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教育视野中的吕进

作为新时期新诗批评家，吕进(1939—)为中国现代诗学所作的贡献，已获学界肯定。吕进迄今从事新诗教育和研究近40年，著作丰富，且有新诗创作经历，有诗集《吕进短诗选》行世。2017年9月，吕进荣获“百年新诗评论贡献奖”。吕进创建的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迄今也有31年，为学术机构的管理和学术研究积累了经验，具有可复制性和推广价值。作为大学学人，吕进是新时期以来专门依托学术机构开展新诗教育与研究的第一人，惜乎他的新诗教育未曾得到学界重视，因此笔者不避浅薄，就吕进新诗教育范式和吕进与20世纪新诗教育传统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新诗教育家”概念的提出：从新诗与大学教育谈起

1917年2月1日，胡适的“尝试”之作《白话诗八首》正式面世，发表于《新青年》杂志2卷6号，“鸿胪初唱第一声”的胡适被誉为新诗开山祖师爷。1918年1月5日，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三人的9首白话诗发表于《新青年》杂志4卷1号，这是白话诗诗人第一次集体亮相，文学史家逐渐取得共识，视之为新诗诞生的标志。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早期新诗诗人中，有的集诗人、文学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和文学翻译家于一身，比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等，而且他们在大学担任教职，这给新诗以良好影响——新诗与大学教育有不解之缘。限于论题范围，本文中的新诗教育，指大学新诗教育。

事物都具有双面性，网络课程也不可避免的拥有其局限性。如：在开发网上课程时,教师与课程开发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教师主要负责网上课程教材的编写工作,而网上课程的建设则是技术人员的事情[6]。在理论上，网络教育理论薄弱，即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也必然影响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长久下去，对实践也是不利的[7]。在内容上，品种繁多，缺乏规划；表现形式较为单一。在受众上，不能够保证受众接受的有效性。在技术上，无法保证一些障碍人士的学习需求。

但新诗走进大学课堂，并非想象的那么顺利。据陈平原考证，1921年10月北大国文系之《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已将“新诗歌之研究”列入课程计划，但真正得以落实是在1931年，其时“新文艺试作”课程终于浮出水面。同年9月23日，北京大学拟定“布告”，“新文艺试作”课程的指导教师尘埃落定，周作人、俞平伯、徐志摩、冯文炳等人在列。1935—1937年，废名经由乃师周作人举荐，担任“现代文艺”课程教学，课堂上讲授新诗，以胡适的《尝试集》始，以郭沫若的《沫若诗集》终，在新诗的解读中阐释他对新诗自由诗的看法。抗战结束后，废名重返北大讲台续讲新诗，解读了卞之琳、林庚、冯至以及他本人的作品。废名的新诗教育时间较长，内容丰富，观点新锐，影响较大。

但是，按照时间先后，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诗的当属朱自清。1928年，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声提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办系方针，翌年春朱自清登台开讲“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一直讲授到1933年下学期。朱自清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有较强的学术性，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前者三，后者五，共八章，其中“诗”列为“各论”之首，可见朱自清在课堂上讲授了新诗。而且朱自清将臧克家1933年自印出版的诗集《烙印》增入讲稿，在王瑶看来，“这门课程实际上既有文学史的性质，也有当代文学批评的性质”[1]。1930年秋，在胡适的授意下，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讲授新诗，以新诗发展为经，以解读作品为纬，对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人的新诗作了阐释，课程讲义后来以《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为题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6卷。1927—1928年，闻一多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发现并培养了诗人陈梦家和方玮德。1930年，臧克家投考国立青岛大学，获得闻一多的赏识而被破格录取。1933年，闻一多为臧克家的诗集《烙印》作序。1943年，闻一多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分析解读了田间的新诗，称田间是“时代的鼓手”。翌年4月，闻一多担任西南联大新诗社的指导教师。闻一多虽然没有系统讲授新诗，但他始终站在新诗现场，不遗余力扶植和培养年轻诗人。总之，20世纪20—40年代，新诗已经进入大学课堂，成为讲授的对象。新诗教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加强了新诗批评与理论建设，参与了新诗的经典化进程，夯实了新诗的读者基础，提高了新诗创作水平。从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时间来看，朱自清当属新诗教育第一人。

