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耕词苑发华滋——从《词学》看施蜇存的办刊精神

20世纪80年代，度过反右与文革劫难的施蛰存，迎来了其又一次艺术生命。他继续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教职，并开始带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这一时期，他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一方面从事《外国独幕剧选》《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的翻译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的随笔杂文。与此同时，他开始策划并主编《词学》杂志。

施蛰存主编《词学》集刊的第一辑至第十二辑，历时20年。作为刊物主编，施蛰存是如何运作和策划这本刊物的呢？

一、大家云集，倾力打造

《词学》第一辑于1981年11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辑委员会共16人，均为当时词学研究界的耆宿或大家，如张伯驹、俞平伯、任中敏、钱仲联、宛敏灏、吕贞白等人。主编由夏承焘、唐圭璋、施蛰存和马兴荣四人担任。

施蛰存充分调动自身拥有的资源，精心打造《词学》编委会。俞平伯为施蛰存当年的老师，也是他学习古典文学的引路人。时隔多年之后，施蛰存请俞平伯做《词学》顾问，俞平伯回信说：“若《词学》顾问之称，本不敢当，且无力供芹，尤感惭愧，而感意惓惓，未可固辞，勉从群公之后，只是拙名而已，希谅之。”[1]970当俞平伯看到施蛰存将其名排在第三时，又致信施蛰存：“顾问名单已敬颂，当从诸公之后，滥竽为愧。”[1]974

编委会名单中，徐震堮、万云骏、吕贞白等人为施蛰存华东师范大学的同事，他们均在古籍整理、诗词曲研究等方面有卓越贡献。

夏承焘、唐圭璋是词学研究界的大家，夏承焘被誉为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和唐圭璋均被誉为词学界的一代宗师。早年他们即为《词学季刊》（1933年4月创刊）的作者，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词学论述，影响很大。20世纪80年代，这两位词学前辈分别居于北京和南京，一北一南，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施蛰存请曾经的《词学季刊》的两位主力作者为《词学》主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这样一来，《词学季刊》和40多年后创办的《词学》，就有了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与传承。施蛰存在《词学》第一辑《编辑后记》中写道：“夏承焘、唐圭璋两位词学前辈，非常热心帮助我们办成这个刊物。他们同意担任本刊的主编，对我们的编辑事务，随时给予指导。”[2]310-312施蛰存在《挽圭璋先生联》中有注：“一九八〇年，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同人筹备创刊《词学》，驰函求助于先生。承其不弃，多所知指导。”[3]

不过《陈仲子》场灯刚亮，大家就发现舞台两侧“气势浩大”，左边厢惯例是乐队的位置，但规模似有所增；右边厢则是现在平素演出不多见的帮腔团队。

施蛰存邀请这些卓有声誉的词学界大家作为顾问，并非只是简单挂名，而是实实在在地帮助和支持《词学》运作。如俞平伯曾在《词学》创刊之初，多次致信施蛰存，讨论关于刊物繁简字的问题，并为《词学》提供词作。夏承焘、唐圭璋、张伯驹、黄君坦、钱仲联、万云骏、宛敏灏等人，均有重要词学论文在《词学》发表。

由于《词学》历时较长，其编委会委员多为老人，年岁已高，随着老人们的逐渐离世，编委会成员逐期减少。至《词学》第九辑，施蛰存引入新鲜血液充实编委会队伍，缪钺、陈邦彦、吴熊和、王水照、严迪昌等人成为顾问编委。与此同时，施蛰存组织了一支年轻的执行编委队伍，他们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建中、方智范、邓乔彬和周圣伟，他们曾参与前面数辑《词学》的编纂与宣传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施蛰存还请曾在汉语大辞典编纂处工作的刘凌担任出版责任编委。

The surface potential ψsλin GSGCDMT-SON MOSFET can be calculated by solving a three dimensional Poisson’s equation [21] given by

袁安兀自心猿意马，心里好像有一万头烈马在突厥人的草原上狂奔，好容易才将它们一一收束起来，听到李离的说法，一时又惊又佩，难得他在迷狂的声色里，还能保持一分清明，想通其中的关节，并提醒他将火把扔出去。如果还将火把持在手里，牡丹花会一直开放到凋谢，暗道中的宿花会全部倾泻下来，直至将他们埋葬吧！他一边想，一边紧紧地握住了李离的手。

由表2可知，A2B3C4D1组合时，废水的CODCr去除率最高，达到85%以上；A4B3C2D4组合时，出水UV254值降至最低，为0.025。通过比较每个因素在各水平下的CODCr去除率和UV254值可得到最优工艺条件，即废水pH值为4、H2O2加入量为10 mL/L、n(Fe2+)∶n(H2O2)为1∶1.5、石墨烯加入量为10 mg/L。通过方差分析可知，各因素间的显著程度为：废水pH值>石墨烯加入量>H2O2加入量>n(Fe2+) ∶n(H2O2)。

