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绅平定宜州安化蛮之策

宋代，南丹蛮莫氏、安化（抚水）蛮蒙氏和环州蛮区氏等族群受宜州羁縻治理。其中安化蛮即为抚水蛮，我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名，居抚水州（今广西宜州以北地区），《读史方舆纪要》云：“（抚水州）控扼蛮荒，为西陲之襟要。”[1]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改名为安化州，分上、中、下三州，有抚水、京水、多逢、古劳四县。其首领具蒙姓，居民则有区、廖、潘、吴四姓，居平地者种稻田、捕鱼，山居者以药箭射猎，鸟兽尽即他徙。安化州的生产力水平低，每月仰赖朝廷救济，据《岭外代答·边帅门》云：“宜之府库，月支南丹、安化诸洞钱米盐料有差”。由北宋以前的松散管理至宋初的“羁縻”之策，使得安化蛮族频繁扰边。宋仁宗年间大臣苏绅呈平叛奏疏，定岭南边陲之安虞。苏绅于宋真宗天禧三年 (1019年)， 赴京参加朝廷殿试，中进士，走入仕途，时年21岁。天禧三年至乾兴元年(1019-1022)任宜州军事推官，因比较了解宜州，且积累了丰富的经略经验，为他提出平定当地蛮人的方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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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以前中原王朝对宜州的治理

宜州，居于桂西西北，秦朝时归桂林郡管辖。最早在该地的行政建制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今宜州设定州县。东汉后由于中原王朝政局不稳定，对西南边疆的经略无法照顾到，致使群蛮聚居在宜州地区，故而成为不服王化之地。到唐朝时，政治影响力又重新覆盖宜州地区。唐朝时也在宜州地区设立州县，据《旧唐书·地理志》云：“粤州下。土地与交州同。唐置粤州，失起置年月。天宝元年改为龙水郡。乾元元年，复为粤州。领县四，无户口数，亦无两京道里及四至州府也。龙水，州所治也。崖山、东玺、天河，皆与州同置。”[2]

公元907年，李唐王朝灭亡，中国历史又进入北方中原王朝政权几度更迭的五代十国时期。荆楚马氏和粤汉刘氏都曾将宜州地区占据。在《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中，“唐末为马氏所据，五代汉乾祐三年（950年）入于南汉。”[1]南汉政权取得宜州之后，即对宜州进行了裁撤省并建置，到了南汉乾和十年（952年）冬十二月，“省宜州之崖山、东玺二县。”[3]因此，南汉政权时期，宜州所辖有的地区仅剩龙水、天河两县。但是，此时马楚政权和南汉刘氏政权对宜州地区的控制依然松散，土著部落得以“自称刺史”。

二、宋初太祖、太宗、真宗对宜州安化蛮的治理

北宋初掌管岭南地区和征服南汉政权后，西南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才又“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4]宋初不断调整政区设置，亦有安抚地方土著势力之举措。

仁宗时期，由于西南和西北边患不断，有些大臣指出现有安抚政策的弊端，进而主张主动出击、积极拓边，其中以大臣苏绅的奏疏《经制安化叛蛮奏》最具代表性。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安化蛮率众寇宜州，大败官军，杀钤辖②钤辖：宋代武官名,官高资深的称都钤辖,钤辖使和副都钤辖,官低资浅的称钤辖和副钤辖.张怀志等六人。针对安化蛮率众反叛，时任三司盐铁判官的苏绅因曾任宜州推官，对安化蛮的生存环境、文化特点有透彻了解，他上疏《经制安化叛蛮奏》，主张出兵讨伐安化蛮，内容如下：

[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51-1752.

