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早期石窟的开凿与佛教在龟兹的流行

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群的典型代表，石窟形制多样，壁画内容丰富，是联系中亚和新疆以东佛教遗址的纽带。克孜尔石窟早期开凿的石窟绝大多数分布在谷西区，并且集中在谷西区的中部和西部，石窟形制有僧房窟(vihāra)、中心柱窟、大像窟和方形窟(包括小型禅窟)，其中以僧房窟的数量最多。[注]魏正中《克孜尔洞窟组合调查与研究——对龟兹佛教的新探索》，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6页。方形窟以第76、92、118、212窟为代表，壁画风格为第一种风格，早期方形窟壁画以禅修内容和释迦牟尼的传记为主题，与说一切有部关系密切。中心柱石窟在克孜尔开凿也较早，如第13、38窟，公元3、4世纪已经开凿，[注]参见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5页。壁画属于第二种风格，特点是在石窟内绘制大量的佛塔，与法藏部的塔崇拜有关。根据德国探险队从龟兹所获得的文献以及切割的壁画来看，早期龟兹除了流行小乘说一切有部外，法藏部也在当地盛行。

一、僧房窟的开凿与戒律的严谨

根据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记载，公元3、4世纪，龟兹境内已经建立了很多寺院，修饰华丽而且规模较大，“僧众一万余人”[注][南朝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校注《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31页。，寺院中有阿含学者佛图舌弥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有明大乘的高僧鸠摩罗什(Kumārajīva)，高僧对当地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注][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43页。龟兹国王大力支持佛教事业，就连王宫的建筑样式也修建得与寺院相似。由于这里戒律严格，致使葱岭以东的王侯妇女也来这里出家为尼，龟兹成为当时西域地区佛教的中心之一。开凿石窟与禅法流行关系密切，推测在公元3世纪末期克孜尔石窟已经开凿，并且在公元4—5世纪已达到了高峰。

(一)僧房窟的开凿

克孜尔石窟最早开凿的是僧房窟和一些生活用窟，主要分布在克孜尔石窟的谷西区，而以谷西区的中部集中分布的僧房窟、储藏生活用品的异形窟是最早开凿的。僧方窟主要用于僧人居住、生活，最早出现在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僧侣在夏季来临时，为了躲避酷暑和风雨，开凿僧房窟。《四分律》卷五十又称：“支床脚，不应作高支，大高应高一尺五，若一拃手。作户枢，穿户扇，作孔出气，作帘扳障户，作关钥。若患暗，听开内。”[注][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50，《大正藏》，第20册，第937c页。由此可知，印度早期僧房是有床、窗和锁闭的门扇，方便僧徒居住。而异形窟一般面积不大，结构复杂。1989年至1991年，相继在克孜尔谷西区清理出一些异形窟。[注]新疆文化厅文物保护维修办公室《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第1-35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克孜尔石窟窟前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2年第3期，第13-60页。推测为当时僧侣用来堆放、储藏东西或者做饭的生活用窟。

据统计，克孜尔僧房窟的数量，约为克孜尔石窟总数的四分之一，到5世纪以后，由于人力和财力有限，有些僧房窟后来被改造成其它类型的洞窟。北方石窟“凿仙窟以聚禅”[注][北魏]高允《鹿苑赋》，[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卷29，《大正藏》，第52册，第339b-c页。，僧房窟内有壁炉、有床，用于苦修，属于禅窟，即僧人们居住、冥想、禅定的活动场所。龟兹僧侣的群体活动与印度早期的佛教大不相同，早期开凿的僧房窟，面积都不大，可居住2-3个僧侣，后来随着僧房窟的增多以及中心柱窟和方形窟的增加，会有超过10个以上的僧侣居住在一起。僧房窟内，壁面上多数敷草泥加以装修，有的在壁面上施以白灰或石膏，地面大多也经过细致的整修。

