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輯刊》與當代敦煌學

《敦煌學輯刊》是由蘭州大學主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承辦的一種以刊載敦煌學學術論文爲主的專業刊物。《敦煌學輯刊》於1980年試刊，每年出版1期；1983年經高教部、文化部批准，正式公開發行，爲半年刊；2005年經甘肅省新聞出版局批准，改爲季刊發行。《敦煌學輯刊》至今已經正常出版至第94期。三十七年來(1980—2016)，《敦煌學輯刊》在推動當代敦煌學研究與培養敦煌學人才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説，當今敦煌學界的每一位有成就的專家學者都曾是《敦煌學輯刊》的讀者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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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蘭州大學歷史系敦煌學研究小組成立，這是今天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的源起，蘭州大學歷史系敦煌學小組是當時國内最早進行敦煌學研究的機構之一。1980年，蘭州大學歷史系敦煌學研究小組編輯了《敦煌學輯刊》總第1輯，其《編後記》載：“我省的河西走廊，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通道；敦煌遺書，爲研究我國古代的政治歷史、社會經濟以及民族、宗教、語言、文學等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莫高窟的壁畫，更是聞名中外的藝術寶庫，對這些方面進行一些研究，是我省高校文科及有關單位的一個義不容辭的任務。本期所刊載的十多篇關於“敦煌學”及河西史地的論文，是我校歷史系“敦煌學研究小組”組織和編寫的。我校敦煌研究小組是1979年元月由歷史系的幾位同志發起組織的。參加小組的還有我校其他系和省圖書館的同志。自小組成立以來，這些同志在資料收集和組織研究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本期刊載的一些文章，就是他們的部分成果。敦煌莫高窟文物研究所的許多同志對我校敦煌學研究小組極其關心，給予了許多指導和幫助，並寄來了不少文章，我們一並刊載在這期《敦煌學》專刊上。我校敦煌學研究小組是這門學科研究隊伍中的新兵，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水準很低，望能得到國内外各界同志們的批評指正。本期專刊在組織和審稿中，承蒙段文傑同志在百忙中給予熱情、具體的指導，謹在這裏表示感謝。”*《編後記》，《敦煌學輯刊》總第1期，1980年，第116頁。 這則《編後記》主要記載了兩個事情，第一就是《敦煌學輯刊》的創刊，以及稿件的組織與編寫情況；第二就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小組的成立。

《敦煌學輯刊》總第3輯的《編後》載：“《敦煌學輯刊》第三期與讀者見面了。借此機會，我們向對本刊慷慨賜稿的各位作者，向許多關心本刊並對本刊提出過寶貴意見的讀者，謹致誠摯的謝忱。本期内容除敦煌學外，還收進了多篇其他方面的文章。這是因爲考慮到敦煌學是一門内涵宏博、旁涉極廣的綜合性學科，與其有著交叉關係的各學科的研究成果，都直接間接地有助於敦煌學的縱深發展；同時蘭州大學歷史系也開展了中亞、漢簡、西北古代史地的專題研究。因此，本刊決定今後在以刊發敦煌學文章爲主之同時，也收載以上方面的研究成果。由於我們水準低、人手少，刊物還處在草創階段，疏漏錯誤必所不免。我們殷切期望不斷聽到各方面的批評意見，並繼續希望讀者惠予賜稿。”*《編後》，《敦煌學輯刊》總第3期，1982年，第170頁。這則寫於1982年的《編後》記載了《敦煌學輯刊》創刊初期對所刊發文章主題的一次定位，並且《敦煌學輯刊》創刊初期已經認識到敦煌學的博大精深，以及與相關學科之間的密切關係。