与此同时，依托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加强了与国内诗学界以及海外华文诗学界建立学术研讨的常态机制。1993年举办了“华文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100多位专家从国内外各地云集重庆，与会畅所欲言。从200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六届，吕进的新诗教育思想和诗学理论，得到诗学界不少学者的肯定。

重庆诗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常客。诗人李钢、梁平、梁上泉、王川平、穆仁(杨本泉)、培贵、余薇野、杨矿、张渝、万龙生、余见、胡万俊、邱正伦、娜夜、李元胜、唐诗、金铃子、雨馨、钟代华、谭朝春、冬婴、冉冉等，都和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有不解之缘。吕进认为“新诗研究所是重庆诗歌界共同打造出来的名片”[9]，此话虽属自谦，但也平实通达。重庆现代诗学学术的繁荣，新诗创作的活跃，这种双轮驱动是全国其他地方不多见的。可以说，因有中国新诗研究所的领跑，重庆创造了新诗教育家和诗人、诗学理论界和创作界较好的文化生态。

吕进是专注于新诗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以文体研究见长。纵向看，吕进诗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80年代中后期以《新诗文体学》的出版为标志，吕进诗学的学术范式基本成型，吕进诗学的文体理论带有浓厚的现实关怀，并非远距离观照，论文《论诗的文体可能》是新诗文体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二是1990年代中期以《中国现代诗学》的出版为标志，吕进建构了以抒情诗为主体的现代诗学理论体系，其中《诗学：中国与西方》颇能体现吕进诗学的视野和方法，吕进在关于抒情诗的审美视点、艺术媒介和诗人的修养及人格建设等方面创见较多。吕进的《中国现代诗学》是他开展新诗教育、培养现代诗学学术人才的课堂讲义，聚焦于新诗之为诗的审美学。吕进的《中国现代诗学》是继朱光潜的《诗论》以来自成体系的诗学理论著作。三是21世纪初吕进提出“新诗二次革命”论思想，对21世纪新诗发展作出战略性前瞻。总之，对话与重建，通中求变，变中守常，是吕进诗学的灵魂，也是他开展新诗教育的基石。

将欧式贴近度的概念融入到智慧城市建设公众参与水平评价中，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两个模糊集的贴近程度，其值越小表示两者越疏远，反之则表示越接近.由于公众参与水平评价属于综合系统性评价，所以采用先乘后加算法对欧式贴近度进行计算，贴近度越接近1，说明公众参与水平越高.根据评价指标熵权wij及差平方复合模糊物元可得出欧式贴近度复合物元模糊矩阵RD为[10]

通过以上对新诗与大学教育的简单梳理，笔者认为，所谓新诗教育家，是指在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从事新诗教育、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学者，在学术人才或驻校诗人培养上有突出贡献，创作上知艰辛有诗作，新诗批评具有当下性和纵深感，对繁荣新诗创作和推进现代诗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影响。

高校的制度实施、规则执行文化是制度文化的第四个层面——执行文化层。执行文化是指大多数组织成员对制度执行的看法习惯和观念等，贯穿于高校的整个组织系统。只有执行，制度才会有生命力。良好的制度执行文化可以促进高校全员自觉自愿地维系大学精神，由“他律”转变为“自律”，是制度文化建设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二、从课堂到讲坛：吕进的新诗教育范式

1986年10月，吕进主持中国新诗研究所新时期诗歌研讨会，首次向国内诗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阐述诗学主张，《诗刊》为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十余位诗评家和诗人于10月6日至8日在重庆聚会，参加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新时期诗歌研讨会”[6]。这次研讨会的意义是，创新、求实、多元构成了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学术品格，也是吕进开展新诗教育的价值取向，此后中国新诗研究所成为“上园诗派”的理论阵地，吕进成为“上园诗派”理论代言人，毕业于中国新诗研究所及活跃于诗学界的学者成为现代诗学研究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吕进诗学说略

那么，何谓新诗教育家？

(二)吕进新诗教育的“孵化器”：中国新诗研究所

熊辉认为，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建立，是百年新诗史上的大事。中国新诗研究所，是国内第一家独立建制的新诗研究学术机构，也是第一家培养现代诗学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机构，它是大学新诗教育的“孵化器”。吕进作为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1985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6年招收博士研究生，此外陈本益、蒋登科、向天渊、熊辉等先后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据统计，中国新诗研究所“到2015年，新诗研究所共计招收培养了480人次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3]7，有些成为国内知名学者和博士生导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其他省部级科研项目，是学术界现代诗学研究不可忽视的力量。