二、精心策划，注重细节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施蛰存曾主编了诸如《现代》《文饭小品》《无轨列车》《新文艺》等文学期刊，在刊物的装帧设计与栏目策划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但凡他主编的文学期刊，都沾上了很浓郁的施氏特色。40多年之后，施蛰存组织和策划《词学》，其专业性与学术性，已超出了他早年的编辑经验与编辑范式。不过，施蛰存依然能充分调动自身资源，结合积淀多年的编辑经验，多方求教，大胆摸索，推陈出新，使这本刊物具备了典型的施氏风格。

1.《词学》的定名

1933年4月，龙榆生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历时三年，共出版十一期，是学界很有影响和口碑的专业刊物，可惜中断。1980年2月15日，施蛰存致信周退密云：“筹备《词季》，每日发信五六通，尚未知能编出何等面目来。”[4]1887同年6月3日，施蛰存致信周退密云：“弟之《词季》还办不成，现在想改为集刊，定名《词苑》，另起炉灶，与龙氏‘词季’无关，正在呈请审批中。”[4]1888同年10月7日，施蛰存再次致信周退密云：“词刊已在进行，改名《词学》，希望十一月底可编成第一辑。”[4]1889

据此，可知施蛰存在创办之初，或是想恢复《词学季刊》，传承其精神，延续其传统。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后，施蛰存将其改名为《词苑》，后最终定名为《词学》，并特别指出，这本刊物与龙榆生《词学季刊》无关。当然，自《词学》出刊后，就一直有人将其与《词学季刊》对照比较，俞平伯认为《词学》是继龙榆生当年编《词学季刊》“未竟之业，为词坛护法，功德不浅矣。”[1]1007施蛰存自己也说：“龙榆生编《词学季刊》出至十一期，我比他多出一期，聊以自慰。不过，‘季刊’十一期历时三年，我的十二期，却历时十年矣。”[5]95

2.《词学》的封面设计

施蛰存主编《现代》时，曾邀请当时艺术圈内非常活跃的青年艺术家，如庞薰琹、张光宇、雷圭元、郭建英等人，为《现代》杂志绘制具有鲜明现代气息构图元素的封面。他主编的《文饭小品》，封面绘的内容每期各不雷同，有中国传统画，也有西洋画，呈现多元风格，他还邀请陆维钊题封面字，使得这本刊物封面别具一格。

《词学》是严肃的学术期刊，其封面与《现代》《文饭小品》等纯文学期刊的封面要求自是不同。纵览第一至第十二辑《词学》封面，每期的刊物题字和刊物的构图纹理是相同的，而每期封面的颜色却绝不重复，从草绿色到橙红色，十二辑《词学》，十二种色彩，这里边凝聚了施蛰存的智慧和用心。

1.3 教师可以运用游戏的方式来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让学生能够在游戏当中更好地学习足球技巧。假设农村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地，那么可以利用学校平坦的空地开展“足球教学、足球比赛”等。

3.《词学》的字体与排版

《词学季刊》的栏目主要有“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话”“词录”“词林文苑”“通讯”和“杂缀”等。其中“词林文苑”一栏，专门刊载词人所作序跋之类的文体，“通讯”一栏，专门刊载词学书简。

他在计划《词学》之初，就打算用繁体字。1980年6月17日，他致信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惟请用繁体字，加书名号，今后可全书用繁体字排也。”[4]1947同年11月4日，他致信夏承焘：“印刷厂已接洽到一家能排繁体字者，故拟尽量用繁体。弟意简笔字之与原有字相犯者，坚决不用。”[4]1948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俞平伯的关注和赞同。1980年11月25日，俞平伯复施蛰存函：“《词学》复刊，诚为盛事。编辑体例亦善，如不用或少用简字，我最赞同。尝谓减笔则可，人事日趋繁复，并字易致混淆，失却文字制作之本意。尊见相同，庶几吾道不孤矣。”[1]968同年12月14日，俞平伯复施蛰存函：“我于1954年第一届人代会，亦曾有一提案，言简化字不妥太多。”[1]970 1981年1月12日，俞平伯复施蛰存函：“《词学》用什么字体排？便中告知。”

1981年8月11日，施蛰存致信周退密云：“兼老云《娄寿碑》有‘词学’二字，弟以为汉碑无‘词’字，皆‘辞’字，未知果否？兄可双钩一份来，或第三集改用。”[4]1892同月20日，施蛰存致信周退密云：“得‘词学’钩字，大以为异。”[4]1892检《娄寿碑》碑文之“词”“学”二字，与《词学》封面题字确有很大的相似性，周退密所钩“词学”二字，在《词学》第一辑出版前两个月，该封面题字是否为其所撰，不得而知，但通过此番通信往来，可见施蛰存对《词学》封面的用心。

1981年11月《词学》第一辑出版，并未用繁体，而是简体竖排。在《〈词学〉征稿规范》中，施蛰存特意指出：“来稿请用简体字书写，尽量不用生僻的古体字。但简体字有容易误会者，可仍用繁体旧字。”[6]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施蛰存放弃全书用繁体，而采用简体，是因为第一辑所收稿件均为简体，“每篇文章均须改字，大为苦事”[4]1948？还是如编辑部工作人员解释的当时印刷条件限制所致？不得而知。不过，施蛰存虽未用繁体，但折中了一下，采用从右至左的简体竖排，在形式上保留了传统文化的一点余韵。

