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新发现毗伽啜莫贺达干碑文释读

2018年8月6日至19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组织成立“兰州大学胡汉语碑刻考察团”，对“草原丝绸之路”蒙古国境内东段胡汉语碑刻进行了学术考察。考察团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郑炳林任团长，团员包括敦煌学研究所白玉冬教授、吐送江·依明副教授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裕勒麦孜(M. Ölmez)教授。考察团在蒙古国境内累计行驶近1万公里，足迹遍及蒙古国中央省、前杭爱省、后杭爱省、布尔干省、巴彦洪戈尔省，对相关胡汉语碑刻进行了实地探查。[注]考察简报参见白玉冬、吐送江·依明《“草原丝绸之路”东段胡汉语碑刻考察简记》，《敦煌学辑刊》2019年待刊。作为考察活动的成果之一，本文就其中之一的毗伽啜莫贺达干(bilgä or maγa tarqan)碑文进行解读研究，并求方家指正。

毗伽啜莫贺达干碑文位于蒙古中西部巴彦洪戈尔省境内的柯尔格色音敖包(Hirgisin Oboo)地方。我们考察团一行在2018年8月16日10∶45-14∶00，对其进行了调查。蒙古语Hirgis是柯尔克孜之义，Hirgisin Oboo直译是柯尔克孜的敖包之义。不过，我们咨询蒙古学者，此地名Hirgisin Oboo与柯尔克孜并无关系。为避免引起误解，关于该地名，我们音译作柯尔格色音敖包。碑文所在的巴彦洪戈尔省，北部属于杭爱山区，中部是戈壁阿尔泰山脉，南端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接壤。碑文位于该省中部巴查干(Baatsagaan)苏木，地处自杭爱山南流的拜德拉格河(Baidrag Gol)西岸台地上，四面草原环绕，东距河谷不足1公里，西南方数十公里外可见到连绵的山岭。碑文为今人立于敖包之上，海拔1505米，地理坐标为北纬46°03′35″06，东经99°16′59″29。此碑是蒙古国立大学考古系师生2016年5月考古实习时发现，相关介绍参见发现者刊登在蒙古科学院考古所编《考古研究》上的专文。[注]T. Iderkhangai, Ts. Battulga, B. Bayar, “Newly found Runic Inscriptions in Mongolia(preliminary study) ”, Архе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vol. 36, 2017, p. 236; 蒙古文介绍见Т. Идэрхангай, Ц. Баттулга, Б. Баяр, “Монгол нутгаас шинээр илрYYлсэн Руни бич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Архе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vol. 36, p. 231.我们首先各自按竖立状态下四面拍摄照片，之后5人合力从敖包上搬下碑石，按abcd四面测量解读(参见文末图版)。a面宽21/22cm、长84/85/70cm，b面宽34/36/37cm、长91/96cm，c面宽17/18cm、长70/85cm， d面宽34cm、长65cm。a面有突厥汗国可汗家族阿史那氏公山羊印记，其下方另有一小型印记，惜模糊不清。b面和d面各镌刻3行鲁尼文，c面镌刻2行鲁尼文。其中，b面第1-2行右侧起始处第1-6(7)字向下方倾斜，保持有一定弧度。按上述b面第1-2行文字行进方向推断，碑文右侧大概缺失约3-5字。碑文字体与后突厥汗国大型碑文，以及九姓回鹘可汗碑除外的回鹘汗国碑文字体相同。碑石北面约10米处有2个高约1米和80厘米的祭祀用石板。鉴于暾欲谷碑遗址、阙特勤碑遗址和毗伽可汗碑遗址均存在祭祀用石板，看得出该遗址是为纪念后突厥汗国某位重要人物而设立的，碑文是这一人物的纪念碑文。

