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日本的海权逻辑

海权论是由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这一理论传入日本后对日本国家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海权在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为近代日本带来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同时也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沉重灾难。在21世纪的今天，海权依然被日本视为实现国家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背后的海权逻辑愈发清晰。这种海权逻辑主要体现在战略和政治两个维度。笔者从上述两个维度出发，探讨当代日本的海权逻辑，以期更加深入地认识日本的国家战略和对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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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日本海权逻辑的形成基础

所谓日本海权逻辑，是指日本在其国家战略和对外行为中强调海权的重要性，并以海权作为制定与实施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同时将海权与自身的国际政治目标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思维方式。客观分析当代日本行为背后的海权逻辑，必须充分认识这种逻辑的形成基础。根据建构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影响行为。* 关于建构主义理论对国家、身份、利益、国家利益等概念和相互之间关系的阐述，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243页。只有国家身份得以确立，国家才能明确自身利益，进而根据不同的利益采取相应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海权逻辑形成的基础主要是指其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日本建构海洋国家身份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基于战略环境的变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家自我认同的需要，日本从文明和历史的角度拓宽了对海洋的认知。* 〔日〕 川勝平太：「文明の海洋史観」、『早稲田政治経済学雑誌』第323号(1995年)；〔日〕 川勝平太：『文明の海洋史観』、中央公論社1997年版；〔日〕 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中央公論社2000年版；〔日〕 伊藤憲一監修：『21世紀日本の大戦略：島国から海洋国家へ』、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発行、フォレスト出版、2000年。伴随着对文明的重新阐释和对海洋的再认知，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得以逐步建构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日本学者开展了关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讨论，并在讨论中对这一身份予以确认，而且日本政府也通过表态、立法等方式强化普通民众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认同，以期形成民众的普遍认知。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其权力基础理应在海洋，并且海洋也逐渐成为日本谋求国际政治权力、调整国家战略并对外发力的“道场”。因此，我们能够从日本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开展对外行为的过程中窥见其背后的海权逻辑。

二、战略维度下的日本海权逻辑

判断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逻辑，需要把握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分析战略维度下的日本海权逻辑，必须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当代日本实施了什么样的国家战略，二是这种战略如何体现了海权逻辑。

(一)当代日本的海洋战略

如前所述，海洋国家身份是当代日本海权逻辑的形成基础。这意味着日本在将自身认定为海洋国家的前提下，其国家战略和对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海洋而展开的。以2007年《海洋基本法》的公布为标志，日本政府逐步制定并实施了海洋战略。这一战略是日本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将海洋因素与国家战略结合在一起的必然结果。具体来看，日本海洋战略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海洋安全保障置于重要地位，力图构建综合性海洋军事战略。

全村集体资产量化为股份，村民变身为“股民”。盘活集体资源后，昔日的烂河滩摇身一变，成为四邻八乡的“最美渔村”。

在保留经典教学内容的同时，将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有机整合，不再简单照搬教材对海军环境卫生学、海军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海军劳动卫生学3部分内容进行逐一讲解，而是按照海军部队实际工作面临的卫生学问题整合教学内容。如将原来分开讲授的第二篇营养学“海军部队营养保障”和第三篇劳动卫生学“航海特殊作业卫生”部分内容整合为“军事航海特殊作业卫生”，介绍如何从营养学角度保障部队作业能力。