阿里噘着嘴翻着眼睛望着他，眼眶露出大大的眼白，算是同意。罗四强牵着他的手，走近哀乐声里。他们越过悼念的人们，以不经意的方式靠近躺在花丛中的遗体。这是个老太太。罗四强低声说：“这是个婆婆，那么老，又不好看，不是你姆妈吧？”

吕进作为研究生导师，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在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学位课程体系中，吕进为硕士生开设了一门课程“独立研究”，旨在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独立科研的能力。笔者在拙文《墨水和油水——中国新诗研究所学习生活的琐忆》中已有陈述* 参见姚家育：《墨水和油水——中国新诗研究所学习生活的琐忆》，《中外诗歌研究》2006年第3期。，此不赘焉。据笔者亲历，吕进在指导1997级硕士研究生李应志的学位论文中，用心甚切，要求很严，李应志的学位论文《象征言说的本体意义》获得了主持答辩的知名学者孙绍振教授的好评，此文后来荣获重庆市优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一等奖。吕进这种以学位论文为抓手，推进学位点学科建设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为新诗教育人才培养积累了经验。

“中国现代诗学”是吕进开设的学位课程之一，是新诗文体学研究方向的核心课程。在1997级硕士研究生教学中，吕进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课堂上组织了三次大讨论：诗的视点，诗的媒介，诗的种类，课程考试采用闭卷和读书笔记相结合的方式。这里不妨以新诗文体学方向的课程设置与教学为例(1997—1999年)，看看吕进的新诗教育是如何通过课程教学落到实处的。

1）教育资源互联互通、共同分享。智慧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仅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而是针对全世界性质的公民，这就要求人们适应21世纪发展的需要，具有独特的全球视野以及创新思维能力。智慧的教学可根据实际需求，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快速便捷地获取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拓展教学内容，调整教学进度，从而实现动态的、灵活的、开放的课堂教学[2]。

表1 新诗文体学方向的课程设置与教学(1997—1999年)

课程名称课程性质授课教师教师职称考核方式备注新诗文体学专业课吕进教授闭卷考试中国现代诗学专业课吕进教授闭卷考试兼评阅读书笔记独立研究专业课吕进教授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古典诗歌传统与中国新诗专业课李怡教授课程论文与中文系研究生共享新诗鉴赏专业基础课毛翰教授作品赏析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课王泉根教授课程论文20世纪中国戏剧文学选修课胡润森教授读书报告与中文系研究生共享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专业课陈本益教授课程论文20世纪西方文论与哲学专业课陈本益教授闭卷考试现代诗论导读专业基础课蒋登科教授、博士生课程论文20世纪前半叶现代主义诗歌专业课王毅教授、博士课程论文文艺心理学专业基础课刘兆吉教授读书报告在刘老师家上课

从实际授课来看，吕进的新诗教育与人才培养有一定的特色：教授阵容强大，专业课深入，基础课拓宽，考核方式多样，尤其是八十高龄的著名教育家、美学家、心理学家刘兆吉教授受吕进的请托为研究生开课，殊为难得：他以西南联大的闻一多、穆旦为例讲授诗人人格心理；以鲁迅旧体诗为例讲授诗歌创作心理；以《诗经》为例讲授中华诗教。总之，吕进设计和实施的研究生课程培养体系，在知识结构、学术能力与人格教育等方面是较为完备的，体现了教书与育人、智性与德性的统一。

(三)吕进新诗教育与学术的互动

如果说课堂教学使吕进的诗学思想得以阐发和传播，那么依托中国新诗研究所，通过国内外广泛的学术交流，则实现了新诗教育与学术的互动。这种互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新诗研究所在读的硕士生、博士生参与学术会议的部分事务性工作，既能得到锻炼，又能认识更多的学术前辈；二是吕进利用这种学术会议，邀请知名学者在中国新诗研究所作学术报告或讲座，给学生“开小灶”，长见识，阔视野。因此，课堂之外的学术讲坛，是吕进新诗教育的延伸。

