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热土上辛勤耕耘的编辑出版家蔡学俭

坚守出版七十年，不忘初心勇向前。

精雕细刻铸精品，传播文化志当先。

互联网企业的培训管理严重缺乏对其培训效果的评价。显而易见，缺乏检验的培训自然也就使公司难以获益。互联网企业只关注其培训方式及方法的改善，并不看重培训评估，从而没有建立完善的培训效果评估体系。可想而知，由于缺乏完善的培训评估系统，公司无从得知其培训对员工是否有效果，也难以有针对性地改进公司的员工教育培训，以至于公司培训无法达到提升员工技能的作用。

耄耋之年不歇脚，办刊重担挑在肩。

总体看来，专家学者对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测评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测评工具和测评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尤其是测评工具的设计与开发，然而对于发展测评的机制和方式、测评结果的有效应用等问题的关注较少。

搭桥铺路为人梯，英才辈出笑开颜。

我深知以上几句话远远不能概括表达蔡学俭先生一生对编辑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但它确是发自我内心对蔡先生的敬重之意。

我和蔡先生相识已有二十多年。早在1994年7月初，由中国编辑学会、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河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的“全国编辑学理论研 讨会——第一次编辑学学术研究会”在郑州召开。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作为湖北省出版界的代表蔡先生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他的讲话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出版理论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指导现实，编辑学的研究要走进广大出版工作者中去；二是出版工作者要了解全局，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编眼前书，胸中若无全局这个弦，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听了这些话，当时就感觉这位老出版家眼光高远，问题抓得准。

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承担的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出版通史》编撰会2006年8月5日至6日在北京松鹤山庄召开。作为该书编纂组成员蔡先生和我一起赴会。在会议中我们相互交谈，蔡先生对湖北和全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战线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巨大变化充满兴奋和喜悦。但言谈之中对一些出版单位搞个人承包，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做法深感忧虑。他认为只有抓好图书质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体制才能使出版业健康持久发展。

时隔三年，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回顾60年来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河南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本《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在考虑该书的作者时，自然想到了蔡先生。这年6月间，我和刘小敏同志亲赴武汉，登门拜访蔡先生，并请他为该书赐稿。蔡先生很高兴很爽快应约，并谦虚地说：我写写看吧！两个多月后，蔡先生就将他撰写的一万多字的《我在50年代的编辑工作》寄来，他真是说到做到。

经过多次和蔡先生近距离接触，他那热爱出版，熟悉出版，善于出版管理，对编辑工作认真严谨，高度负责，热心出版理论研究，勇于创新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为人平易谦和，光而不亮、藏而不露的高尚境界尤使我敬仰。

要全面了解蔡先生一生的编辑出版业绩及其贡献，还得从他的一生经历说起。

1 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见证人

蔡学俭，1929年生，湖南省华容县人，编审，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就读于南京政治大学新闻系，同期担任香港《华商报》今日通讯社记者。1950年，在中共湖北武昌县委工作期间曾编辑过一份《土改小报》。1951年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调中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至1983年任职于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任湖北出版总社总编、党组副书记。1986年至1987年任湖北省出版局局长、新闻出版局局长，1991年退居二线后，在时任局长支持下，创办《出版科学》，任主编，并任湖北省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他担任的其他社会职务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顾问，湖北省编辑学会会长，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的编辑出版理念》《归燕集》，另在报刊上发表编辑出版理论文章100多篇。

蔡先生做编辑出版工作是从最基层开始的。“学俭同志从学做校对开始、助编、编辑、组长——40年来摸遍了出版机器的每一个零件，‘将帅起于行伍，宰相出于阡陌’，才一步一印地走上领导岗位。他太知道出版的艰难，编辑的甘苦了。正因如此，他对出版理论的研究才能全面独到，才能够总是把理论研究做了前瞻，而不是‘马后炮’”[1]。