苏联的解体，在客观上很大程度地改善了日本的安全环境，但日本并未因此而忽视所谓的安全保障课题，反而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推动海洋军事战略的转变。从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变化来看，日本逐渐放弃了“专守防卫”，转而实施以“综合机动防卫”为核心的军事战略。“专守防卫”是日本在冷战期间基本上遵守的防御性军事战略。但在冷战结束后，日本以安全环境发生变化为由调整这一战略，扩大并模糊防卫范围，强化军事力量，充实自卫队的作战任务，谋求海外派兵合法化。2004年，日本提出要整备“多功能、灵活而有效的防卫力量”* 「平成17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防衛省·自衛隊ホムペジ、2004年12月10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05/taiko.pdf.，防卫形式由静态防卫逐渐走向动态防卫。2010年，日本首次提出“动态防卫力”概念，表示将构筑“具备适应性、机动性、灵活性、持续性以及多目的性的，根据军事技术水平发展的动向，以高度的技术力和情报能力为支撑的动态防卫力”* 「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防衛省·自衛隊ホムペジ、2010年12月17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pdf.。2013年，安倍内阁制定的新防卫大纲明确表示要“有效整备具有高实效性的综合防卫力量”* 「平成26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防衛省·自衛隊ホムペジ、2013年12月17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与“动态防卫力”相比，“综合机动防卫力”强调确保防卫力量的“质”与“量”，重视对陆海空自卫队的综合性运用。* 〔日〕 沓脱和人、今井和昌：「『積極的平和主義』と『統合機動防衛力』への転換」、『立法と調査』第349号、2014年2月。

⑬Marc Bloch，“Mémorie Collective，Tradition Et Coutume”，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40(1925)，pp．118 ～ 120，pp．73 ～81．

从近年的实践来看，日美海权同盟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全面性，在有关海洋方方面面的事务上，两国都强调加强合作和应对，特别是日美两国有意争夺构建国际海洋秩序的主导权。二是重点突出，日本利用强化海权同盟军事力量的机会，试图与美国分享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权，进而推动自身成为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地区性海权国家。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日本“政治大国化”进程的推进，日本的海上军事力量逐渐从日美海权同盟的背后走上台前。换句话说，日本的战略角色开始从不平等的“美主日从”向相对平等的“美主日协”转变。一直以来，日本都渴望与美国建立类似于英美同盟式的同盟关系。对日本来说，将日美同盟打造成如同英美同盟一般的关系并不容易，但日本却不断推动这一进程，并朝着“支配海洋”的方向发展，日本所需要的就是“与同盟国美国一道强化在海洋的领导地位”* 〔日〕 下平拓哉：「日米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米海軍大学における海上自衛隊の新たな取り組み～」、『ニューズレター』第331号、海洋政策研究財団ホムペジ、2014年5月20日。http://www.sof.or.jp/jp/news/301-350/331_2.php.，通过日美海权同盟“借船出海”，实现自身的海权诉求。

第三，开发利用海洋，扩张海洋权益。

将真菌测得ITS rDNA序列以及放线菌16 S rDNA与GenBank数据库中已有的序列进行BLAST比对。结果证明菌株YX-25与Alternaria sp. 的同源性最高为99%。结合已观察到的菌落特征，鉴定为Alternariaalternate。菌株YX-32与Streptomyces sp. 的同源性最高为100%。结合已观察到的菌落特征，鉴定为Streptomycesexfoliatus，见图6、7。

海洋国土是日本扩张海洋权益的基础和前提。日本认为，必须将领海、专属经济区等海域视为“国土”进行综合管理。* シップ·アンド·オーシャン財団海洋政策研究所編集：『海洋白書 2005』、成山堂書店2005年版、第3頁。因此，尽可能增加海洋国土面积，扩大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占有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便成为日本十分重视的课题。对冲之鸟礁加紧实施“变礁为岛”计划，是日本无视国际法相关规定，肆意扩张所谓海洋权益的有力证据。一方面，海洋资源是日本扩张海洋权益的动力源。海洋已被证明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将愈发依赖海洋。因此，日本不断采取行动，扩大对海洋资源的掠夺。另一方面，开发利用海洋是日本扩张海洋权益的重要目的。作为资源贫瘠的岛国，日本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严重依赖进口。日本意识到必须扩大海洋权益，积极开发利用海洋，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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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强化海洋教育，培养国民的海洋观念。

