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贞籍里考辨

司马贞，唐人，字子正，为史记三家注之一《史记索隐》的作者，新旧《唐书》皆无传，据清人钱大昕、近人程金造以及当代学者李梅训考证，当生于高宗仪凤年间，从学于则天后期，中、睿、玄宗之世历任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官止于润州别驾，于晚年完成《史记索隐》的著述，之后不久离开人世，盖卒于开元二十年之后。可见，对于司马贞的生平及任职，前人已有不少论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对于司马贞籍里，前人仍无专门考证，已有的论述亦多相抵牾，尚无定论，仍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一、司马贞自言吴人

《史记索隐》与《史记》其他两注《史记集解》、《史记正义》初各自单行，北宋时始“把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三家合刻本便于阅读，故广为流布，现存最早的本子是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音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以下简称“百衲本”。最为通行的是中华书局以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史记》为底本，分段标点，并充分吸收各家校勘成果而整理出来的一个优秀的本子，以下简称“中华书局本”，而原三家各单行之本，遂趋于消散或亡佚，“惟独索隐有明末毛氏汲古阁覆刻本，卷数仍旧”，“此单行之本，为北宋秘省刊版，毛晋得而重刻者，录而存之，犹可见司马氏之旧”，以下简称“毛本”。

《史记》：吴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集解》释之曰：“宋忠曰：‘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隐》考之曰：“……此言自号句吴，吴名起于太伯，明以前未有吴号。……而注引宋忠以为地名者，系本居篇曰‘孰哉居蕃离，孰姑徙句吴’，宋氏见史记有‘太伯自号句吴’之文，遂弥缝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义。蕃离既有其地，句吴何总不知真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则系本之文或难依信。”

上文已提及，中华书局本《史记》是现金最为通行的版本，而单行毛本《索隐》因依陆德明《经典释文》注例，标字列注，不与《史记》原文完全对照，文中未标句读，研读起来，甚为不便，且现存原版单行本数量极少，难为大多数读者所见，因此，一般学者均以中华书局本《史记》为研究底本，毛本《索隐》中“贞实吴人”一说，历久未为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毛本《索隐》中 “藩離既有其地，句吴何總不知？贞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与中华书局本《索隐》之“蕃离既有其地，句吴何总不知真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实际上只是“贞”与“真”一字之差，“？”标与“知”后还是“实”后的一读之别，然后句意却大相径庭，且直接影响到对小司马籍里的判定问题。那么，两说到底孰是孰非呢？笔者以为毛本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原因有三：

毛氏单行本《史记索隐》自重为刊刻以来，所受褒贬不一，然而对其“存古本之旧”多无疑义，卢文弨《钟山札记》更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汲古阁有单本《索隐》，殊自井然，凡小司马欲以己意更定者，不以入注，附刻于全书之后，乃为善耳。”罗振常在《善本书所见录》也评毛氏单行本《索隐》曰：“汲古阁《史记索隐》，原出宋刻。观毛氏《跋》语，原是大字。行款虽改，而字句未敢轻易。今以世行本《史记》校之，仅一《序》中，其异同已不可枚举，诚善本也。前人注书多用‘也’字，凡唐卷子本皆如此，其后刊本，则多删去。此本亦多用也字，足徵其卷子本上版，尚未经后人删节也。”可见，在保存原书本来满目方面，毛本还是相对可靠的。

对王而言，林也是个棘手的学生，他画了一幅惹起很大争议的习作：《席方平》，下笔避开传统苏俄绘画中列宾、苏里柯夫的褐色而展现了血淋淋的红色。很难简单地推断林这样做的含义仅仅是在作技法上的探求，还是另有用意，试图表现他理解的民族文化中传统的苦难。

第一，中华书局本《史记》三家注虽然是经当代众多专家整理而完成的一个优秀的本子，但是“三家注与《史记》正文合刻之际，为附注于正文百三十篇之下，不但卷帙错乱了，还由于三家注释意重而删落，或传抄板刻出现的讹误错乱，自是势所难免”，“《史》三家注，多异同。其《索隐》之注尤多猥，并有非注而系于注者，读之反足以致疑。”这就使《史记》三家注中产生了许多疑难问题。