蔡先生在实际编辑工作中正是按以上所述认真去做的。他不轻易相信自己的一般判断，在编辑工作中努力做到逢疑必查，认真核改。1954年下半年，他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南地区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一书的责任编辑，由于原书中有一些史实有误，再版时需要改正一些不符事实之处，但有一些史料查不到书证。其中有一篇是陈再励回忆1926年马日事变后湖南平江秋收暴动的文章。陈文提到平江暴动的领导者是罗纳川，有读者提出是毛简青。编辑去信向陈询问未果，后又向李六如求助。李于1927年曾指导过平江秋收暴动，亲自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1955年1月4日，李六如给编辑部写信证明当时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是毛简青，“他是执行秋暴动政策总领导”，“罗纳川当时不是县委书记，而是实行秋收暴动最得力的主将”。他建议删去陈文中“以罗纳川等同志为首的”改为“毛简青和罗纳川为首的中共平江县委”。后将这封信转致陈再励同志获得同意，再版时作了改正。当时，毛简青烈士的儿子毛萌生在中南政法学院学习，对此书再版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表示感谢[8]。通过这件事，使他认识到编辑的责任重如千钧，编辑工作要做到尽善尽美确实很难，但为了对社会负责，编辑要尽最大努力，使出版物达到完善。叶圣陶曾说过：“出版事业首先要抓紧撰著编辑这一环，不惮斟酌再三，不厌屡易其稿，务求做到尽可能的完善。”[9]蔡先生在编辑工作中对书稿的内容严格把关，对书稿中文字也不放过细小的地方，真是踏石有印，抓铁有痕。他曾说，一个错别字符就像一块沉重的铅石压在他的心头。为了杜绝可能产生的差错，他的经验是：“编辑不可不看清样，还要十分认真。艾寒松编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八大’以后新版，订数100万册，清样到我手上，看了一通宵未发现差错，心里不踏实，认真再读发现一处‘毛泽东’误排为‘毛东泽’，那时这种差错成书是要全部报废的，惊醒之余也聊堪自慰”。为了一个字可谓做到“废寝忘食，锐意穷搜”，责尽心安，坚守职业追求。

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中南区开展查田定产和改革农业税制度，蔡先生和其他同志一起，负责编两本为党的农村工作服务的书：《查田定产问答》和《农业税政策问答三十条》。他们约请有关单位撰稿。接到初稿时，问题较多，编辑提了许多中肯意见，二稿修改仍不理想。他们和作者一起进行多次修改，方得出版。这样对书稿认真编辑的工作精神，受到上级的表扬。出版总署1952年第20期《出版通讯》发表了他们组编两书的问答文章，并加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归纳出“九步走”的编辑工作经验。所谓“九步走”，概括说就是第一步抓主题；第二步抓作者；第三步说服作者，解决作者的思想顾虑……帮助作者克服困难；第四步是作者写出提纲，出版社审阅提出意见；第五步作者写出初稿，由作者和有关同志审阅修改初稿；第六步出版社组织力量审读，进行修改加工；第七步送党委宣传部审阅，然后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第八步和作者商定，修正定稿； 第九步由政府业务部门审查，审查后出版。“九步走”的编辑工作程序今天看来有些繁琐，但在当时条件下，它对保证图书质量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蔡先生在谈到编辑《中南农民》和两本政策问答书的出版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南农民》的编辑工作和这两本政策问答的出版，给予我的启发是，编辑工作决不是你写我出的简单劳动，而是复杂、艰苦的创造性工作。作者创造出版物的价值，编辑同样以自己的劳动增添价值。编辑可以无名无利，但决不可以无为无用。出版物中就凝聚了编辑的劳动和奉献，这是编辑的价值所在和理应受到尊敬之处。”[3]

经历是财富。蔡先生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编辑，有长达70年的出版经历，全程亲历新中国出版历史的各个阶段。这当中既充满喜悦，也有过忧愁和苦恼。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华民族的出版事业开辟了新的发展时期，至1956年，国家对出版事业进行清理、整顿、改造，建立了一批新型的国家公私合营出版机构，出版业呈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出版事业进展成绩显著，党重视编辑工作和图书质量，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蔡先生正是在这个大好局面下参加出版工作的，对此深感兴奋。1958年的出版“大跃进”，违背出版规律，在湖北及其他一些地方用大跃进的方式，提出出版要放卫星，多出书，快出书，“三审制”遭到破坏，把其视为少慢差费，把“四审一校”看成清规戒律要打破；个别地方为了配合中心工作，县里也办出版社，其结果是滥编书，乱出书，导致图书质量下降，许多图书报废，出版元气大伤，令人惋惜和痛心。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出版事业遭受破坏。蔡先生编辑的一些书，受到批判，个人也受到牵连。使他想不通的是自己编辑的有价值的书受到批判，而那些应景之作却受到肯定。为此，曾产生不想干出版、“出版危险”、“出版无用”的想法。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战线出现了发展繁荣的大好形势。蔡先生沐浴40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以及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大好时机，又重新坚定了从事出版的信心。通过对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历程回顾，他体会到出版事业繁荣带来的喜悦，也有过事业遭受曲折时的失望，但无论成功或失败、经验或教训，都使他加深了对出版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文化自信、职业自信心的自豪感与决心，愿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毕生为之奋斗的出版事业，辛勤地耕耘在这片热土上。

