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24出发

一

知识太多，生命太短。

但我还是想向知识追问生命。

我很想知道：

我们今天的这些好恶、是非，这些观念、价值等等所有精神方面的遵循和追求，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今天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些自豪、尊严，是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无数次迷惘、沮丧中，我渐渐发现：关于爱、关于生命、关于自豪、关于尊严，关于人之为人的那些东西，原本在过往的那些伟大的学人、思想者和艺术家们的生命故事中，早就悲喜交集、轰轰烈烈地上演了好多场了。

于是，我开始追寻这些生命的故事。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临床确诊为ACS，接受IABP辅助PCI治疗；（2）合并严重心力衰竭，即心功能为Killip 3—4级，临床表现为急性肺水肿，肺部啰音＞50%肺野，或心源性休克等。排除标准：（1）非ACS相关的严重心力衰竭患者；（2）主动脉夹层导致的急性心肌梗死；（3）伴IABP植入禁忌证；（4）合并其他心脏疾病，如风湿性心脏病、甲亢性心脏病、扩张型心肌病等；（5）合并严重感染、恶性肿瘤、血液系统和免疫系统等影响患者预后的疾病。

我可以期待什么？

于是，我的目光就这样聚焦到了十八世纪的那段百年时光中的东方中国和西方德国，聚集到那些学人、思想者、艺术家们的生命里。

我很想知道，在一七几几年的那个时候，这两位同年出生却相隔千万里，谁也不知道对方的东西方两位思想者，何以观点如此接近，而且讨论问题的逻辑理路也几乎一致？

二

公元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

此时是5月的一天下午。

一片片的翠绿在春日的阳光下不声不响地蓬勃着，不知不觉地移动着。你仔细去看，透过树叶的缝隙而照射出的光束中，那些空气中的微尘也随意地跳跃着。

在德意志东普鲁士的小城哥尼斯堡，人们的生活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那条并不太大的王妃大街上，各色人等都不紧不慢地忙活着各自的生计——注意，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过往的人们倒是不时习惯性地望望对面的宅子。因为，每天的此时此刻，这里都会准时地走出那位有些古怪但却穿着十分严谨的教授。这里的人们早已习惯了按着教授每天出门的时间来对表。

接着还说康德。

这位1724年出生，个子只有一米五七的学者，完全是一副菲德烈时代的风范，在戴着敷了白粉的金色假发的发囊上，是一顶三角形式样的帽子。他系着一个黑色领结，上身着硬领口和夹杂金色的丝质礼服，下身着丝质长裤，右手还提着一根手杖。

即便是散步，依然盛装，而且一丝不苟。

这就是康德了。

看上去，今天的康德教授心情不错，似乎像这暖洋洋的天气一样舒服。教授的嘴角和眼角都洋溢着一丝微笑，目光也宁静而柔和着。他不断地接受着，或回应着邻居们的问候。然后，就像往常一样，他缓缓地走向了那条通往菲德烈城堡炮台的小路。

那么，康德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今天的教授不大愿意去想那些折磨而又激动了他近十年的种种悖论和复杂的推理了，他只想平静而放松地享受这春日里暖洋洋的阳光，还有青草绿树争相蓬勃的春天的气息。

自然学者们的思考和想象，大多可以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或证伪，而康德教授这样的人文学者的实验室只能是他自己的头脑。折磨中的激动，激动中的折磨，每时每刻都在这个小个子教授的大脑里上演着。显然，他早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状态了。于是，折磨与激动轮番搏斗中的片刻宁静，便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享受。

今天的散步，就是如此，而且还不仅如此——那折磨和激动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此时，康德左手里拿着的那本书，就是上午送过来的刚刚出版的书，这本新书的封面上印着：

“纯粹理性批判，哥尼斯堡教授——伊曼努尔·康德，里加，1781”。

不少后来的研究者推测，这本名叫《纯粹理性批判》的著作，其中大部分重要内容可能很多都构思于教授每天在这条小路的散步中。

差不多有十年了，教授每天看似在这条小路上独享着宁静，但在后世学人的心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在那从容的步伐和平静的表情下，奔突在教授头脑中的一定是太多激烈而难解的种种交锋。在这来回的踱步中，他那大脑的“实验室”里，完成的是他内心对“人”的“自由”问题的苦苦追寻，今天，所有这些苦思和追问，终于凝结成了这本《纯粹理性批判》。

教授把手杖挂在臂弯里，双手摩挲着书的封面，眼睛里平静的目光散漫地抚摸着小路，抚摸着哥尼斯堡小城。有些如释重负的教授，大概也觉得今天的小路和小城都格外地让他感到放松吧？

这十年，他几乎天天在这里散步、纠结、构思于他的“批判哲学”，所谓人的全部心灵：知、意、情——

我能知道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一七几几年，是我们这个世界和生命都天翻地覆的一个时刻。认真体味那些学人、思想者、艺术家们的生命故事，我终于明白，生命才是无限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包括知识；我终于知道，这些悲喜交集、轰轰烈烈的剧情，其实原本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最后，这些问题凝结成了一个问题——

思维导图是由英国学者Tony Buza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它通过色彩、图形等图文并茂的形式表达一种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可以达到增强记忆效果的目的，这种图文并重的形式可以将复杂的主题关系用层层的图形表现出来[3]。将思维导图用于“过程控制”教学活动中，可以使学生提高发散思维能力，理清思维脉络。这种教学改革与探索将有利于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知识体系建立。

There are so many barbed wire specifications with different surface treatment and package.Please tell below specification,I will reply you a best quotation based on your requirement.

十年了，康德几乎没有出版什么其他著作，这对此时已颇负盛名的教授而言，是需要些勇气的。承受寂寞需要勇气，承受“江郎才尽”的冷言冷语也是需要勇气的……当这本新书出版，以及此后慢慢地形成了议论、争论、批评、研究的时候，人们才逐渐地明白，教授一直在思考，苦苦地思考。而且他的思考焦点集中在：人，人的全部心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在探寻着建构着人、人类一切理想的基础究竟是怎么回事。

显然，教授思考的已不是写不写一本书的事情，不是仅仅完成一项课题的学术成果。在教授每天必行的这条小路上，在教授的生命之路上，他十年如一日地为了内心的思想冲突而苦苦思索、苦苦追问。这种哲学的对生命意义的关怀和追问，显然已经有了终极的意味……

此刻，教授带着十年来的思想结晶，伫立在炮台旁。此刻，这条蜿蜒的小路在康德柔和目光的抚摸下，渐行渐远，以至天边……

我的笔触之所以如此想象着，如此徘徊在这条小路上，实在是因为康德自己已经把这条“小路”修筑到他的思想和生命的大道上了——在他这本即便是今天的学者读来也觉得佶屈聱牙的“天书”的最后，教授颇为出人意料地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到了他的生命之“路”,人类的生命之“路”——

这段话，当代学者邓晓芒先生是这样翻译的：

高速公路隧道建设中，如果埋深较浅，则围岩容易失稳，在开挖中产生冒顶或坍塌等事故，威胁施工安全。对此，应采取注浆加固技术进行处理，提高围岩稳定性及整体强度。

唯有批判的道路还没有人走过。如果读者曾带着好意和耐心和我结伴漫游过这条道路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判断，如果他情愿为了使这条人行小道成为一条阳关大道而做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种许多个世纪都未能做成的事情是否有可能还在本世纪过去之前就得到完成：就是说，使得人类理性在它的求知欲任何时候都在从事着但至今都是白费力气的事情中达到完全的满足。