关于该碑文，蒙古国立大学突厥语系巴图图拉噶(Ts.Battulγa)教授曾于2016年末，在内蒙古大学“首届北方民族古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呼和浩特，2016年12月2—4日)上进行过介绍，并发表其解读成果。笔者之一的白玉冬参加上述学术会议时与其有过交流，但巴图图拉噶教授的研读成果并未收入会议论文集内，一年后刊载于蒙古科学院考古所专刊《考古研究》第36辑和语言所专刊Altaica第13卷上。[注]Т. Идэрхангай, Ц. Баттулга, Б. Баяр, “Монгол нутгаас шинээр илрyyлсэн Руни бич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Архе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vol. 36, pp. 231-232；Ц. Бaттулга, “Хиргсийн овооны гэрэлт хөшөөнийбичээс”, Altaica, vol. 13,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7，pp. 62-78.在考察现场，白玉冬、吐送江·依明、裕勒麦孜三人分别进行了释读。除极个别字词外，我们当时释清了碑文的大体内容。回国前，白玉冬与吐送江·依明有幸在蒙古科学院历史考古所书库购买到了上述《考古研究》第36辑，又蒙裕勒麦孜教授发来上述巴图图拉噶在Altaica上所发大作的电子版。对比核实，我们的解读与巴图图拉噶教授的解读及其复原有不少不同之处。加之在历史学方面，巴图图拉噶并未进行考察，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把这方碑文介绍给国内学术界。依据我们的解读，碑文主人名为bilgä or maγa tarqan“毗伽啜莫贺达干”，故我们名之为毗伽啜莫贺达干碑。

接下来，我们将依据现场释读案和彩色图版，逐一给出上述bcd三面铭文的换写(transliteration)、转写(transcription)、中译文和必要词注。引文范例如下：

换写：元音：a>ä/a，e>e，i>i/ï，W>o/u，ü>ö/ü；辅音：小写字母代表拼写前舌音文字与前后舌双舌音的文字，大写字母代表拼写后舌音文字。符号：( )内文字表示能够见到残余笔划文字，[ ]表示推测复原的欠缺文字，[/]表示欠缺文字，：表示碑文所刻停顿符号。

转写：/ 表示不能复原的破损之处，[ ]表示推测复原部分。

/// tört bulungïγ itmiš t ///

译文：[ ]相当于推测复原部分。

a面(东？)：印记

b-1：T T p>at atap-(给予名号)：名词at(姓名)及其后缀动词构词词缀-a构成的动词ata-(给予名号)的副动词形式。巴图图拉噶读作R T T p，并把紧前面缺损部分复原作l n t ü r ü s n，转写作älin törüsin artatïp，译作“摧毁他们的国家和法制”。按arta-为“腐烂，发酵，变质”之义，[注]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University, 1972, p. 208.其使役动词artat-解释做“摧毁，消灭”未尝不可。不过，如前注S (D) >šad(设)所介绍，巴图图拉噶读作R的文字，实为D。

(1)增加体现语言表现力的形容词、副词和语气词。这种增译在言语反讽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喜怒哀乐才得以更加生动的体现。但是基于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英文语气词和汉语语气词是大不相同的，因此陈译本反讽效果的传译中，恰当地增译能够增强反讽效果。同理，当译者读懂了原文作者要描述的内容时，有时候也需要把一些在原文中隐含着的形容词和副词通过增译表现出来，让译文读者明白其中的奥秘。以下通过具体实例来论证,《法官逢悍妇》中妇女的这段话以及法官的应答就能带来很强烈的反讽感：

1.[Y B G] S (D) T T p nt a k s r a ü Q N i l n : y a T W (T) [D i ]

[yabγu] šad at atap anta kisrä ü qan ilin yiä tut[di].

《周礼·考工记》有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中国传统文化中，木材便是这通天接地，感应时气，材美更可巧工的良材，是中国传统建筑营造的理想之材[1]88。其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不同地域环境及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的风格特点。然而在中国近现代文明进程中，随着新的建筑材料建造技术的涌现，传承发展数千年的木结构体系在中国逐步淡出，广大乡镇居民也转为采用砖、混凝土等材料建造新的居所。

[ü qan?] bu yitmiš tümän qïsdï. türük bodun: [köngülin]

已于2018年8月7日重新生效的第1245条要求，总统对“被认定为在明知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向伊朗销售、供应、转移，或从伊朗转移会被应用于能源领域的石墨、金属原料或半成品金属（例如铝、钢、煤，以及集成工业过程中使用的软件）”的人实施至少5项报复性制裁。

3.[b l g a W r]m G a T R Q N: k i y g (r) m i t ü r k g m (t) [i]

[bilgäor] maγa tarqan iki yägirmi türük ägmät[i].