蔡先生曾自述70年出版经历中的喜悦、愉快和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徬徨。他第一次刚跨入出版社门槛时说：“我刚到出版社来，把它看作一座巍峨的艺术殿堂，设想一展平生抱负，在大殿堂里创造个人的世界。但当被安排在一个不很显眼的角落，从事琐碎的为人作嫁的平凡工作，个人抱负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冲撞，于是陷入动摇和彷徨。难道这种简单劳动就是出版？难道出版就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我怀疑自己的才能在这里能否发挥，个人价值能否实现。由于我不理解出版这种崇高的职业，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从事这项劳动的重要意义。”[4]如何正确认识出版工作的重要意义，如何做好编辑工作，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他结合自己的编辑实践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通过他早年编书刊的锻炼和感受，“我逐步理解了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它不是一句口头说说的套话，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毅力，需要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还需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语言文字基本功，而要做到这些的根本，是对人民和出版事业的无限的热爱” [5]。随着他的编辑工作的延续和深入，他越来越认识到出版工作的深刻含义。“我们从事出版，是追求出版事业得到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个人的荣辱得失总是同事业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的。而事业的发展，离开对出版的正确认识和不断实践，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认识和实践的深化，促使改革前进和事业发展，而每个出版工作者也会从中发现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从而得到理解和尊重，也才感受到真正的欣慰和愉快”。谈到这方面的体会时他深情地说：“当一个人一生与一项事业荣辱与共、悲喜相连，从而生发的对这项事业依依不舍的热爱，虽到老年也是老而弥坚，壮心不已的。”他还以一个老编辑家的身份，告诉刚入门的青年出版工作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总是同整个出版业的兴衰一起，只有努力实现整个出版业的社会价值，个人才能施展抱负，发挥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这些肺腑之言，说明他真正地爱上了出版这片热土，也是他几十年不忘初心，在这片难舍难分的热土上辛勤耕耘的根本原因。

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城市建设一直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40年。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并在城市建设领域响应和落实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及目标任务,在每一轮重要的国际峰会之后,我国在城市建设领域都会开展一系列实践活动。总的来看,我国可持续城市建设和发展已经走过初期单个议题、单项建设的阶段而进入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阶段。我国可持续城市的建设不仅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

蔡先生70年的编辑出版历程，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凝聚了中国优秀编辑的基本素质和敬业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也为撰写新中国出版史提供了参照。

2 认真严谨务实创新的编辑出版家

Cite this article as: ZHANG Qiong, ZHENG Qing-Hong, SANG Yi-Shu, SUNG Herman Ho-Yung, MIN Zhi-Da. New limonoids isolated from the bark of Melia toosendan [J]. Chin J Nat Med, 2018, 16(12): 946-950.

呕心沥血，培育新人。作为省出版局的局长，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他对武汉地区出版新人的培养成长十分重视。他率先垂范，重视出版研究，推动局领导班子成员也重视出版研究。他精心主编《出版科学》，为培养新人搭建平台；又从经济上给武汉大学等以支持；中青年出版著作，他又热情撰写评论给予推荐。有人说，武汉大学出版学科的发展一直留存着蔡公背后呵护的身影。蔡先生不愧是一位热心出版研究、支持编辑学学科建设的引路人。

党的优秀理论工作者、报刊编辑家艾寒松，1952年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交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53年11月，一年多时间里共印三版五次，计105万册，以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多次重印。从1952年到1962年先后有7个版本出版，印了31次，发行1000余万册，成为广大共产党员喜爱的一部优秀的畅销书。

作为该书责任编辑之一的蔡先生，1954年起，对该书作了认真的审读。1956年“八大”后，作者根据新的形势作了大的修改。蔡先生提出了八条修改意见，作者接受了其中的7条。由于作者和编者共同努力，反复推敲，提高了书的质量。在“八大”后修订再版中，作者按照“八大”精神，增写了“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和集体领导的个人崇拜”等内容。蔡先生说：“作为责任编辑，我们深知这些增写的重要性，但又顾虑会犯错误，心中权衡再三犹豫不定，在社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终于保留了这些内容。然而，这些内容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康生发出禁令，说该书宣扬“修正主义”“有严重问题”，是“大毒草”，责令停止出版。艾寒松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于1971年含冤去世。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不仅反映了编辑工作者的认真严谨工作态度，也显示了编者坚持真理敢于负责的胆识。“围绕这本书的风风雨雨，倒使我又认识到出版工作者通过出版物要宣传的真理不能是作者和编者一般的思想，是要力求宣传真理。而宣传真理要有勇气和胆识。出版工作者应该具有的正是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编辑工作，显示了编者的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富于创新的编辑思想，以及编辑家出版家的高尚境界。一位编辑家提出编辑人可分为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个层次是收获型编辑，守株待兔，来什么稿编什么稿”。“另一个层次是耕耘型编辑……伏案审校，焚膏继晷，几多寻寻觅觅，援笔调饰，嚼字咬文，尽在圈圈点点”。“再一个层次是播种型编辑，这样的编辑本身应是学者，具有很高的学术素养，洞悉学术发展的前沿，熟悉学术界方方面面的骨干精英，他能审时度势出题目、出点子、出思想”。“这样的编辑是作者的良师益友，学术成果的催生者和引领者，对期刊的发展、学术的贡献和思想解放，功莫大焉。这三个层次体现三种境界。第一个层次是职业境界，第二个层次是敬业境界，第三个层次则是事业境界、是编辑家、出版家的境界”[6]。蔡先生无愧于是有眼光高水平的编辑家、出版家。

