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史话 那片徽商造就的胜境

徽州地处苏杭等江南宝地附近，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尤其是宋室南迁临安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兴起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又因此地三面夹山，自古山多田少，徽州人不得不沿着新安江等水路，远徙他乡，求食四方。

这些“徽骆驼”含辛茹苦，转毂多方，沿着长江和运河，开辟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无徽不成镇”的辉煌局面，造就了在明清商界称雄三百年的徽商传奇，连乾隆皇帝都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

在《财政部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下发后，受金融企业不得提供债务性资金作为地方建设项目、政府投资基金或PPP项目资本金要求的影响，目前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的合规途径是传统的项目贷款模式。

以“贾而好儒”著称的徽商，一般都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也依旧好学不倦，他们捐资助学，振兴文教。致富后，他们还将资金源源不断地输入家乡，在故土选址、买地，精心打造自己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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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徽商以其高度的文化修养和雄厚的财力，淬炼出了奇彩瑰丽的徽州文化。难怪有学者认为，徽商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

“一府六县”：徽州的由来

徽州，古称歙州、新安，最初是古越人的聚居之地，山越先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秦汉时期，中央政权通过设置和细化地方行政机构、减少和分化山越人口等手段，强行输入中原文明。同时，以方、汪家族为代表的中原移民入迁徽州，也以民间的温和方式播撒着中原文明，从而使秦汉时期成为徽州山越文化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转折点。

除此之外，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徽州历史上发生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晋怀帝司马炽，史称“永嘉之乱”。当时，中原民户迁至长江流域者超过百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据史料统计，在西晋初年到刘宋末年的近二百年中，新安郡户数从5000户一下子上升到了12058户。

尤其是到了明末清初时，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徽商的影子：在灯红酒绿的扬州城，在月白风清的淮安关厢，侨居异乡的徽商们对权贵飞觞传茗、暗送秋波；在莺声浪语的秦淮河，在轻歌曼舞的上海滩，徽商们在青楼里一掷千金；在滨海泻卤的两淮盐场，不绝如缕的大运河边，徽商们督课煎丁，催征船户；巍峨的秦岭古道，偏僻的西南边陲，徽商们到处奔波，风餐露宿；而在大江南北，在长城内外，他们囤积居奇、锱铢必较……徽商们就像滚雪球一样，在外面滚起了一个世界。

隋时置歙州，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歙州始领歙、休宁、黟、婺源、祁门和绩溪6县，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的“一府六县”建制基础。

在“永嘉南渡”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之后，发生在徽州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潮，是唐末的黄巢起义和两宋之际的“靖康之乱”，尤以唐末为盛，一次迁徙来多达20个家族姓氏，其中名门望族就有15个，分别为张、陈、朱、戴、周等大姓。

左右页图：在莽莽群山的夹峙中，徽州只有一条新安江作为水运的主干道，其北面正是以雄奇秀丽著称的黄山。

到了宋朝，“徽州”正式成立了——镇压方腊起义之后，为了长治久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朝廷将歙州改成“徽州”，六县域地不变，同时将府城由原来的黟县迁到了歙县。在《徽州府志》中，曾有记载“或云：徽，美也，故以为名”，即以“徽”来赞颂此地之美。按照字面意思来推测，赵家天子在方腊起义之后，可能是想以严格的管理来促进这里的美好前程。

经过北宋初年的动乱之后，徽州迎来一段时间的繁荣，社会稳定，人口剧增。南宋迁都临安之后，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黄河之滨的开封一下子转移到了钱塘江畔，作为钱塘江的上游地区，徽州感受到这股辐射，与山外的联系与日俱增，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于是，不少徽州人或从新安江顺流而下，或翻越大山开凿最初的徽杭古道，前往繁华的都城临安创业。

胡适先生曾经解释说：“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胡适说这番话是有根据的，他的祖上就在上海川沙经营过“胡万和”茶庄，当地还曾有“先有胡万和，再有川沙县”一说，说法与“无徽不成镇”异曲同工。又比如说安徽现在的叶集这个地方，当年就是有一个歙县姓叶的徽商来此做生意，他一来之后，大家都来了，慢慢地，这里就成了一个集市，所以后来就称为“叶集”了。又如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比为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衰落”。以上这两条，都见于万历年间的《嘉定县志》。从这些零星的徽商活动的资料可以看出，徽商在当时江南市镇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

左右页图：在皖赣交界处的五股尖山，险峻的山势、茂密的森林，滋养了清冽的山泉。山泉汇成一条条潺潺小溪，从崇山峻岭奔流而下，奔行于峡谷、险滩之间，汇成浩浩荡荡的江河，一路向东，这就是发源于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的新安江。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徽商发家史