1赐予[叶护]和设的称号后，三位汗与以前一样掌控[了]国家。2[三位汗?]，是这七十万突厥民众推举的。3[毗伽啜]莫贺达干、十二姓突厥没有违背[心愿]。

c面(西？)

/// tavγa[qa iš] ä örti. š ///

/// toquz oγuz bodunïγ tuluγ qan ata[dï]

2.[ W L]( G) s m T y g n W R Q z G n i T [i ]

[uluγ] sängüm at yägän or qazγan ït[ï]

1……tuluγ汗给予[了]九姓乌古斯(九姓铁勒)民众名号……。2[大]将军名字是yägän or qazγan ït[ï]。

d面(南？)

三级过热器、一级过热器和省煤器间的 分析都是通过公式14、15、16计算得到其当量 增ΔeD和入出口烟气e′和e′′，进而达到各换热器 效率：

1.[ /// ](b)l g a W r m G a T[R Q N]

当然，后进生的转化，也不可能短期见效，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努力。但只要我们树立“手心手背都是肉”的观念，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新学期都是我们改进体育后进生的机会和起点！

/// bilgä or maγa ta[rqan]

2016年1—12月从ICU检出的肠杆菌科细菌640株，占ICU所有病原菌的30.7%（640/2 087），排名前列的分别是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黏质沙雷菌、产气肠杆菌、奇异变形杆菌和阴沟肠杆菌。普通病房检出肠杆菌科细菌1 534株，占所有病原菌的38.9%（1 534/3 946），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阴沟肠杆菌、黏质沙雷菌、奇异变形杆菌和产气肠杆菌。大肠埃希菌、黏质沙雷菌、产气肠杆菌和奇异变形杆菌在两种病房的检出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34.537、34.910、31.496 和 9.426，P＜0.05）。 检出情况见表 1。

2.[ /// ](t)ü r t B W L G i t m s: t[///]

小组合作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同学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加强学生们的思考能力和探究能力，令学生们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意义，从小培养学生学会合作和交流的能力。学生们在进行小组之间的讨论时，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每一名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学习对方的优点和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小学数学小组学习却出现了种种弊端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便利化发展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 ……………………………………………………………… 孙芸芸（3．15）

3.[ /// ](T )B G [ Q a ] (i) š a ü r t i: š[///]

1.[ /// ]T W Q z W G z B W D W N G T W L G Q N a T [ D i]

笔者在本文主要以《我是什么》这一课文为例，创建项目学习活动。首先，结合课文内容而提出真实的问题或者创设真实的情境。将语文课堂置于真实情境之中，可以让学生产生真实的体验，让学生完成真实的任务，利于学生感受到项目学习的现实意义。根据部编版新教材小学二年级《我是什么》这篇课文，教师可提出真实问题：“水汽为何会变成云？有哪些决定条件？”“为什么雪是在冬日降临，而并非在夏日出现？”“云变成雨或者雹子需具备什么条件？”通过这些真实的问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自然环境和生活，利于丰富课堂学习资源，又可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甚至是实地考察的欲望，从中获得相应的知识及技能。

1 ……毗伽啜莫贺达[干] 2……他整顿了四方……3他[因公务]出使了唐朝……

词注：

b-1：S (D) >šad(设)：巴图图拉噶第1字未读，第2字读作R。现场解读时，感到第1字为双舌音字š或后舌音字S，第2字难以辨别。依据竖立状态下的图片，巴图图拉噶读作R的文字，右下部分可见伸向右下方的线条，可以读作z。不过，依据平放状态下的局部图片，与现场释读感受相同，发现读作z文字的左上方竖线(即巴图图拉噶读作R文字的左上方竖线)实际为石板的自然线条，读作z文字的右上方竖线几乎不见。相反，除了读作z文字的核心竖线外，还在其右上方可见一竖线。而且，确认到第1字是左上方斜线上带有伸向右下方斜线的S。由于之后的第3字T>at是称号之义，此处第1、2字读作S (D) >šad(设)于理可通。后突厥汗国时期，古代突厥语tölis指的是左翼，即其国土东部，tarduš指的是右翼，即其国土西部，[注][日]小野川秀美《突厥碑文译注》，《満蒙史論叢》第4辑，1943年，第350-351页。而yabγu 和 šad 为授给左右翼君长的称号。[注][日] 護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第1册，东京，山川出版社，1967年，第37-38页。具体举例而言，记录后突厥汗国勃兴期的骨咄禄，即颉跌利施可汗(682—691年在位)即位的汉文史料言骨咄禄以其弟默啜为设，以咄悉匐为叶护。[注][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7页。与此对应的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碑东面第12行则有tölis tarduš bodunuγ anta etmiš yabγuγ šaduγ anta bermiš(他(指骨咄禄)组织了突利斯部和达头部人民，他授予了叶护和设的称号)一文。[注] [日]小野川秀美《突厥碑文译注》，第292页；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68, pp. 233, 265.由于紧后面提到三汗与以前一样掌控了国家，此处应该是叙述建立突厥国家的左右翼体制。

b面(北？)

b-2：y t m s t ü m n>yitmiš tümän(70万)：据文义，推举可汗的70万代指后面出现的突厥人民。此处第2行构成倒装句，用于强调。暾欲谷第1碑西面第4行记录骨咄禄起事时最初人马为7百人，[注] 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p. 249；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页。阙特勤碑东面第11-13行记录从17人经由70人，发展到7百人。[注] 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p. 233；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23-124页。此处的70万，与上述17、70和7百大概具有同样的文化人类学背景。[注] 相关数字“七”的研究介绍，主要参见钟焓《中古时期蒙古人的另一种祖先蒙难叙事——“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69-71页。

