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孙子兵法》战略追求的当代价值——兼论《孙子兵法》与《战争论》的不同

作为东西方军事领域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与《战争论》揭示了战争领域的一般规律及特点。笔者曾与吴如嵩先生合作撰文，对二者的理想战略进行比较分析[1]。两部著作具有各自独特的战争理念，反映了东西方军事文化在价值追求、制胜观念和战争哲学根源上的本质不同，值得一论再论，故作是篇。

一、《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在战略追求上的不同，也是东方兵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学的本质区别

代表东西方传统军事理论的《孙子兵法》与《战争论》，由于产生于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因而，其在制胜观念、价值追求和战争哲学根源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孙子兵法》反映的“道胜观”与《战争论》反映的“器胜论”，也是东西方军事文化在战争制胜理念上的不同

东西方文化有所谓道器之别，实质是对宏观与微观、人与物的偏重不同。东方重宏观，轻微观，重人轻物，人们称之为“道胜”。相反，西方被称为“器胜”。东方人重道轻器，西方人重器轻道。表现在《孙子兵法》与《战争论》上，孙子更注重追求综合制胜，重视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即所谓“道胜”；而克劳塞维茨则更推崇“器胜”，局限于用军事手段战胜敌人，强调一切要服从用武器解决问题，即所谓“器胜”。

孙子崇尚“道胜”，强调战争手段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作战手段，并非最佳选择，主张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解决冲突，不到万不得已，不使用武力。孙子还非常重视人的因素，他将“道”放在战争制胜因素的首要位置，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欲也”，意思是君主与民众意志高度统一才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他在《形篇》中还提出 “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意思是统治者修明政治、保持法度，才是决定战争的胜负的根本。孙子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追求的“道胜观”。中国传统兵学追求“道胜”，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以仁德的力量去感化人，而不是以强权压人；以追求“安国全军”为战略目的，而不是以武力打垮敌人为目的。这与西方列强以侵略主义出发的兵学是极为不同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兵学之所以大放异彩的重要原因。

在欧盟食品安全监管中，安全管理局为主要的权威机构，其能够向社会公开评审，存在明显的独立性，基于先进的食品科学理念作为引导。工作职责是对当前的食品领域进行积极探索、收集和总结，保证为食品领域的安全性提供有效依据；通过自身行动，对存在的风险进行描述，增加委员会和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并在期间实现风险的评估、管理；还需要对影响食品安全生产的技术因素、科学因素等进行有效分析，结合各个成员国的要求，为其提供更大的技术支撑，保证提出的意见更为有效[9]。

进入21世纪，当历时13年的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一些美国的战略家开始重新评估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目标。他们认为，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只是在军事上取得了暂时胜利，塔利班的势力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阿富汗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平，美国也并没有达成它所谓的和平目标。这其实也是西方人“重器轻道”收获的苦果，他们痴迷于形而下的东西，追求战场上的每一次战斗的完美胜利，崇尚武力解决一切，但却不明白，武力只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选择，但并非是最佳选择。以暴易暴，为一己私利而发动战争必然遭到失败，最终只能自食其果。西方国家为一己私利，不顾道义，凭借其军事技术优势，频繁发动战争，侵略控制别国，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将别国陷入战争的灾难与危险中，这是以强欺弱的霸权主义的体现，是西方“器胜”思想在作怪，也是西方动辄使用武力、侵略干涉别国的根源所在。正如利德尔·哈特所言：“西方人眼光始终没有超出自己面前的直接战略目标，即‘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不顾历史教训，总认为军事上的胜利足以保障和平。从大量的历史教训中，可以找到一条具有决定意义的真理：纯粹的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具有更深远的预见与更广博的观点。”[4]