龟兹、焉耆、跋禄迦、疏勒等诸国，开始接受的都是小乘佛教，而小乘极重僧徒的个人修行，禅修需要一个远离城镇、闲居静处的自然环境，幽静的石窟可能更符合出家人进行禅修实践活动的要求，以僧房窟为主要建造形式在克孜尔的开凿是必然的。克孜尔石窟僧房窟之多，与龟兹地区早期盛行禅法有关。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的特点是“出世”，在修行方法上主张出家开窟苦修，同时注重用戒律来约束僧侣的言行，控制情欲，以达到阿罗汉(arhat)果位为最终目标。

(二)文献记载早期龟兹佛教的流行以及戒律的严谨

法藏部在教义上，立五藏、四相(四相指生、住、异、灭，其中前三相乃“有为”，灭相属“无为”。)等说。《三论玄义检幽集》卷六所引的真谛所说：“法护(法藏的异译)，是人名。此罗汉是目连弟子，恒随目连往天上人中。……法护既随师游行，随所闻者，无不诵持。目连灭后，法护习为五藏：经藏、律藏、论藏、咒藏、菩萨藏也。”[注]证禅撰《三论玄义检幽集》卷6，《大正藏》，第70册，第465b页。法藏部除了注重三藏之外，比较注重陀罗尼(dhāraī)、菩萨藏，它是第一个利用陀罗尼咒术来简化佛法的部派，而开后来大乘密教之端绪。

《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详细记载了4世纪时龟兹的佛寺情况，这些僧尼居住的佛寺大都由小乘高僧佛图舌弥统辖，可知当时小乘佛教在龟兹的重要地位。尤其是记载到龟兹比丘尼寺出家的妇女“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注][南朝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第410-411页。反映出龟兹成为当时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根据当地流行的戒律规定，为了防止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产生贪恋的念头，古代龟兹僧侣依戒律在一座寺院或一间僧房居住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僧侣要经常更换住所。《后汉书·襄楷传》记载襄楷延熹九年(166)上书桓帝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思爱。”[注][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0《襄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82页。应该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这就需要开凿众多的僧房窟以满足僧侣经常变更居住场所的要求。还规定僧侣受具足戒不满5年的不可独自住宿，要与指导起居的师傅一起居住，从之受教。不是年长的僧尼，必须有两人同伴才能出行。根据对克孜尔石窟早期开凿石窟的调查，克孜尔石窟的僧房窟多于龟兹其他石窟群，而且克孜尔谷西区的僧房窟开凿较早，数量多于谷内、谷东与后山区。[注]宿白《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6页。克孜尔石窟初期盛行开凿僧房窟，但是有些僧房窟开凿不久被改造为礼拜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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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简文帝时，沙门释僧纯于西域拘夷国得胡本《比丘尼大戒》[注][南朝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第46页。，龟兹当时流行的戒律大多是《十诵律》系统的戒律，《比丘尼戒本》亦即《十诵比丘尼戒》，为小乘说一切有部戒律《十诵律》的一部分，今吐火罗语《十诵律》残片已在克孜尔石窟发现。[注]黄盛璋《新出〈十诵律〉中〈迦絺那衣法〉梵文写本残页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95-99页。龟兹僧尼三月一易房，或一易寺之制度，暗示了龟兹佛教戒律严格，这应与早期小乘佛教阿含学在当地的盛行有关。

二、方形窟(小型禅窟)的开凿与禅观思想的盛行

说一切有部在实践上以达到阿罗汉为最高果位，认为行禅与持戒是达到最高果位的唯一途径。说一切有部非常重视戒、定、慧(Prajā)三学的实践活动，通过“三学”实践，来达到最后的解脱(vimoka)。克孜尔石窟中大量的佛教故事画，具有强化戒律、禅定静虑、启迪智慧的作用。克孜尔早期开凿的小型禅窟和一些方形窟是禅修与禅观的重要场所。在早期，石窟艺术主要以佛教禅修内容为主题。佛教的基本修行方式之一就是出家在山林间冥思苦想、坐禅悟道。所以，在石窟中绘制与禅修活动有关的壁画是早期石窟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造像、观像、礼拜和供养，都是禅僧日常修持的实践活动，也是早期龟兹禅僧们大兴开窟造像的重要原因。