2.[ü Q N?]B W y t m s t ü m n ïQ š D i: t ü r k B W D N: [k ü l i n]

b-3：[b l g a W r]m G a T R Q N>bilgä or maγa tarqan(毗伽啜莫贺达干)：其中，bilgä or据d面第1行复原。单独的m G a还可复原作amγa，视作汉语称号“押衙”的音译。[注] N. Sims-Williams & J. Hamilto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 Houang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Pt. 2, 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 vol.3: Sogdain, 3),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0, pp. 28-29.不过，此称号多见于9—10世纪时期的于阗语、藏语、粟特语和回鹘语写本文书中。毗伽可汗碑东面第31行记录突厥军队在出击乌古斯部落时，714年在m G (a) Q W R G N>maγa quran越冬。[注] 相关图版见TICA: Turk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eds.), Orhun: The Atlas of Historical Works in Mongolia, Ankara, 1995, pp. 31-32；赫尔辛基拓片录文见T. Tekin, Orhon Yaztlar, Ankara: Türk Dil Kurumu yaynlar, 2014所附录文第13页第8-9行，拉德洛夫拓片摹写见Taбл. 3第33-34行。年代考证，见[日]岩佐精一郎《突厥毗伽可汗碑文の紀年》，载[日]和田清编《岩佐精一郎遺稿》，东京，1936年，第203-204页。此m G (a)>maγa与碑文中出现的m G a>maγa应同音同义。后突厥汗国权臣暾欲谷官号裴罗莫贺达干(boyla baγa tarqan)中，莫贺对应baγa。鉴于词首辅音m与b之间的互换并非个案，笔者以为此处m G a完全可以视作莫贺。依d面内容判断，碑文就是为纪念bilgä or maγa tarqan(毗伽啜莫贺达干)而设。汉文史料记录有多个“莫贺达干” (baγa tarqan)，如开元二十六年(738)杀掉突骑施苏禄可汗的大首领名为莫贺达干，暾欲谷官号中也有莫贺达干。《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言“长安三年(703)，默啜遣使莫贺达干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则天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义兴王重明廷立见之”。据d面第3行，碑文主人曾经出使唐朝。我们推定此人就是上述《旧唐书》所记录的默啜派往唐朝的求亲使者莫贺达干。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北族官号中的莫贺(baγa)，有意见认为是出于梵语maā“大”，亦有意见认为是出自阿尔泰语系语言的baγa等。[注] 相关介绍与分析，参见罗新《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原载《北大史学》第12辑，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115、128-130页。此处m G a T R Q N>maγa tarqan(莫贺达干)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素材。

刘佳走的时候，我去送他，他把领结摘了，要拿它换被我硬抢走的乳牙，我却把领结一并抢了过来，歪里歪气地说，这玩意儿跟上吊一样样的。

b-3：(k)i y g r m i t ü r k>iki yägirmi türük(十二姓突厥)：迄今为止，记录十二姓突厥的史料，集中出现在汉文与藏文文献中，尚未在其他古代突厥语文献(此处指鲁尼文文献与回鹘文文献)中获得发现。其中，前者包括(1)《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并序》(开元十一年，723年立碑)、(2)《唐故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铭并序》(肃宗元年，762年立碑)、(3)《康公神道碑铭》(《康阿义屈达干碑》)(约广德二年，765年立碑)等5条史料，后者是记录8世纪中期内陆亚洲民族分布状况的敦煌出土藏文P.T1283文书。陈恳最新的考察，[注] 关于汉文和藏文史料记录的十二姓突厥的详细考察，见陈恳《突厥十二姓考》，氏著《突厥铁勒史探微》，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7年，第99-170页。使得我们对上述十二姓突厥有了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兹略述一二。