西方兵学以“武力打垮敌人”为用兵的最高准则，将军事手段作为强者的征伐工具，作为实现自己一己私利的暴力工具，是霸道主义的兵学。这也是西方动辄使用武力干涉、侵略弱小国家的根本原因。克劳塞维茨说：“在战争中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战斗是唯一的手段，因此一切要服从用武器解决问题这个最高法则。”[2]78 他还说：“象服从最高法则一样永远服从它。”[2]79必须看到，克劳塞维茨这种“重器轻道”的思想往往会导致见物不见人，必然走进唯武器论的死胡同，必然崇尚使用武力，轻启战端。20世纪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克劳塞维茨的“器胜论”的思想缺陷暴露无遗。而之后长达14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美国几乎完美地打赢了每一场战斗，最终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这让美国高层迷惑不解。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柯林斯指出:“孙子说:‘上兵伐谋’。……在越南战争中，‘谋’即指大战略。美国忽视了孙子的这一英明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战斗。我们热衷于使用武装力量，其结果很快产生了一个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战场上的军事胜利。” [3]

(二)《孙子兵法》反映的“全胜”思想与《战争论》反映的“战胜”思想，是东西方传统军事文化在战略追求上的主要区别

在战略上，以孙子为代表的东方兵学追求战争的“全胜”的战略目标，而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西方军事学则追求军事层面的“战胜”目标。克劳塞维茨的理想战略是战场上的胜利，把追求“百战百胜”作为自己战略的唯一目的。而东方智慧的孙子则不同，他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

3)行间生草。贵州苹果主产区雨水多，杂草生长旺盛。配合种植生长量小的紫花苜蓿、白三叶等能够有效抑制杂草的旺长，还能刈割覆盖作为绿肥提供养分。

《孙子兵法》是一部战略学著作，它包括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两个层次。对待军事和战争问题，孙子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将战争置于国家层面的高度去研究，他开明宗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将战争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后手段，以大战略的思路寻求解决战争问题的最佳之道，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目标。孙子追求的“全”，是“安国全军”之道，是大战略，通过伐谋伐交实现，是属于政略层面，伐兵攻城则属于军事层面。即使是局部的全胜，也是孙子追求的。孙子还综合分析了“全胜战略”的基本模式，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篇》)，要求战争指导者以智驭力，因谋施计，积形造势，巧战善战，以实现战争的全胜目的。无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谋略，还是谋形造势、出奇制胜的战胜谋略，孙子追求的都是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善于战争指导者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这和西方“战胜”思想、“主力会战思想”“相互摧毁战略”等是不一样的。

识别歧义词常有以下四种方法：一是双向扫描，通过正向或者逆向扫描切分，比对是否匹配切词结果；二是通过构建歧义词库，匹配歧义词库与切词结果；三是交集型歧义算法，它是基于切分路径的长词优先原则，解决交集型歧义词；还有一种是全切分算法，是一种通过全切分来得到所有分词路径的方法。将全切分得到所有分词路径的词汇标记在一个矩阵中，这个矩阵就叫做歧义矩阵，用作识别并区分交集型和组合型歧义字段。

克劳塞维茨的“战胜”属于军事层面，就是伐兵、攻城，强调用军事手段实现战争目的。克劳塞维茨说：“就军事目的而言，就是打垮敌人。”[2]56“消灭敌人军队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是一切行动最基本的支柱，一切行动建立在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基础上，就好像拱门建立在石柱上一样。”[2]78他还说：“有些仁慈的人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能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2]289克劳塞维茨这种单纯使用暴力手段达成战略目的的思想往往会将战争拖入消耗战和持久战，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克劳塞维茨追求军事上的战胜收获的是一份苦果。而核武器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追求军事上的绝对胜利的必然产物。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兵家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中国传统兵学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揭示和创造了不朽的作战通则，更在于高举义战、慎战的旗帜，反对穷兵黩武。

(三)《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在战略哲学根源上的不同，也是东西方传统军事文化在战争思维上的不同