其实，造就徽商这一特殊群体的根本原因，并非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是徽州的地理环境对本地人的生存所造成的压力。

除了新安江这条河道外，地处群山包围之中的徽州，自古就人多田少，尤其是歙县南部新安江两岸，几乎没有什么田地，都是石头山，种的也都是玉米之类的杂粮，连种水稻都困难。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徽州人一直都面临着土地的短缺与人口增长的压力，生存也就成了迫切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走向山外的广阔空间——人要活命，就得想办法赚钱。

徽州濒临江浙，位居中国东南部的腹地。徽州一府六县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一个盆地的中间，其北面是黄山山脉，东面是天目山脉，南面是大障山脉。这个盆地很封闭，交通极为不便，只有一条新安江为主要干道，通向浙江地区。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它到达浙江省境内后，有一段时间叫“新安江”，后改称为“桐江”、“富春江”，到了杭州闻家堰后，这条河流又改为“钱塘江”。在激起一片钱塘潮之后，这条长达千里的河流，浩浩荡荡涌入东海。

在徽州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首民谣，正是徽州人出外经商悲苦心情的真实写照。

徽商的足迹遍布全中国。一般来说，从徽州外出的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是东进杭州，入上海、苏州、扬州、南京，渗透苏浙全境；二是抢滩芜湖，控制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淮河两岸，进而入湘、入蜀、入云贵；三是北上，通过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之间，并远涉西北、东北等地；四是西挺江西，沿东南进闽、粤，有的还以此为跳板，扬帆入海从事海外贸易。

当年徽州人顺着新安江往下游走，前往杭州等外地时，最忌讳带两样东西，一是茴香，茴香即“回乡”的谐音，在外不能出人头地，哪有颜面回故里？另外一件东西，就是萝卜了，因为萝卜又是“落泊”的谐音，飘零在外，落泊无为，无异于自掘坟墓。

左右页图：图为黟县的徽商大宅院，是清初状元徐元文，榜眼徐乾学、徐秉义的祖上大宅遗址。宅院总面积13000平方米，整座古建筑群集牌坊、戏台、亭阁、花园、水榭、家祠、鱼池、古井、石雕、砖雕、木雕等于一体，在四经线、八纬线上精巧布局了29幢屋宇，房屋数百间，天井数十个，柱子一千五百多根，是徽州古城最大的宅院，当地人称为“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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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1505年），当时的明朝盐引制度在户部尚书叶淇的主持下实行改革，不再是看捐粮给边防来换盐引，而是改为“输银于运司”，也就是只要捐给政府的运输机构，就可以花钱来买盐引。这一下，徽商有了机会进军盐业，取得了经营盐业的许可证，从此开始赚大钱，也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带动了徽商进军其他行业。这当中，徽商的一部分资金流回徽州，这也才有了徽州的富庶。

当年徽州人出外经商的主线路是东进杭州，然后渗透于苏浙各地。从徽州到浙江的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走水路，顺着新安江经浙江建德、淳安、兰溪、金华到达杭州，然后转至苏州、上海等地；另一条则是走陆路，即所谓“徽杭古道”，从现在的绩溪县伏岭乡境内，翻越崇山峻岭，到达浙江临安县，然后再转向其他地方。徽州人一般先是经营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而后再贩卖当地的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等，到了后来，则是“奇货无所不居”，什么能赚钱就经营什么。

“无徽不成镇”：徽商发展史

明中期之后，中国东南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日趋繁荣，传统的经济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动，其标志是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的商业向贩运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的商业转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徽商异军突起，登上了经济的大舞台，叱咤商业风云。从明朝中叶的完全兴盛开始，徽商的发达一直持续了300多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徽商曾在历史上达到了两次高峰：第一次是明朝万历年以后，形成了扬州盐商为代表的徽商徽帮，傲视群雄，富甲海内外；第二次是清朝的康、雍、乾年间，伴随“康乾盛世”的到来，徽商在很多领域独占鳌头，达到了巅峰。以乾隆时为例，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七千万两。徽商之富，连乾隆皇帝都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

Yaks and goats leap because of cold, winter and snow will come here.