而且，关于这条“小路”与“阳关大道”，这位哲学教授还有像他当时生活在耶拿的同胞诗人歌德一样的抒情：

自由，人类尊严的名字就叫作它，人类理性苦苦追寻的也就是它……道路，这条崭新的道路，让它带我们走向它吧！

实在遗憾，我曾很用心地翻阅了很多资料，但还是得说，德意志哲学和艺术的两大高峰，康德与小他25岁，此时在德意志民众中早已名声大震的青年诗人歌德，虽然同为德国人，但他们的一生似乎并无什么具体交集，而且应该说连面也未曾见过。

三

天色渐渐进入黄昏了，金色的夕阳洒在菲德烈城堡的古炮台上，洒在教授手中的那本“批判”上，洒在教授走来的那条小路上……

在闽东畲族山歌中，有一种尤为独特的演唱形式——“双音”，它是流行于宁德八都一带的二声部重唱。唱“双音”一般是在对唱到最热烈时改唱双音。由男女二人用同样的歌词进行重唱，男女先后相隔二字、四字，先唱者在结束处加长音，让后一声部与前声部一起结束。同时男女双方在曲调、节奏、音程结合等方面都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模仿式、对比式或支声式复调关系，整个音乐效果极为立体丰满。这种声部关系可以加入到音乐专业必修的和声课、合唱课的教学中去。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

在沉默、思考、结构、写作它的十年里，这位一生也未走出哥尼斯堡小镇的康德教授的内心深处，曾经究竟遭遇到了怎样的波涛汹涌？对“自由的追寻”和“对理性的批判”何以如此纠缠了他十年？何以“十年纠缠”的结论是“自由是人类尊严的名字”？这位在年轻时就已经以自然科学著作声名鹊起的教授，为何在这十年里孜孜以求于对人类理性力量的考问，并使之作为自己批判哲学的主要使命？这本《纯粹理性批判》开启的批判哲学，乃至由此所开启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道路，究竟是一条怎样的“大道”？

尽管翻转课堂作为一个令人兴奋的教育研究新话题，但有关翻转课堂的确切定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尝试定义翻转课堂。或许Lage等人［1］给出了最简洁的定义：翻转课堂是指发生在传统教室里的教学活动变为在课外进行，抑或反之。这一翻转细节体现在表1。尽管这一定义抓住“inverted”或“flipped”的基本原理，但它没有充分体现出翻转课堂的具体操作过程。这一定义实际上指出翻转课堂仅仅是课堂和课外活动的对调。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的下一篇文字里将要重点提及的另一位人物，德国古典哲学即将出场的第二位代表人物——费希特，这样回答这些问题：人选择怎样的一种哲学，取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康德那经历了十年而开创的哲学之路，不是为了学院的讨论，而是为了了结哲学家内心的研讨……

气候特点：新疆远离海洋，深居内陆，四周有高山阻隔，海洋湿气不易进入，形成明显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温变化大，日照时间长（年日照时间达2500～3500h），降水量少，空气干燥。新疆年平均降水量约为150mm，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表2以及图1所示。但各地降水量相差很大，南疆的气温高于北疆，北疆的降水量高于南疆。

这是教授每天不变的散步路线。

对此，康德或许有些不耐烦了：你们去看这本书的第一页嘛，我把培根的话印在我的书的第一页不是随意的呀——

关于我自己我不想说什么，但关于所谈到的对象，我则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一种事业，并且相信我在这里所要做的不是为某一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奠定基础……最后，希望人们满怀善良的愿望参与此事，并且在自己的脑子里和想象中，不是把我们的复兴想象为某种无限的、超过人的能力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复兴乃是无限谬妄的真正终结和界限。

当我们慢慢地了解了康德的一生后，我们就会有更进一步的明白：这“了结的”岂止是“哲学家内心的研讨”，它应该是“哲学家心灵的死结”——在康德的内心世界里，能否解开这个“死结”的最大关隘，关乎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合法性之所在！

说到底，表面上看，康德的意图是要和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彻底决裂，其实更根本的是，康德哲学是要为人的自由存在找到并奠定一条康庄大道。

……这里是哥尼斯堡，这里是整个欧洲都极为平常的春夏之交的一天的下午。

小城哥尼斯堡内外并未因为批判哲学的问世，而有什么异常的动静，甚至这个小城里的人们，包括哥尼斯堡大学的人文教授们在内，可能还没有谁明白康德的这本新书到底说了些什么，当然也更谈不上了解它有怎样的价值。不错，即使两年后的欧洲的知识精英、思想家们，真正能意识到这本书给世界所带来的难以想象影响的，也没几个。

当然，此时地球另一边的东方中国知识界，更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这么一种思想的出现。

此时的康德和他的思想，注定是寂寞的。

对学生进行角色的分配来阅读课文，是一种将思想带入课文的好方法。体会课文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就需要自身带着强烈情感去阅读课文，分角色的朗读会让人有一种未见其人便闻其声的意境，增进文章的理解。必要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加些动作来进行演示，更能体会人物的性格特征。情境教学对于语文阅读来说是相辅相成的，合理运用这种方法会使教育成为有生命力的教育，作为小学语文老师，应当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情境教学在阅读上发挥的作用，促进阅读教育的不断发展。

而且，康德的寂寞，以及无人关注的难过，还得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寂寞和孤独，原本是一切思想者再平常不过的生存方式……

人是什么？

不过，康德的寂寞和孤独，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与他同年出生，而且思考的基本问题也颇为相似的另一位中国思想者的故事相比，似乎也并不太令人郁闷。

综上所述，围绕朱熹的题刻，后人的题咏形成了与朱熹之间的对话，并且与朱熹的题刻共同构成了层累的文化景观。朱熹的题刻及其拓本、题咏共同参与了朱熹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同时又开拓、丰富了石刻文献的文化蕴涵。

四

阅读康德，经常令我想起戴震。

好啊，他们的剧情就从这里上演，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讲起。

康德说，自己穷一生之力想弄明白关乎人类全部心灵的三个问题：知、意、情。

第一个问题是：“我能知道什么？”也就是人类能知道什么，这就是他的“知”；第二个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也就是人类能够、应该做些什么，讲的是人的道德、伦理，这就是他的“意”；第三个问题是：“我可以期待什么？”我知道一些东西了，我也做了一些该做的了，那我这一生总还应该期待一些什么吧？这就是人的希望，人的理想，也就是他所说的“情”。这知、意、情三者加在一起所呼唤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挂在嘴边的——真、善、美。

BGM是美国NCEP(the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集合预报系统采用的一种初值扰动方法。传统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步骤(Toth and Kalnay,1997):

与康德同为1724年出生，在地球这一边的中国，也有一位思想者一生思考的问题，竟然与康德的问题十分相似，而且比康德还早几年也提出了他的三大问题：欲、情、知。

这个中国学者叫戴震，字东原，世称戴东原，安徽休宁人。

戴震认为，人性包括欲、情、知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都是人的血气心知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再通俗点说，是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他的解释是：人因为“欲”，而有了爱恨和敬畏；因为“情”，而有了喜怒和哀乐；因为“知”，而有了美丑和是非——请各位注意，戴震的思考框架与此前以至当时“存天理、去人欲”的宋明理学的王道盛行，已大大不同了：人性，堂而皇之地登了大雅之堂！