如果说东西方军事理论的区别有多少，可以从战略、战术、治军到后勤，从技术到战术列举数十种差异，但是，最核心的是战争哲学根源上的不同。

如产品要求制备低品位镍铁，则铁和镍的还原度高达95%以上，炉渣中主要成分为SiO2和少量的MgO，在熔池熔炼条件下，配料添加石灰石将渣系转化为CaO-MgO-SiO2三元系，提高渣的熔点>1 450 ℃，以实现铁的充分还原，得到较高铁回收率。典型的渣型为：CaO约40%，MgO约10%，SiO2约33%，Al2O3<15%。

孙子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论也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孙子的思维方式是思辨的，其哲学根基是中庸之道，“叩其两端而执其中”，不是绝对论，而是相对论。孙子以《周易》为哲学思维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军事哲学的辩证观念。《周易》朴素的辩证思维，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用对立统一及其变化的思维方法看待战争。他继承了《周易》的辩证思维，用发展的、联系的、变化的观点来看待战争问题，提出全破、利害、刚柔、形势、虚实、奇正等一系列辩证概念，奠定了中国古典兵学的基本研究范畴，体现了孙子相对的、思辨的、理性的战略思维特点。孙子的“全破”思想就是这一哲学思维的理性思考的产物。统观《孙子兵法》，孙子的“全破”思想贯通全篇，“全胜”是孙子追求的最高目标，然而，我们又看到，孙子大部分的篇章都在论述“破胜”。可见，孙子追求的“全胜”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以客观实际为基础的。如果通过“伐谋”“伐交”等战略手段，无法达到“全胜”时，则可退而求其次即“破胜”。所以孙子说：“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谋攻篇》)，以此类推，如果达不到“全旅”“全卒”“全伍”则可退而求其次，即“破旅”“破卒”“破伍”。但在孙子那里，即使是“破胜”，也不是与敌人硬战，而是通过施计用谋，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孙子“全胜”思想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产物，是建立在以“仁”为本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充满了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与反战的思想。孙子的战略思想无不体现着“仁”。他追求的“全胜”战略，既是保全自己，使我方的损失最小，士兵牺牲最少，也是保全敌方，使敌方损失最小，士兵牺牲最少。即使是“百战百胜”，孙子也是追求“胜于先胜”“胜于易胜”“胜于无形”“胜于速胜”，这是孙子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孙子“仁道”思想的表现。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仁道”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兼爱”“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种“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理想社会，主旨都是相同的。中国传统兵学继承了这一“仁道”思想，强调战争必须服从社会道义的法则，而不能仅仅是为了伸张一己之利。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社会生活当中，尤其值得高扬。

二、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是东方大智慧的集中体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战略追求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处理战争与和平关系问题的指导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屈”字意蕴深厚，其最核心的意蕴就是迫使敌人屈从我的政治意志，这是“不战”谈和的根本前提。孙子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既没有不讲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而单纯企求所谓谋略制胜的唯心主义，也没有放弃政治原则，而妄言和平的投降主义。

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3个试点地区已按新办法实施征地共1101宗、16.6万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970宗、2万余亩，总价款约193亿元，收取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15亿元。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

(一)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仁道”的互利思想

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思想源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其战争理论是建立在“绝对战争理论”的基础上的。克劳塞维茨从哲学角度抽象战争的本质，强调在战争中要“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理论带有黩武主义思想，往往将战争引向大规模的血腥杀戮来解决政治问题，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只会把人类引向无限的暴力中去，引向自我毁灭的道路[1]。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指出，由于误解了拿破仑的进攻原则，他竟把自己的绝对战争概念强加给了拿破仑，这样，不仅把他许多弟子引入了歧途，而且对于20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6]。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曾经成为普鲁士人的“马赛曲”，按照他的学说，只有战斗才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于是，他的战争哲学怂恿着将军们一有机会就寻求会战，而不是创造有力的态势，将战争变成屠杀的“技术”。可以说，他的“绝对战争”理论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影响。

(二)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全胜”的谋略智慧

中国自古就提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且世代相传。以孙子为代表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制胜智慧，在中国一以贯之，可谓当前世界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济世良方。