第三，对于“蕃离既有其地句吴何总不知贞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的断句亦是解决问题的又一个关键。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鼎盛时期，文人用语多讲究对仗工整，《史记索隐》虽为史注，然注释语言亦颇为讲究，如果按中华书局本《史记》断句则为“蕃离既有其地，句吴何总不知真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显然不甚符合唐人用语习惯，于句义亦有所不通。

融资平台具有本土化经营特点，承担着本土区域的项目建设和公益性投入，以完成区域性开发职责为首要目的，一切以区域发展为目标，当区域发展和平台发展不协调时，政府必定会牺牲些平台的利润。

第二，百衲本《二十四史》所录南宋黄善夫刻本《史记》是现存最早的《史记》三家注本，据此可见现存《史记》三家注释的最早面貌，虽然黄善夫刻本《史记》也存在大量脱、衍、误、倒现象，但涵芬楼将其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时，经张元济校订，纠正了大部分讹误，故亦是现存《史记》三家注本中比较可靠的一种。据笔者查阅，百衲本《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一条的《索隐》注文为“蕃离既有其地句吴何总不知贞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可见，百衲本《史记》亦作“贞”而非“真”，为司马贞自称无疑。

狮子纹的艺术价值蕴含着中华民族千年的艺术精神，其在不同时代表现的不同外在特征对于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现代陶瓷装饰的手法亦可以从此汲取新的灵感，创造出更好的陶瓷艺术作品。

二、司马贞之女居吴

据《浙江通志》记载：“司马贞女，许配董思述，未归而思述讣闻，氏遂绝饮食，卒，两姓構棚厰以纸俑行婚礼，合葬珠湖山。”这里“未归”为为嫁之意，言司马贞女未出嫁而思述亡，于是司马贞女绝饮食而终，两家遂合葬他们于珠湖山。在古代，女子未嫁多居于父母家，可见虽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司马贞本人并不载于吴地方志，然其家眷却居于吴地，此亦可作小司马为吴人之一佐证。

三、唐人常以郡望代籍里

司马贞既为吴人，为什么在《史记索隐》中却署名为“河内司马贞”？这是因为在唐代，文人雅士为了显示自己出身名门望族，以郡望为荣，常常以郡望代籍贯，刘姓的就说其祖出自彭城——汉刘邦的故里；李姓常说其祖出自陇西——唐高祖李渊故里。例如刘禹锡，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自称郡望是中山（今河北定州市），而《旧唐书》本传又说他是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盖因彭城是刘姓郡望，《旧唐书》误以之为刘禹锡籍里也。又如韩愈，本河阳（今孟县）人，因唐朝时昌黎韩氏属名门望族，出过不少达官贵人，故韩愈在《韩昌黎集》中多次自称“昌黎”韩愈，以至于后来《旧唐书》亦记载：“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高常侍集》对高适的籍里作了精深的辨证：“唐书作渤海人，《河间府志》据其《封丘县》诗“我本渔樵孟诸野”句，又《初至封丘诗》有“去家百里不得归”句，定为梁宋间人。然集中《别沂孙》题下又注“时俱客宋中”，则又非生于梁宋者。志所辨似亦未确。考唐代士人多题郡望，史传亦复因之，往往失其籍里。

喂——没到呢，今晚回不来了，车坏在半路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司机去找修理工了，不用等了，就让倩倩睡在我妈家。大家都说车修好就到昌县宵夜呢，谁愿意回来上班？好了，不说了，我们在车上打牌呢。挂了。

可见，有唐一代，文人雅士以郡望代籍里，几成一种风气。河内（今河南孟县）在唐朝为司马氏郡望，出过不少达官显贵，例如司马懿，司马卬等，亦是司马氏发源地之一，由于河内司马氏门第显赫，声名卓著，司马贞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低位，增加其著述的传抄度，遂于《史记索隐·序》下自称为河内司马贞，后来史志不辨真伪，以讹传讹，以致其籍里不辨。幸而小司马于注文之中偶有透露，才使今人得以解其籍里之谜。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82.［2］程金造.史记管窥［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3］李梅训.司马贞生平著述考［M］.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