强化海洋教育，培育年轻一代的海洋观念，是日本海洋战略的重点课题。2002年，日本实施修改后的中小学校学习指导要领，新设“综合学习时间”，开始在各地实施“体验型海洋教育”* 〔日〕 山中亮一など：「海洋教育の現状と課題」、『日本船舶海洋工学会講演会論文集』第4号、2007年、第153頁。。从2009年起，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连续三年分别发布《21世纪海洋教育总方针》小学篇、初中篇和高中篇的建议书* 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財団：『21世紀の海洋教育に関するグランドデザイン(小学校編)』、笹川平和財団ホムペジ、2015年3月。https://www.spf.org./opri-j/publication/pdf/2015_03_11.pdf.『21世紀の海洋教育に関するグランドデザイン(中学校編)』、笹川平和財団ホムペジ、2010年3月。https://www.spf.org/opri-j/publication/education/pdf/201003_granddesign_ms.pdf.『21世紀の海洋教育に関するグランドデザイン(高等学校編)』、笹川平和財団ホムペジ、2011年7月。https://www.spf.org/opri-j/publication/education/pdf/201107_granddesign_hs.pdf.，其目的就是要在日本学校推广海洋教育课程，推动海洋教育体系化，并与已有授课课程构成综合教育体系，培养日本学生的海洋观念。

国民的海洋观念是日本推进海洋战略的重要基础。虽然冷战后日本到处争夺海洋资源，扩张海洋权益，但日本国民的海洋观念并不强。* 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国民之所以无法理解“日本是领海和专属经济区面积排在世界第六位的海洋大国”这一事实，就是因为日本政府和国民都缺少海洋知识与意识。参见：〔日〕 平間洋一：「海洋権益と外交·軍事戦略」、『国際安全保障』第35巻第1号、2007年6月、第14-15頁。因此，日本通过设立国民节日“海之日”、举办庆祝活动等形式，培养和加深国民的海洋观念，引导国民关注并理解海洋问题，为实施海洋战略打造民意基础。

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日本海洋战略发生重要变化，海洋安全战略倍受重视，现实主义和扩张主义色彩日趋浓厚，围堵中国乃至排挤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正当海洋权益已经成为日本海洋战略的重要目标。在这种战略构想的指导下，日本逐步加大对海洋权力的争夺，主要表现在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武器装备不断扩充、防卫重点转向西南。可以说，日本争夺西太平洋海权的企图支配着其海洋战略的推进。

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企业采用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而企业往往只关注内部生产和管理活动，不关注企业的外部环境，仅限于生产过程中对成本的核算和分析，在这种忽略预测和决策的情况下，很难充分发挥成本管理应该有的作用。

2.1 3组对象血清学指标对比 MP感染组患儿血清IgE、IL-4水平明显高于非MP感染组(t=24.948、28.614，P<0.05)，RBP水平明显低于非MP感染组(t=10.133，P<0.05)；非MP感染组患者血清IgE、IL-4明显高于对照组(t=65.430、41.682，P<0.05)，RBP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t=19.618，P<0.05)。见表1。

(二)海洋战略背后的海权逻辑

从当代日本的海洋战略来看，其战略构想一方面明显受到以追求海洋权力为核心的传统海权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注重政府的政策主动性和国民的海洋意识。其基本逻辑在于，通过强化海权国的身份属性、增强海上军事力量、获取民众对发展海权的认可和支持，使日本最终成为掌握海洋权力的海权大国。

第一，强调日美同盟关系的强化和海洋军事战略的转型。日美同盟关系的每一次强化，几乎都使日本海上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和作战任务得以扩大。从“专守防卫”到“动态防卫力”，再到“综合机动防卫力”，每一次军事战略的转型无不伴随着日本对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化。日本实施以“综合机动防卫力”为核心的海洋军事战略，虽然仍冠以“防卫”之名，但其意图实为拥有海上进攻能力，而这正是成为海权大国的必备条件。近年来，日本增强军事实力的主要理由是所谓“日益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尤其是被日本视为“重大威胁”的朝核危机，这成为日本扩大军备、强化自卫队的主要借口。事实上，其同盟关系的强化和军事战略的转型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即日本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化。这必然会增强日本在海上、特别是在西太平洋海域对重要海上航道的控制能力，同时也将提高日本介入周边安全事务的能力以及同中国争夺西太平洋海权的博弈能力。