(一)小型禅窟

方形窟的开凿是适应禅修的需要，为僧侣们提供一个幽静、远离尘世的理想环境，壁画主要表现禅修方面的内容。克孜尔第92、118窟是典型的禅窟，两窟都是方形窟，第92窟为纵券顶，第118为横券顶，虽然两窟在石窟形制和壁画布局不甚相同，但在券顶上都绘出了禅修的内容。这两窟的窟顶都绘出僧人坐禅的的场景，而背景则绘菱形式样的山峦，围绕着坐禅绘出水池、树木、动物和伎乐，表现出“山林禅静”的意境。[注]霍旭初、王建林《丹青斑驳、千秋壮观——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研究》，龟兹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第206页。克孜尔第118窟和92窟绘有禅定僧身上喷出火或出水形象，此为禅定时的火想观与水想观，如果僧人坐在禅定时观想火，他的身体将像火一样并且喷射出火焰。《禅秘要法经》记载：“入定之时，恒见火光。观火大已，见于四方一切火起。出定入定，身热如火。见此火大，从支节起，一切毛孔，火从中出。出定之时，亦自见身如大火聚。身体蒸热不能自持。尔时四方，有大火山，皆来合集在行者前。自见己身与大火合，此名火想。”[注][后秦]鸠摩罗什等译《禅秘要法经》，《大正藏》，第15册，第260a页。德国探险队1906年在克孜尔石窟发现的梵文《瑜伽教程》(Yogalehrbuch)佛教残卷，由德国学者施林洛甫(Dieter Schlingloff)进行了研究，残卷描述了僧侣如何禅定，还有深入禅定所获得的各种不同的神奇景象。[注]Dieter Schlingloff,Ein buddhistisches Yogalebrbuch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64,p.58.如果僧人禅定时观想水，他的身体就变得像池塘一样并且喷射出绿色的水。禅定僧人身上绘出水与火画面，应该是已经具备了某种神通的表现。然而，僧人身体上有火或水的表现，在犍陀罗(Gandhāra)艺术中释迦牟尼佛的“舍卫城神变”(twinmiraclce)中就已出现。

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一记载：“凡此所论，皆依根本说一切有部，不可将余部事见糅于斯。此与《十诵》大归相似。有部所分三部之别，一法护(即法藏部)、二化地、三迦摄卑(即饮光部)，此并不行五天(中印度)，唯乌长那国及龟兹、于阗杂有行者。”[注][唐]义净撰，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8页。化地部(Mahīasaka)，又称弥沙塞部，汉译律典为《五分律》；迦摄卑部(Kayapīya)，又称迦叶遗部、饮光部，汉译律典为《解脱戒经》。乌长那国(Udyāna)，位于今巴基斯坦背部斯瓦特河(Swāt River)流域，说明“法藏部”早已从印度本土转移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在新疆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使用的《解脱戒》(Prātimoksa)是一部规定佛教僧侣的行为和日常生活佛教律典，在很长一点时间内成为这里的戒律。

(二)早期方形窟壁画中的禅修图像

克孜尔石窟第一种风格本生(jātak)、因缘(nidāna)图像主要见于方形窟，采用多场景连续构图及大场面构图，同一故事占据大幅壁面且叙事详尽，通常构成石窟壁画的主题内容。壁画内容表现具体而写实，大多基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藏表现，着重表述持戒内涵。[注]王芳《龟兹石窟本生因缘图像的形式与内涵分析》，《故宫学刊》2015年第1期，第25-26页。克孜尔第92、118窟的券顶部分，在菱格的背景上绘出禅定比丘、树木、花鸟、动物、伎乐等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生机盎然的动人景象。