下午四点，康德教授准时出门了。

有了精妙的分离齿合装置，朗格Double Split、Triple Split等追针计时码表便可于分段计时期间防止振幅流失。此装置于2005年获得专利，按下追针按钮，便可令追针与计时中央心轴和积分盘心轴上的计时指针分开，消除旧有设计中发生的磨损。

后来，渐渐地步入暮年的康德虽然体力有些不支了，但精力却还是不错，尤其是思想更是越发简洁而坚定。他的学术结论彻底地升华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那一生所钻研的三大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人是什么？

于是，在一七几几年地球两端的同一时刻，我们清晰地听到——

西方的康德在追问：人是什么？

东方的戴震在追问：人性是什么？

同时，我们也清晰地听到，世界的西方和东方的两位思想者，用他们一生的思考，从最基本的学理深处，从最温暖人心的灵魂深处，回答了我们人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由上表可知，x26,x27的VIF值均大于10，故该两项指标存在共线性，本文在Logistic模型研究中直接剔除该两项指标。

西方的康德说：人是目的。

东方的戴震说：人性才是人之大者。

2) 渣锁斗进出口管线垂直于地面敷设，因而阀门只能安装于垂直管线上，使阀杆处于水平位置。由于气缸质量大，阀杆在杠杆原理的作用下向下弯曲，导致阀门填料上下受力不均匀，阀杆转动时对填料造成偏磨，影响了阀门的寿命。

在我的阅读顺序里，先读的是康德为他自己的三大问题而作的答卷，也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差不多一百万字啊，推理极为繁复，概念极为难懂，语言极为艰涩。后来又读了戴震，这位清中期乾嘉学派旗帜的考据大师的考证、爬梳、文字，同样也读得我头昏脑涨。不过，他那本与现实生命较为贴近，与纯粹知识考据略有不同的《孟子字义疏证》，似乎稍微好读一些。也未必是都读懂了，可能是因为它太贴近现实生命了吧？正是这本书，因为其思想的现实革命性，对统治中国几百年的程朱理学的彻底批判，对人性的强烈呼唤，而使之成为思想家戴震的代表作。

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在戴震看来，程朱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视“无欲”为“天理”，“无欲”才是纯正的人性。于是，“人欲”就成了一切罪恶的源泉。对此，戴震认为这纯属胡扯，这种理欲之分，完全是扼杀了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欲望。在戴震的价值观里，欲望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人欲非恶。相反，人欲只要合乎自然之道，那就是“善”，那就是“理”，所谓“理者存于欲者也”。于是，就有了戴震那几句斩钉截铁、石破天惊的话——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骎骎乎舍法而论理。

死矣，更无可救矣……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而且，“天下受其害者众”！

而且，“死于理，其谁怜之”！

宋明理学盛行数百年，于清之时，上至朝廷，下至乡村，均视其为至宝，谁人想疑？谁人敢疑？可戴震竟说其为“杀人”的东西。

此说之出，公义、私德已经皆遭攻讦的戴震，所遭受的更是雪上加霜了，但大师对此却根本不为所动。

或许，此时的戴震已经彻底了却了科举名分的渴望；或许，此时的戴震已经自认为对知识的努力也差不多了；或许，此时的戴震对外界如何看待自己已经不那么当回事了，而他自己的思想才是他最为看重的；更或许，此时的戴震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于是，始终埋头知识考证的戴震才终于不再沉默，而且还坚定地宣布：这本《孟子字义疏证》才是我所有著述中“排在第一”的东西！

批就批吧，骂就骂吧。

公义私德都已破碎不堪的大师也不差这一点批判，乃至谩骂了……

不过，历史经常会有些不同。就在这轩然大波中，曾经痛骂戴震、鄙夷戴震的一位主将，与戴震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站了出来。在戴震的灵前，这位后来在民国学人眼中与戴震“双峰并立”的思想者章学诚，心悦诚服地称赞戴震：“你批判程朱理学杀人的理论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

一百多年后的民国学人胡适，更是这样评价戴震：“人都知道戴东原（戴震）是清代经学大师、音韵的大师，清代考核之学的第一大师，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之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

正是康德和戴震这两位没有任何交集，相信谁也未曾读过对方著作的东西方的两位思想者这种颇为神似的思考，令我对思想的力量有了大大的敬畏：

人是什么？

人性是什么？

人，人性，才是我们生命和世界中最大、最根本的问题。

人，才是目的。

我的这个敬畏很快又演变为一个很大的好奇，人类历史走了这许多年，何以在一七几几年的东西方两地的同一时刻，出现了同一个关于“人”“人性”的问题？而且，两位毫无联系的思想者对这个同一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路径，何以又如此相近，甚至一致？

可能，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对戴震的生命故事有了探寻的欲望。

令我颇有些吃惊的是，戴震与康德这两位人文大学者的学术生涯，竟然都起始于自然科学。

五

康德30岁出头时，堪称自然科学家。31岁写作了《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并以《论火》而获得硕士学位；32岁时，又写了《对论风的理论的新注释》。

戴震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比康德早了十年。20岁时写了《筹算》，22岁时写了《考工记图注》，31岁时完成了《勾股割圆记》……

这样的学术故事，在后来时代的人文学者中实在罕见。

与康德一样，出道后也做了几年家庭教师的戴震的一生，可比康德惊险得多了。这位考据大师兼思想家的科举考场故事坎坷无比，那简直就是屡战屡败。而且，还屡败屡战。

“屡”了多少次？八次！

“败”了多少次？七次！

前后近20年：总共七试不第！

戴震的一生，差不多也可以说就是应试的一生。

大师成年后共参加了八次科举考试。第一次是1759年35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不第；第二次是1762年再考乡试，中举。然后就实在是不顺了。

岂止是不顺，这一大篇故事简直就是一部读书人的血泪史：

1763年、1766年、1769年、1772年、1775年，三年一次的会试五次科考，大师皆不第。还得加上一次，1771年，乾隆为庆典特开的恩科会试，大师亦未第……

也就是说，戴震从39岁到51岁，13年考了六次进士，尽皆不第，全都名落孙山，榜上无名！

而最后一次的1775年时，戴震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此时，距他生命的尽头也只是剩下最后两年了。

勉强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吧，1775年这一年，虽然会试不第，但乾隆“特批”戴震与同年会试中录取的贡士们一起参加殿试，最终赐了个“同进士”出身。

用今天的说法，大概也就是给了个“享受进士的待遇”吧。

掩卷唏嘘——如果没有这个额外的“待遇”，如果还有三年生命可以再赶上一次会试，大师还会不会锲而不舍地与他的弟子，甚至弟子的弟子们，一同，第九次，抑或坚定，抑或欢喜，抑或沮丧，抑或悲愤地走进考场？

此念一闪，便不寒而栗。

由此说来，吴敬梓笔下“范进中举”的喜极而狂，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实在也真算不得多么惊奇。

说来，真是一大把辛酸泪……

或许戴震不善炒作，或许是羞言此事，总之，在戴震的所有著述中，几乎从来没有其关于屡试不中的心情的记述。

其实，戴震内心的痛苦，还有远大于此者。

从1772年经纪晓岚推荐被招入四库馆任纂修官那天起，大师的内心就背负着中国士人可能最难以承受的德行之辱，他必须面对着整个知识群体的鄙夷：入馆仕清，对当时的学界大师而言，是很大的耻辱——