由于重要的战略防御地位和诸多少数民族分布其间，宜州被纳入版图后，宋朝为了加强对此地的控制，不仅不断加强对宜州地区军事布防，而且还招安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民众，以此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削弱各个部落的力量，对其进行分而治之。但原则上仍取“务在羁縻，不深治也”的方略。此外，宋初宋朝在岭南地区推行“安边弭兵”政策，也因在西南边陲与交趾战争的失败而产生了边疆危机感。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在宋对交趾的战争中，以失败告终，宋朝开始在岭南地区推行“安边弭兵”的政策，以缓和宋朝与交趾的关系[6]。

宋初，朝廷曾主动派官员去招安数次寇边的抚水蛮部落。据载：“太宗雍熙中，抚水蛮数寇边境，掠取人户、畜产。诏书招安，补其酋蒙令地殿直①殿直：是宋朝武散官名，奉职当是一种荣誉,可以参加官府的一些活动.，蒙令札奉职。”[7]关于“抚水蛮”记载，《宋会要辑稿·蕃夷五》有：

“安化州，旧抚水，天禧中改赐今名，在宜州南。有县四，曰抚水，曰京水，曰多蓬，曰古劳。旧隶黔南。其首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民有区、廖、潘、吴四姓，亦种水田、采鱼，其保据山险者，虽有畲田，收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它处，无羊、马、桑柘。地曰帚峒，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余家，夹龙江居，种稻似湖湘。中有楼屋、战棚，卫以竹栅，即其首所居。兵器有环刀、标牌、木弩。善为药箭，中人大叫，信宿死，得邕州药解之即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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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得，原称抚水，天禧年间改称安化，在宜州南，唐属黔南道。首领姓蒙，下分有上、中、下三房。民人有区、廖、潘、吴四姓，以种植水稻和渔猎为生，善制药箭。从“得邕州药解之即活”知，他们与邕州地区也有着一定联系。“抚水蛮”族系分支多，较分散，互相之间无相互统属关系，是按实力的强弱来排位。宋朝虽已基本掌控宜州地区，但“抚水蛮”时而变乱扰边，时而臣服朝贡，宋廷回赐丰厚，往往是入贡物的好几倍，这是宋朝羁縻蛮夷的一种手段，如“保静之州蛮，利于岁贡回赐，颇觉驯服。”[8]甚至亦有因臣服于中原王朝宋而迁徙到桂州地区。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秋七月，抚水蛮至宜州向宋请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三载“初，抚水蛮诸酋长一岁中凡五诣阙，输器甲，誓不犯边，既而侵轶如故。于是，蒙填诣宜州，自言乞入觐谢前过，宜州以闻，丁未，诏守臣谕蒙填，如尽还所掠民赀畜，乃从其请。”[8]1410宋真宗祥符六年（1013年），抚水蛮部落首领蒙但挈带领族人归附宋廷，徙于桂州；九年（1016年），因宜州知州董元己有安抚不力之失，抚水蛮故而再次寇边。官府派官员去招抚时，“群蛮拒命，侵掠不已”。虽如此情状，宋真宗依然期望以安抚之计来平定叛乱，“上犹蛮夷异类，攻剽常理，不足以剿绝”。大臣俞献可力主派兵武力解决，最终“宜州蛮人纳器甲凡五千数，愿迁处汉地者七百余口”，酋领蒙承贵请求改州县名，以固归顺之意。改抚水州为安化州，抚水县为归仁县，京水县为长宁县”，此后一段时间后便向宋廷朝贡，不再扰边。

根据以上论述，朝廷在安化蛮活动的地区主要是实施羁縻统治，叛乱时也是实行较为软化的安抚政策，赐予归顺的成员官衔或官田。分治也是中央政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手段之一，对叛乱的“蛮族”进行“分而治之”，将部分少数民族部落内迁，使少数民族势力削弱。但是，少数民族频繁袭扰，朝廷对地方官管理的不当也没有过多追究，反而主张进行大兵出击，这样的方法在短时期上有一定的效果，如宋时曾将“抚水蛮”部落迁入汉地者百余人，改州县名以示归顺。针对当地少数民族的去镇压反叛，宋廷也会使用“以夷制夷”的办法。由于部分官员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处理方法失当，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奖赏，也会反叛朝廷，以致安化蛮等各部数次寇边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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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仁宗时苏绅的平定安化蛮之策