相关个人信息法律规范，往往“重‘刑事处罚’和‘行政管理’，而轻‘民事确权’与‘民事归责’”[3]，换言之，相关规范所设定的“法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两极分化”表现，即部分规范仅规定义务，却没有设定违反义务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部分规范虽有设定法律责任，但多数规范以“重责追究”，尤其以刑事责任追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十种“情节严重”定罪类型，“几乎所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都可能直接触发刑事责任。”[2]

小型禅窟与龟兹禅法流行关系密切，其类似于方形窟，只是面积较小，小型禅窟只能容纳一个修行者进行禅修，如克孜尔石窟有第21窟。禅经中说，修禅须先观像，《坐禅三昧经》卷上云：“若初习行人，降至佛像所，或教令自往，谛观佛像相好。相相明了。一心取持还至静处，心眼观佛像。”[注][后秦]鸠摩罗什译《坐禅三昧经》卷上，《大正藏》，第15册，第276a页。坐禅时必须专注精神，最重要的是“谛观像好”，即集中精力观想佛的形象。而克孜尔谷西区第12窟西侧，一组由四个窟组成小型禅窟群。另外，克孜尔小型禅窟第25、25A、25B、25C等窟通过甬道与第24窟僧房窟相连接。[注][意]魏正中《区段与组合：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考古学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6-159页。很显然，这些中小石窟主要是供寺中僧人禅行之用的。[注]丁明夷《记两处典型的龟兹石窟――森木塞姆与克孜尔尕哈石窟》，龟兹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第357-358页。中亚的禅窟渊源于印度的僧房窟，印度的僧房窟一般是由中央的大厅和周围的几个小房构成，小房里一般有一至两个石床，适于比丘居住。龟兹地区一些禅窟的开凿，大都与僧人的禅修实践活动有关。公元4世纪，龟兹王亲自到温宿迎鸠摩罗什回国，罗什广说经论，四远崇仰，莫之能抗。此时王女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览群经，特深禅要，云已证二果。[注][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8页。公元4世纪时，龟兹佛教的繁荣与兴盛时期已经到来，因为出家修行必须具备大量的禅窟、僧房、讲堂和生活用窟。

(1)设立资产清算组。公安机关对非法集资行为立案侦查后，如果发现涉案企业或个人有资不抵债的情况，可以报请法院以裁定的方式委托“防非组”组建非法集资案件资产清算组。该清算组隶属于“防非组”，成员包括“防非组”的全部或部分人员以及一定比例的律师、会计师、集资参与人的代表等。该清算组行使类似于资产管理人的职权，参照我国《破产法》规定的清算程序，负责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的保管、清理、估价和分配。该清算组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作为龟兹石窟典型代表的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具有多样性，禅修用的石窟遍布各石窟区，表明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禅修的圣地。开凿石窟是禅法流行的产物，开窟设像的做法本身便始于僧众观禅修行的需要。

三、中心柱石窟的开凿与法藏部在龟兹的流行

法藏部(Dharmaguptaka)的名称之由来，依《文殊师利问经》卷下夹注、《部执异论疏》、《异部宗轮论述记》等之记载，其部主名为法藏，又“藏”有含容护持正法之意，故称法藏部。《异部宗轮论》谓佛陀入灭三百年中，法藏部由化地部分出(约184 B.C.—84 B.C.)，[注][唐]玄奘译《异部宗轮论》，《大正藏》，第49册，第15b页。西藏多罗那他(Tāranātha)的《印度佛教史》主张此部由说一切有部分出。[注][明]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62-263页。其最早起源于西北印度的阿跋兰多(Aparānta country)，属于小乘佛教派别之一。法藏部主法藏，自称勿伽罗(Maudgalyāyana)为我大师，这是目犍连的异译。《舍利弗问经》记载：“其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复生弥沙塞部。目犍罗优婆提舍，起昙无屈多迦部。”[注]附东晋录《舍利弗问经》，《大正藏》，第24册，第900c页；[南朝陈]天竺三藏真谛译《部执异论》一卷，《大正藏》，第49册，第20b页。以目犍连(优波提舍)为大师的昙无德，显然就是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tissa)所领导的昙无德；目犍连子帝须，也就是目犍罗优波提舍的别名。[注]释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2页。