“死亦不仕异族”，这样的悲壮故事，在清初，俯拾皆是。

以“诗文书画四绝”闻名的《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在清兵攻破苏州后避居阳澄湖畔，闻清廷“剃发令”，投河自尽未成，遂又绝食六日，终于吐血而亡。身后留一遗书铿锵作响：“保一发，以觐祖宗”——生为明人，死亦绝不剃发入清，否则，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啊？

也有被逼入仕，但以命相搏、拼死不从的。

被后世誉为“海内大儒”的李颙，在康熙下诏广开“博学鸿词科”中，受到陕西巡抚的推荐，但他拼死不从。地方官于是将其强行绑架，送到省城。结果，他绝食六天，甚至拔刀自刎。官员们不敢再强迫他，只好将其送回……他从此不再见人，连弟子也不例外，所著之书，也秘不示人。

还有勉强被举荐成功的，但情况也很糟糕。

李因笃，因“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而被举荐。但这位被康熙称为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并列“四布衣”的文人，始终以母老家贫为由，力辞不就，宁死不从。后来在老母规劝下，拖延了半年，才勉强上路。后被朝廷授翰林院检讨，受命纂修《明史》。但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然先后上疏陈情三十七次之多，理由仍然是“母老孤丁、无所依托”等等，总之是不愿做。结果，康熙最终也只能准许其辞官归乡……

类似的名单还可以开出一大串：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惨案”“昆山屠城”，血流成河、哭号震天，岂能与屠杀者合作？况且，传统士人的一个“忠”字，那又怎是一个生死所能解说？

虽然戴震比这些前辈晚生了几十上百年，他出生之时的大清已经历三代皇帝（顺治、康熙、雍正）了，但成年后的戴震却已经不是普通的士人，他已经是名震京师的大家了，他的言行就是士人们的标杆榜样。况且，类似的人生抉择也还同时就发生在他的身边——后世学人提及与戴震并列“清中两大思想家”的另一位，比他还晚生了15年的章学诚的故事是，宁肯一生潦倒、女儿饿死也绝不入馆。他对戴震就是嗤之以鼻，非议甚多。

六

入馆仕清，事关公义。

戴震的麻烦，还有私德——

成名后的戴震，几乎一生都背负着“背师盗名”的骂名，而且这一骂，就骂到了他身后数十上百年。

在十八岁，也就是1742年这一年，戴震开始师从徽州府婺源一位表字慎修的硕儒江永，此时的江永已经六十二岁了。应该说，戴震后来的成就与他在这一时期的求学有莫大的关系。但有人发现，后来戴震著书立说，凡引江永之说处，时有“同里老儒江慎修”之类的表述。时人据此指责戴震对其师不够尊重，以致“背师盗名”。

曾写下《海国图志》，并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说：“戴为婺源江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其背师盗名，合逄蒙、齐豹为一人。”这里的逄蒙、齐豹均为史上闻名的欺师灭祖（兄）的人物。另一学者张穆也说：“东原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后来还有也很著名的，写了《人间词话》的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的指斥：戴震对江永未曾坚持“在三”（父、师、君）之谊，仅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

此时的戴震，实在是内外交困，公义、私德尽皆不堪……

就这样——

戴震去了四库馆，谤声不断。

去了四库馆的戴震，默不作声。

屡试不第的尴尬和沮丧，公义私德的耻辱和非议，大师都忍了，他不想辩解了，似乎也实在是没有精力辩解了。

从此，大师每日里与青灯豆亮相伴，面对着那些两千多年来前辈们的残章断语，数年间珂珂呲呲，字斟句酌。在校勘著名的经典《水经注》时，他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为通行文本，补齐缺漏2128字，删其妄增的1448字，正其进改得3715字。由此，长期以来困扰无数代学人的经文、注文混淆的问题终得解决。同时，《四库全书》中诸多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方面的书，也大都经其考订、校订……

或许，这位沉默的考据大师兼思想家，偶尔也会面壁垂泪，抑或仰天长叹：我这是“仕”谁呢？这又岂是一个仕清或仕明能够解释？我这是在续民族之根脉啊！

公义之论留给历史吧。

那么，私德呢？

好在，大师死去一百多年后，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著称的胡适教授为其私德辩诬。在其也以考证为手法的《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一文中，胡适说，戴震《考工记图注》等三篇著作中称江永为“先生”有14处之多。而且在乾嘉年间，称“先生”而不称“师”更为时尚，这不仅不是对师不尊，相反，正是对师者的格外尊重……

可是，这些来得都太晚了，饱受谤议的大师再也听不到了。

不错，支撑大师沉默忍辱的，或许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力量。

七

再回到康德。

与戴震相比，一生埋首书斋，过着宁静的学者生活，做着研究、授课，著书立说，还有“愉快的午餐”和午后散步的哥尼斯堡大学教授的康德，那可真算是幸福的一生了。

1781年，57岁的康德开始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历程，而且，此后还有23年的历程。

而此时，灯油耗尽的戴震已经辞世四年了。如果他还活着，此时的他，也是57岁了。

戴震死于1777年。

就在此前一年，1776年，戴震完成了使他人生经历中“雪上加霜”的《孟子字义疏证》。完成之时，这位考据大师自己坚定地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著述，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因为它是“校正人心”的……

在戴震的心中，“校正人心”才是最重要的。考据只是手段，“校正人心”才是最大的“义理”，才是知识考据的根本目的。

这可完全是现代启蒙的宣告了。也正因此，章太炎、胡适、余英时等等学者才一遍遍地为他辩诬、正名，极大地肯定他在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成绩。

但是，我相信，今天的国人们知道康德的，恐怕比知道戴震的还多。

大师沉默，我们不该也沉默。

因为，戴震对人性的冒死弘扬，为千年古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及其启蒙，是出了大力的。

……

与康德同年出生的戴震，天不假年，比康德早27年就离开了人世。但与康德和戴震同为1724年出生的乾嘉学派的另一位大学者则是长寿，而且比康德还多活了一年。虽然这位学者的生命远远不如康德宁静自由，但却比戴震顺利多了。在世人眼中，他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榜样。他的故事剧情，或许与小他们三人25岁，同时期的德国大诗人歌德堪有一比。

1781年，这位学者大官的日子挺风光，而且在此后的二百多年里，直到今天仍是风光无限。说他雅俗共赏、老少通吃，恐怕也一点都不过分。虽然这其中的不少故事剧情都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但你不能不说，这些附会其实也寄托了世俗社会及其文人们的某种期待。

况且，谁又能说震古烁今的《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不应该风光些呢？

今天的普通百姓不知康德、戴震，很正常，不知他的实在极少见。

这位官员学者叫纪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

八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

这一年，在中国和德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是一个重要坐标。

这是康德得意的一年，也是纪晓岚得意的一年。

这一年的春天，康德因为《纯粹理性批判》的出版，毫无争议地成为后世公认的大思想家。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康德开启了他改变世界的“三大批判”之路。

这条路，康德一走就是十年。1788年，他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问世；1790年，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问世。

1781年至1790年，整整十年。

也正是这十年，地球这一边的中国，也有一部大书——一部归拢、重塑中国知识和思想的大书问世，虽然这“归拢、重塑”也彻底毁掉了一些——这就是汇聚了中国学人与思想者们两千多年心灵智慧和生命力量的《四库全书》。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竣工；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最后一部（第七部）《四库全书》抄清最后一个字，装裱成书。至此，七部《四库全书》全部竣工。全书每部36078册，73082万字。