第(1)条史料的墓主贤力毗伽公主为后突厥汗国第二代可汗默啜之女。默啜死后，她为了躲避阙特勤发动的政变而逃亡至唐朝。碑文相关部分言：

驸马都尉故特进兼左卫大将军云中郡开国公踏没施达干阿史德觅觅。漠北大国有三十姓可汗爱女建冉贤力毗伽公主，比汉主公(公主)焉。自入汉，封云中郡夫人。父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默啜大可汗。天授奇姿，灵降英德。君临右地，九姓畏其神明，霸居左衽，十二部忻承美化。……[注] 关于此碑，国外有沙婉(E. Chavannes)、伯希和(P. Pelliot)、羽田亨、鈴木宏節的研究。相关介绍参见[日]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ジア情勢——》，《史学雑誌》第115编第10号， 2006年，第27页注释3。国内主要有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09页)、陈恳(《突厥铁勒史探微》，第99页)的研究。其中，鈴木宏節(第3-4页)依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第1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录文和羽田亨所刊出的京都大学所藏拓片进行了重新训读。引文中，()内文字为前文之补正。

2017年以来，安顺地区电煤供应持续偏紧，政府为了保证电煤供应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对粉煤进行封关是一项重要措施。遇到春节或两会等时期，政府甚至会要求安顺煤矿所有粉煤全部供电厂。电煤价格普遍偏低，安顺煤矿要保证盈利，就必须要从小粒度块煤筛分中想办法。

上引碑文中出现的三十姓可汗，即暾欲谷碑记录的三十姓突厥(Otuz Türük)的可汗，据后文此处是指默啜可汗。关于构成三十姓突厥的部族名称、数量等，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注]相关问题的介绍与考察，主要参见[日]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第12-24页；陈恳《三十姓突厥考》，载氏著《突厥铁勒史探微》，第49-58页。如前注S (D) >šad(设)所介绍，骨咄禄执政时，默啜充当右翼首领设(šad)，这与上引史料末尾介绍默啜“君临右地”相合。接下来“畏其神明”的九姓和“忻承美化”的十二部分别代指九姓铁勒和十二姓突厥。

中国水利：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是中央1号文件发布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召开之年，也是《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的发布实施之年。请您谈谈《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太湖局作为太湖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国家派出机构，在围绕中央1号文件精神、贯彻落实《条例》、推进流域水利工作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从表1可知，4种药剂中仅噻虫啉对茶棍蓟马防治效果差，试验期内药后不同时间其防效均低于40%；其余3种药剂防治效果均较好，其中，药后1 d，联苯菊酯的防效为80.54%，而噻虫嗪和溴虫腈的防效分别为69.64%和75.52%，说明联苯菊酯对茶棍蓟马的速效性略优于噻虫嗪和溴虫腈。药后3 d，溴虫腈的防效最高，为89.48%，噻虫嗪和联苯菊酯的防效分别为84.48%和72.88%。药后7 d和14 d，溴虫腈、噻虫嗪和联苯菊酯的防效均保持75%以上。药后21 d，溴虫腈的防效为65.64%，噻虫嗪和联苯菊酯的防效均低于60%，其中联苯菊酯的防效(46.49%)最低。

第(2)条史料《唐故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铭并序》载“十二姓阿史那叶护可寒顺化王男左羽林军上下左金吾卫大将军阿史那从政，番名药贺特勤。夫人薛突利施匐阿施，元年(762年)建卯月(2月)十八日，染疾终于布政里之私第，春秋卅有八”。[注]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0页；录文主要参见吴钢《全唐文补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565页；陈恳《突厥十二姓考(一)》，载氏著《突厥铁勒史探微》，第101页。此处，突厥可汗家族姓氏阿史那被冠以十二姓，据此可以推知十二姓突厥是构成三十姓突厥的核心部分。[注]见[日]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第6-7页。

第3条史料《康公神道碑铭》主人是具有粟特人姓康姓的康阿义屈达干，他在突厥内乱亡国之际率领大批阿史那、阿史德及阿布思等部落南下投附唐朝。其中言“其先世为北蕃十二姓之贵种。”[注]《颜鲁公文集》卷6，《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景印本，1928年，第35页；《康阿义屈达干碑》，《全唐文》卷342，录文另主要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853页；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载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01页；陈恳《突厥十二姓考(一)》，第103页。康阿义屈达干以突厥人自居，自谓出于“北蕃十二姓之贵种”可以视作一种抬高血统、夸耀门阀之举。[注]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陈恳《突厥十二姓考(一)》，第103-104页。