编辑出版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有严格的工作程序规范，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全书的质量。作为资深出版家，蔡先生对编辑出版工作一系列流程真正做到了学懂弄通做实。他根据自己的编辑工作实践，总结了一套保证图书质量的编辑工作方法。如何审稿？有一篇文章介绍他的方法是：“一稿在手，先审整体，看写作意图和对主题的论述；后审局部，看篇章结构的逻辑联系；再审具体观点、材料，看二者的结合和立论根据；回头再看整体，对书稿作出初步判断。他把这概括为‘从一般到个别，再从个别到一般’的审稿方法。当认为书稿可能采用后，即进行精审。他的精审方法可以概括为‘四看’，即：从经典、定评著作中看观点；从同类著作中看创见；从权威工具书中看材料；从准确版本中看引证。他把这种审读法称为‘比较’审读法。通过比较，反复斟酌，提出修改意见。经作者修改达到出版要求后，即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加工整理，这主要是纠正病句、错字、不规范的字和不当的标符，同时核对引文、数字、时间、人名等。”[7]实践证明，这种环环关注、整体管控、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消灭差错、不留后患的审稿方法，精准地保证了图书质量，做到对作者、对读者、对社会负责。这种严谨细致的审稿方法，加大了编辑的工作量。编辑付出的心血远远超过自己苦心撰写的著作。但对文化建设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意大利著名作家和学者卡尔维诺说：“因为做的出版工作，我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比自己的书多得多，我并不介意。任何消耗在有益于以文明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事务上的精力，都是适得其所的。”

实践出真知，实干长智慧。蔡先生的编辑工作是先从编普及读物开始的。他到中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第一站是参与编辑出版《中南农民》。这是一份面向农村，以农民和基层干部为对象的期刊。刊物内容短而精，通俗易懂，很适合农民阅读，发行量最高达到100万册。他在编辑工作中尽职尽责。但由于对编辑工作缺乏认识，在编刊时“我对编辑工作知之甚少却自视很高，情况不明决心却很大，满怀热情，没日没夜地编出了初稿，自我感觉不错。哪知编稿内容芜杂，没有中心，毫无章法，缺乏编辑思想，结果几乎被全部否定，刊物险些延期出版。在领导帮助下，这次失败使我认识到，对出版工作不能轻视，它绝不是简单劳动，不是单凭热情和书本知识就可做好，一定要谦逊谨慎，认真学习，努力实践，逐步掌握工作规律” [2]。吃一堑，长一智，在《中南农民》接受的锻炼和教育，使他终身受益，永远难忘。

“无错不成书”这是读者对编辑工作的严厉批评。由于编辑缺乏责任心，在编辑工作中粗心大意，在书稿审查中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有些书稿由于作者写作不严谨，引文中不注意核对原稿，编辑又凭印象，造成“十引九错”；有的编辑手懒，对书稿中的语法错误及人名、地名、数字、年代文字的差错不查对，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2010年1月2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发言人宣称，此前由他们发布的“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喜马拉雅冰川2035年完全消失”的文件中的数据有误，“2035年”应为“2350年”。这位发言人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工作人员录入文件的失误所致……正是由于这个失误，喜马拉雅的冰川消融的时间提前了315年，并且还引起了世人不小的恐慌！”[10]可见，一个数字用错，造成的不良影响与危害多么大。

出版物在编校上的差错是一个顽症，有其顽固性、反复性。出版主管部门多年抓，抓一阵，好一阵，但总不能根除。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12月6日披露，“质量管理2017”教辅、少儿和生活类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涉及19家单位的24种出版物，其中5家出版社出版的5种图书差错率达到万分之五以上；另外2017年专项工作查处不合格出版物57种，涉及44家出版单位。这说明出版物编校差错仍是制约图书质量完美的一个大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加大管理力度，建立健全有效机制，利剑高悬，警钟长鸣，二是强化编辑的责任感，真诚干事业，培养工匠精神，做尽职尽责的编辑人。

如前所述，昆曲过腔音乐材料有来自本唱调音阶中的任一级音和昆曲剧种主调两种。音乐材料以及各种材料的不同组合和连接次数的多寡，可以影响乃至决定过腔的结构和结构形式（下称“构式”）；音乐在运动过程中，亦有音势顺畅或转折、气息顿挫或断连之异，也会导致乐汇或“句型”的变化，过腔结构的多样性亦由此产生。