然而，第一辑、第二辑和第四辑《词学》采用简体竖排，也只是权宜之计。其他每辑《词学》均采用繁体竖排，终于实现了施蛰存、俞平伯的期望与要求。

由表1可以看出，国内移动阅读研究的核心作者中茆意宏、高春玲在移动阅读兴起阶段就开始了研究，且发文量较多。移动阅读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且主要以高校的信息管理学院（系）、管理学院、信息科技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图书馆为主。

4.图版与英文摘要

施蛰存编辑刊物，很注重图文并茂，努力做到趣味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并使其得以多元化地呈现，这在当年他主编《现代》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会在杂志目录页后专门拿出版面来刊登国内外作家生活剪影或西方绘画与木刻作品，这样一来，既提高了杂志的可看性，增加了杂志的文化含量，丰富了刊物的艺术元素，也符合青年读者的审美需求。

6 Effect of 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on ren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of stage 3-4

明前茶的味道其实很寡淡。茶叶在沸水浇灌的瞬间向四周旋开，跌跌撞撞地挤满透明的玻璃杯，叶片翠嫩，上下弹跳，像一场青黄不接的爱情。

综观这十二期《词学》图版，有苏轼、周邦彦、龚自珍、纳兰成德等人的手迹，有词人陈维崧、李齐贤、朱祖谋等人的画像，有珍贵词集刻本书影，还有近现代词人袁克文、吕碧城、丁宁的手写词稿，以及辛弃疾的纪念祠，叶恭绰的墓等等。这些图片有的来自施蛰存北山楼所藏，有的来自词人后代提供，也有的来自词学界好友的推荐。

在编排这些图版时，施蛰存不是随兴所至，随意而为，每一帧图片，均有用意。一般而言，图文的内容与这一辑的相关论述有关。例如《词学》第二辑刊有宛敏灏的《张孝祥年谱》，图文则配有张孝祥书写的碑文；第四辑刊有周梦庄的《蒋鹿潭年谱》，图文则配有周梦庄所藏《蒋鹿潭画像》。施蛰存也结合一些词学方面的纪念活动或会议活动来安排图版，如为纪念黄景仁逝世200周年、陈维崧逝世300周年、辛弃疾诞辰780周年，施蛰存分别在《词学》第三辑、第六辑安排了相关图版。又例如《词学》第九辑为海外词学特辑，这一期图版则均为介绍美国、加拿大、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等地词学学者相关词学著作的书影。这些图版使得一批珍贵的图片资料得以更大范围流传，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也得以进一步彰显，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施蛰存精通英文和法文，无论是在其文学创作风头正健的20世纪30年代，还是在其艺术生命重又勃发的暮年，他都订阅了西方的期刊，了解掌握最前沿的资讯和动态。《词学》也不例外，他“希望得到国内外同道学人的支援”[8] ，“打算每集转载一些台湾及国外的词学论著，以促进这一专题的文化交流”[2]310-312。因此，施蛰存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给《词学》第一辑至第三辑做了英文目录，这一举措在当时看来，新鲜又前卫，是一种可贵的、有益的探索，展示了施蛰存开阔的学术视野。

1984年4月23日，施蛰存致信门人马祖熙：“《词学》第4辑已编成，……第4辑英文目录，我不想用了，我刊不是期刊，词学名词亦无外语可译。”[1]1108果然，从第四辑开始，《词学》取消了英文目录。

5.《词学》的栏目安排

对比《词学季刊》和《词学》的栏目安排，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

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创办了众多学术期刊，这些期刊绝大多数采用横排简体，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施蛰存这一代文人，是在旧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从事文化创造的活动中，吸收了新文化运动的资源，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养成了博古通今、中西比照的开阔视野和眼光，对于新生事物，他有批评，也有选择地认同，就他当年与友人的通信来看，他也采用简体横排，中间还偶尔插入几个英文单词，显得潇洒自信，游刃有余。但《词学》毕竟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学术期刊，有必要对其字体和排版做一些要求。

《历代词选集叙录》和《词学书目集录》都是对旧有词籍的介绍与集录，《新出词籍介绍》则是为新近出版或油印的词籍新书作介绍，“为词学研究及爱好者作访书指导”[7]313。施蛰存对新出词籍的点评，不溢美，不谬赞，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因此，这些点评虽然简短，却显得特色鲜明，有风骨，有姿态。如点评唐圭璋编《全金元词》，施蛰存一方面对唐圭璋以一人之力，编成此书，在学术研究、文献征存等方面的功绩表示赞赏，同时又委婉指出，“所谓全者，当有沧海遗珠之憾，犹待补遗”[24]。点评夏承焘、吴熊和笺注《放翁词编年笺注》，施蛰存指出：“体例甚善，惟笺注部分，实皆注释，所谓笺者极少。”[25]点评刘毓盘著《词史》，施蛰存认为该书“未有深入研讨，仅堪供初学者入门参考，尚未可为词学发展之史述”。[26]诸如此类的评语甚多，虽然带有一定的批评性，却是较为客观公允的点评。或许施蛰存也意识到这个栏目的火药味，他特地在《词学》第六辑《新出词籍介绍》做了声明：“偶有一二评价语，亦只是个人印象，不能视为本刊之书评。”[18]239