汉文史料虽然记录有5处十二姓突厥，但并未对其部族构成给予介绍。敦煌出土P.T1283藏文地理文书则记录有“突厥默啜(vbug-chor)十二部落：(1)zha-ma-mo-an王族(2)ha-li(3)a-sha-ste(4)shar-du-li(5)lo-lad(6)par-sil(7)ri-ke(8)so-ni(9)ol-to(10)yan-ti(11)he-bdal(12)gar-rga-pur。[注]有关P.t.1283文书的研究成果，按年代顺序主要有J. Bacot, “Reconnaissance en Haute Asie Septentrionale par Cinq EnvoyèsOuigours au Ⅷe Siècle”, JA，vol 244, 1956, pp.137-153; G. Clauson, “ Propos du Manuscrit Pelliot Tibétain 1283”, JA，vol 245, 1957, pp. 11-24； L. Ligeti, “ propos du 《Rapport sur les rois demeurant dans le Nord》”, In: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971, pp. 166-189; 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れる北方民族―DRU-GUとHOR―》，第1-48页；王尧《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敦煌学辑刊》第2辑，1980年，第16-22页；F.Venturi, “An Old Tibetan Document on the Uighurs: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2, 2008, pp. 1-34. 本稿所引史料，均引自最为详实的森安孝夫译注。[日]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れる北方民族―DRU-GUとHOR―》，《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14辑别册，1977年，第3页。其中，(1)为王者阿史那，(2)为贺鲁，(3)为阿史德，(4)为舍利突利，(5)为奴剌，(6)为卑失，(8)为苏农，(11)为悒怛，(9)或(10)可能为延陀，(12)可能包括葛逻禄，(7)不明。[注] 关于这些名称，包括J. Bacot，G. Clauson，L. Ligeti，森安孝夫等在内先后进行了研究。相关详细介绍和讨论，见陈恳《突厥十二姓考(一)》，第105-148页。总之，十二姓突厥构成的是后突厥汗国核心。就上述十二姓突厥而言，该碑文定属后突厥汗国时期。

b-3 g m (t) [i]>ägmäti(没有违背)：直译为“没有歪曲”。其中的第3字，巴图图拉噶复原做d，并把该词转写作ägmäti，翻译作“没有后退”。关于动词äg-，克劳森解释为弯曲，并言有时和头、颈等结合，可以理解做鞠躬。[注]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p. 99.巴图图拉噶取“后退”，大概是对弯曲之义的拓展解释。在克劳森给出的例子中，äg-对应的宾语除boy(脖颈)、butaq(树枝)等外，还包括köngül(心，心灵，心愿)。例句ägilmäz köngülni aqïlïq ägär，克劳森翻译做generosity bends the unbending mind(随意地歪曲不屈的心灵)。可见，通常而言，äg-是个及物动词，需要宾语。反观b面第2行记录的推举汗的70万民众中，理应包括第3行提到的毗伽啜莫贺达干和十二姓突厥(bilgä or maγa tarqan iki yägirmi türük)。若按巴图图拉噶复原，及物动词äg-缺乏宾语，且第3行“毗伽啜莫贺达干和十二姓突厥没有后退”和第2行之间文义上似有龃龉。笔者以为，第3行语义承接的是第2行，是强调碑文主人毗伽啜莫贺达干和十二姓突厥拥护推举三位汗。参照上述克劳森给出的例句，此处äg-的对象词大概可以视作köngül(心，心灵，心愿)。按缺损部分和语序而言，k ü l i n>köngülin(köngül后续第三人称对象格)应该在第2行末尾。