蔡先生是编辑工作的多面手。他一生除编了许多通俗读物、政治理论图书，还编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文史哲学术著作。“经过我组织编辑出版的文史哲著作，就有《中国哲学史人物丛书》、《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张舜徽）、《墨家的形式逻辑》（詹剑峰）、《张居正大传》（朱东润）等。我编辑的这些学术著作，因其原创性、高质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及学术价值。”[11]

3 出版理论研究的践行者推动者

出版工作和出版改革需要理论指导，没有理论的指导，出版工作就会陷入盲目性，只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出版工作才富有活力，取得明显成效。蔡先生从1983年，就积极倡导践行出版理论研究。“要在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人员中形成科研的风气，以各种方式组织他们从事科研……专业人员的研究和实际工作者的研究相结合，不仅有利于科研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队伍的提高和工作的改进”。“科研必须联系实际，应该给解决现实问题以指导。如果没有对出版的历史、现状和国内外情况的全面了解和综合考察；如果科研的课题不是源于实践，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不是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并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观点、方法和结论；如果不去研究变化发展着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得出新的概括；如果研究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名词概念到名词概念，而与出版事业发展无关：那么，这种科研本身就不可能成为能解渴的‘水’，也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研究是从自身实践体验出发，着眼大局，用鲜活的原生态事实，联系出版实际，其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现实的针对性及实用性。

（1）突出重点，联系实际。从已发表的论文看，收入《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的编辑出版理念》的文章48篇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文章。其内容广泛，但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中心，一个主题，一个目标。

一个中心，即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根据这一精神，作为出版机构的领导人，蔡先生从战略高度重视编辑工作及编辑队伍的建设。他认为出版社的成败兴衰，寄托于优秀的编辑队伍。因为“好的著作要成为好的图书，实现应有的价值，关键在于编辑工作”，因为“书稿的价值是作者创造的，经过出版则使其增值，其中编辑工作增值的份额最大，举凡选题策划、组稿、审稿、加工整理等，都使书稿增光添彩”。“因此，编辑工作决定作品的出版和质量，在一定意义上，还影响着一个时期文化的盛衰以至社会进程。没有编辑工作的出版必然是没有价值的出版”。

作为一名编辑如何才能担当艰难而光荣的任务，蔡先生以自身体会谆谆告诫青年编辑，当编辑：“既要思想开拓，又要作风严谨，既要善于交往，又要有坐功；既要有所作为，又要自甘寂寞；既要编书，又要勤奋读书和写作……我体会，既当编辑，就一定要有不为名利的奉献精神、全心全意的敬业精神、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要达到如此境界，就要靠在实践中磨炼。”“社会实践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工作能力的培养，要靠实际工作中领导言传身教和严格的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和勇于实践。通过实践锻炼提高干部，是造就人才的宽广大道……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优秀的出版队伍，这是出版繁荣的希望所在，党和人民的希望所在。”这既是自身经验的总结，又是领导工作的经验之谈。

一个主题，提高图书质量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早在1983年蔡先生就在《图书质量三论》一文中，从图书产生发展的历史提出：质量是各个时代对图书的根本要求。我国许多优秀的图书之所以至今传播不衰，其原因就在于有很高的质量。“图书的生命力在于质量，质量低劣的图书，是经不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时代虽然不断发展变化，要适应新的形势，“最重要的仍然是讲求图书质量”。“不顾质量，粗制滥造，甚至不顾声誉，损害读者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一些出版单位只讲出版数量，不顾质量，出版滑坡的倾向，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以质量求发展的理念。“发展既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单纯数量的发展，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一种不稳定的发展，因而不是真正的发展。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发展数量，就能实现量和质的协调发展。这种发展，才是稳定的，可靠的”。此文是国内较早提出关于重视图书质量的优秀之作，被评为全国首届出版科学论文奖。

记者日前获悉，山东将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并首次建立职业农民职称制度，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1]赵航.把一生献给了出版热土：读蔡学俭我的编辑出版理念[J].编辑学刊，1999（6）：56

一个目标，就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体制。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得过死、缺乏自主权等弊端。出版改革就要“把企业推向市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通过市场竞争，激发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在市场竞争中起主导作用，并使出版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为了出版改革取得成效，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变与不变的关系。最终建立“以出版发行优质高效出版物为中心，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及出版业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出版体制为前提。多出好书依赖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为了促进多出好书。出版改革朝着这个目标深化，将有助于理论和思想上统一认识……加速出版繁荣的步伐，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之路”。这些见解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2）撰写《规程》，指导编辑实践。说到蔡先生对出版工作及理论的贡献，不能不提到由他执笔撰写的《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

同物质生产一样，作为精神生产的编辑同样有自身的规程。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虽然也有一些编辑工作的有关程序的规定，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编辑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原有的一些规程需要补充修改，需要编写新的规程。“我们为什么编写《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是为了服务于实现我国出版工作的总目标：多出好书。多出好书，就要不断提高图书质量。目前妨碍提高图书质量的问题之一，是编辑工作的不规范，也就是编辑的随意性” [12]。由谁担任撰写《规程》的重任，在1996年初，中国编辑学会常务理事会上，刘杲会长把这项任务交给既有长期的编辑工作经验，又热心出版科研的蔡先生。