吕进自述“我此生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不是著作，而是中国新诗研究所。”[2]79这句话颇堪玩味。作为国内知名的诗学学者，如果没有科研成果，如何站得住脚？恰恰是科研成果和著作，吕进成为知名的学者；也因为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的诗学思想不仅在课堂上得以讲授，而且在各种学术讲坛上与同仁广泛交流，吕进是新时期以来把新诗教育和现代诗学研究融为一体的学人。吕进和中国新诗研究所，形成了新诗教育与诗学研究的三维同心圆结构，并由内而外辐射：这个结构的圆心是吕进；第一个圆是作为新诗教育“孵化器”的中国新诗研究所；第二个圆是毕业于中国新诗研究所而活跃于现代诗学界的学者；第三个圆是依托中国新诗研究所而举办的国内、国际各类现代诗学研讨会。因此从课堂到讲坛，构成了吕进新诗教育的范式。

【病因】这种疾病是由原生动物中属于纤毛虫类的刺激隐核虫（Cryptocaryon irritans）寄生所引起。从表皮内取出的虫体基本呈圆形（直径0.3～0.5mm），有4个串珠样的核。

20世纪80年代，新诗教育因了改革开放而“春风又绿江南岸”。1986年6月18日，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吕进任所长，它是百年新诗史上国内第一家从事新诗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实体机构。此后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新诗教育研究机构，延续和发展了20世纪上半叶新诗教育的传统。

三、吕进与20世纪新诗教育传统

前文所述，新诗进入大学课堂，经由朱自清、废名、沈从文等学者的讲授和研究，逐渐形成了新诗教育的传统。新时期以来，吕进依托中国新诗研究所，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

(一)严格把关学位论文质量，推进学科建设

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中文系朱自清指导学生余冠英撰写以《论新诗》为题的毕业论文。这和朱自清是新诗诗人有关，也和朱自清从事新文学教学的经历有关。朱自清不但指导学生余冠英撰写了毕业论文，而且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采用了余冠英的观点，认为新诗草创初期“写景诗特别发达”[7]。1929—1930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本科课程中，朱自清担任选修课第一年“国文”、第二年“诗”的教学，担任选修科目“中国新文学研究(下学期)”、“歌谣(上学期)”的教学[8]，可见余冠英的毕业论文是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教学成果。余冠英的毕业论文后来以《新诗的前后两期》为题，发表于1932年2月29日《文学月刊》二卷三期。1935年，北大国文系学生徐芳在胡适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中国新诗史》，并留校任助教。可见，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和胡适开启了指导学生写作新诗研究论文的先河，此后成为20世纪新诗教育培养学术人才的传统之一。

所到过的欧洲城市中，阿姆斯特丹给我的印象是极深的。这个小小的欧洲城市，荷兰的首都，在我看来也是一座充满奇异色彩的城市。

在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之前，吕进在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等课程。1986—1990年，吕进担任中国新诗文体学硕士生导师，为研究生开出“新诗概论” “新诗文体学”等课程。吕进对学位课程的定位是明确的，认为“学位课程的教学重心在于培养研究生的治学能力”，“树立良好学风是培养研究生治学能力的灵魂”[4]17。沿着这种思路，吕进在1990—1994年的研究生教学中，加大了改革力度，比如“提高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活跃第二课堂，为研究生创造实践与成功的机会”等[5]20。通过近10年的探索，吕进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和新诗教育思想渐趋成熟。

(二)开展新诗批评，发现和扶持新人

诗人傅天琳是重庆诗坛的“大姐大”，也是新时期“新来者”诗人中的实力派，她是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之一。1970年代末，蔡其矫从北京民间诗歌刊物《今天》里发现了福建诗人舒婷；与此同时，吕进发现了尚未出道悄然无名的重庆诗人傅天琳。1980年11月，吕进撰文《果园交响诗——青年诗人傅天琳剪影》，翌年发表于《文汇》月刊第4期。此文后来被《新华文摘》转载，标志着诗人傅天琳从重庆走向全国。1982—1985年吕进先后撰写了《会唱歌的苹果树——读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绿色的音符——傅天琳的处女作》《傅天琳：从果园到大海》等评论文章，率先对傅天琳新诗的艺术创新进行了探讨。2016年，《傅天琳诗集》出版，吕进欣然撰文《苦难人生的果实》，刊于同年4月21日的《重庆晚报》。吕进与诗人傅天琳长达40年的交谊，谱写了中国新诗史上新诗教育家、批评家和诗人交往的一段佳话。这种佳话，我们可以追溯到闻一多对诗人臧克家、陈梦家的发现与提携，或许这是20世纪新诗教育中闻一多的遗风余韵吧。