推动依法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保障对外开放和和平发展。40年来，我国不断建立健全涉外法律法规体系，运用法治方式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一系列涉外法律法规。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构建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法律体系，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增强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建立和完善法治，40年来，我国成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依据文献所载，公元3世纪末开始已有龟兹佛教徒到中原翻译佛经，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梳理。[注]季羡林《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孔子研究》2005年第6期，第30-32页。从甘露三年(258)帛延开始，一直到僧纯(379)，跨越公元第3—4世纪，共100多年。从龟兹历史上来看，正是白氏王朝统治龟兹的前期，龟兹的白(帛)氏王室崇信佛教，延续百年而不衰，一般都认为这是龟兹佛教鼎盛时期的前期。

为检验竞赛教学法对学生体育课堂学习效果的影响，假设竞赛教学法对学生掌握课堂内容有积极影响。实验前排除其他无关变量因素的影响，随机选取水平二小学三年级两个班的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每班学生各为40人。随机选取一个班作为实验班，采用竞赛教学法进行立定跳远、50米快速跑、一分钟跳绳、一分钟仰卧起坐的授课；另一班级作为对照班采用传统教法，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进行相同内容的授课，授课时间为六周，每周三课时教学，六周共计十八课时。比较选择不同教学方法下的体育课堂中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

小乘僧人特别重视坐禅，坐禅是小乘教徒依靠“佛力”求得“解脱”的主要功课，小乘佛教尤其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特别强调修行者出家过禁欲的生活，小乘佛教认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证得阿罗汉果，必须出家过淡泊的日子，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更是把出家修行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通过研究，认为法藏部《长阿含经》的汉译本来自一种俗语，确切地说，来自犍陀罗语。[注]Ernst Waldschmidt , Central Asian Sūtra Fragments and thire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āgamas, In : the Sprache der altesten buddhistichen überlieferung: The Language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dition(Symp II), Bechert H., hrs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1980，p.137,167,pp.163-164.20世纪初在苏巴什佛教遗址(Subasš Längär)发现一批佉卢文书和题记，林梅村先生认为这可能与法藏部在龟兹流传有关。[注][德]弗兰兹·伯恩哈德著，姚崇新译《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62页。在新疆出土的梵文本《法集要颂经》(Udānavarga)残卷，内容与《法句经》极为相似。《长阿含经》就将Udāna译为《法句经》，而Udānavarga与《法句经》都是将佛教最基本的教义用诵来表达。吐火罗语B方言Udānalankara的残卷在克孜尔石窟和焉耆石窟中都有发现，内容大多与Udānavarga相似，[注] 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季羡林文集》第12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4-66页。而Udānavarga的吐火罗A语言文本在焉耆也有发现。

新疆克孜尔中心柱石窟的开凿与法藏部关系密切，中心柱石窟后室的涅槃(nirvāa)系列内容与《长阿含经·游行经》的记载相对应。克孜尔中心柱石窟中连续绘出“佛塔”，部派佛教时期，大多小乘派别认为造塔、供养塔是有功德的，都热心于造塔供养。法藏部特别看重对佛陀的布施供养，超过对僧团，同时强调崇拜窣堵坡的重要性。关于供养舍利塔功德的大小，说一切有部认为：“为佛舍利起窣堵波，……能生梵福”。[注][唐]玄奘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82，《大正藏》，第27册，第425c页。《长阿含经·游行经》记载：“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剎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生获福利，死得上天。”[注][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3《游行经》，《大正藏》，第1册，第20a页。《异部宗轮论》记载：“法藏部其本宗同义，谓佛虽在僧中所摄，然别施佛果大非僧。于窣堵波兴供养业获广大果，佛与二乘解脱虽一，而圣道异。无诸外道能得五通，阿罗汉身皆是无漏。”[注][唐]玄奘译《异部宗轮论》，《大正藏》，第49册，第17a页。佛重于僧团，故修建佛塔即可得大果报。克孜尔石窟现存壁画中的佛塔均为覆钵式塔，塔的形式是最为古老者。克孜尔第7、13、17、38、80等窟，都是在侧壁绘有2列佛塔的，均为上列是塔中坐佛，下列是塔中绘舍利盒。克孜尔石窟开凿中心柱窟，应该是对法藏部重视供养佛塔的一种反映。[注]李崇峰《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画塑题材及相关问题》，《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25页。第107A窟一般绘在左、右甬道、后甬道侧壁，佛塔呈横向排列，各塔之间有的以直线边栏分隔，有的上下交错排列，遍绘塔中坐佛，佛塔大小相等，成行排列，均为覆钵式塔。起塔供养舍利是起源于小乘法藏部对塔的崇拜，认为建塔可得大果报。