两相比照，较之《词学季刊》，《词学》的重头栏目是“论述”，其所收篇目多，内容覆盖面广，作者云集。另《词学》每期都设有“丛谈”一栏，内容丰富，短小精悍，见缝插针，灵活机动，遂成为《词学》比较隽永的栏目。编者说：“从本辑起，‘丛谈’成为专栏，以集中各种短章随笔。补白材料亦列入这一栏目，庶几在安排版面上可以灵活运用。”[9]275-216

一是防汛抗旱减灾成效显著。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冬春共投入抗旱资金16.7亿元，抗旱浇灌面积5 878万亩（391.87万hm2），为全省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提供了有力保障；科学处置7次较强降雨过程，汛期全省共紧急转移群众11 381人。组织开展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清障行动，投入资金1亿元，出动人员10万人次，动用机械1万余台次，完成清除树障、阻水违章建筑等清理任务985项，特别是清理了多年未能解决的滦河入海口养殖虾池约6 000亩（400 hm2），确保了全省防洪安全。

《词学》的栏目虽然固定，但每逢编委会或作者队伍中有人故去，施蛰存一定会设置相关版块，以示哀悼和追念。譬如，第二、五、八、九、十辑《词学》的“丛谈”中设有一个小版块，取名“伤逝录”，张伯驹、李宝森、武慕姚、夏承焘、黄君坦、徐震堮、吕贞白、黄清士、陈兼与、徐行恭、程景溪、寇梦碧、彭靖、俞平伯、陈迩冬、唐圭璋、李一氓、任中敏、郑骞等相继去世的词学名家，均对《词学》杂志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对于逝者，施蛰存一一致哀，表达刊物同仁的哀伤之情。《词学》第七辑图版第一页还专门刊载了徐震堮、张伯驹、黄君坦和吕贞白四位已故编委遗像，令人动容。

2.4 保证营养供给 由于患儿口腔黏膜溃疡疼痛严重，加上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又使患儿频繁呕吐，出入量严重不平衡。必须结合合理的水化、碱化尿液，才能保证患儿化疗的安全有效。同时在患儿不能进食期间，通过静脉输液补充热量和营养，提供足够的水分。当患儿可以张口时给予流质食物，少食多餐，注意温度不要过高，可适当进些冷食。

《词学》主编夏承焘和唐圭璋先后去世时，施蛰存在《词学》第六辑、第十辑，分别用较多篇幅安排了“夏承焘先生纪念特辑”和“唐圭璋先生纪念特辑”，征集两位主编平生好友及门弟子，各撰小文，汇刊于此，以志纪念。施蛰存此举，充满了人情味，对逝者是哀悼，对作家队伍，是一种安慰，能抚慰人心，团结同志，这也使得《词学》成为一本有温度、有情怀的杂志。

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设有六个版面的图版，用来刊印词人画像、手迹，及其词学相关内容。施蛰存当是受《词学季刊》的影响，同时，又延续其早年主编文学期刊注重图像的风格，在每期《词学》目录页后，在来稿踊跃、版面稀缺的情况下，施蛰存专门拿出四页的版面，设置了“图版”专栏，影印与词学有关的书画文物，“尤其希望国内外词学及文物收藏家惠借秘笈珍品，公诸同好”。[7]313

三、广开渠道，不拘一格

《词学季刊》推行社员制，其“以约集同好研究词学，发行定期刊物为宗旨”。[10]以此来看，该刊物带有很强的同人色彩。与《词学季刊》宗旨不同，施蛰存在《词学》第一辑的《编辑后记》中说：“我们为贯彻双百方针，追求真理，愿意将本刊向各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作者提供共同的论坛。本刊将不是词学研究的‘一言堂’。”[2]310-312在这种办刊宗旨的指引下，《词学》的作家构成是丰富的，既有词坛前辈大家如俞平伯、夏承焘、唐圭璋、张伯驹等人，又有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青年学术梯队，还有来自海外词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真可谓济济一堂，源远流长。

施蛰存重视词坛大家的文章，常采用“极端”手段约稿。据唐圭璋1981年1月21日复周楞伽函：“蛰存约稿，弟一再申言：不能阅书，何能写文。无奈他请同事金启华催逼，勉强带病以应，极知浅薄，徒以贻笑方家。”[1]976早在《词学》创刊之初，施蛰存就及早动手，写了数封书信给夏承焘，请其支援《词学》杂志，夏承焘将其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交出，供《词学》发表。