c-1 T W Q z W G z>toquz oγuz(九姓铁勒)：即汉籍记录的九姓铁勒，包括回纥、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和骨仑屋骨等九个部落。toquz oγuz(九姓铁勒)频繁见于后突厥汗国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中。虽然突厥碑文多次记录突厥军队出征九姓铁勒(如前面介绍的毗伽可汗碑东面第31行)，而且默啜可汗本身就是在与九姓铁勒之一的拔野古之间的战斗中阵亡，但后突厥汗国自视九姓铁勒为自己的属民。如，毗伽可汗碑东面第29～30行言toquz oγuz bodun mäning bodunum ärti tängri yer bulγaqïn üün ödingä küni tägdük üün yaγï boltï(九姓铁勒曾经是我的人民，由于天地混乱，由于心怀嫉妒，他们成为了敌人)。 [注] 特勤(T. Tekin) Orhon Yaztlar, Ankara:Türk Dil Kurumu yaynlar, 2014所附录文第14页第12-13行，其拉德洛夫拓片摹写见Taбл.Ⅲ 29-30行。录文主要参见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p. 24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60页。阙特勤碑南面第1-2行记录毗伽可汗针对国民的训言，在列举诸弟、诸子、族人、人民后言“beryä : šadapït bäglär : yïrïya : tarqat : buyruq : bäglär otuz türük bägläri bodunï toquz oγuz : bägläri bodunï : bu savïmïn : ädgüti : ešid : qatïγdï : tilä(右边的诸失毕官，左边的诸达官梅禄官，三十姓突厥的诸官和人民，九姓铁勒的诸官和人民，你们要好好听我的这些话，牢牢记住我的这些话)”。[注] 赫尔辛基拓片录文见特勤(T. Tekin) Orhon Yaztlar, 所附录文第8页第53-54行，其拉德洛夫拓片摹写见Taбл. ⅡКa. 1-2行。其中，第1行末尾W T Z>otuz紧后面文字，在碑文中已经无法确认到。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16页)复原做tatar(达靼)……，特勤(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1968, p. 231)未做复原。兹从鈴木宏節意见(《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第12-13页)。亦有学者主张九姓铁勒是三十姓突厥的构成要素之一。[注][日]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第17-18页。汉籍中有时也称九姓铁勒为九姓突厥。此处言突厥可汗给九姓铁勒人民名号，与此不悖。

c-1 T W L G Q N>tuluγ qan：亦可转写作at uluγ qan(名声显赫的汗)，或toluγ qan(完美的汗)。依据后文ata-(给予名号)推断，此处似乎更应该是某汗的具体名称。不过，据笔者浅识，无论是在汉籍文献中，还是在古代突厥语文献中，尚未有与tuluγ相同或接近的后突厥汗国可汗名称获得发现。查阅L. Rásonyi和I. Baski编撰的前近代突厥语人名词典，亦未发现相同人名。[注] L. Rásonyi, I. Baski, Onomasticon Turcicum, Turkic Personal Nam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Denis Sinor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7, p. 201.唐朝羁糜统治时期，漠北地区主体部族是包括九姓铁勒在内的铁勒诸部。永淳元年(682)，唐朝单于都护府辖下突厥降户阿史那骨咄禄起事反唐，占据总材山(今阴山)、黑沙城(今呼和浩特市北)。《旧唐书·突厥传》言骨咄禄“又抄掠九姓，得羊马甚多，渐至強盛，乃自立为可汗，以其弟默啜为杀，咄悉匐为叶护。”[注]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67页。暾欲谷第一碑西面第6-7行相关部分记录到“tängri bilig bertük üün özüm ök qaγan qïsdïm. bilgä touquq boyla baγa tarqan birlä ilteriš qaγan bolayïn biriyä tavγaïγ öngrä qïtaïγ yïrïya oγuzïγ üküš ök ölürti(由于天赐智慧，正是我自己推举了可汗。我要和毗伽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一同成为颉跌利施(聚民集众之意)可汗——为此，正是他(即骨咄禄)，在南边把唐人，在东边把契丹人，在北边把乌古斯人杀死很多)。”之后，南面第8-9行讲述暾欲谷带领突厥民众，渡过翁金河，向于都斤山(今杭爱山脉)进军，击溃了自图拉河南下的乌古斯(铁勒)人，紧接着第9-10言“anta ötrü oγuz qopön kälti. türük [qaγanïγ] türük bodunuγ ötükän yerkä. bän özüm. bilgä touquq ötükän yerig qonmïš teyin ešidip bäryäki bodun qurïyaqï yïryaqï öngräki bodun kälti. (之后，乌古斯人全部来了。把突厥可汗、突厥人民引向于都斤之地！正是我！听到毗伽暾欲谷占据了于都斤之地，南面的人民，西面的、北面的、东面的人民都来了。)从上引这些史料看得出，后突厥汗国是在建国初期，即骨咄禄担任可汗时期占据漠北，并征服了九姓铁勒。碑文中将征服九姓铁勒，记录做“给予名号”，于理不悖。鉴于史料中无从确认tuluγ qan，且骨咄禄汗Q T W L G Q N>qutluγ qan中，qutluγ只是比T W L G Q N>tuluγ qan多出首字Q，疑碑文此处忘刻Q字。

c-4 s m>sängüm(将军)：古代突厥语文献中，汉语将军多音译作sangun或sängün。蒙元时期，蒙古语、回鹘语作sänggüm。[注] 相关古代突厥语sangun或sängün的研究介绍，见白玉冬、松井太 《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31辑，2016年，第34-35页注释6。此sänggüm与sängüm应一脉相传。