苏绅（990-1046），原名庆民，字仪甫，北宋泉州同安人（今厦门同安区），历任宜州推官、大理寺丞，累官至礼部郎中。他博学多才，锐意进取，强邦靖夷，持政廉洁，勤勉之家。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正月，并州、代州发生大地震，又因春天而春雷阵阵，仁宗见灾异屡现，下诏求直言。苏绅上书极言时事，他在奏疏的最后指出朝廷应该考虑：现在朝廷号令，是不是有不一致的地方；普通官员是不是有逾越法度，欺凌上级的；国家刑罚赏赐是不是有随意施加给下面人的，底层人是不是有打算僭越皇上的。如果不考虑这些，虽然祈祷于大小神祇，实在不是上帝意旨。苏绅借此向朝廷发出警示，要求检查政府的社会工作，此建议具有一定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此后的仁宗采纳他的平定安化蛮之策做了铺垫。

宋初，一方面宋太祖根据当时的行政需要，在岭南地区进行了两次规模比较大的裁撤州县设置，但对宜州的行政建制并没有较大的改动。李昌宪研究认为，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即宋太宗灭北汉时，宜州仍辖有龙水、天河县二县，以及都感场、富仁监[5]。另一方面，宋朝对于主动臣服的岭南少数民族，采取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形态的政策，并未实行郡县制度，而是继续实施唐朝的羁縻统治，普遍推行土官制。“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宋史》卷四百九十五《蛮夷传》三记载：

“国家比以西北二边为意，而鲜复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诚不可不虑也。臣顷从事宜州，粗知蛮本末。安化地幅员数百里，持兵之众，不过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扰，非特恃其险绝，亦由往者守将失计，而国家姑息之太过也。向闻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蛮人骚动，朝廷兴兵讨伐。是时，唯安抚都监马玉勒兵深入，多杀所获。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蛮人畏服其名，至今言者犹惜之。使当时领兵者皆如玉，则蛮当殄灭，无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边，屠杀将吏，其损国威，无甚于此。朝廷倘不以此时加兵，则无以创艾将来，而震叠荒裔。彼六臣者，虽不善为驭，自致丧败，然衔冤负耻，当有以刷除。

臣观蛮情，所恃者地形险厄，据高临下，大军难以并进。然其壤土硗确，资蓄虚乏,刀耕火种，以为餱粮。其势可以缓图，不可以速取，可以计覆，不可以力争。今广东西教阅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军，皆贯涉险阻，又所习兵器与蛮人略同，请速发诣宜州策应，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转运使备数年军食，方秋冬之交，岚气已息，进军据其出路，转粟补卒，为旷日持久之计。伺得便利，即图深入，可以清荡巢穴，杜绝蹊径。纵使奔迸林莽，亦且坏其室庐，焚其积累，使进无钞略之获，退无攻守之备。然后谕以国恩，许以送款，而徙之内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种，异时足以拓外为屏蔽也。仍诏旁近诸蛮，谕以朝廷讨叛之意，毋得相为声援；如获首级，即优赏金帛。计若此出，则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灭。况广西溪峒、荆湖、川峡蛮落甚多，大抵好为骚动，因此一役，必皆震詟，可保数十年无俶扰之虞矣。”[9]2883-2884

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是有效治理民族地区的可行之策。但是若针对数次寇边的安化蛮乱，苏绅的上疏中所提及的镇压方法更为符合当时的现状，抚平安化蛮乱，不仅保障了西南边陲稳定，也使此次平叛成为北宋对广西边疆军事控制由薄弱至加强的分水岭。