先看“论述”一栏。施蛰存先后发表了《读韦庄词札记》《张志和及其渔父词》《船子和尚拨棹词》《读词四记》《说杨柳枝、贺圣朝、太平时》《白居易词辨》《唐诗宋词中的六州曲》《说忆秦娥》等。他的这组文章，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①对成为定说的词学观念敢于质疑。施蛰存通过大量词籍的比对，词律的对照，找出相关漏洞，提出自己的观点，有正本清源之意。如他认为白居易所作《长相思》三首，皆当归欧阳修，非唐词也。[20]再如历来认为《洞仙歌》为李后主所作，施蛰存则认为“东坡洞仙歌，自是原作，玉楼春实隐括东坡词而为之，绝非李后主作”。[21] ②寻微探幽，关注词的源头。通过这组文章可知，施蛰存较少关注词最为兴盛的两宋，将兴趣集中在唐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弃宋词于不顾，在对唐代词进行梳理论证时，施蛰存多取一种历时对照考据的思路，多用宋代词人的作品，以及宋元明清的词籍理论进行归纳总结。③探究词与民间的关系。诸如《说杨柳枝、贺圣朝、太平时》《船子和尚拨棹词》等篇，将词的研究视野引入广阔的民间生活。

在刊物用稿的安排上，施蛰存特别重视海外词学研究者的加入，意在拓展词学研究的思路和眼界，欢迎不一样的声音，形成多元化的批评氛围。陆续有中国香港和台湾、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地的词学研究者在《词学》发表文章，施蛰存或自己动笔撰写《港台版词籍经眼录》，或请人撰写《日本的词学》《英文本词学书目》《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概况》《高丽与中国词学的比较研究》等综述性文章，为大陆读者全面介绍海外词学研究现状。

《词学》打开海外稿源的通道，费了施蛰存不少的精力和时间。从他当时写的书信来看，其与黄坤尧、孙康宜、林玫仪等人的通信数量多，持续时间长，内容主要集中在词学研究方面，或约稿，或请其推介稿源，或托请购买词籍，或了解海外词学研讨会情况，施蛰存不仅与其探讨词学研究的方法，帮助其总结研究的得失，还免费为其提供珍贵罕见词籍，促使其打开研究思路，开拓学术眼界。这些学者显然都被施蛰存的学识和精神所感动，纷纷撰写文稿支持《词学》，并在长达数十年的交谊中，与施蛰存之间养成了深厚的情谊。美国学者孙康宜说：“我当年能藉着书信往来和施老建立起那样宝贵的忘年交，并能从他那儿不断学到广泛涉猎学问的治学方法，甚至受到他那种道德风骨的潜移默化，乃是我个人的幸运。”[5]1台湾学者林玫仪说：“认识施先生是我的福分。我与先生相识，完全因为词学。……施先生则对我近十年的研究方法影响极大。我虽无缘当先生课堂上的学生，但透过他的著作，以及多年的通信与谈话，我从施先生身上学到很多，除了学问方面，还有做人的道理，在我的感觉中，他就像我另一位导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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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头上掌握的海外资源达到一定的程度，施蛰存遂产生了在上海召开国际性词学讨论会和办一期《词学》海外学者研究词学的专号的想法。当然，最后由于多种原因，国际性词学讨论会没有办成，但《词学》海外词学特辑最终于1992年出版了。

除了约稿和自由来稿之外，施蛰存还以《词学》为阵地，通过策划活动来获得词学稿件。1983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及《词学》编辑部举办了一次词学讨论会。因身患直肠癌住院，施蛰存未能亲临大会，他以书面形式致开幕词。大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选择了一部分在《词学》发表。1986年12月，由华东师大、南京大学、南京师大、杭州大学发起并筹办的第二次词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唐圭璋、施蛰存、王季思做了书面发言，会上讨论的成果，也为《词学》积累了稿源。

施蛰存亦通过自己的交友圈广泛征稿。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每逢周五，施蛰存会去上海茂名南路陈兼与家参加“星五老人”茶会，包谦六、周退密、徐定戡、吕贞白、苏渊雷和张珍怀等诗词学者在列，他们有的是《词学》编委，有的是《词学》的作者。施蛰存通过这种谦谦君子的沙龙聚会交往方式，团结和凝聚了作家队伍。

在用稿方面，施蛰存向来是开明的，他注重作者的业务素养，并在此前提下，充满了道义上的温情。如《词学》第五辑发表了周泳先的《李白忆秦娥词的作者及本事说》，该辑《编辑后记》云：“周泳先同志是词学界旧人，三十年代曾著《唐宋金元词钩沉》，为辑佚工作的佳著。搁笔数十年，未有述作。最近寄来了一篇探索忆秦娥词的札记，亟为发表，一则以备一说，一则为今天的词学界介绍几乎已被遗忘的词学前辈。”[12]《词学》第十一辑发表了周玉魁的《依律校词法述例》，该辑《编辑后记》云：“周玉魁是河北固安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近几年来，他致力于词调、词律的研究，颇有成就。他走的是一条独来独往的道路，目前似乎还没有第二人在做这些繁琐的工作。我们鼓励他继续努力，为前人或时人的工作纠非正误，弄清一些问题，亦是有益的劳作。”[13]