德国的劳瑞·桑德尔(Lore Sander)认为“法藏部”僧团不仅曾在塔里木南道出现，也曾见于龟兹，其时代甚至早于迦腻色迦一世(Kanika I)时期初传的说一切有部。法藏部的迹象表明，直到公元7世纪北道还存在着该部小规模僧团。[注]Lore Sander, Early Prakrit and Sanskruit Manuscruipt from Xinjiang(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Paleology,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at Schools. In：Zurcher，E.，Sander L. Et others：Buddhism Across Boudaroes-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ren regions，Collecttion of essays 1993，Fo Guan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 Culture Education，1999，p.75.龟兹都城中的千塔以及苏巴什、乌什吐尔和夏合吐尔佛教遗址中的露天大塔，即是法藏部提倡佛塔崇拜的遗迹，或许是属于西域地区早期佛教的一种普遍现象，但仅就法藏部倡导佛塔崇拜这一点而言，此时龟兹佛教建筑主要是佛塔，以佛塔为中心的崇拜之盛，与法藏部在龟兹流传关系密切。

当用户通过手机得知相应的情况，根据相应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后，警报系统会撤销相应的警报命令。当用户回到家中，想撤销安防系统时，可通过遥控撤防模块，给单片机主机发送相应的撤销安防系统的命令，单片机主机接收到遥控撤防模块命令后，给传感器模块发送撤销启动信号，传感器暂停工作，整个系统恢复不启动状态。

四、阿含类经典的发现与早期阿含学在龟兹的流行

公元4世纪中叶来到中原译经的龟兹僧人帛法炬、帛法立就翻译了不少阿含部的经典。根据早期龟兹佛教的盛况以及佛图舌弥在西域称大师的声望，佛图舌弥为龟兹国“高德沙门”是“阿含”学者，是当时龟兹五大寺院的统领，也是龟兹佛教的领袖，加之文献记载当时龟兹“小乘法为阿含”，[注][南朝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第369、381页。并且鸠摩罗什童年时随母亲赴罽宾求法，师从盘头达多(Bandhudatta)受《杂藏》、《中阿含》(Madhyamāgama)与《长阿含》等小乘经典，十二岁时返国，途径疏勒，诵习《增一阿含》。[注][南朝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47页。”鸠摩罗什早年学习的都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经典，可见早期龟兹对阿含部经典的重视。从阿含学的传承看，龟兹阿含学的源头可追溯至罽宾，与罽宾地区流行的说一切有部关系密切。

评估机构的设立条款，除符合《合伙企业法》《公司法》所规定的基本条件外，还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特别要求。本条在梳理各专业领域评估机构的评估师人数要求后，对评估机构的设立条件作出了统一规定。

