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村落名称变更探析

村落名称是村落的外在标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村落名称确定之后，往往持续较长时间。然而在黄河三角洲历史上，许多村落名称发生过变更。探讨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而从村落名称变更中追寻环境的迹象，不仅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内容，对当今村落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下面以滨州市为例，首先从横向角度归纳黄河三角洲村落名称变更的影响因素，其次从纵向角度勾勒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最后结合文化地理学理论，探讨村落名称变更的环境印记，并对未来黄河三角洲村落名称变更的主要影响因素做出预测。

3.2.2 医患关系紧张 在访谈中，大部分医护工作者都提到了影响自身职业认同水平的主要因素是紧张的医患关系。“我们在医院工作的人压力都非常大，这种压力并不是说医学素养不够、诊治技能差，我们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压力主要来自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甚至发生了多起袭医事件，这导致部分医护工作者对自身职业认同程度降低。“有一些病患误解了医护工作这个职业，觉得我们什么病症都可以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想法”“我觉得在医院工作，不论医生还是护士，都是非常高尚的职业，我们也尽职尽责地帮助病患解除痛苦，但病患来医院本来就带着消极情绪，有时候不太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

一、村落名称变更的影响因素

第一，行政需求。1982年5月31日，原滨县(今属山东滨州)人民政府地方办公室在《关于村庄、大队正名、更名、命名方案》的报告中提道：“全县10个公社、67个辖区、760个村庄、786个大队。其中：有103个村名，涉及266个村庄、280个大队，平均一个村名有2.58村用，重名率占全县村庄的35.37%，如杨家、姜家、任家等一公社有二。”因此建议：“重名村之多，实非重名，乃近年来呼简称，用代字所致，如复其原名、全称、正字，实际重名者甚少。对确系重名的，在原村名的基础上，冠以方位词：东、西、南、北、前、后；或冠以形容词：新、老、大、小即可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乱改的应复原名。”报告得到滨县人民政府批准[1]756-757，由此引起滨县历史上大规模的村落名称变更运动。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滨城镇西三里庄*从1982年到现在，由于行政区划变动与社会变迁，很多村镇名称又有所改动。本文为保持原貌，未按今地名标注。，“曾名王十子村、三里庄。洪武二年，王氏由枣强迁此，生十子，故名王十子村。因距县衙三华里，习称三里庄。为别重名村，1982年6月更名西三里庄”*以下所引村落资料，详见吕宪章编著：《山东省滨州市地名志》，天津：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1988年版。不再一一出注。。滨城镇南吕家，“曾名吕撕皮、吕家。洪武二年，吕氏由三河县候掌街入枣强，复迁滨城南50里于家庄，次子吕澄又迁滨州北十里定居，业皮匠，人称吕撕皮，遂习称村名，简称吕家。因与北吕村重名，于1982年6月更名南吕家”。这两个村落原先的名称在县境内存在重名，其变更则由于自上而下的行政要求。