对于词学论文体现出来的新思路、新方法，施蛰存一律积极扶持和鼓励。例如《词学》第六辑发表了方智范的《论宋人咏物词的审美层次》，第八辑又发表了赵山林的《张炎的北行及其他》、邓乔彬的《〈人间词话〉境界说给词学批评的启示》，都是运用西方现代美学理论对词进行研究的论文，施蛰存认为这些文章开了刊物的风气。对词学传统研究方法如考证、校勘、比较、归纳等，施蛰存也是认同的。他说：“编者以为这两种研究方法并不互相背离，也不会有此兴彼废的趋势，而是互为因果的。”[14]

施蛰存对文章质量把关严格，绝不因为作者在词学界的声望大小，或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区别对待。在施蛰存看来，文稿质量的好坏是决定录用与否的唯一标准。例如“词苑”一栏刊登的词作，都要经过施蛰存严格的审定与修改。他在《词学》第三辑《编辑后记》中说：“本刊《词苑》一栏，选稿并不从严，但希望不要有不合声律的作品。也不要有非常迂腐或幼稚的作品。几年来我们收到的词作甚多，可选者实在无几，极为抱歉。”[15] 1988年12月12日，施蛰存致信施议对：“大作词我擅改了几个字，也靠你底子好，如底子不好，亦不易润色也。”[4]1982再如1988年8月9日，施蛰存致信平湖葛渭君：“前二日审定《词学》第六辑稿，看了你的《山中白云词评语》，你抄词题太繁，字数多于评语，未免喧宾夺主。我已大为删削，省了许多字，其中有误字、缺字、疑字，我都在上边加了一个 ？号。”[4]21091990年7月28日，施蛰存复孙康宜函：“我觉得你对柳如是评价太高了。她的诗词，高下不均，我怀疑有陈子龙改润或捉刀之作。”[5]51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不一一枚举。

四、亲力亲为，极深研几

每期《词学》稿件，施蛰存都亲自审校，从校样到排样，一一通读，亲自审定，事无巨细。据《词学》责任编委刘凌介绍，施蛰存“甚至在动大手术后的住院期间，还审改、编纂《词学》稿件，并抱病重抄字迹不清的文稿”[16]。

在刊物出版后，施蛰存还要帮有些作者代为领取并中转稿费，或者代为购买《词学》，这些零碎繁琐的工作压在年迈的老者身上，施蛰存不仅毫无怨言，反而乐在其中，不计报酬。据陈晓芬回忆：“施先生一心想着办好《词学》，一起参与《词学》编辑工作的马兴荣老师告诉我，一定要给施先生支付一点编辑费。因为经费极其有限，每期给施先生的编辑费也只是一百元，后来才逐渐提到了两百元，这还是对施先生说了很多‘大道理’他才应允的。”[17]95

施蛰存将《词学》视为自己艺术生命的一部分，经常挂在口头的是“我的《词学》”。这不是一种狭隘的对刊物的占有，而是发自肺腑的一腔热忱。他不仅担纲《词学》的编辑、校对、审定工作，还亲自动手，撰写了大量的词学论文。

在《词学》创刊之初，稿源不是很充沛，加之编辑人员又少，施蛰存便一身分饰多重角色，各种笔名都用上了，诸如蛰庵、万鹤、舍之、北山等，还有诸如编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等名义撰写的文章，也是出自施蛰存之手。据《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载，“是水”“痴云”“丙琳”等在《词学》“新得词籍介绍”栏目中出现的作者名，即施蛰存本人。虽然施蛰存说该栏目的“撰写介绍者非一人”[18]239，但其点评时不经意间露出了作者的真实面貌。如在《词学》第十一辑的“丛谈”栏目中，署名丙琳的作者在介绍《休休莫莫》时，说“今吾松江方言犹斥人之作事懒散迟缓者……”[19]，施蛰存以松江人自居，此丙琳必是施蛰存。

施蛰存在《词学》上发表的文章，除了每期的“编辑后记”和少量词作外，主要集中在“论述”“书志”和“丛谈”三个部分。这些文章又可分为三种形式，一为研究论文，一为词籍辑佚与点评，一为词学随笔。

《词学》设有“文献”栏，发表已故词人学者的词学遗著，以及前代词籍之未曾刻印者，或流传极少，不易见到者。施蛰存设此栏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资料，广其流布。他收录了陈匪石、汪旭初、龙榆生、赵尊岳、夏敬观、沈祖棻等近现代词学名家的遗著，也刊载了珍贵古典词籍如《草堂馀意》《支机集》《渔父拨棹子》《百尺楼词》等。这些词籍有些来自施蛰存北山楼的收藏，也有从朋友处觅得借阅的。

再看“书志”一栏。施蛰存以自己多年的词学资料积累和词学研究心得，支撑起了《词学》第一辑至第十一辑的“书志”栏目，主要发表了《历代词选集叙录》《词学书目集录》和《新出词籍介绍》（后更名为《新得词籍介绍》）、《港台版词籍经眼录》。