专长佛典比较研究的德国学者瓦尔德施密特，于1932年公布了他对德国人从新疆吐鲁番带回的一卷梵文写本的整理成果。包括《幢经》(Dhvajāgrasūtra)、《转轮圣王修行经》(Dharmacakra-pravartanasūtra)、《大本缘经》(Mahānidānasūtra)、《释提桓因问经》(akrapranasūtra)、《频破沙罗经》(Bimbasārasūtra)、《大会经》(Mahāsamājasūtra)、《十力经》(Daabala-sūtra)。[注]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4-195页。“据瓦氏研究，新疆出土的这件梵文写本，经与汉文和巴利文佛典对照，瓦氏认定这件残卷是说一切有部《阿含经》的梵文原典。”[注]E. Waldschmidt，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Sütras aus dem Zentralasiatischen Sanskruitkanon I：Herausgegeben und im Lusammenhang mit ihren Parallelversionen bearbeitet, Leipzig: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932,229.; E. Waldschmidt , Central Asian Sūtra Fragments and thire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āgamas, In : the Sprache der altesten buddhistichen überlieferung: The Language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dition(Symp II), Bechert H., hrs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0,pp.136-137。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第194-196页。此外，瓦氏又整理出版了阿含类梵文原典《四众经》(Catupariatsūtra)和《大本经》(Mahāvad-ānasūtra)，《四众经》描述了释迦牟尼如何收取第一个弟子的故事，他以天神求其讲法开始，以频毗沙罗王(Bimbisāra)和舍利佛(Vpatikya)的皈依为止。[注]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58-159页。《四众经》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经》的一种佛传，与之相当的汉译是宋法贤的《众许摩诃帝经》以及唐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而《大本经》相当于巴利文的Mahāpadānasuttanta，汉译《长阿含经》以外还有包括法天译本在内的4种异本，即法天译的《佛说七佛经》与《毗婆尸佛经》，曹魏失译的《七佛父母姓字经》以及东晋僧伽提婆(saghadeva)译的《增一阿含经》卷四五《不善品》。

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发现的《阿含经》残片里，将近一半以上的残片和残本内容属于阿含系统的“六经”，德国学者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认为“六经”可能是当时中亚地区比较流行的经本。[注] Hartmann Jans-Uwe，Buddhist Sanskruit Text from Northern and thrie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Tripitaka. In：Zurcher ，E.，Sander L. Et others：Buddhism Across Boudaroes-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ren regions.，Collecttion of essays 1993, Fo Guan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 Culture Education , 1999.pp.107-137. “六经”包括《十上经》(Daottarasūtra)、《广义法门经》(Arthavistarasūtra)、《众经集》(Sagītisūtra)、《四众经》(Catupariatsūtra)、《大譬喻经(大本经)》(Mhāvadānasūtra)、《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rvāasūtra)，尽管“六经”在塔里木北缘一带非常流行，但是这些经典却没有被译成汉文。汉译经典中没有以“六经”为名的经名，但是其中的每部经的单行本却散见于汉译和巴利语经典中。

出土的梵文文献经研究，发现这些经典都是由梵语混成语写成的，属于说一切有部，这与玄奘记载的龟兹、焉耆等地“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相一致，[注][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8、54页。说明当地僧侣大多使用梵文佛教典籍来研习佛教。克孜尔石窟壁画主要是根据小乘说一切有部经典来绘制的，龟兹佛教的主流是小乘说一切有部，但是他们却将阿含学与阿毗达磨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实际上，龟兹绝大多数出土的梵文文献属于阿含类经典。

结 语

文献记载与石窟年代学的证据显示，公元3世纪末，龟兹石窟已经开凿，并不断有龟兹僧侣到中原翻译经典，4世纪时龟兹佛教已经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早期开凿的石窟应该以围绕供僧尼居住、出家修行为主而开凿的僧房窟。一些小型禅窟与方形窟的开凿是龟兹僧侣为了禅修的需要，壁画内容主要表现禅修的内容。最早传入龟兹应该是法藏部，随之说一切有部也传入龟兹，后来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必须明确的是，尽管龟兹佛教早期同时流传法藏部和说一切有部，但占主导地位的应是说一切有部。龟兹出土的梵文阿含类经典绝大多数属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经典。龟兹佛教初期戒律严谨，高僧在当地的佛教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与阿含学与小乘说一起有部在龟兹流行有关，而阿含学与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源头在罽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