以今天一部长篇小说25万字计算，那就是3000部！

《四库全书》囊括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经、史、子、集各种较有价值的图书。几乎可以说，这是东方中国两千年来知识、技艺、思想之集大成，其中很多书是当时很多学人从未看过，甚至闻所未闻的……

这就像武林中的《九阳真经》一般，别说几万册，就是一册，对那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学人而言，那又是怎样的欣喜若狂！

纪昀，就是这部大书的总纂官之一。大体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总编辑吧。

第一部完工的《四库全书》入藏北京皇宫文渊阁。此后，六部《四库全书》分别入藏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文澜阁。其中，因为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都坐落在江浙，这三阁又被称为“江浙三阁”。据载，“江浙三阁”基本对社会开放，很有些今天的公益图书馆的意思，因而也很受江南学人赞誉。

我曾多次探访过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想亲近、体味一下这部熔铸了祖先几千年心血和智慧的大书。但每次都大门紧闭，失望而归。后来知道，文渊阁的那套《四库全书》已于1948年被带去台湾。

去年冬天，我又有机会去了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原本也是想瞻仰一下收藏在这里的那套《四库全书》。但寒风中的文溯阁同样是书去楼空。透过窗棂，大致还可见一排排空空如也的书架。据说，几经周折，文溯阁的那套《四库全书》曾经在炮火声中辗转半个中国，今天部分地藏在大西北的甘肃博物馆里。

当然，这都是近百年来一场又一场烽烟血泪的故事了。

真是遗憾。

我至今也未见到纪晓岚们呕心沥血数十年的这套大书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与戴震、康德同样是1724年出生的纪晓岚，学问做得好，官也做得大。一生字斟句酌、戏谑官场，小半生神魔鬼怪；一生兢兢业业，大半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744年，20岁，应河间试，拔为第一名秀才；

1747年，23岁，顺天乡试，以第一名解元夺魁；

1748年，24岁，会试不第；

1754年，30岁，会试中式第二十二名，廷对奏侧，列前十卷，进以二甲第四名。改翰林院庶吉士；

1758年，34岁，大考二等七名，充武英殿纂修；

1760年，36岁，充任国史馆总纂，并充会试同考官；

1763年，39岁，擢翰林院侍读学士；

1773年，49岁，出任《四库全书》总纂官……

聪明绝顶的纪晓岚的前半生，读书、应试、升官，颇为顺利；后半生，编书、写书，继续升官，也相当顺利。但在这顺利的光鲜之下，整个乾隆朝社会、文坛却正洋溢着一片风声鹤唳，而士人们更是笼罩在谨小慎微、心惊胆战之中。即便是后来身居一品大员的聪明绝顶的纪晓岚，自己也不知道吃文字这碗饭的他，脑袋没了、家破人亡的惨剧在哪一天会被恩赐到自己。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也就是戴震死后第二年，《四库全书》编修进入到冲刺阶段的关键时刻，此时大清朝的文字狱也达到了高潮。

《虬峰集》诗案案主，名李驎，江苏兴化人，岁贡生，本为童子师，他印制出版了一本名为《虬峰集》的诗集。朝廷收缴禁书时，发现此书有“违碍”诗句，比如“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矣，自东方兮，照八方兮，民乐康兮，我思死长兮，夜未央兮”，“白头孙子归遗民，报国文章积等身。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对这些“违碍”的查处，依照大清律，当凌迟处死，但李驎已于乾隆爷爷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故去，案发时已死去七十多年了，但仍被刨坟碎尸，枭首示众。搜出余书和残版，解送军机处销毁。

《硕果录》《介寿辞》案案主，名沈大绶，湖南临湖人，雍正四年（1726年）举人，乾隆十四年（1749年）选授江西永新县知县，乾隆十九年（1754年）调任彭泽县知县。《硕果录》《介寿辞》两书，是他的自作诗文和亲友们的贺寿诗。湖南巡抚大人认为，两书语言多有狂悖，并立即上奏朝廷，同时提究有名犯人证据。乾隆于六月初九日、六月三十日分别谕示三法司核拟速奏。经核议，沈大绶罪按照大律定拟，开棺戮尸，为该书作序的陈湄、刊刻该书的长子沈荣英、收存书版的庄老满等被斩立决，妻妾及儿媳一律付给功臣之家为奴。收藏此书的人，失察官员二十余人均受到处置。

《五经简咏》案案主，名冯王孙，是湖北兴国州的一位候选训导，因五经难读，为便于记诵，或者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读懂受教育吧，他把五经原文改编成歌谣，集成了一本《五经简咏》的书。结果被指控为语句多有狂悖，并有不避庙讳、圣讳之处，而且还有“复明削清”之语。于是，乾隆批下谕旨：“对其照大逆凌迟缘坐律迅速问拟。”结果，案主冯王孙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冯生梧、冯生棣被斩立决，他的孙子和兄弟之子年龄十六岁以上者皆斩，妻子、儿媳、十五岁以下子女均付给功臣家为奴。

……

据载，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约30起，而乾隆年间一下子就达到了130多起。而且乾隆文字狱与康熙、雍正两朝颇不同的是，打击对象远不仅仅是士大夫阶层，而是扩大到了下层知识分子乃至粗通文墨的平民。比如童生、秀才、监生，比如裱褙匠、当铺老板、饭店老板，还有江湖郎中、算命先生、裁缝、和尚、游民等等。

在乾隆看来，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就是这些“失意文人”。为此，他一再警告当朝各级官员，对这些人要特别加以注意。

想做“十全大帝”的乾隆，对士人、文人，对可能有点独立看法的人们，其掌控目标要的就是两个字：恐惧。

结果，恐惧真的有了。

有了恐惧之后，会怎样呢？

尽管嬉笑人生，尽管仕途顺利，尽管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但在纪晓岚嬉笑、顺利的心灵深处，同样埋藏着深深的恐惧。或者也可以说，纪晓岚的小心谨慎、嬉笑顺利，原本就来自于那深深的恐惧。

虽然已把为臣之术修炼得几乎炉火纯青，但纪晓岚还是经常因为一件看似与己无关的事而心惊肉跳。

纪晓岚经常重温他的老师汪由敦对他的教导——张廷玉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政大事，皇帝都找其商议，有时与皇上促膝密谈，一谈就是大半天。但是究竟他参与了什么军国大事，又很难有人可以举出一件算到他的名下。原因是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记录！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张廷玉为臣之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对此，纪晓岚也确实是深为感佩并努力践行的。但是，纪晓岚同样深知，乾隆绝对是一个聪明绝顶而又生性多疑的人。在乾隆眼里，汉人臣子哪一个都不能绝对信任，他们心机太重，太会做官，太会做人，他们居心巧伪，绝对不能让人放心。

这，你说怎么办？

这，还有活路吗？

九

再回到1781年。

这一天是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纪晓岚和同僚们殚精竭虑、提心吊胆数年，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就是这一天，第一部《四库全书》大功告成。

纪晓岚一班经办馆臣和文渊阁委员们在起草一篇“大表”，给乾隆皇帝写一篇告捷喜报——《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