《敦煌學輯刊》前三期的出版，影響巨大，在當時絶對是整個甘肅敦煌學界的大事，它引領了甘肅敦煌學的發展。恰如我們在《從匹馬孤征到團結起來開啓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新篇章》中所言：“這些文章的發表，對於引領當時的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新風尚起了重要的旗幟作用，更爲重要的是，當時負責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段文傑先生，繁忙之餘，連續有3篇文章在《敦煌學輯刊》試刊1、2、3期上發表，這對於蘭州大學與敦煌文物研究所相關研究人員的引領作用、旗幟作用必然是空前的，這無言的行動，對某些對敦煌吐魯番學研究尚存猶豫、觀望態度的人來説，絶對是涣然冰釋，於是整個甘肅學術界的熱情被激發了出來，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新局面逐步打開。”*劉全波《從匹馬孤征到團結起來開啓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新篇章》，郝春文主編《2014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0—280頁。很顯然，《敦煌學輯刊》的引領作用、旗幟作用是空前的，此外，我們需要指出的是，此時期甘肅敦煌學的大發展是與整個甘肅敦煌學界的團結協作離不開的，蘭州大學、敦煌研究院、甘肅省圖書館、西北師範大學、甘肅省社會科學院、西北民族大學等機構及其前身之間的相互協作，互通有無，帶來了整個甘肅敦煌學的大發展、大繁榮，衆多專家學者毅然投身敦煌學研究，反過來，這個研究敦煌學的潮流無形中保證了早期《敦煌學輯刊》的稿源。

2000年，《敦煌學輯刊》創刊二十周年，齊陳駿教授寫了一篇文章，回憶《敦煌學輯刊》二十年的風雨歷程。其《廿年回顧與展望》言：“《敦煌學輯刊》是關於敦煌吐魯學研究的專業學術刊物之一，自1980年創刊以來，已走過二十個年頭。”“創辦《輯刊》雜誌，這是同蘭大歷史系當時整個研究方向的確定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是歷史系研究西北歷史文化這一大課題的組成部分。”“在取得共同認識的基礎上，於是在歷史系組建了漢簡、敦煌、中亞、蘇聯、民族等研究小組。1979年元月，敦煌學研究小組成立，之後又正式更名爲敦煌學研究室。”“在開設課程的同時，我們深感到要真正推動敦煌學的研究，弘揚古代西部的文化，没有一塊園地，就不可能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和支持，更談不上有豐碩的成果。因此，我們希望能有一份自己的刊物，用以交流信息，促進學術研究。這一設想得到了學校有關領導的支持。於是，在没有經費、没有公開出版刊號的情況下，徵得《蘭州大學學報》的同意，以增刊的形式發表了我們研究室及敦煌研究所一些同志的文章，這就是1980年2月出版的這期敦煌學專刊。我們把這一期專刊又叫《敦煌學輯刊》，意思是把一個階段的研究成果能輯録在一起，便於積累和查閲。因爲是以增刊方式出版的，所以只能是不定期的。我們當時的想法是： 如能一年刊出一期，那也就非常滿意了。按這一設想，我們從1980年至1982年三年中先後出了三期。《輯刊》所載的文章，當然主要是敦煌遺書研究和石窟寺藝術兩個方面。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深知敦煌學所涉及的面很寬，不僅是要研究敦煌一地區的歷史與文化，還必須要從更廣闊的領域中去探討和研究，如西北地方的史地、西北地方的民族宗教、古代的中西交往和絲綢之路、吐魯番及和聞地區發現的古文書、西北地方的漢晉簡牘，都是和敦煌的歷史文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敦煌的遺書和石窟藝術，只是古代西北地方歷史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就把弘揚敦煌文化藝術與古代西北地方的史地研究作爲刊物登載的内容一直到現在，我們仍堅持這一方向。”“《輯刊》是專門刊載敦煌學以及與之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的雜誌，專業性很强。這本應該是件好事，可是，專業性强也有其負面的效應： 一是因爲專業性强，發行面狹，必然造成虧損，每期都需補貼；二是也因專業性强，研究人員不多，稿源亦逐漸減少了。在《輯刊》初創辦時，關於敦煌學方面的專刊只我們一家，當時稿酬雖低，但來稿甚多。而到後來，刊載敦煌學的定期的和不定期的雜誌大大增多了，如敦煌研究院的《敦煌研究》，北京大學曾出版了多期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武漢大學有《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初探二編》，廈門大學有《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等等。這樣，稿件來源就逐漸減少了。人力、經費、稿源等問題，近年來一直是我們雜誌面臨的困難。”“回顧這份雜誌的歷程，我們雖曾遇到過許許多多波折和困難，但也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對於我們研究室來説，通過辦刊，培養了一批人才。他們既要擔負繁重的教學與科研任務，還承擔了《輯刊》的編輯、刊印等許多具體事務。通過《輯刊》與學術界有了廣泛的聯繫，擴大了視野，學到不少新知識，提高了我們的水準。這幾年來，我們研究室的同志人數雖然不多，卻不斷出版了《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等集體成果。粗略統計，我們研究室的同志所出的個人專著有20餘部，論文300餘篇。這些都是與創辦《輯刊》，鍛煉出一支隊伍分不開的。”*齊陳駿《廿年回顧與展望》，《敦煌學輯刊》2000年第1期，第1—4頁；齊陳駿《〈敦煌學輯刊〉廿年回顧與展望》，《敦煌學與古代西部文化》，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92—397頁。