c-4 y g n>yägän：人名要素。原意为外甥。[注]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pp. 912-913.亦可复原做yigän(灯芯草)。[注] 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p. 913.据哈密顿(J. R. Hamilton)介绍，人名yigän汉文作“易言”。[注] 耿昇、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7页。

c-4 Q z G n i T [i ]>qazγan ïtï：人名要素。据L. Rásonyi, I. Baski编突厥语系人名词典，14世纪的花拉子模语中有人名qazγan。[注] L. Rásonyi, I. Baski, Onomasticon Turcicum, Turkic Personal Names, p. 450. ïtï为ïtï“狗”后续表示职业的名词后缀ï。

d-3 (T )B G [ Q a ] (i)š a ü r t i>tavγa[qa iš] ä örti“他[因公务]出使了唐朝……”：此处巴图图拉噶读作yaša örti，未能释读出笔者解读案的第1字T、第2字B和第3字 G，以及推定复原部分，且对š之前的残存文字的释读亦与笔者不同。据平放状态下的图版，其中的第1字虽然存在后舌音文字L的可能性，但上半部可见箭头状线条，然则下方勾线应是后舌音字T的左下端。接下来的第2字清晰可见，无疑是后舌音字B。之后的第3字上半部确切可见两条竖线，释读作G没有问题。按T B G >tavγa“中国(此处指唐朝)”频繁见于后突厥汗国碑文而言，出现于此并不意外。故，上述T B G三字复原做tavγa(唐朝)，极具说服力。第3字G之后，碑石表面部分脱落。依据d-2行文字间距推定，此脱落处缺损3字。其中，第1个缺损文字，即笔者释读案中的第4字可推定为表示唐朝的T B G >tavγa的末尾字，第2个和第3个缺损文字，即笔者释读案中的第5字和第6字需要依据之后的文字和词义推定复原。接下来的第7个文字，依据能够见到的上半部残余笔画，释读作a、i、Y均有可能。若读作Y，然则与之后的š构成yaš(年龄、岁数)，此yaš出现于墓志铭性质的纪念碑文上于理可通。关于此部分，笔者最初尝试读作Y š Q a>yašqa(“岁数”后缀与格助词qa)。不过，紧接š之后的文字虽然不能完全否定是Q的某种变体，但通常情况下应读作。裕勒麦孜教授亦建议换写作。反观上述第7个文字，若按a、i释读，与之后的š结合起来，首先可以复原出aš(食物)、iš(工作、事务)、iš(油烟)等。[注] 关于aš(食物)、iš(工作、事务)、iš(油烟)，分别参见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pp. 253-254.此外，还有可能复原做as(貂)、äs(腐肉)。[注] 关于as(貂)、äs(腐肉)，参见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p. 240.如克劳森详细介绍，其中的iš“工作、事务”多次出现于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文献中，兹不赘述。古代突厥语中，名词等格词缀ä/a，除表示“像……似的，大约，沿着”等意思之外，另存在“根据，与……相适应”之义。然则，iš(工作、事务)后续名词等格词缀ä的išä，直译是“根据工作、事务，与工作、事务相适应”之义。根据紧前面的T B G >tavγa(中国)，可知道此处的工作、事务与唐朝有关，即应为公务。之后，笔者释读的第11字和第12字ü r可以转写作ör-(升起)、ör-(编织)、ür-(吹)、ür-(吠叫)等。[注] 参见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pp. 195-196.据克劳森解释，ör-(升起)词义与ün-(升起、萌芽)几乎相同，[注] ün-见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p. 169.扩张意思有“萌芽”之义。此处取“萌芽”，即“冒头，长出，出现”之义，视作出使。看来，碑文主人曾经出使唐朝。故，缺损文字的第2字和第3字，即笔者释读案中的第5字和第6字，应推定复原为Q a>qa，解释做充当名词T B G >tavγa(中国)的与格词缀。

综上，据碑文a面公山羊印记，我们可以肯定该碑文是后突厥汗国时期阿史那氏某位重要人物之纪念碑文。据b面第3行和d面第1行，我们可以复原得出碑文主人名为bilgä or maγa tarqan(毗伽啜莫贺达干)。据d面第3行，碑文主人曾经出使唐朝，然则此人物大概可以视作长安三年(703)出使唐朝的莫贺达干。关于碑文记录的ü Q N>ü qan(三位汗)和tuluγ qan，有待进一步讨论，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