罗译：Since what I desire to learn is the doctrine...[6]62

第二，强调政府海洋政策的转变以及对国民海洋意识的培育。一方面，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政策经历了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进入21世纪后，日本愈发重视海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海洋政策也逐渐朝着更具综合性和战略性的方向发展。2007年以来制定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都将海洋政策放在了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日本不遗余力地培养国民的海洋意识，其目的在于改变日本国民缺乏海洋意识的传统，力图将日本民族打造成海洋民族。半个世纪前，高坂正尧呼吁日本向英国学习，走海洋国家的道路，所要学习的便是英国人向海外追求商业和财富的民族性格。日本深刻地意识到，要想成为一个海权大国，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固然重要，但政府积极的海洋政策和国民强烈的海洋意识同样不可或缺。

对日本来说，制定并推动海洋战略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它与日本的海权诉求息息相关。

三、政治维度下的日本海权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便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了“政治大国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日本提出了诸多政治理念，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理念的背后也暗含着海权逻辑。

海权论者普遍认为海权对取得大国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他们或多或少地夸大了海权的作用，忽视了陆权、技术等因素对大国地位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在国际政治中，海权的重要性非常突出，它对于确立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正因如此，海权思想才成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理论来源。一方面，日本将海权思想与同盟实践结合在一起，依靠同盟框架建构海权同盟，实现自身对海权的追求，并谋求扩大海权同盟范围，实践多边海权同盟构想；另一方面，依据传统的海权思维逻辑，日本提出一系列政治理念，谋求扩大对外影响力，在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日本看来，确立海洋国家身份，并以海权逻辑作为同盟存立的依据，不仅能够进一步夯实同盟基础，而且有助于其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推动日美同盟向日美海权同盟转变。

要建立和完善以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合理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地方与兵团之间、地区和部门之间、源流与干流之间的用水矛盾。必须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起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区域管理服从流域管理的管理体制，以保障流域水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流域管理体制顺畅、隶属关系清楚、事权划分明确、管理层次清晰、责权统一的原则，完善和建立权威、统一、高效的流域管理新体制，尤其是结合塔里木河流域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实际，健全与落实区域管理服从流域管理新体制。建议：

2014年，中央首次提出了融合发展战略思想，至今，媒体融合在我国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五个年头，从中央、省到地市级传统媒体纷纷搭乘“互联网+”的便捷快车，不断深入探讨传媒业的转型与发展道路，无论在内容上、技术上、渠道上还是管理模式上均进行了深度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使地级市传媒在广度拓宽上、发展速度上及增加的力度上均取得突出的表现，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特征更加明显。

第二，推进海洋战略的行政一元化。

日美同盟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然而，随着同盟关系的发展，日美同盟开始成为日本谋求实现自我目标的战略性工具。进入21世纪，日本逐渐展示出它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海权意图。小泉纯一郎内阁于2001年至2004年相继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有事三法案”等法案，为日本向海外派兵提供了国内法律依据。根据这些法案，日本得以向伊拉克、印度洋海域等国家或地区派遣自卫队。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日本主动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得以凸显，“无缝”体制得以建立。同时，为了永久获得向海外派兵的法律依据以及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目标，日本强行通过了新安保法案。2016年3月，新安保法正式施行后，自卫队能够根据日本政府的判断参与美国或其友好国家在海外的战斗——即便这一战斗本身并不针对日本。显然，日美海权同盟势必将因此而得以强化。