首先设置仿真条件：当仿真时间t=800 s时加入35%的给水流量扰动,当t=1 200 s时加入30%的蒸汽流量扰动,观察其动态变化。单位阶跃响应曲线见图3。

控制“入河污染物总量”是改善河湖水质的根本措施，也是可监测、可验证、可评价，实现微观控制与宏观控制相统一，河流“纳污容量管理”与区域“排污总量控制”相结合的共同基础。

《敦煌學輯刊(創刊號)》總第4期《稿約》載：“本刊是蘭州大學歷史系敦煌學研究室主辦的學術性刊物。本刊的宗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爲指導，發揚學術民主，貫徹‘雙百’方針，努力促進敦煌學的研究。”“本刊歡迎以下來稿： 1. 有關敦煌、吐魯番遺書中的社會經濟、政治歷史、地理交通、語言文學、文獻目録、民族宗教、民俗藝術、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研究論文；2. 有關我國石窟寺考古及佛教藝術的研究論文；3. 與敦煌、吐魯番有關的河西史地、中西交通、歷史人物等方面的研究論文；4. 關於敦煌、吐魯番學各種問題的討論綜述及評介；5. 國内外研究敦煌、吐魯番的學者及其專著的介紹；6. 國内外研究敦煌、吐魯番學的概況及動態；7. 國外敦煌、吐魯番學學者有代表性的論著譯文；8. 其他。”*《稿約》，《敦煌學輯刊》總第4期，1983年。這是《敦煌學輯刊》第二次公開自己的辦刊宗旨，敦煌學、吐魯番學無疑是它的中心，而與之相關的石窟寺考古、佛教藝術、河西史地、中西交通研究則是必要補充。

1986年11月，《敦煌學輯刊》總第10期《致讀者》載：“我們辦刊的目的主要在於： 促進敦煌學的研究，繁榮民族文化，繼承和發揚我國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産，增進國内外文化交流。五年多的工作表明，本刊基本上實現了這一宗旨。爲了使本刊能夠繼續沿著這一健康的道路向前發展，爲了使本刊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殷切地期望國内外廣大讀者，尤其是敦煌學的專家學者和愛好敦煌學的同志們今後在各方面給予本刊更大的支持。”“本刊主要刊登： 有關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社會經濟、政治歷史、地理交通、語言文學、文獻目録、民族宗教、民俗藝術、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研究論文；有關西北地方石窟寺考古及佛教與其他宗教藝術的研究論文；以及與敦煌吐魯番有關的河西史地、中西交通、歷史人物等方面的研究論文；同時也刊載國外有代表性的敦煌學論著譯文，報導國内外敦煌學的研究動態。”*《致讀者》，《敦煌學輯刊》1986年第2期(總第10期)。經過七年的發展，在《敦煌學輯刊》總第十期出版的時候，與總第四期所發佈的《稿約》相比，此《致讀者》更加專業，對《敦煌學輯刊》的辦刊宗旨的定位也更加清晰而準確，這也是三十多年來，《敦煌學輯刊》一直堅持的辦刊宗旨。