动物低氧培养箱（美国Biospherix公司），氧气控制器设定氧气为5%（体积分数）培养箱为透明有机玻璃制成以便观察箱内情况。培养箱一侧装有氮气进气阀门，此阀门与箱外的氮气瓶相连，打开氮气阀门使箱内气体出去从而使箱内氧浓度降低。培养箱内一侧安装氧气控制器探头，此探头与箱外氧气控制器相连。箱内装有风扇保持空气流动同时不允许空气置换。培养箱壁有通风孔，仅留2个通风孔以控制通风量。低压生成装置，包括真空抽滤泵（LabTech），密闭瓶，气体流量计。用胶管将密闭瓶与真空抽滤泵相连接，将压力调至0.75 MPa，气体流量计控制气体流量为0.15 m3/h。

蔡先生不负重望。他接到这一重任后很快动手，用了三四个月时间，经过广泛调查，听取有关专家意见，写出了初稿，交中国编辑学会。学会将初稿分送20位专家征求意见，专家对初稿给予基本肯定，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学会将这些意见反馈给蔡先生，7月初，根据专家的意见，作了进一步修改。1996年8月，在中国编辑学会年会上，对《规程》修改稿又进行讨论。“1997年7月下旬，《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再次经过征求一些专家的意见，在反复讨论，正式定稿后，由学会上报新闻出版署”。“1998年2月10日，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发出管字（98）第98号文件，关于转发《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的通知，‘供全国各出版社参考’。这个《规程》的制订，以蔡学俭同志为首的湖北出版界的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13]。

《规程》历时一年多，几易其稿，终于告成。这当中汇集了众多专家的智慧，更凝聚了蔡先生的辛勤汗水和个人心得体会的结晶。用蔡先生的话说，撰写“《规程》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它不能只是个人经验的概括，而必须归纳总结编辑实务方面的研究成果；它不能是一家之言，而必须汲取诸家众说之所长；它也不能只是编辑过程的描述，而必须努力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在编写《规程》中，我始终注意规范和创新的结合，使它能够接受实践的检验” [14]。

《规程》近两万字，内容丰富，包括总述、信息、选题、组稿等12个部分，涵盖了编辑流程所有部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形势的发展，新增加一些内容，如信息，这是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增加的。以前讲编辑流程主要讲编、印、发，新的流程增加了图书宣传、评介；过去出版只讲把书编好，就投入市场，质量如何与编辑无关。新的《规程》增加了质量检查，这就有利于杜绝图书编校的差错，体现了出版者对作者、读者负责的精神。总之《规程》实用价值高，可操作性强，是编辑人员的工作守则和行动指南。刘杲同志对《规程》的编写及其价值意义作了高度评价。“《规程》的编写，实际上是学俭同志一字一句精雕细刻而成。若不是一贯保持勤奋务实的作风，哪能这样亲自执笔起草和反复修改；若不是有编辑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对编辑工作的深刻理解，哪能拿出有这样分量的文章来……这个《规程》对图书编辑工作全过程的每一环节，都清晰地列出了具体的内容和要求。不仅说明应当如何做，还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完整、系统、详细、准确，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规程》有一系列明确判断和简要阐述，总结了图书编辑工作迄今为止的一些共同经验，反映了对图书编辑工作规范化的一些共同认识，体现了图书编辑工作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因此，《规程》既是编辑人员的自律要求，又是当前编辑学研究的一个可喜成果”[15]。

4 呕心沥血办刊，培育出版新人

《出版科学》原为湖北省版协的会刊，原由胡光清提议于1986年创办，后因其他原因只出了一期停刊。时隔七年，于1993年正式创刊，内部发行，直到2000年才有了正式刊号。

办好一个刊物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定位、办刊宗旨和准确的读者对象。《出版科学》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编辑理论和编辑工作的研究。它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以广大出版工作者和编辑理论研究者为对象，发表有理论性、研究性、实用性的论著，为繁荣出版事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学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为实现这一办刊宗旨，《出版科学》创刊之始就开设了体现刊物特色的栏目，如《专论·特约稿》《编辑学·编辑工作》《出版学·出版工作》《编辑史·出版史》等，围绕这些栏目，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著。为加深读者和作者的印象，栏目的设置要保持相对稳定。但根据形势的变化，栏目也要不断地调整更新。出版史、编辑史的研究相当长时间比较薄弱，1993年之后，为了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设立了 《编辑史·出版史》的专栏，2002年之后，数字出版成为一个热点，刊物将原来的 《多媒体·网络出版》改为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使栏目的设置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要。