2007年4月20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海洋基本法》，这被认为是日本“海洋政策关联史上的历史性事件”* 〔日〕 社団法人海洋産業研究会：「[解説] 海洋基本法の制定について」、『海洋産業研究会会報：RIOE News and Report』第336号、2007年4月16日。。该基本法明确了日本“海洋立国”的方针，宣称日本将“谋求和平、积极地开发利用海洋与保全海洋环境之间的和谐，实现新的海洋立国”* 〔日〕 『海洋基本法』(平成19年4月20日法律第33号)、電子政府の総合窓口ホムペジ、2015年。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9/H19HO033.html.，并且将为此制订海洋基本计划和基本对策。根据该基本法的规定，日本成立了旨在推进海洋战略的中枢机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本部长，官房长官和海洋政策担当大臣担任副本部长，本部成员由本部长和副本部长以外的所有阁僚组成。由此，日本从行政体制上完成了对海洋战略的一元化管理。此后，日本制订了一系列具体计划和法令，包括2008年制订的《海洋基本计划》以及2013年修订的《海洋基本计划》，进一步完善了海洋法制体系和政策体系，为推动实施海洋战略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政策支撑。2018年，日本将迎来第三个《海洋基本计划》的制订，海洋安全保障课题将有可能成为其中重要的内容。* 〔日〕 総合海洋政策推進事務局：「次期海洋基本計画の策定について」、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17年4月。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dai16/shiryou1.pdf.

第二，推动双边海权同盟向多边海权同盟扩展。

在日本看来，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 日本外務省：「日米関係」、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2009年10月。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kankei.html.，而日美海权同盟则是日本扩张海洋权益、谋求在国际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手段。* 日本将日美同盟海权可以发挥的作用扩大到全球层面，提出要在人类面临的众多海洋课题上发挥作用，并特别指出了海洋国家领导作用的不可或缺。参见〔日〕 海洋政策研究財団、日米シーパワーダイアローグによる提言「海洋の安定と繁栄のための日米同盟シーパワー」、海洋政策研究財団ホムペジ、2009年4月17日。http://www.sof.or.jp/jp/report/pdf/200904_seapower.pdf.然而，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亚太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日本对政治大国身份的追求，单纯依靠日美同盟已经无法有效应对众多课题。特别是日本主观上还有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意愿，其自身实力又并不足以支撑这一目标，因此，日本试图将日美之间的双边同盟扩展为多边同盟，极力推动所谓海洋国家的联合。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提出“日美澳印战略对话”* 〔日〕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06年版、第160頁。的构想。基于自身的海权意图，日本逐步推动“日美澳印战略对话”走向具有实质意义的日美澳印四国之间的多边海权同盟。

2006年，安倍晋三在个人著作《迈向美丽之国》中提出，“如果日美澳印(亚洲、大洋洲三国加美国)的首脑或外长能举行会谈，特别是在亚洲，从战略观点的角度商议四国如何贡献及合作，从而使其他国家能共享这些普世价值观，这将是非常好的事情。日本有必要为此发挥领导作用。”安倍的这一构想即为“日美澳印战略对话”。他于2006年底担任首相后，便开始积极摸索实现“日美澳印战略对话”的可能性。* 〔日〕 冨田圭一郎：「オーストラリア·ラッド政権の国防戦略と日豪安全保障協力」、『レファレンス』第59巻第12号、2009年12月、第130頁。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又推出所谓“民主安全菱形”* 安倍晋三第二次当选首相后，通过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题为《亚洲民主主义安全菱形》的英文评论文章，在文中提及钓鱼岛问题时，安倍声称“不能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夏威夷(美国)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与实力日渐增强的中国相抗衡。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Dec 27, 2012.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战略构想。在日本的多边海权同盟构想中，日美海权同盟是内核，框架则由多组双边关系构成。因此，尽可能地促成日澳同盟和日印同盟是日本实现这一构想的重要环节，也是四国之间网状多边海权同盟能否最终形成的关键。