《历代词选集叙录》共42篇，从《云谣集》《花间集》起，至《湘绮楼词选》终，分六辑刊载完毕。这些词学短文是施蛰存在1962至1965年间广泛阅读词籍所做的著录。他对这些词籍的版本流传、来龙去脉进行述评，撰写提要，对于前人的观点敢于质疑、批评，并加以修正。例如对《花间集》的著录，他对该集的众多版本辨伪存真，以中西对比的视野，从韩愈的《进学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到三陇民间的花儿，再到希腊以花命名的诗集来论证，可谓古今中外，正统与民间，均有涉猎。对于某些没有太大价值的词籍，施蛰存取一种保存资料，可资校勘的心态。施蛰存在评价这些词籍时，是公允平和的，例如他既指出《兰皋明词汇选》“庸陋之作，往往而是”，也指出整理此书者“其志固可尚，其功亦不可没也”[22]。再如对《湘绮楼词选》的编者王闿运，施蛰存赞叹其文“华腴而有骨力”，“从来经师儒士所不敢言也”，也指出“王氏熟于汉魏语词，而于宋元人语，似犹茫昧，其何以读词曲哉”。[23]

《词学书目集录》是施蛰存鉴于词学书籍在版本、目录、校勘方面，文献资料最为不易征访，因此集录宋元以来词籍著录资料，包括《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菉竹堂书目》等二十一部书的著录词籍，分五辑刊载完毕。虽为集录，施蛰存也在某些书目旁写上“蛰存按”，以交代自己对此书的深入了解与疑惑所在。

《词学》的栏目主要有“论述”“转载”“文献”“书志”“词苑”和“丛谈”。相对于《词学季刊》，《词学》的栏目较为集中，两者之间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区别。譬如《词学》没有“词林文苑”和“通讯”这两个栏目，《词学季刊》的“词录”和《词学》的“词苑”类似， 《词学季刊》的“杂缀”和《词学》的“丛谈”有相似之处。《词学》编者在《编辑后记》中说： “集中研究词学诸问题的专业刊物，在三十年代，曾有过龙沐勋主编的《词学季刊》，出版了十一期，因抗日战争发生而停刊。四十年来，这一门的刊物，一直是个空缺。我们不自量力地创刊《词学》，怀有为词学研究重振旗鼓的心愿。”[2]310-312这说明了两本刊物确实存在血脉上的某种继承性和延续性。

再来说说“丛谈”一栏。该栏作者有俞平伯、寇梦碧、苏昌辽、张珍怀、葛渭君等人，但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还是以多种笔名出现的施蛰存。“丛谈”内容围绕词学而发，诸如《迦陵填词图》的去向问题、黄仲则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送老词、扫市舞、赞成功等。施蛰存利用版面的空白来安排“丛谈”，这些小文可看作施蛰存词学研究的副产品，只及一点，点到为止，不铺陈，不繁文缛节，大多篇幅短小，涉笔成趣，却绝非随心所欲，而是通过多种词籍材料的版本比对、考证，推测出较为严谨、令人信服的解释。

除了撰文之外，作为编辑，施蛰存还为其他作者在《词学》发表的论文做了补白、题记、附记、编者按的工作，这些替人作嫁衣裳的细微处，可见施蛰存对《词学》的用心。陈晓芬说：“施先生为每期《词学》所写的补白是一个亮点。”[17]95

料液体积流量对超滤通量的影响，主要是由体积流量的增大，料液流动状态发生变化所致。随着料液体积流量的增加，增大了流体主体湍流程度，减弱了膜面凝胶层和流动边界层厚度，使浓差极化现象减弱，超滤通量增加并趋于稳定[21]。料液体积流量对超滤压力的影响，主要是随着体积流量的增大，料液即时浓度的增大。当单位时间内流体中大分子物质含量越高，则超滤压力越大。如图4所示，当体积流量不断增加，虽然超滤通量不断增长，但随之超滤压力也不断上升。实验中，由于超滤膜的压力承受能力不高于30 psi，因此根据图4，选择20%泵速(500 mL/min)的料液体积流量，即100 mL/min。

五、知其难为，勉力为之

第一辑《词学》出版15 000册，很受读者欢迎，销路很好。夏承焘致信施蛰存：“《词学》问世，求阅者甚多，惟购买不到，甚以为憾。下次能否稍稍增印，以应各地词友之需求。”[1]1021施蛰存也希望通过香港的黄坤尧，将《词学》带入台湾地区，用于文化交流。其后，他又托人将刊物带到北美，希望《词学》在海外产生影响。施蛰存还曾亲自给《词学》做广告，于1986年12月8日给《书讯报》撰文《〈词学〉第四辑出版》。在施蛰存等《词学》同仁的努力下，这本刊物获得了国内外词学界的青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词学》创刊时，施蛰存原计划将其办成季刊，每年出四辑，但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施蛰存主编十二辑《词学》，历时20年，时间跨度之久，出版周期之长，是施蛰存始料未及的。《词学》第一辑至第十二辑的编辑与出版情况见表1。