排课是学校教务部门的事务性工作，也是教务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难点。原因在于排课问题涉及到多方面的条件约束，是多约束分配的组合优化问题，也是一个NP完全问题(Non-deterministie Polynomial Complete Problem,即NPC问题)。遗传算法可以应用于寻找复杂组合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中[9,12]。本文将改进的遗传算法用于解决排课问题。

1983年8月20日，《敦煌學輯刊(創刊號)》總第4期出版，收録有寫於1983年6月10日的《發刊詞》，其内容爲：“《敦煌學輯刊》自1980年創刊以來，已出了3期。從這一期起，本刊正式公開發行。創辦這一刊物，目的在於促進敦煌學的研究，繁榮民族文化，繼承和發揚我國古代優秀遺産。本刊以刊登有關敦煌和吐魯番遺書、敦煌藝術、中西交通以及河西史地等研究論文爲主，同時也刊載國外敦煌學者有代表性的論著譯文，報導國内外敦煌學研究動態。我們殷切地希望能得到老一輩敦煌學專家的扶持與幫助，更希望國内有志於研究敦煌學的中青年同志給予大力支持，以期共同把這一刊物辦好。由於人力單薄，水準有限，錯誤和缺點一定很多，我們誠懇地希望得到專家和讀者們的批評指正。1983年6月10日。”*《發刊詞》，《敦煌學輯刊》總第4期，1983年，第3頁。1983年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的年份，是整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界得到大發展、大飛躍的年份，這一年中的很多事情影響了此後幾十年的發展。雖然《敦煌學輯刊》之《發刊詞》寫於1983年6月10日，其實，《敦煌學輯刊(創刊號)》出版的時間卻是在1983年8月20日，恰好與在蘭州大學召開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重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召開的時間是1983年8月15日至22日，可見《敦煌學輯刊(創刊號)》的發行就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的一部分，是會議的一個浪花與插曲，而在如此大型會議上的不經意的表現，必然極大地增强了《敦煌學輯刊》的影響力與生命力。

2016年，齊陳駿教授《回望絲綢之路與敦煌學的研究》亦言：“敦煌學研究小組在1979年底成立時，僅只我及我所帶的研究生陸慶夫兩人。爲了積聚力量，培養人才，我們聘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段文傑先生、賀世哲與施萍婷夫婦、孫修身先生，以及甘肅省圖書館的周丕顯先生等作爲客座教師，分别給研究生及高年級學生講課或講座，並且還將他們撰寫的論文集中在一起，建議《蘭州大學學報》出一期增刊，這就是1980年2月出版的《蘭州大學學報》‘敦煌學專刊’，實際上也就是《敦煌學輯刊》的第一輯。隨後我又以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組的名義於1981年、1982年組稿編輯了《敦煌學輯刊》第二、三輯。到1983年，此刊被批准爲公開出版成果的刊物，於是我們請常書鴻先生題寫了刊名。《敦煌學輯刊》是國内第一份專門刊載敦煌學及絲路有關研究成果的刊物。”*齊陳駿《回望絲綢之路與敦煌學的研究》，《社會科學戰綫》2016年第3期，第129—133頁；齊陳駿《我與絲路及敦煌學的研究》，《敦煌學與古代西部文化》，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11頁。齊陳駿教授對《敦煌學輯刊》辦刊歷史的回顧，再現了《敦煌學輯刊》早期所經歷的風雨歷程，其中，最讓我們敬佩的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這群地處西北的知識分子就認識到發展敦煌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以極其强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擔當起敦煌學研究的急先鋒，在天時地利人和皆備的20世紀80年代，《敦煌學輯刊》更是藉著春風一路前行。當然齊陳駿教授也分析了《敦煌學輯刊》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至今仍然存在，如何突破這些難題，没有好辦法，只有兩個字，堅持！