百年新诗和大学教育紧紧相连。当年大学课堂上讲授新诗的先驱者如朱自清、废名、沈从文等并没有淡出历史视野，新时期以来在新诗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学者如吕进、谢冕、孙玉石、洪子诚、吴思敬等已桃李满天下，这里要特别提及已故的陆耀东先生，他为新时期以来新诗教育和现代诗学学术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新诗教育，应该给先驱者以名誉，给传承者以地位，给后来人以激励。既然在书法、音乐、美术等领域把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学者，称之为书法教育家、音乐教育家、美术教育家，在新诗教育领域，为什么不能有新诗教育家？

接触者检查是掌握感染与发病的最早时点,对接触者进行X线检查,并定期追踪检查能发现相当多的病人,其检出率也高。在全人口中每名肺结核患者有家庭密切接触者2~3名,沈阳市结防所调查1个传染源平均接触4人,其中儿童1~2人,全民中有接触及接触史者占10%,对这部分人的检查,可压缩检查对象90%[1 0]。可见接触者尤以排菌病人接触者比一般人感染率、阳转率、患病率都高。

(三)开设学术讲座和副刊专栏，传播新诗知识

梁宗岱的名篇《象征主义》在定稿刊载之前是一篇演讲稿，“本文大意，曾在北京大学国文学会演讲。当时只随意发挥。事后追写，增减出入处，在所不免。”[10]1937年4月22日，朱光潜在清华大学例行学术讲演会上作了题为《诗与散文》的学术报告，朱自清将朱光潜演讲的提纲记入日记。朱光潜的这次学术演讲是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课堂讲义，后来收入《诗论》第五章* 参见姚家育：《朱光潜现代诗学理论的建构与20世纪30年代文学教育实践》，《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可见，学术演讲不但是现代诗学知识的生产范式，也是新诗教育和传播的方式。

《关于写诗和读诗》是何其芳的著名论文。该文原是一篇演讲稿，文章的副标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日在北京图书馆主办的讲演会上的讲演》说得清清楚楚。吕进承继和发展了1950年代何其芳普及新诗教育的传统，吕进的著作《给新诗爱好者》和何其芳著作《诗歌欣赏》的副题“献给爱好诗歌并希望提高鉴赏力的同志们”何其相似乃尔，两者都是普及新诗教育的著作。不同的是，何其芳侧重诗歌的基本知识，吕进侧重新诗的审美趣味。《给新诗爱好者》中的《论诗美》一文，吕进曾以“诗美的奥秘”为题给西南师范大学学生作过讲座，今郎酒集团副总裁李明政撰有文章谈及此事，李明政是当年西南师范大学“五月诗社”社长。而据《北碚岁月——历史文化凝眸》一书的图片显示，吕进的诗学讲座最早是1980年重庆北碚的“国庆文学讲座”，由此推知，吕进开展新诗教育由来已久。1999年，吕进在台湾师范大学作《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的学术演讲；2004年3月20日，吕进在法国巴黎孔子厅作《中国情诗》的讲演；2014年，吕进在韩国首尔孔子学院作《新汉学时代与中国新诗》的演讲。凡此等等，不尽一一，既向海外传播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又在两岸三地推动了新诗教育与交流。

吕进在《重庆晚报·副刊》所开设的“吕进专栏”，也可以看作是新诗教育课堂讲坛之外的延伸。对这一专栏的意义，策划人胡万俊有独到的理解：“‘吕进专栏’以‘岁月留痕’为主题，用回忆形式，谈‘诗’，谈‘诗人’，谈‘诗与人’，谈古今诗坛佳话，谈中外文化交流……‘吕进专栏’一经刊发，境内外报刊、网站纷纷转载，既扩大了影响力，也在更广范围及更大程度上，为‘诗’和‘诗人’正了名”[11]。“为诗和诗人正名”是“吕进专栏”的灵魂，也是吕进在课堂和讲坛之外开展新诗教育的初衷。

