等于板，弱拍等于眼。但在戏曲音乐中则是明显不同，即强拍不等于板，弱拍不等于眼。《幽思》这首作品中节奏为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格，极具民族特色。

（三）节奏、节拍织体形态

头车带司机室的一端设有防爬吸能装置，其内有蜂窝铝材料组成的吸能结构，通过渐进的屈曲变形将碰撞过程中的动能转换为蜂窝铝的塑性变形能。为兼顾仿真精度和计算速度，司机室使用尺寸较小的单元进行离散，而其他车体结构的单元尺寸较大。轮对与轨道的接触区为车轮的轮缘处和踏面处，接触区为满足计算精度且准确描绘出轮缘和踏面的轮廓，网格细化为8mm。

二、调式调性及其布局

调式调性是乐曲的精髓，我国民族音乐根据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之间的极大差异自然地将我国的民族音乐调式区分开来。如：美丽江南地区以徵调式为主、豪放的东北地区以宫调式为主、少数民族聚集的新疆地区则以小调音阶为主等。正因为有了这些调式情感的不同，在我们欣赏音乐的时候一瞬间就可以抓住其独树一帜的风格

苏轼22岁时，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26岁时作为京官下派凤翔府任节度判官厅事。29岁返京，授于编修国史机构的文职官员。31岁父亲卒于京师，苏轼护丧返蜀，33岁那年免丧入京。是时，王安石正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变法。王安石非常看重苏轼的才华，如果苏轼能够顺水推舟，支持变法，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可是，他一到京城，便站在司马光一边，连续三次上书神宗全面批评王安石新法，指出王安石新法的要害是“富国”而“贫民”。

三、和声织体形态特征

我国民族音乐大多为单声音乐形态，是一种横向“线”形音乐。在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十分注重旋律线条的表现，即单声旋律的优美性。乐曲的伴奏则是后期为了更加丰富的音响效果对其进行的和声织体补充，并且这些和声织体仍然是对主旋律进行的加花变奏。在中国乐曲《幽思》前奏中，钢琴伴奏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对主旋律的诉说，紧接着长笛吹奏主旋律，钢琴伴奏的和声不论左手还是右手都会表现旋律的加花变奏，与旋律紧密结合起来，织体的形态单一，没有过多的变化。单独拿出长笛分谱来演奏也会是一首完整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长笛乐曲。

四、结语

长笛作为一种外来的西洋乐器，要想植根于我国并在中国有良好的发展那么旋律取材至关重要，并且还要结合我国的民族调式，和声语言来写作，这样才会使长笛这件西洋乐器在我国的发展产生更多的共鸣。现在，我们身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音乐要走出国门仅靠本土乐器是不够的。所以，给西洋乐器“中国情”的创作与传播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李璐璐
《北方音乐》 2018年第7期
《北方音乐》2018年第7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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