村落行政的合并与分离也会带来村落名称的变更。合并的情况如梁才乡周马，“曾名小周家。嘉靖三十年*原文如此。按：嘉庆在位时间为1796-1820年，共25年，无“嘉庆三十年”之说。根据相关内容，疑为“嘉靖三十年”。，周氏从都富李迁此，立村小周家。1958年与小马家合建一个大队，称周马”。分离的情况如梁才乡东玉皇堂村，“曾名畦(喜)子村、玉皇堂。明初，胡原、张明姑表兄弟自枣强迁湿沃县畦子约村，胡居东，张居西。后修玉皇堂，人呼玉皇堂村，胡姓失继。1961年分建东玉皇堂、西玉皇堂大队，各行其政，遂成两村”。小周家和小马家两村组成一个大队，玉皇堂村析为两个大队，都导致原先村落名称的消失和新村落名称的出现。无论政府为解决村落重名还是村落行政变动，都会引起村落名称的变更，透露出其背后政治性因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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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村落内出现新的标志性事物。这些事物五花八门，有桥，有仓库，有楼，甚至大树。当然，数量最多的还是庙宇，正如清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观察到的那样，庙宇是中国各地乡村的标志性建筑，“一般来说，对中国的任何事情都很难进行可靠的概括，不过，如果还有什么事情的概括比其他事情可靠一点的话，那就是这个帝国乡村庙宇的普遍性”[3]103。这样的例子很多。里则镇红庙“曾名兴隆寺。李天伦，洪武二年迁此，村有宋代建的兴隆寺大庙，村因以为名。清顺治间重修庙宇，庙墙着红色，人称红庙，习为村名”。一个村落如果同时修建两座庙宇，名称自然改为双庙，尚店乡初家即如此，“曾名双庙初。洪武二年，初松从枣强迁此，以姓立村。咸丰间修天齐、泰山庙，改称双庙初。1948年庙毁后，复称初家”。此外，沟渠的开挖、已建楼的倒塌也会导致村落名称变更。前者如杜店镇姬家沟“曾名姬家。姬氏以姓立村，明代又迁来一姬姓。道光年间，为防河患，二十四村共挖一条大沟从村中穿过，沟名姬家沟，村亦改称姬家沟”。后者如里则镇西李扎根，“曾名李家、李家楼、李扎根、西李。明初，李春荣自枣强石坦李迁此，以姓名村。后建小楼，改称李家楼。不久楼塌，以为不祥之兆，为能长期在此定居，改名李扎根村。清代人盛，分为东、西两村，居西者称西李扎根，简称西李”。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因素，影响村落名称变更的因素还有其他方面，有的因为讹名的流传，如滨城镇张豹家“曾名张箔家，洪武二年，张龙、张虎、张豹三兄弟从枣强迁此，龙居罗家堡，豹定居于此，以名立村，后讹名张箔家，1982年6月复名张豹家”。有的因为戏称，明恩溥讲：“中国乡村只是中国人个体的放大而已，正如单个的人一样，乡村也有绰号，而且这种绰号常常将其原名取而代之，原名反倒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3]17如杨集乡张念佛“曾名张家。洪武二年，张氏自枣强迁此，以姓立村。后建关帝庙，按俗应唱戏庆贺，因民穷无币，以和尚念经代，人戏称张念佛，习为村名”。还有的还包含迷信色彩，如尚店乡小范家，“曾名范家、药子范。洪武二年，范世成自范家集迁此，立村范家。村北有野鸡周村。风水先生云：‘鸡(野鸡周)吃饭(范)不吉利’，因改名药子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村小人少，称小范家”。相比较而言，这样的例子少得多。

移民渐趋平息之后，村落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时，村落内部不同姓氏之间容易出现发展上的不平衡，有的姓氏人丁兴旺，有的姓氏则衰落下去，甚至绝嗣。人丁兴旺的姓氏就会产生更改村落名称的要求，虽然他们不一定表现出来，但由于他们的兴盛，村落之外的人会把他们视为村落的代表，并在称呼村落名称上体现出来。在这个时期，社会因素中的村落内部不同姓氏之间发展不平衡和村落自身因素成为黄河三角洲村落名称变更的重要影响因素。

同样在社会稳定与和平发展时期，政府为了管理上的便利，也会对所辖地的村落名称进行比对和统一，以清除重名，使不同村落有着自己的独特名称。据统计，在原滨县760个村落中，重名村的达到293个[1]757。这些重名村中，各有2～8个不等的村落使用相同的名称。这给村落管理工作，如数字统计、通信等方面带来极大的不便。1982年6月原滨县人民政府发布通知，要求重名村采取多种途径，消除重名现象。在这个时期，政治因素也是黄河三角洲村落名称变更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村落演化。在村落发展史中，其自身因素的变动也会引起名称变更。从空间尺度上看，这些因素可归纳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村落的发展。村落之间发展不平衡是常见现象，那些发展的村落往往更改村名加以反映。里则镇庄科李，“曾名庄户李。明初，李中和自枣强迁此，以土肥地广，庄稼旺盛，农户殷实，取名庄户李。明代乡试中村多有考取秀才者，改称庄科李，以崇科举之意”。里则镇彭家集，“曾名彭家井。洪武二年，彭成自枣强迁此，立村前有井，故称彭家井，清代起集，遂称彭家集”。在这两个例子中，无论是“起集”——在村落内设置周期性交易市场，还是科考人数增多，都表明村落的发展，而从庄户李到庄科李，从胡家井到胡家集，正是对发展的反映。