“诗家语”是吕进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最早出现在《给新诗爱好者》中，而此书出版于1984年。2012年5月12日晚，吕进在澳门大学中文系作《论“诗家语”》的讲演，演讲稿后来发表在《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饶有意思的是，这篇演讲稿的浓缩版《漫说诗家语》发表于2013年12月4日的《重庆晚报·副刊》，大约1500字。从新诗教育的普及看，《重庆晚报》的《漫说诗家语》更贴近普通读者，更易于接受。《诗的公共性》《诗歌的大众与小众》《现代诗技巧的“有”与“无”》《新诗的“变”与“常”》等“千字文”，这些文章或发表在《重庆晚报》，或发表在《人民日报》，都不妨视为吕进普及新诗教育、传播新诗美学的作品。

(四)编选新诗选本，丰富新诗教学与研究资料

新诗诞生以来，各种形式的选本比较丰富。新诗选本作用大略有三：一则参与新诗的经典化进程；二则普及新诗教育，提高读者欣赏水平；三则为新诗教学与研究提供资料。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以来，吕进主编有《新诗三百首》《新中国50年诗选》和《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等，前两种属于新诗基础读物，最后一种选本不但提出了“新来者”这个诗学概念，而且列举了支撑这个诗学概念的诗人及其代表作。

《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于2014年8月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前有《论中国新时期诗歌与“新来者”》代以自序；后有《向“新来者”致意》作为后记，均为吕进所撰，主体部分是精选99位诗人的作品，每人1～5首不等。前者发表于《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后者成稿于2013年10月13日，可见“新来者”诗学概念的提出在2010年。这个选本的意义有四：首先，改写新时期新诗叙述的历史，对既往的盲视有纠偏作用；其次，为经典正名，重塑经典；再次，为新诗教育和研究者提供基础文献；最后，为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现代化和域外诗歌经验的本土化提供参照。因此，《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是一种具有诗史观念和诗论价值的选本。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把早期新诗分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等三个流派，吕进把新时期诗歌分为三个群落，即“归来者，朦胧诗人，‘新来者’”[12]，这种划分，不难看出两者的历史关联，吕进对朱自清尊重新诗历史事实的新诗教育思想有继承和发展。

四、结语

新诗进入大学课堂，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对新诗说话，依然众说纷纭乃至迷茫。新诗教育在成熟的古典诗歌教育范式中，显得单薄。新诗如果只在诗人和批评家之间打转，没有新诗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新诗美学不能为多数读者所接受，那么新诗的社会基础就难以夯实。从这个层面讲，新诗教育的先行者如废名、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付出了努力，这些努力都是不能淡忘的。新时期以来从事新诗教育与研究的前辈学人，引领时代风尚，他们在繁荣新诗创作、活跃理论批评、培养学术人才上，作出了贡献，赢得学界的尊敬。如果说谢冕继承了胡适、废名等北京大学新诗批评的先锋精神，那么，吕进则继承和发展了闻一多、朱光潜、何其芳等人的现代诗学理论体系，新诗教育既注重学术人才的培养，又通过学术讲演和开设报刊专栏，提升听众、读者的审美趣味，使新诗融入社会，融入读者。倘若参照前文对新诗教育家的界定，可以说，吕进是新时期以来优秀的新诗教育家，这是他迟来的荣誉，也是他应得的荣誉。

参 考 文 献

[1] 王瑶.念朱自清先生[G]//郭良夫.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3.

[2] 吕进.守住梦想：我的学术道路[J].东方论坛，2008(6):73-81.

[3] 熊辉.百年新诗史上的大事：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建立[J].中外诗歌研究，2017(2):4-11.

[4] 吕进.论研究生学位课程的教学重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0(4):15-18.

[5] 吕进.硕士生学位课程的教学改革[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4(3):19-21.

[6] 田菱.新时期诗歌研讨会在重庆举行[J].诗刊，1986(12):64.

[7] 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241.

[8] 沈卫威.现代大学的新文学空间：以二三十个年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与课程为视点[J].文艺争鸣，2007(11):110-113.

[9] 吕进.岁月留痕[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35.

[10]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59.

[11] 胡万俊.“吕进专栏”与“文化自信”[G]//吕进.岁月留痕.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12] 吕进.论中国新时期诗歌与“新来者”[G]//吕进.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