当仁不让，总纂官纪晓岚执笔——

窃惟神霄九野，太清耀东壁之星；悬圃三成，上帝扩西昆之府。文章有象，翠妫遂吐其天苞；绘画成形，白阜肇图其地络。书传仓颉，初徵雨粟之祥；箓授黄神，始贮灵兰之典……

……钦惟皇帝陛下，瑞席萝图，神凝松栋。播威棱于十曲，响震灵夔；洽文徳于四溟，兆开神鷟。帝妫歌咏，己题九万琼笺；臣向偏摩，更辑三千宝牍……

……曰渊曰源，曰津曰溯，长流万古之江河；纪事纪运，纪会纪元，恒耀九霄之日月……臣等无任瞻天养圣，踊跃欢忭之至，谨奉表恭进以闻……

洋洋四千余字，真可谓文采斑斓，花团锦簇，恣肆汪洋中透着耿耿忠心，浩荡颂赞里巧表馆臣辛劳。

不过，此时纪晓岚的心中应该远不仅仅是兴高采烈。

文采斑斓、花团锦簇的背后，可有那永远都无法道出的日复一日履冰临渊的恐惧？恣肆汪洋、耿耿忠心的深处，可有那年复一年、说来就来的羞辱？

这些，对把尊严看得极重的文人来说，应该是不会忘的。

因校书讹误，多次受记过、罚俸，辱骂也是说来就来——

就在第一部《四库全书》竣工的前一年，1780年，总纂官纪晓岚被记过处分三次，总裁嵇璜被记过三次，罚俸半年。竣工当年，纂修官周永年被记过处分五十次，而另一位总纂官陆费墀甚至被处罚得倾家荡产。

或许，罚俸乃至受些皮肉苦痛之类，勉强还可忍受，但更有甚者——

一次，纪晓岚遭到乾隆在谕旨中这样的训斥：“原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足具数……着交部严加议处。”

再一次，因为替同僚尹壮图说情，纪晓岚再遭乾隆痛骂：“大胆纪昀，朕使尔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敢妄谈国事！”

“无用腐儒”“倡优蓄之”……

这就是纪晓岚这位当世大儒、朝廷一品大员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真实定位。

……

我相信，这些羞辱和谩骂，对以尊严为生命的学人纪晓岚的感受，是深刻的，是深入骨髓的。

因此，这位以学问和官场进步为目标，以谨言慎行为生存准则的《四库全书》的总纂官，身后竟以一部谈狐说怪、不登大雅之堂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闻名于世的故事，理解起来就不那么费劲了。在纪晓岚自己，对这本看似游戏之作的喜爱以致津津乐道，甚至超过了《四库全书》。因为这部看似近乎胡诌八扯的随笔小说，才是他最真实的情感流露，才是他长期履冰临渊之下，心灵真正自由的表达。

阅尽生命坎坷的戴震晚年，依然以学者、大师的套路，抛开一切顾忌，拼尽生命最后一丝光亮，写出了《孟子字义疏证》，高扬人性的大旗，声讨“存天理，去人欲”的宋明理学，呼出了“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呐喊。

受尽履冰临渊的纪晓岚晚年，花团锦簇的进取心或已烟消云散，身心俱疲之余的表达是曲径迂回，整理、撰写了一千多篇谈狐说怪的《阅微草堂笔记》，在看似东拉西扯中，却是他异常坚定的真实主题：“唐以前之儒，句句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

对于被世人尊为“至理”的宋明理学——

忍辱负重的戴震说：“后儒以理杀人”。

谨慎聪明的纪晓岚说：“后儒事事空谈”。

戴震称自己坚信“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孟子字义疏证》，才是自己所有著述中排在“第一”的；而纪晓岚津津乐道的则是自己表达“唐以前之儒，句句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的《阅微草堂笔记》……

何以如此？

明明都有考据大作的两位乾嘉学派领军人物的当世大儒，何以对时人皆以为豪的考据成就不以为然，却独对不招时人待见的“义理”之说如视至宝？

我以为，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戴震和纪晓岚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里，知识考据很重要，思想阐发更重要，当知识上升到思想，真正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时，那才是“第一”，才值得“津津乐道”。

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都以自己一生的悲喜荣辱终于明白，“人”才是最为重要的，“理”是因“人”而生的。

再细想想，两位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控诉的同样是“后儒”，同样是现实中盛行的宋明理学，但他们的结论一个是“杀人”，一个是“空谈”——两者不仅量度上差了很多，定性也颇为不同。但如果按着他们的身份、经历，按着他们的性格和生存逻辑来看，他们的结论倒是惊人地一致。

终于，三十一岁时就是朋友的两位同龄学人思想者，尽管经历、结局都大为不同，甚至价值取向也颇多异趣，但当生命尘埃落定之时，又走到了一起。

这看似一种巧合，但对正酝酿大变革的时代中的优秀思想者而言，这应该也是一种必然——数千年古代中国的历史走到这一步了。

人，醒了……

嘉庆十年，也就是1805年，戴震已死去二十八年了，而康德也已死去一年了。

这一年的正月初六，81岁的纪晓岚再次荣升，调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纪晓岚的仕途走到了一生的顶点。

38天后的二月十四日，纪晓岚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颁《思纶》，为其盖棺论定：“纪昀学问淹通……其任内降革处分，悉于开复……”

纪晓岚的一生，谨慎而恐惧，恐惧而谨慎。荣辱哀乐，复杂之极。

今天影视中的纪晓岚，智慧、幽默，老少通吃，戏弄和珅如探囊取物。

这只是抽去了时代和历史的多面纪晓岚之一面，是后世享受“娱乐至死”的结果。

简单了。

甚至，庸俗了。

十

纪晓岚、戴震、康德，都生于1724年。

在康德出版他那本划时代的《纯粹理性批判》的1781年时，他们应该都是57岁了，只是此时的戴震已经先走了一步。四年前的1777年，53岁的戴震去世了。到1804年，80岁的康德也去世了。转过年来，1805年，纪晓岚送走了这两位，自己也走了。

从1724年走来的这几位大学者、思想者，用他们一生的努力，用他们的知识、思想，梳理、建构着我们的历史，更塑造着后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家园。

……

但是，如果我的这篇以中国和德国的1724年为时间开始，来讲述一七几几年的东方中国和西方德国学人和思想者故事的文字，仅有这三位主角就有大漏洞、大缺陷了。因为还有一位更为激动人心、震古烁今的中国人物，我还没有提及。

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更充满敬仰地请这一位同样也是从1724年走来的人物出场了。

不过，很沉痛。这位也是1724年出生的人物，在1781年的时候，已经故去17年了，比戴震还早走了13年。

他，就是创造了一场太虚幻境、红楼大梦的曹雪芹。

雪芹先生的故事，与“说不尽的康德”相比，不仅“说不尽”，而且一旦说起来，那真是欲罢不能、欲说还休。

十一

曹雪芹死于1764年。

这一年，曹雪芹年仅40岁。

那是这一年的大年三十——1764年2月1日，乾隆二十八年的除夕。

烟花。爆竹。张灯。结彩。笑语。欢腾。

总之，喜庆。

此时的雪芹先生，已经不能消受这过年的喜庆了。他带着饥饿，带着寒冷，也带着那场尚未完成的红楼大梦的无尽哀痛，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他欢乐，更给他凄苦的人世。