所有患者均于入室后常规面罩吸氧 （2 L/min），于手术操作开始前15 min静脉注射地佐辛（生产批号：，规格1 mL:5 mg）5 mg，并于手术开始前5 min静脉注射丙泊酚(生产批号：H20030115，规格 20 mL:0.2 g)2 mg/kg。患者入睡后，持续泵注丙泊酚 4～6 mg/（kg·h），瑞芬太尼0.1～0.2 μg/（kg·min）。 手术仪器采用德国 Wolf宫腔镜电切系统术，术中注入5%葡萄糖溶液膨宫，膨宫压力为80 mmHg，进液速度为200 mL/min。

(三)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追求“和合”的战略文化

总之，与克劳塞维茨的“战胜”思想相比，“全胜”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孙子在战略上的最高追求，正如吴如嵩先生指出：“孙子的全，就像老子追求道，孔子追求仁一样，是其核心思想所在。”[5] “全胜”思想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是人类文明走向进步和繁荣的福祉。

以电动牙刷为例。电动牙刷的问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其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笔者也是用了好几年的点用牙刷了，首先先谈一谈它的好处。曾经医学上推出了巴氏刷牙法，能真正的对牙齿进行清洁，但其实很难做到，而电动牙刷可以达到比巴氏刷牙法更好的效果，几乎大部分人都因清洁度不够而有牙结石；其次，有相当一部分人患有牙龈出血、牙周炎等疾病，牙龈出血实质是牙结石、牙菌斑在刺激牙龈，引发牙龈发炎、红肿出血，电动牙刷能比手刷更多清除牙菌斑，预防此类口腔疾病。

孙子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整篇都在写“战”，可是他的最高理想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不断告诫君主和将帅，“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对待战争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发动战争，即使发动了战争，也要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孙子认为，战争并不是杀戮，它只是达成政治目的最后手段，战争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不战，即消灭战争。早在西周初年，铸就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百经之首的《易经》就提出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反对恃强凌弱。在《兑》卦中指出“和兑，吉”“来兑，凶”，意思是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就会吉祥，如果恃强凌弱则会凶险。《晏子春秋》说：“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内篇问上第三》)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兵家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从来都倡导亲仁善邻、积极防御。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追求和平的理想。但是追求和平不代表不要战争，对于别国的入侵，则要进行自卫性战争 。孙子讲的“屈” 是使敌人屈服，是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下的屈服，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敌人不会屈服。在全球化的时代的今天，中国传统兵学中的这种反战思想与和平主义的精神，在现代国际社会生活当中，尤其值得高扬。

三、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制胜智慧在中国一以贯之，成为当前世界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济世良方

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古人讲的战略不只是单纯的军事的战略，而是大战略，包括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这是一种大战略，即国家战略。有人说，孙子只讲“诡道”，不讲实力，甚至提出所谓“阴谋论”；也有人说孙子只讲智慧，不讲实力，提出所谓“智胜论”；还有人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理解为不要军事力量，这显然是不对的。对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要全面理解，绝不能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首先，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不重视实力，而是以实力为基础的“称胜”，孙子讲的是“以镒称铢”(《形篇》)，强调以绝对实力战胜敌人。其次，是孙子重视“道胜”，即“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讲的战略，是包括政治因素的，而且将“道”放在首位的，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讲政治，本质上来说，就是人心向背，能否得民心。这是战争制胜的首要因素。再次，要善胜，即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在现实中，往往很难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孙子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交战而胜”，孙子的“交战而胜”不是死拼硬打，而是“善胜”，通过关“伐谋伐交”“谋形造势”“攻心用间”等手段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这是孙子对交战而胜的追求，这不同于克劳塞维茨的“战胜”思想。

(一)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仍是当代中国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指导原则

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它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其实质是“外柔内刚”，追求的是“上战无与战”，这一理念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作为中国古典战略的集大成者，孙子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兵学“仁道”的互利思想、“全胜”的谋略智慧与“和合”的战略文化。