董翔等《高被引論文視角下的〈敦煌學輯刊〉學術影響力分析》一文利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以CNKI收録的《敦煌學輯刊》(1983—2011年)刊發論文共1350 篇爲樣本，分三個時段(1983—1992 年、1993—2002 年、2003—2011 年)對《敦煌學輯刊》刊發論文的高被引情況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敦煌學輯刊》總發文量呈明顯增長趨勢，顯示了敦煌學研究的繁榮發展，三個時段的論文總被引量分别爲1018次、1228次、1131次，高被引論文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宗教、歷史、考古、民族、文獻等領域*董翔、史志林、楊淑華《高被引論文視角下的〈敦煌學輯刊〉學術影響力分析》，《敦煌學輯刊》2012年第4期，第170—178頁。。由此可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敦煌學輯刊》的學術影響力得到了不斷的提昇，並在敦煌文獻研究、石窟寺考古與藝術等領域表現突出。

三十七年來，《敦煌學輯刊》刊發了大量的研究論文，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主要陣地之一，當今敦煌吐魯番學界的大多數專家學者都曾是這本雜誌的讀者與作者，都是吮吸著它的營養起步的。2015年8月15日，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敦煌舉行了會員代表大會和第六届理事會會議，選舉産生了第六届理事會和學會領導機構，理事共117人，常務理事26人，我們以常務理事爲考察樣本，考察它們與《敦煌學輯刊》的關係*發文統計數據截止時間爲2015年12月，考察樣本是《敦煌學輯刊》試刊第1輯到第90輯。，其中22人曾在《敦煌學輯刊》發文，佔84.6%。鄭炳林教授歷任《敦煌學輯刊》編輯、副主編、主編，是《敦煌學輯刊》發展的見證者，由於我們主要考察《敦煌學輯刊》與蘭州大學以外學者的關係，故我們暫時將他排除出統計樣本，其餘21位學者在《敦煌學輯刊》共發文72篇*榮新江先生與鄧文寬先生曾合作發表《有關敦博本禪籍的幾個問題》一文，郭在貽先生與張涌泉先生、黄征先生曾合作發表《〈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校議》一文，個人論文統計時每人算1篇，總數計算則只算1次。。發文3篇及以上的學者是鄧文寬、郝春文、黄正建、李軍、榮新江、余欣、張先堂、張涌泉、張元林、趙和平教授共10人。

三十七年來，《敦煌學輯刊》刊發了大量青年教師、博碩士研究生的學術論文，向學術界隆重推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如楊富學、沙武田、劉永明、屈直敏、余欣、張小艷、陳于柱、王祥偉、李軍、趙曉星、張景峰、張善慶、趙青山等，由此也形成了自己的辦刊特色，在學術界産生了良好反響。2015年，《敦煌學輯刊》共發文70篇，作者有83人，除去重復計74人，其中作者年齡段位爲1970年後的有26人，1980年後的有21人,1990年後的有2人。引領科學研究與培養青年人才是《敦煌學輯刊》多年來的一貫宗旨與原則，《敦煌學輯刊》將一如既往地支持青年學者發表學術原創論文，將《敦煌學輯刊》打造成一個讓青年敦煌學學者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的平臺。

以上，我們對《敦煌學輯刊》的辦刊歷史做了回顧，並將《敦煌學輯刊》在敦煌學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方面的貢獻做了介紹，旨在倡明一本雜誌對一個學科的微薄貢獻，一個研究機構對當代敦煌學發展的不舍追求。三十七年來，《敦煌學輯刊》取得了一些榮譽，這無疑是學術界對《敦煌學輯刊》的褒獎與認可，《敦煌學輯刊》是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是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來源期刊，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綜合評價(AMI)核心期刊等等。但是《敦煌學輯刊》也同樣面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被理工科左右的期刊評價體系對《敦煌學輯刊》這樣的專業性刊物更是不利，但是不管怎樣，我們也不能因爲問題而放棄自己的辦刊宗旨，脱離敦煌學研究這個中心，如果脱離了敦煌學這個中心，《敦煌學輯刊》何以名實相副。問題再多也不如辦法多，《敦煌學輯刊》必然要繼續前行，或許我們走得慢，但是我們從没有停下來，俗話説得好，我們不能和人家比速度，但是我們可以和他們比長命，《敦煌學輯刊》將秉持一貫的宗旨與原則，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