叶圣陶根据办《中学生》的经验，认为“一种杂志要办得好，原不仅是编者力量所及，作者们都来帮助，杂志才会见精彩，收实效”[16]。因为作者是刊物的源头，稿源要有作者提供。武汉地区高校林立，人才济济。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就相继开设了图书发行专业和编辑出版专业，华中科技大学建立了出版研究机构，华中师范大学建立了编辑学研究中心。在这里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出版科研力量。《出版科学》以高校为依托，为高校的科研队伍搭建平台，在刊物上发表他们的著作；这些作者的著作为刊物提供了丰富的稿源，成为刊物重要的支撑队伍，双方良性互动，既办好了刊物，又促进出版人才的茁壮成长。刊物创办多年来发表了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科研群体的许多优秀著作，如武汉大学的向新阳、曹之、罗紫初、方卿、黄先蓉、吴平、吴永贵等；华中师范大学的范军、段维、董中锋等；华中科技大学的钱文霖等都是《出版科学》重要的撰稿人，也是《出版科学》的中坚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科学》创刊之后十年中，共刊发各类文章1570篇，其中60%是本省作者（1084篇）。丰富的稿源成为办好刊物的肥沃土壤。

《出版科学》在选稿上既立足本省，又面向全国。国内的许多出版理论研究的名家如王益、王仿子、宋木文、刘杲、许力以、袁亮、伍杰、宋原放、戴文葆、吴道弘、阙道隆、林穗芳、方厚枢、巢峰、徐柏容等陆续加盟，给刊物提供了许多优质稿件，为刊物增光添彩。

[5][11]蔡学俭口述；蔡姗，欧阳敏采访.我的出版之路[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4）：152，154-158

功夫不负有心人，工到有成喜自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刊物的质量有了明显提升。2001年和2002年就有许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摘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出版工作》转载或编入索引。《中国编辑研究》1996年至2001年的6期年刊，共选登全国有影响的文章395篇，其中53篇选自《出版科学》，约占全部入选论文的1/8。2002年全国第四届出版科研优秀论文评奖，湖北获奖的4篇论文，均系由《出版科学》发表。另统计，《中国编辑研究》所选十大专业刊物1996—2003年所选中的篇数排名，“《出版科学》总排名位列第二……1999年、2000年和2003年《出版科学》连续两年，分别以8篇、11篇和9篇的数量，与《编辑学刊》并列第一”[19]。

《出版科学》编辑工作的严谨认真还表现在主编每期撰写《卷首语》，主要介绍每期的编辑思想、中心内容和重要文章及编者意图与评论，它是向作者、读者展示刊物整体内容的一扇窗口，也是引领读者作者的一个导航。《出版科学》从1993年第1期至1999年第4期连续7年28期，《卷首语》均由主编蔡先生执笔，虽然每期文章只有千字左右，如没有对每期内容熟悉把握，对出版发展形势清醒的认识和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是难以写出富有启迪指导性短小精粹的文章的，蔡先生为此付出的辛劳是难以想象的。

说到蔡先生对《出版科学》的业绩，有学者曾这样评价：“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湖北出版业在1990年代的腾飞打下了良好基础。政声人去后，蔡公离任出版局长后，还能连续七年，让湖北省内各出版社轮流承担《出版科学》的出版、印刷费用，仅此可知他在湖北出版界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力、较为长久的号召力……以多年出版局局长之尊办内刊者且一办七年的呢？蔡公学俭恐怕绝无仅有了。”[20]

蔡先生今年已90岁高龄，离休已多年，但他忠于党的出版事业，热爱出版工作的敬业精神始终如一。据我所知，至今他仍关心出版工作，参与出版活动。《出版科学》每期出版之前，编辑部总是把清样送蔡先生审阅定稿，严把质量关。真可谓：雄才博学造诣深，出版业绩扣人心。痴心不忘出版事，梅花愈老愈精神。

本文不是对蔡先生一生编辑工作的全面系统的总结，只是从几个方面对他的编辑出版、理论研究和办刊的贡献略加概述，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得到许多启发。

扎根基层，打牢根基。蔡先生是从编辑工作最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他了解基层、了解作者、了解读者、了解属下的编辑队伍。他广交朋友，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领导工作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这是他领导工作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标认定，不懈追求。在前进道路上，他也有过曲折彷徨，但他一旦发现自己的认识有误，能较早觉醒，通过实践提高认识，增强了从事自己工作的自觉性，就不忘初心，坚定地走下去，追求工作的最高目标，久久为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严谨认真，精益求精。他珍惜并履行自己的责任，在图书编校工作中把握全局，全程监控，最大限度消灭出版物中的一切差错，这种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的工匠精神，为广大编辑工作者树立了典范。

总结经验，与时俱进。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以往工作的经验教训，既能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过去，又能以开放的姿态看待新形势下出版工作出现的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新问题的对策与办法。