3.4 课堂小结与作业设计 学生借助已完成的思维导图来总结本课的关键知识。教师布置家庭作业： 以辩论环节中的记录为基础，结合课堂所学和PBL流程，从客观的角度谈谈对于这个辩题的认识并表达最终立场，不少于150字。

表1 《词学》第一辑至第十二辑的编辑与出版情况

辑数 撰写《编辑后记》时间 正式出版时间第一辑 1981年2月 1981年11月第二辑 1981年12月 1983年10月第三辑 1983年12月 1985年2月第四辑 1984年4月 1986年8月第五辑 1985年10月 1986年10月第六辑 1986年9月 1988年7月第七辑 1987年9月 1989年2月第八辑 1989年4月 1990年10月第九辑 1990年除夕 1992年7月第十辑 1992年3月 1992年12月第十一辑 1992年12月 1993年11月第十二辑 1999年12月 2000年4月

通过上表可知《词学》出版的情况，如按施蛰存一年出四辑的计划，本该三年完成的十二辑，却整整花费了20年的光阴。施蛰存在策划《词学》时，尚是古稀老人，到第十二辑出版时，他已近百岁光景。这并不能说承印《词学》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消极对付，是当时整个出版环境使然。施蛰存在编《词学》的同时，也在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陆续编辑出版《外国独幕剧选》全六册，时断时续，全部出版完成，也历时11年。

1981年2月24日，施蛰存复黄坤尧函：“《词学》至今未得印刷厂承印，似乎‘难产’，此间事事拖沓，办事不能迅速，印刷厂如此之忙，亦未尝估计到也。”[4]1960 1985年7月14日，施蛰存复上海文艺出版社金名函，谈到与之合作的《外国独幕剧选》，说：“第四集早已校了清样，还要四季度才出版，同我的《词学》一样，现在有点不想编书了。”[4]21371990年10月15日，施蛰存致郑逸梅函：“《词学》第8辑亦排好半年，至今不付印，无可奈何。”[1]1350通过列举这几封信，可以看出施蛰存对《词学》出版从踌躇满志到无可奈何的心路历程。

因出版时间的尴尬，有些作者的文章投给《词学》后，迟迟不见出刊，于是发生了撤稿或另投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施蛰存无法埋怨作者，只能表示遗憾，他在《词学》第四辑《编辑后记》中说：“我们不能刊登有时间性的文章，深恐印出来时，已成‘昨日黄花’。各地同志来稿，因本刊久无消息，而现在别的刊物发表。这些都是使我们因为遗憾的。” [9]275-276

《词学》的“新出词籍介绍”栏目，因出版时间关系，自《词学》第七辑开始，该栏目不得不改名为“新得词籍介绍”。施蛰存在《编辑后记》中说：“近年来词学书籍出版甚多，编者未能及时见到，加以本刊出版迟缓，所谓‘新出’往往已是两三年以前之事。因此，从本辑起，该栏目为“新得词籍介绍”，庶几名实相副。”[27]

令施蛰存痛心的是，因出版延缓，导致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的流失，其中当数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在创办《词学》之初，夏承焘将《天风阁学词日记》交付《词学》，供其连载发表，由于出版原因，才发表了该日记两年中的九个月所叙。1984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本《天风阁学词日记》。施蛰存说：“我第一次翻阅这本印刷精良的《日记》，心头着实感到难过。我的《词学》如果能按我的意愿出版，从一九八一年到如今，至少已出版了十六期，夏老的日记，也该发表完了。而现在，两年的日记还没有发表完毕，十年的日记已印出了单行本。对于一个刊物编辑，岂不是一件伤心透顶的事。”[28]

当然，施蛰存也为加快推动《词学》出版做了很多努力，譬如想更换出版社，扩大《词学》影响，加快销售进度，引起出版社的重视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施蛰存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来加快《词学》的出版。据卢润祥回忆：“施先生知道我妻子在沪上一家大型印刷厂工作，就要我想办法。厂房知晓情况后，安排了专人负责《词学》印刷事宜，且每期作为‘急件’来办，很快使刊物得以正常出版。”[1]1139刊物出版后，卢润祥去拜访施先生，“进门，只见先生手捧刚刚散发墨香的《词学》，十分高兴。当即，他把一笔款子交给我，说，排这么一本刊物，不易，版式复杂，难字多。要我代他买点烟茶酒慰劳有关工友。见我执意不收，他又说：‘此是人情酬劳，你不要让我过意不去，这钱，已在刊物的编校费中出账，已是无法收回了。’我知道这实际上是施老自己的钱，他为学术慷慨解囊之举，对工人同志劳动的尊重，令我感怀”。[29]

综观《词学》第一辑至第十二辑，施蛰存尽心尽力，不辞老迈之躯，亲自审读、撰写、约稿、宣传。正因为老人学识的渊博、治学的严谨、编辑的用心，使得《词学》沾上了很浓郁的施氏色彩。可以说，施蛰存是早期《词学》的灵魂人物，起着标杆作用，对今天的《词学》及学术刊物的生存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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