日本的海权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主导的海权联合体或海权同盟，应对所谓“陆权”的挑战* 〔日〕 川上高司：【安倍外交の挑戦】『シー·パワーの盟主』米国が戦い放棄 中ロ『ランド·パワー』台頭へ」、2014年7月5日。http://www.zakzak.co.jp/society/foreign/news/20140715/frn1407151140001-n2.htm.，并以此为平台，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扩大日本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进而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的海权逻辑也是清晰的，要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必然要依赖综合国力的发展，而综合国力的核心是硬实力，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其硬实力的支撑点显然是海权，其权力基础在于海洋。因此，日本力图提升海洋能力与海洋实力，通过追求海权的方式实现其既定的国家目标。

第三，以追求海洋权力为核心的传统海权思维逻辑为基础提出系列政治理念。

近些年，日本陆续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俯瞰地球仪外交”等政治理念，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理念充满了海权理论色彩，体现出日本谋求海权的地缘政治意图。

“自由与繁荣之弧”是2007年时任安倍内阁外相的麻生太郎提出的。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将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新兴民主主义国家连接起来构成一条“弧”，这条“自由与繁荣之弧”涵盖的国家呈带状分布，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高加索、中东、土耳其、中欧、东欧、波罗的海等地区和国家。* 〔日〕 麻生太郎：『自由と繁栄の弧』、幻冬舎2007年版、第24-41頁。“自由与繁荣之弧”可以说是实践“价值观外交”* 所谓“价值观外交”， 是指基于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支配、市场经济)的外交。参见「『拡がる外交の地平』～日本外交の新機軸～」、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2006年12月。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ree_pros/pdfs/shiryo_01.pdf.的具体方针，即“沿着欧亚大陆，为了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富裕与安定的地区，日本深化与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为国内形势尚不稳定的民主化国家提供援助的方针”* 〔日〕 前田宏子：「『連携強化』=『同盟』?」、『PHPリサーチ·ニュース』Vol.5、No.114、2007年9月14日。。从这条“自由与繁荣之弧”的范围就可以看出，这条“弧”并不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因此，这条“弧”也被认为是一条包围中国和俄罗斯的“弧”。

2012年底，再次担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重新拾起“价值观外交”，坚持与第一次执政时期相同的外交基本路线。* 〔日〕 谷内正太郎：「地球を俯瞰する安倍外交―谷内正太郎内閣官房参与インタビュー」、nippon.comホムペジ、2013年7月5日。http://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089/.他在第183届国会上发表演说，宣称“(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不是仅仅关注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关系，而是要像注视地球仪那样俯瞰整个世界，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支配等基本价值观，开展战略性外交。”* 〔日〕 安倍晋三：「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13年1月28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安倍的这一主张被称为“俯瞰地球仪外交”* 俯瞰地球仪外交，也被称为“俯瞰地球的外交”或“地球仪外交”。其日文原文为“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在本文中，统一使用“俯瞰地球仪外交”。，它逐渐成为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日本提出的这些政治理念是由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来支撑的，其核心就是海权理论。* 关于地缘政治理论，一般认为，马汉提出了“海权论”，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斯皮克曼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马汉提出“海权论”，理所当然是一位海权论者。而麦金德提出的理论尽管被称为“陆权论”，但从其理论归宿来看，作为英国人的麦金德其实也是一位海权论者，他的陆权理论虽然批判了马汉的“海权论”，但他对陆上强国向边缘地带的扩张充满了忧虑，为此，他呼吁英国等海洋国家要与欧亚大陆的桥头堡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陆上强国。同样，斯皮克曼也是海权论者，他所说的“边缘地带”指的是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的区域，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他的理论归宿在于如何使海洋国家美国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斯皮克曼给美国提出的建议是必须保持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优势。可以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本质上是在吸取麦金德思想精华的前提下对马汉“海权论”进行的拓展。因此，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思想实际上都是为所谓海洋国家对抗和遏制大陆国家(或心脏地带国家、边缘地带国家)提供理论依据、寻找对策的。就“自由与繁荣之弧”来说，几乎就是斯皮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的复制品，只是日本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增加了中亚、高加索等地区，而有意忽略“边缘地带”国家——中国。就“俯瞰地球仪外交”来说，它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扩大版，即日本为全面推进战略性外交而在“边缘地带”的基础上提高了对其他地区的重视程度，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边缘地带”理论。日本拉拢其眼中的“边缘地带”国家，目的就在于维持其所谓海洋国家的优势地位，阻止“边缘地带”国家——尤其是与日本有着海洋利益竞争关系的中国——向海洋发展，确保对海洋的控制能力，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权大国，并以此为跳板迈向世界政治大国。