唐宋时期，朝廷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羁縻政策，也会采取“以夷制夷”之策。但因数次叛乱侵扰，宋朝对宜州地区的军事控制经历的变化，可以仁宗皇帝为界限，分为仁宗前的薄弱期、仁宗在位的强化期。仁宗继位后，对西南边人的治理由姑息“羁縻”逐渐改为以武力讨伐镇压为主，用以消弭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叛乱。苏绅在安化蛮乱时呈奏的《经制安化叛蛮奏》，无疑是符合当时实际要求的有效方策，很好地加强了西南地方州县的治理与军事防御能力，在一段时间内极大地缓解了宋的西南地区边乱固疾。

虽然宋前期朝廷主要用“安边弭兵”政策来治理岭南地区边陲各族，但若边防形势有所变化，或地方官员因邀功胡为而引发少数民族内乱或叛乱等情形下，朝廷也会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宋朝真宗、仁宗时，西北边疆与南部边境接连发生武力冲突，官员陆续提出出击西夏和交趾的主张[9]，宋廷处理边境问题相对较为慎重，如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秋七月，时值南丹州、交州内部发生叛乱，以及宜州“抚水蛮”的内附于宋，鉴于此状缘海安抚使邵华主张开边进取，向宋真宗进呈了邕州与交州水路图及宜州图经，而真宗“示以辅臣曰：‘交州瘴疠，宜州险绝，祖宗开疆广大，当谨守而已，不必劳费兵力，贪无用之土地。如封略之内有叛乱者，则须为民除害尔。’”[9]1413从中看出真宗对拓边之举的慎重，不愿浪费兵力在‘无用’之地上，因此没有批准邵华的请求，而是继续实行前策来管理西南边陲蛮族部落。

四、结语

从以上史料可知，苏绅指明朝廷在“重北轻南”政策的影响下，“鲜复留意南方”，广西地区的军事守备力量严重不足，加上地方官员懦弱无能，守将失计，未能处理好与安化蛮人之间的关系，朝廷一味姑息奉行“羁縻”之策，所以才有“安化蛮”之侵扰频繁发生。苏绅提出以下征讨之策：缓图，计灭，不可力争；“加兵”征调广东西教阅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军队，増加防守力量；储备军粮，做旷日持久之计；扼制其出路；招安边民内迁；分而治之，勿以各蛮族相互支持；对获首级者优赏金帛；此法不仅可平定安化蛮、安定宜州，还有着震慑广西其他溪峒、荆湖和川峡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作用。史料中的“上嘉纳之”就能看出，宋仁宗非常满意苏绅的奏议。后派冯绅己守桂州经制之，蛮遂平。可知王朝策略在边疆形势及官员们推动下也需要做出积极调整。

参考文献：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零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5: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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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兴，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间有桀黠贪利或疆吏失于抚御，往往聚而为寇，抄掠边户。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

[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十九.南汉二·中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 2010:857.

国内市场：据协会监测的23个省份数据显示，中国磷酸二铵批发价格周环比上涨为主。其中，河北、山西、辽宁、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甘肃8省区市价格上涨，涨幅在4.1-100元/吨；云南、新疆2省区市价格下跌，跌幅在23.3-45元/吨，其余省区价格持稳。

[4][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九十五.蛮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204.

[5]周振鹤.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55.

[6]汤佩津.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对交趾的政策[J].中国历史学会集刊,2006(38),75-118.

[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7:7769.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三.真宗·景德三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4.

式中，th为污水平均温度，℃；t1′为污水进口温度，℃；t1″为污水出口温度，℃；Reh为污水侧雷诺数；V1为污水流速，m/s；de为当量直径，m；vh为污水运动粘度，m/s；λh污水侧导热系数，W/m·K；Prh为污水侧普朗特数；Nu1为污水侧努塞尔系数；h1为污水侧换热系数，W/m2·K.

[9]方震华.从和戎到拓边—北宋中期对外政策的转折[J].新史学,2013，24(2),3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