头一年，京城流行痘灾，万家儿女烟消云散，贫困交加的雪芹一家也未能逃脱。此前几个月的秋分时节，雪芹的唯一爱子也染上了痘疹。有钱的人家用牛黄、珍珠来医治，可此时寒居于京华西山脚下的曹雪芹一家正“举家食粥”，哪里有钱“饵牛黄、珍珠无算”？饥寒交迫的雪芹手足无措，只有眼看着小儿日渐衰微、气若游丝，以致不救。

爱子之死成了压倒曹雪芹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儿走了没几个月，曹雪芹，也走了……

三十年前的阳春之月，我曾去了北京西山，去追寻雪芹先生的故事。

那时，这里已是香山植物园。万国花卉，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转过山来，清末的兵营遗迹还在。不远处有指示牌介绍说，雪芹先生在最后的岁月时，曾在这一带住过。当然，此时这里已看不到任何雪芹的遗迹了。有的只是郁郁葱葱的山，清清爽爽的风，还有花草的清香和简单修整过的山间小路。

那时，在我心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更多的是雪芹的励志，或许还有一些雪芹对生命和时光的感慨而已。几十年来，遥想雪芹先生——很可以套用康德墓碑上铭文的语式来表达我的感受——愈思愈新，愈思愈深：这是怎样的旷世人物啊！

曾经看过一个后人关于雪芹大梦中人物，“金陵十二钗”的故事。

据说，《红楼梦》问世一百多年后的民国时代，有一群新时代的文人聚在一起谈论《红楼梦》。有人提议做个投票测验：假设可以求做妻子，每人从十二钗正册中挑选一位。

结果，十二钗中有两位落选，一位是王熙凤，另一位是林黛玉。这些文人对这个结果进行了这样的总结：王熙凤落选是因为实在“惹不起”，林黛玉落选是因为确实“配不上”。最后还有一句：其实，她们可能是更可爱的。

关于十二钗，乃至《红楼梦》所有人物的品评、研究，在一大部“红学”史中可谓是汗牛充栋。至于上述文人们的“选择”当然是每个人的私事，虽然其中有明显的几千年来男人的“居高临下”。完全可以一笑了之，大可不必当真。即便把它上升到某种学术层面，对王熙凤、林黛玉等等的评价是否恰当，当然也是可以讨论，乃至批判的——

谁的心中没有自己的“金陵十二钗”呢？

我所特别关注这个故事的是，在史来浩如烟海的小说中，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何以成了世人各自生命经验，乃至价值取舍的标准和参照？

认真想想，在这些民国文人的笑谈中，确实也透露了一个颇有些形而上的东西：更多的生命，是用来天长地久过“一地鸡毛”幸福日子的；也有一种生命，是用来照亮和升华我们芸芸众生这无趣的现实世界的；更有一种生命，是属于“远方”，是用来憧憬和怀想的。

雪芹笔下的人物有着这样的感召力，是因为她们和他们说透了我们的生活，映照了我们的生命，甚至启迪了我们活着的某种追寻。

仅以这些形象的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而言，仅以我们文学概论课本中所说的人物形象“典型性”的套路而言，当代作家中，或许金庸先生可同享此一殊荣。不过，他们的区别却是明显的：金庸人物多在天上，在童话里，而雪芹人物则多在地上，多在那个时代的生活中。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当然大多要编个或复杂或简单的故事，当然都得编排些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所谓生死聚散、爱恨情仇等等，庶几可以涵盖。《红楼梦》也不例外。但若仅是如此，那么《红楼梦》也早就成了过眼云烟，“红学”的蓬勃也就没什么存在的合法性了。毫无疑问，《红楼梦》显然远远超越了这些。在这个似梦似幻，却又触手可及的大观园里，有人看到了家长里短，看到了爱情荡漾；有人看到了世态炎凉，看到了世道人心；有人看到了生死无常，看到了庄老色空；有人看到了阶级斗争，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当然，应该还不止这些。

至少，仅就上述若干无聊或有聊的现代文人们的“选妻”故事来看，《红楼梦》里确实还有“生命”和“远方”。

当雪芹先生死后十几年，戴震冒天下之大不韪，喊出“欲、情、知”都是人的血气心知自然形成的天然人性之时；当康德呕心沥血构建他的“知、情、意”，终于呼唤“人是什么”之时，曹雪芹在他的红楼大梦中已经表达这些了，就像黑格尔所说的“感性地显现”了这些“理念”了——在曹雪芹的心中，那是人的生命之中原本所应该有的生机勃勃、自由追求，而又不得不被时代毁灭的人性绝唱：

为什么？

谁能回答这一“天问”？

就这一点而言，当我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还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放在一起品味时，竟然发现：它们言说的、梦想的、感叹的，原本是一回事！

就学界分类而言，这几部书可是谁也不挨谁啊！

在某一历史时刻，谁也不挨谁的不同学科、不同作者竟然不约而同地说着同一个事情，而且观点一致——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感受竟是如此深刻。

这令我想起了民国初年鲁迅的那篇《狂人日记》：翻了一夜中国的历史，居然只是两个大字——吃人！想想，这可是一百多年后的1918年了，这可是几千年封建王朝已被推翻的民国了！此时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仍然被视为“狂人”、疯子。那么，此前一百多年这么思想的人，那又会是疯狂到了什么样子？

十二

再回到乾隆二十八年（1764年）的那个除夕之夜。

雪芹走了。雪芹一家都走了。留下来的是那部尚未全部完成，而且尚需整理誊抄的“红楼大梦”。

不过，我们应该记得，还有一位雪芹的亲人留下来了。

这位亲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评点《红楼梦》的“脂砚”。

曹雪芹死后十年，也就是1774年，脂砚最后一次批阅《红楼梦》。

她在首回眉批了这样的一段话——

知眼泪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

然后，至第一回雪芹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处，脂砚应该已是泪流满面了。这几句评点完全就是脂砚的绝命之辞——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应为癸未）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殆尽！

今而后，惟愿造物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当代红学研究大家周汝昌先生考证说，脂砚就是《红楼梦》中的史湘云的原型，而且也是曹雪芹最后的爱人。

以此看来，此中或有大义存焉：脂砚此前曾因英莲的命运而叹评“生不遇时，遇又非偶”，再结合脂砚此处“惟愿造物主再出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则实在是触碰了我们内心之最柔软处了……

“生不遇时”也就罢了，这等人生际遇之类的故事，世所多见，诗家士人常常以此感慨系之，但其指向多为怀才不遇而已。但雪芹、脂砚这一对，对“遇”与“不遇”的感慨和哀痛，竟是“遇”却“非偶”！

这倒是真像宝玉、黛玉一样，才与不才、名与不名，那又有什么要紧？

在“存天理，去人欲”的当时，敢这么说，还敢这么追求的，大概就可以称作“出生入死”吧？

按照这样的路径想来，红楼大梦之要旨就好理解多了。

在雪芹先生的生命世界里，人性之“情”，之“爱”，比社会之“理”重要得多。这样的价值取向与“存天理，去人欲”相比，确实令人惊心动魄——这岂不就是戴震那句“人的血气心知自然形成”的人性觉醒，康德那句“人是目的”的现实生活版？正是因为这现实生活版的鲜活真切、触手可及，才使得我们更加感同身受、身心俱震。