四、结语

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成为当代日本海权逻辑形成的基础并不是偶然的，它与日本的地理属性和历史经验紧密相关。日本在建构海洋国家身份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其行为都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海权逻辑。在战略层面，日本通过制定和实施海洋战略，展现出追求海权的战略意图；在政治层面，日本则通过推动海权同盟转型和提出政治理念的方式，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近些年来，日本谋求海权的最大特征就在于不仅重视经济层面的海洋权利，而且越发重视传统海洋权力。这不免使国际社会开始担心日本究竟为何而追求海权。当前，日本海洋扩张的态势依然存在，与战前海洋扩张所不同的是，当前扩张的着眼点不在东亚大陆，而在海洋本身。海洋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是交通媒介和交流渠道，还体现在海洋所蕴藏的丰富资源及其本身的国土性质所带来的战略空间。资源和战略空间都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任何国家在面对国家利益时都有着天然的不可退让性。因此，日本海权逻辑下的海洋扩张行为必然会对邻国中国产生影响。

首先，从现实来看，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扩张行为加剧了中国周边海域的紧张局势，增加了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的难度，也为中日两国关系的未来埋下隐患。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在2012年对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的行为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最显著的海洋扩张行为，也是日本追求西太平洋海洋权力的冒险之举。

其次，从目标来看，当前日本的海洋扩张行为着眼于海洋本身，这种将海洋视为国土的战略，很大程度上挤压了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在日本看来，海洋的国土性质及其在战略空间上的重要意义对日本的未来具有不可限量的作用，海洋就是日本前途命运的关键。因此，日本“寸海必争”，想方设法扩大其海域控制面积，这种战略意图及行为必然挤压中国向西太平洋发展的战略空间。

最后，从地缘政治来看，日本海洋扩张行为深受其固有的“海陆对立”意识的影响。日本刻意将中国视为陆权国家，意图在认知和舆论上剥夺中国向海洋发展的权利。日本固有的“海陆对立”意识并不完全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反映，它既来自于日本对欧美国家地缘政治理论的有限吸收，也源于日本国内已有的地缘认知。* 二战前，日本的“海陆对立”意识主要体现在国内层面，具体表现为萨摩藩与长州藩的对立、海军与陆军的对立，以及海洋国家志向与大陆国家志向的对立。而在战后，日本的“海陆对立”意识逐渐延伸至国际层面，使得日本以此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日本谋求联合海洋国家对抗大陆国家的主张便是明证。长期以来，由于中国自身对海洋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了中国对自身海洋国家属性的国际舆论宣传不足，加上日本主观上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和偏见，日本一直将中国视为大陆国家，并极力阻碍中国向海洋发展，为此不惜构筑所谓海洋国家联盟来遏制中国。

事实上，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走向海洋是中国的正当权利，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本在海洋领域产生一定的互动。由于当代日本秉持着立足海洋，以海洋扩张为途径，追求海洋权力与海洋权利的海权逻辑，加之其根深蒂固的“海陆对立”意识，中日两国在海洋层面的对立短期内恐怕难以消除。中日两国同处一片海域，如何构建和平稳定的海洋战略环境，推动海洋综合治理，成为两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