编辑工作的功能，是对文化知识思想成果的发现、选择、鉴别、优化和提升。

二是严格湘江流域管理。《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保护的综合性地方法规，4月1日已正式实施，成立了由省长担任主任的湘江保护协调委员会，其办公室设在水利厅，并把湘江保护与治理作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制定《〈湘江保护条例〉实施方案》，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

注 释

提高图书质量，要靠改革。蔡先生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项措施：即大处着眼，要有战略眼光，摸清情况，制订规划；实处着手，打好基础，建立全面责任制；出版过程人人负责把关；突出重点，带动全面；注意经营管理，抵制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上述见解对如何抓好图书质量都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韩国酒店业发展迅猛，据报道有30个大型酒店项目预计在2019年之前开业。与这些项目相关的客房总数将达到9904间，其中大多数集中于首尔和釜山。

[2]蔡学俭.做出版工作的一点体会[J].编辑学刊，2007（7）：55

[3]宋应离，刘小敏.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703

消灭出版物中的一切差错，提高出版物质量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出版“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传世之作，是出版人的最高追求。作为资深编辑人，蔡先生牢记使命，勇于担当，把出好精品作为自己最高的奋斗目标。

[4]蔡学俭.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的编辑出版理念[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95

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出版科学》2000年第3期后，作为执行主编，蔡先生下大力气抓质量。“在抓质量上，还有一条硬措施，便是认真审稿、加工、校对。一篇文稿至少审改三遍，重要文稿送局领导审查，重要引文必须核对。录入时由三人各校一遍，排版后初样二校二读，清校二读，出胶片再检查一遍，还请专家检查编校质量”。“每期的目录定稿，都要送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邱久钦局长过目。他也是编辑出身，对哪些文稿要加，哪些要删，哪些标题要改，哪些栏目要增设，乐意提出具体意见”[17]。用他自己的话说，更加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刘杲同志谈到《出版科学》认真的编辑工作称赞说：“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精神，就是对读者认真负责的精神，就是对作者的认真负责的精神。有了这个精神，何愁《出版科学》不能越办越好？”[18]

由于上述地缘环境的影响，尽管中越文化因历史渊源而形成了诸多相通或相似之处，但如今越南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却持有一定的警惕态度。如2010年中越合拍的历史剧《李公蕴：到升龙城之路》就因越南影视审查部门认为风格“太中国化”而被取消播出；2014年，越南文化部又向全国各地发出公函，建议从古迹和宗教场所等地移除中国造型的石狮子，替换成具有本土风格的灵物雕像。

[6]龙协涛.十年磨剑更磨人[M]//宋应离.名刊名编名人.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261

[7]汪诚.万卷留云鬓，半生缀嫁裳：记湖北人民出版社老编辑蔡学俭[M]//中宣部出版局.编辑家列传（二）.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449

[8]蔡学俭.我在50年代的编辑工作[M]//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709

[9]叶圣陶.叶圣陶散文乙集[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4：613

[10]米戌.例解编校责任心[J].出版参考，2015（2）（上）：13

[12]刘杲.为什么要编写《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J].出版科学，1997（1）：11

[13]邵益文.为编辑研究和编辑学学科建设尽一份力[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192-193

[14]蔡学俭.我与中国编辑学会[J].出版科学，2002（4）：12

字体是门面，写字素养处于语文综合能力的关键位置。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利用键盘打字逐渐成为主流，更多的人开始忽视写字能力的培养，形成提笔忘字的社会现象。所以，在教育事业的改革中，开始重视小学生写字能力的培养，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运用兴趣引导的教学策略，调动了学生对汉字书写的积极性和动力，同时鞭策学生形成良好的写字习惯，打造高效的小学语文写字教学课堂。

[15]刘杲.为什么离不开这片热土序[M]//出版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508

许多年了，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荣耀地接受采访，我清晰地记住了那个女记者。那天女记者穿着一件淡红的短袖上衣，两个乳房骄傲又坚挺，白色的短摆裙子下露出了白如萝卜的细腿，还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清风吹起几缕覆了她的眼、眉和脸颊两侧的红润后，随即她就用白玉似的手指掠到了耳后。她的表情满是矜持与怜悯，眼神直直地盯着我们。他妈的，这个女记者真是美，实在太漂亮太迷人了。事后，我每次撒尿的时候心里就会想起她：如果我娶媳妇能娶上这个女记者样的女人，那该有多好啊。

[16]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叶圣陶思想研究会[M]//叶圣陶编辑思想研究.北京：开明出版社，1999：316

[17]办刊十年[J].出版科学，2003（2）：6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均数间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方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8]刘杲.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M]//出版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380

[19]吴永贵.湖北省出版科研调查报告（1980—2003）[J].出版科学，2004（6）：5

[20]李频.一代人的学科向往 一群人的精神家园：致敬出版科学[J].出版科学，201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