从历史的角度看，明朝初年由于黄河三角洲经过战乱之后，人烟稀少，许多村落变为废墟。在明朝政府平衡天下人口政策的影响下，来自山西洪洞和河北枣强的移民辗转进入黄河三角洲，建立新的村落。依据《滨州市地名志》对黄河以北769个自然村的渊源考证记述，通过整理统计可知，滨州在明朝建立之前有自然村124个，明朝时期移民迁入立村608个，是明前村的4.9倍。其中，已知在明时迁入立村具体时间的472个，占明时总立村数的77.6%；不知迁入具体时间的136个，占22.4%[4]420-423。东营市垦利区与此类似，“明朝初期，为发展农业生产，封建统治者推行‘移民就宽乡’的民垦政策。明洪武、永乐年间，官府自山西洪洞、直隶枣强等县，分批迁民定垦，遂形成县域西南部现董集、胜利、胜坨、郝家、宁海、高盖等乡102个村庄”[5]153。这些移民在迁入时势力超过原住民，会更改村落名称，以体现他们的意愿。在这个时期，社会性因素中的移民因素是影响黄河三角洲村落名称变更的主导性因素。

第二，社会因素。黄河三角洲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移民区域，从明朝初年以来出现几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时期，包括人口的迁入与迁出[2]，这也会引起村落名称的更改。里则镇丁家“曾名刘侯庄。刘、侯氏，明前户，合姓刘侯庄。明代丁姓自杜店大安定迁来，人盛，遂改称丁家”。尚店乡墨家集“曾名水张家。明初，张氏自枣强迁此，因村东南低洼积水，名水张家。万历年间墨氏从密云县迁入，人盛，村中又起集，改称墨家集”。在这两个例子中，迁入姓氏人丁兴盛，势力超过原住村民，从而带来村落名称的变更。这种情况下的村名变更有的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小营镇索家，“明前村，名鲁佐庄，洪武八年，索姓与表兄张焕之由河北枣强迁来，至四世人丁兴旺，索树、索林、索木、索枝分四世系，渐易呼为索家”；有的则带有强迫性色彩，如小营镇刘公林，“明前村，名台前张，因在宴贺台前得名。洪武三年，孙、赵二姓由枣强迁来，又由举门村迁入一名刘公林的举人，因势以其名易村名”。人口迁入可谓村落名称变更的一种社会性因素。

二、村落名称变更的时间序列

另一种是村落内部不同姓氏之间发展不平衡。这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部分姓氏人丁兴旺，变更后的村落名称体现他们的姓氏，小营镇王庄子就属于这种情况，“曾名程家庄，明前村，名程家庄，洪武二年，王姓由枣强迁此，后人丁兴旺，易为今名”。二是原住民绝嗣致使其姓氏从村落名称中去除，如滨城镇杨家湾村，“曾名小孙庄，洪武二年，孙氏由北镇郑牤牛家迁此，以姓立村，名小孙庄。清初，杨氏由九户杨迁入，傍湾而居，孙氏绝后，杨氏改称杨家湾”。三是村落中某一姓氏出现名人，其名代替原先的村落名称，如滨城镇孙家庄，“曾名南邢庄，洪武二年，孙氏由枣强迁惠民二堡孙，复迁孙家集，又迁南邢庄。因孙氏有名人，遂名孙家庄”。

其次是村落位置的移动。黄河三角洲地势平坦，河流密布，形成众多低洼地带，这给村落的生活与发展带来极大限制，而转移村落位置成为行之有效的避害方式，如杜店镇山柳刘“曾名刘家厓子。明初，刘汝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因村北土丘上柳树成林，取村名山柳刘。村地低洼，民移房于丘台，习称刘家厓子，后复名山柳刘”。山柳刘原先因地势低洼而迁移到丘台，致使其名称一度改称刘家厓子。

还有一种是出于村民自发的要求。这些要求多种多样，有时认为原有村落名称不雅，如滨城镇义和庄，“曾名薛家、薛鸭郦家，洪武二年，薛氏自枣强迁此，以姓名村。后遇水涝，官衙验灾，薛氏中有‘地方’者能言善辩，官曰：‘尔乃钻天鸭郦嘴巧’，遂准灾免税，故绰号薛鸭郦家，后人以村名不雅，更名义和庄”。有时为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如尚店乡顺和店，“曾名三合店。相传元、明曾于此地交战。明初，张大道自枣强迁此，村中前街有东西向官道，宽十八尺，潍县三个状元经此进京，以村人道旁开店谋生，赐名战场店。民国初分立三村，本村取名顺和店，以示三村和顺之意”。

2、.做好“数”与“式”的过渡。初中里学习的内容多是小学内容的扩展。小学数学与初中数学实际上好多都是关联的，教学中，我一方面注意引导学生掌握好用字母表示数和表示数量关系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注意挖掘中小学数学本身的联系。如，对整数与整式、分数与分式、有理数与有理式、等式与方程、方程与不等式等等，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区别，在知识间架起衔接的桥梁，从而搞好知识间的过渡。