不错，仔细回味脂砚这句“遇又非偶”，真真是令人痛彻心扉，默默无语。

如果周汝昌先生的考证立得住脚，那么没能留有任何“创作谈”和其他著述的曹雪芹的真实思想，应该就是脂砚最为了解的了。那么，脂砚的痛彻心扉、脂砚的“泪亦殆尽”，就也应该是曹雪芹的切身感受了。如果这一点也能成立，那么，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作为艺术的创作者，而非学者、理论家的雪芹先生，又如何表达、宣泄自己对生命、对爱、对世道人心、对人性的感受？

想来想去，他也就只能如此以艺术虚构的方式，弄出这么一场红楼大梦，呕心沥血，仰天浩叹了。

不错，曹雪芹是在以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戴震、康德所要表达的思想。

接着说曹雪芹的故事。

我对雪芹先生的敬仰，还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曹雪芹故去一百多年后的近百多年来，世界上的各门类艺术流派及其创作思潮，可谓五花八门、风起云涌，比如现代派、后现代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还有超越了修辞的哲学意义上的象征、隐喻等等。认真想想，这些在《红楼梦》中实在是所见多是，而且在那场太虚幻境的大梦笼罩下，整部小说却又自然得丝毫不露痕迹。更厉害的是，尽管如此，这场看似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却又痛彻心扉、出生入死的情殇大戏，你怎么看，都是中国的味道，中国的境界，中国的气象。

我很想知道，在那个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笼罩人心，考据、整理学术经典的乾嘉学术大肆兴起，“文字狱”风卷残云，小说乃玩物丧志、毫不入流的时代，怎么就毫无征兆却又霹雳一声震天响地出了本震古烁今的《红楼梦》呢？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位“手艺”上兼具中国味道和现代风范的大艺术家曹雪芹呢？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曹雪芹《红楼梦》的温暖之处在于：它心清气爽，而又彻头彻尾地表达、宣泄了人性之美；同时，它更心如止水，而又无所畏惧地呈现、揭示了“人”的毁灭。也就是说——

第一，就当时的现实而言，针对“存天理，去人欲”，他肯定、歌颂人性；

第二，就今天的历史而言，他超越了具体时代的“针对性”，在人情世故、世道人心的描绘中，探究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太虚幻境的大梦吗？

此境之“虚”、之“幻”，是“甄（真）”，是“贾（假）”？

这一场如梦的人生，是该肯定，还是该诅咒？

我还想知道，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到底是万念俱灰，还是意气风发？

我觉得，透过雪芹先生通篇所洋溢的浪漫诗性，可以看到，在他的心中，此“境”此“梦”不论美丑，不论真假，也不论是蓬勃，还是幻灭，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或者说，生命原本就是这样悲喜交集，原本就是这样生死相依，原本就是这样亦真亦幻。宝玉、黛玉们那出生入死的至情至性，原本就是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所在。

或者也可以说，雪芹小说中的那些技术手法，其实原本就源于雪芹先生的生命感受，而且是非如此便不能确切表达的自然结果，远非雪芹先生故弄玄虚、强作先锋之举。

雪芹先生一生贫穷潦倒，估计大多时候心情也不怎么爽，但我还是坚定地认为，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的内心一定是自由的。在雪芹先生创造的艺术梦想里，人物是悲剧的，但这些人物都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人样”，活出了雪芹先生对生命的想象。在他们的生命际遇里，在他们的悲欢离合中，在他们的香消玉殒处，我们分明看到了在任何时代也都应该有的，曹雪芹所期待、向往的，散发着人性光芒的活生生的“人”。

不是吗？百多年后的那些民国文人，还应该包括又过了百年的今天的我们自己，不也是常常身临其境，触景生情，感慨万端吗？曹雪芹因为笔下人物的生命光彩，而使得自己的生命和心灵也光芒四射；曹雪芹因为“太虚幻境”的随心所欲，不仅活出了自己，更活出了完全超越那个时代想象的“性灵”之人，这与小说中的那些“性灵”之人最后大多香消玉殒、烟消云散，以及曹雪芹本人的饥寒交迫、贫穷潦倒，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相信，创作了《红楼梦》的曹雪芹的心灵是十分自由的——我甚至认为——这种自由，后来的艺术家、思想家们或许有很多很多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对了，曹雪芹就是属于“远方”，就是属于用来憧憬和怀想的人物。

我甚至相信，以一部《判断力批判》而创立了德国古典美学价值和体系的康德教授，还有以一部《美学》而成为德国古典美学集大成的黑格尔教授，如果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够读到《红楼梦》，那么，他们的美学大厦定会有些新的建构，他们的崇高、优美和艺术哲学定会有些新的不同，而他们对东方中国的理解，一定也会有更多、更真切的尊重。

十三

从1724年出发，这场生命故事的大剧，已经出场四位大师了。

曹雪芹，1724年出场，1764年谢幕；

戴震，1724年出场，1777年谢幕；

康德，1724年出场，1804年谢幕；

纪晓岚，1724年出场，1805年谢幕。

……

纪晓岚，把一生聪明和谨慎，都卖给了皇帝家，在成就了数代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梦想的同时，更颇为隐蔽地表达了对“天理”的怀疑和不屑。

戴震，把一生苦思和荣辱，都献给了学问，终于也升华了学问，成就了思想，使几千年来被压抑、被贬斥的人性开始觉醒、得到尊重，并终于有了学理上的合法性。

曹雪芹、康德，从艺术出发，从知识出发，艰苦卓绝、出生入死，把生命融入了历史，把历史还原成了生命……

曹雪芹、康德、戴震、纪晓岚，都是读书人。

但以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来看，如此笼统地称呼他们，显然是不恰当的。把这四位先生的故事放在这一篇文字中来讲述，当然有某种巧合的因素在——他们竟然同一时刻登上了一七几几年这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大舞台——但是，细想想，这也是因为他们各自大不同的生命故事，几乎可以涵盖那个时代先行者的大貌。更关键之处在于，他们的故事剧情，起伏跌宕而又层次分明地演绎了生命中的“真”与“不真”，“值”与“不值”，“美”与“不美”。

他们都把“人”字大写了——由此看来，这样一种巧合或许也有某种时代必然性的味道——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性”“人”觉醒了。

是的，人性自由、尊严自豪的种子已经种下了。

至此，我们从1724年出发，讲探寻“人是什么”的康德故事，讲乾嘉学人“考据与义理”的戴震、纪晓岚故事，讲上演了太虚幻境红楼大梦的曹雪芹故事，其确切意图也呈现出相当清晰的模样了。于是，十八世纪西方的德国和十八世纪东方的中国，在学术和艺术上，因为思想，因为启蒙，因为对“理性”，对“人性”，对“人”的探寻、期待，乃至呼唤，便有了不约而同、实实在在的联系。

我明白了，这才是我对一七几几年的东方和西方知识、艺术，以及思想所最为关注的,也是我所最想知道的“我们今天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些自豪、尊严何以如此”的来源，更是这些故事所上演的生命大剧之最为激动人心、温暖灵魂，而且影响至今的道理所在。

十四

再说说康德吧。

1804年2月3日。哥尼斯堡小镇。康宅。

这是康德教授去世前的第九天。

康德的医生来访。衰老、虚弱，而且几近失明的康德教授努力地从扶手椅里强撑着站起，嘴唇战栗着含混不清的词语。

最后是他的陪护弄懂了，他是要等访客先坐下后自己才会坐下来。于是医生依意落座，康德这才让陪护扶回椅子上。

恢复了一些力气后，康德教授又费了很大的力气，说：

“人性的意识，还没有离我而去。”

2017年4月25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