正确理解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深刻内涵，使我们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避免军事上的唯心主义和投降主义，对于我们的军队建设、强军备战产生的是正能量，是积极的因素，有十分深远的重要意义。毫无疑义，这是孙子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给出一个最积极的阐释,即寻求以战争实力为后盾的和平解决冲突的方式、手段和途径,这种战争观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又不惧怕战争的文化传统。

幼儿园在开展一日活动时，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相应的活动模式，内容也基本固定，这使得幼儿参与的活动相对固定，缺乏灵活性和深入性。甚至有些幼儿园教师对保教工作缺乏深入认识，缺乏细化和针对性，只能是简单、流程化地开展相应的活动，因而无法营造有效的特色人本化的幼儿教育实践氛围。同时，家长对幼儿园保育工作也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也是造成幼儿园不重视保教工作的一大原因。

今天，我们既要反对西方克劳塞维茨的好战论，又要反对曲解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论，在国家关系上，“求和论”十分危险，在国家领土与主权上，必须坚持“寸土不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国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军事威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远谋长策，求同存异，同舟共济，斗而不破，既坚持了原则，又防止了战争。

(二)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其本质是“外柔内刚”，与我国当前的战略一脉相承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战”即通过政治、外交等途径来解决战争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柔”；而“屈人之兵”则是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使敌人屈服，服从我们的意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刚”。“外柔内刚”是中国古典战略的精神实质。“外柔”，即先礼后兵，就是讲道义，讲政治，要得民心；“内刚”即“先兵后礼”，就是讲实力，讲用兵；我国当前的战略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当实力不如对方时，则要暗中积蓄力量，以柔弱胜刚强，而不是一味死拼硬打，应巧妙为之，择善为之，而不能强硬为之。这种战略，表面上看柔和含蓄，一旦发力，则是力敌千钧，势不可挡。

当前，在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更趋复杂，我国安全和发展面临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干扰遏制压力明显加大。想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就要将富国强兵很好地统一起来，要把“外柔内刚”的战略运用好。今天，我们应发展全胜之术，发展多级斗争、纵横捭阖之术，把四两拨千斤等智慧运用到当今国际斗争中。一句话，要远谋长策，高瞻远瞩。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必须巧妙地使用力量，充分运用各种斗争艺术削弱强敌。诸如伐谋伐交、避实击虚、示形造势、奇正多变等,运用得好，常常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同时，要发展强大的军事实力，为确保国际国内的长久安全环境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与实践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中国兵学文化有五千年传统，而且始终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其连续性。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武”战略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五千年的兵学典籍，汗牛充栋，有精华，有糟粕，要“吸收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7]707。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为我们留下许多重要的战略文化遗产，如以道为首的“道胜”思想、以全为上的“全胜”战略、因敌制胜的方法论、重宏观重整体重综合的战略思维特点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但由于受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的影响，也会有不少的糟粕思想，需要批判继承，不可拿来就用。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的战略策略，不难看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到实践极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兵学文化的优秀传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以“中国智慧”构建国际合作新格局，在治国理政中处处闪耀着战略思维的智慧。在大国关系的处理上，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对于周边国家，则坚持睦邻友好，不对邻国构成威胁，而是相互补充，在政治、经济、人道主义和其他的领域都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其发展创新中国战略文化的伟大杰作。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重大核心利益问题，则坚持不属于我们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要，但属于我们的领土，则寸土不让。

由此，我们也看到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在新的世纪继续焕发出青春活力，中国古典战略文化在全球化中找到了自己的空间和位置。

参考文献：

[1]张有凤，吴如嵩.《孙子兵法》战略追求的当代价值：《孙子兵法》与《战争论》的比较研究[J].滨州学院学报，2016(5)：5-9.

[2]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卷[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64.

[3]柯林斯.大战略[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78.

[4]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M].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吴如嵩.徜徉兵学长河[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6]富勒.战争指导[M].绽旭，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