由图1可知，FMA分解的中心思想是将机床制造加工这种复杂的综合运动(即功能)进行逐层分解，直至分解为一系列最基本的且不可再分解的动作单元，这类似于整机拆分成零件的过程，只不过前者是以机床的功能为研究对象，后者则是以机床的结构为研究对象。因此，整机的功能运动是否正常实际上取决于各个元动作是否会发生故障。

三、村落名称变更的环境印记

文化地理学是近现代西方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大学的索尔明确提出地理学要研究“文化景观”，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地理学的最后形成。从那时到20世纪70年代，文化地理学逐渐形成五大研究主题：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和文化景观[6]。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看，村落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村落的形态、建筑、布局等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要适应所处的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的变迁也会影响村落的各个要素，使其名称变更带有浓厚的环境印记。

第一，村落名称变更的地理环境印记。黄河三角洲地处渤海湾南岸和莱州湾西岸，区域内有黄河、徒骇河和马颊河等水系，在雨水丰沛的季节，容易形成河灾，尤其是黄河以善淤易决著称。河流的每次决口，不仅给临近河流的村落带来极大的灾难，导致村落位置的移动，而且带来村落名称的变更，同时，新的村落名称也蕴含着对这一现实的反映。堡集镇堤上胡“曾名桥上、大胡家、胡家。顺治八年，胡月华由大营胡迁此，因村东有石桥，故习呼桥上。胡氏人盛村大，遂称大营胡，简称胡家。光绪间十二年发大水，民筑堤捍御，并移房于堤上，又称堤上胡”。从桥上更名胡家，再从胡家更名为堤上胡，透露出村民房屋因黄河洪水而迁移的事实。此外，里则镇赵家口从赵家口更名赵家坝，再从赵家坝复名赵家口，反映出其所处大清河渡口的地理位置与堤坝兴废。里则镇西圈王村从王家更名为圈里王反映出黄河水圈村的经历。

第二，村落名称变更的人文环境印记。行政需要会导致村落名称变更，反过来看，一些村落名称变更的背后有着政治运动的印记。张集乡姑慈庵“曾名杜庄、姑子庵、东风村。明初，杜氏自枣强迁此，立村杜庄。永乐间，村西北修庙，有尼姑主持，呼姑慈庵，习为村名。1924年为书写方便，改为姑子庵。1966年‘文革’初改名东风村。1982年6月复名姑慈庵”。姑慈庵名称演变历程中的从姑子庵到东风村，即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运动。“队”名是由村落名称派生出来的，一个行政村既可以指一个“队”，也可以包括几个“队”，如1974年，原滨城公社有88个村、96个大队，“队”可以说是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梁才乡的龙王崖村从龙王崖改名红旗大队，东玉皇堂村改为和平大队，西玉皇堂村改为胜利大队，与上述村落更名时间大致一致。

村落是农业人群长期生活和繁衍的具有清楚地域界定的单元。在前工业化时代，它不仅仅是房屋和村民的聚集区，是他们生活的物质空间，更是他们生活的精神空间[7]。村名作为村落的外在标识，反映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诸多事象，承载着丰富人文信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在行政需求、社会变迁和自身演化等因素影响下，村落名称的变更曾是黄河三角洲历史上的常见现象，透露环境的变动。如今，重名村基本消除，移民规模、政府对村落名称变更又有着明确的要求，诸如经济发展、姓氏浮沉、建筑兴废不再成为变更依据，而随着城镇化运动和村落兼并的推进*有研究者统计：从1985年到2001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落兼并等原因，从940 617个，锐减到709 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减少了25 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详见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可以预见这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黄河三角洲村落名称变更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受访者学历方面，大学本科人数最多共有86人，占总体的71.1%，其次是大专学历的受访者有19人，占总体的17.5%，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受访者有5人，研究生学历的受访者有10人和初中学历的受访者有1人，分别占总体的8.3%和0.8%。

参考文献：

[1]吕宪章.山东省滨州市地名志[Z].天津：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1988.

[2]李沈阳.近十年来黄河三角洲区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8-42.

[3]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阎秉喜.明初移民迁入滨州及其影响[M]//滨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滨州文史：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5]山东省垦利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垦利县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6]周尚意.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及其学科影响[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1(4):415-422.

[7]刘沛林.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4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