明清时期，苏浙地区商品经济最为发达，这也是徽州奔赴的首选之地。徽州人携亲带友到了苏浙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业与发展，很快将一些支柱产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扬州是两淮盐业的经营中心，也是徽州盐商最集中的地方，徽州盐商的实力，一度曾经“甲天下”。在盐商的支持下，徽州人在长江中下游以及杭州湾一带，各行各业都很活跃，经营着包括典当行、米、布、茶、木、丝绸等行业，非常兴旺。在南京，徽州的木商、典商、粮商、丝绸商有着很强的势力；在扬州，百分之九十五是客籍商人，而其中大多数又来自徽州，近代诗人陈去病说：“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在苏州，徽州的有色布，尤其是青蓝布运销全国；在杭州，钱塘江畔徽州人弃舟登岸的地方，被称作“徽州塘”，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被称为“小江村”，由此可见徽商的影响。

不久，一个特殊的群体形成了，这就是徽商。

明末清初，徽商遍及全国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五年来，我国统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深化与沿线各国全方位合作，建设成果超出预期。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14 403.2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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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时，无数徽商在北京开当铺、银楼、布店、茶行，仅徽人经营的小茶店就有数千家；在汉口的盐、当、米、木、布、药材六大行业中，徽商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徽商在汉口不但建有豪华壮丽的会馆，而且在江口江滨还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顺长江西上的徽商也有很多，明末歙人王子承在四川做生意40年，“蜀人蚁附之”，成了大富商。还有许多徽商，把生意做到了云贵等边远地区，明末歙人许朴就曾“西涉夜郎、邛笮之境”。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许多徽商由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扬帆出海，从事贸易，叱咤风云，扬名海内外。

城头上，秀容月明亲自督战。秀容兵大声呼喝，和爬上城墙的胡人短兵相接，五六名宁军合抱着大木段子，把云梯推开。另有一批批征召过来的青壮男子，他们只经过二十几天训练，连像样的盔甲都没有，就拿刀和胡人拼命了。城内，二十几万百姓抬石担土，往城墙上输送，领头的还要朝天上看，走一段路，就扯着嗓子喊起来：“快躲！石弹砸下来了！”

左右页图：图为胡雪岩故居，整个建筑布局紧凑，构思精巧，居室与园林交融，建筑材料可媲美皇帝故宫，堪称清末中国巨商第一豪宅。胡雪岩（1823-1885），出生于徽州绩溪县湖里村，13岁起便移居浙江杭州，后纵横江浙商界，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也是徽商的代表人物。

徽商衣锦还乡，造就了徽州

徽州人有钱了，由一穷二白、食不果腹，到拥有巨资、富甲天下；由无所不在的生存压力，转而过上了殷实的小康生活。拥有大笔财富之后，很多徽州人开始衣锦还乡了，他们携着沉甸甸的银子，也带着外地优秀的设计师和工匠，溯新安江而上。到了家乡之后，开始重建家园——选址、买地，建村落，建民居、祠堂、书院、桥梁、凉亭，精心打造自己的“桃花源”。

(3) 为了避免因内线亮点过于凸现，出现以“个人打团队”的不利局面，中国男篮的进攻战术设计应该进一步多元化，尽量挖掘各位置队员的潜能，做到强力内线下场时，中国队仍有较强的对抗能力，以此实现中国男篮由“准”世界强队向世界强队的行列迈进。

一座座优美的村落，就这样依靠徽商的财力，星罗棋布于徽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初次走进徽州的外地人往往会大吃一惊——那么多富庶大宅，竟然藏在这偏僻的东南山区。单就那一个个村落的规模、环境，所注重的风水和水口，那种浑于天然的整体布局，就不是一般的财力所能达到的——黟县宏村当初在建造之时，据说首期资金就在百万两白银以上。建设之前，徽州人还会特意请风水师测量堪舆，整体结构极其讲究。绩溪胡氏宗祠在明嘉靖年间的一次修缮中，所花费的1300多万银两，就是依靠400多名在外经商的族人的慷慨捐赠。

据记载，徽州“每逾一岭、进一溪，其中烟火万家、鸡犬相闻者，皆巨族大家之所居也。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或数十里。”因此，徽州超过千人的村落比比皆是——村落中，大宅鳞次栉比，祠堂雄伟壮观，牌坊高矗入云。更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精美的“三雕”、家具、陈设、书画，还有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

繁华、精致、品位的背后，是徽商雄厚的实力。可以说，如果没有徽商丰厚的财力支撑，很难想象会有徽州文化的繁荣——是徽商，把纯粹是乡土菜肴的徽州菜肴光大到大江南北，并让徽菜成为“八大菜系”之一；是徽商，把江南水乡的秀丽与山区人文情态相结合，创造了韵味独特的徽派建筑；是徽商，把生活的考究和审美爱好综合在一起，形成了蜚声海外的“三雕”艺术；是徽商，把山村小戏与昆腔发扬光大，创立了魅力无穷的徽剧，而后又包装戏班进京，促进了京剧的诞生；同样，是徽商，促进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以及新安画派的繁荣……

左右页图：图为鲍家花园，是清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徽商、盐法道员鲍启运的私家庄园，与当时的苏州拙政园、无锡蠡园并称“江南三大私家名园”，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私家园林和盆景观赏地。

可以说，没有徽商，就不会有徽州的一切——徽州的建筑、徽州的文化、徽州所有的一切，都与徽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