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楞伽经疏》再考

敦煌本《楞伽经疏》现存两个卷号，分别为P.2198和S.5603，均为唐中期圆晖法师注疏本。P.2198《楞伽经疏》现存一卷，共有28纸，以工整的楷体书写，首残尾存，自疏释至卷一第四十九句偈颂之“何因说觉支，及与菩提分”，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疏文的开头是太子少詹“齐澣”[注]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将“高阳齐澣”录为“高阳齐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28页)所撰写的序文，序文首先介绍了《楞伽经》的来源与这部注疏的作者圆晖法师的修学法门，接着是圆晖法师自述，后为法师著《楞伽经疏》正文，是文书最主要的一部分。而S.5603《楞伽经疏》以传统楷体书写，字迹没有P.2198号工整，为经折装，今存疏文从《楞伽经》经文第一卷一百零八句偈颂之“云何成及论，云何师弟子”起至经文“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文”，分作第一卷(首残)、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尾残)，卷三、卷四之间有题名：“中大云寺沙门圆晖述”，经文旁有藏文译文，为朱红色笔迹，译者有待考证。前人对于疏文著者圆晖法师以及齐澣未作研究，本文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考论。

一、敦煌本《楞伽经疏》著者圆晖法师及相关问题

有关圆晖法师的具体情况，在《宋高僧传》、贾曾著《阿毗达磨俱舍论略释记》以及本文齐澣所撰写的《楞伽经疏·序》都有论述。从《楞伽经疏·序》中，可略知其修学法门。从疏文中可以看出，圆晖为东京中大云寺僧人。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大云寺，本后魏净土寺，原在洛阳东城毓财坊”，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敕令重建[注]富安敦《龙门奉先寺的起源及地位》，《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第90页。。有唐一代，大云寺一直都是两京地区重要的佛教译经机构。《历代名画记》卷3《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东都》载：“大云寺，门东两壁鬼神，佛殿上菩萨六躯，净土经变，阁上婆叟仙，并尉迟画，黄犬及鹰最妙。”[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61页。其中的“尉迟画”当指“尉迟乙僧”的绘画。据《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记载，中大云寺有专门的校经目僧垂幽以及翻经大德玄范[注][唐]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475页(c)。，说明中大云寺在武周时期曾一度是佛教译经僧活动的主要场所。《楞伽经疏》的作者圆晖法师就是中大云寺僧人，所以他的地位在当时的佛教界应该非常崇高。另外，关于圆晖法师的生平事迹，在《宋高僧传》中有专门的记载，虽然简略，但可略窥其生平以及修学法门。《僧传》载：

释圆晖，未详何许人也。关辅之间，声名籍甚，精研性相，善达诸宗。幼于俱舍一门，最为锐意，时礼部侍郎贾曾归心释氏，好乐斯文，多命晖谈此宗相。然其难者则非想见惑，繁者则得非得章。爰请晖师略伸梗概，究其光师疏义繁极难寻。[注][北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5《圆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5-96页。

从僧传中我们可以看出圆晖名播关辅，精研性相，尤其对于《俱舍论》有深入的研究。另外，他与礼部侍郎贾曾关系密切，常为其讲说佛法。圆晖所著《俱舍论颂疏论本》由贾曾为其作序，在序文中贾曾对于圆晖法师亦充满溢美之词，“有圆晖上人者，慧炬炽然，戒珠融朗。后来之美，先达所印。幼好斯文，长而独得，尝因暇日，见为讨论”[注][唐]贾曾《阿毗达磨俱舍论略释记》，《大正藏》，第41册，第813页(a)。，内容与僧传记载基本相同。另外，他与圣善寺怀远律师关系密切，由于圆晖法师的注疏“文义号繁难者，则伸畅梗概，莫不晓然，每病古师疏指难”[注][元]昙噩述《新修科分六学僧》，《续藏经》，第133册，第840页(b)。，为此圣善寺怀远律师“节略注释，使其径捷，以便学者”。从《楞伽经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圆晖对儒、道二教之学都有掌握，并在注疏中常常提到道家的“寂静无为”、“乾坤”之说以及儒家的一些经典。

步骤2：按属性重要性(即条件属性的决策权值)由小到大对属性aj(j=1,2,…,m)进行排序，若出现重要性相同的情况，则依据各条件属性候选断点的个数从多到少进行排序。

（4）破坏性经营风险。学校需在相关经营管理协议中明确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设定相应考核指标，控制经营管理方的破坏性经营风险。

齐澣之子为齐翧和齐珝。《元和姓纂》载曰：“澣，吏部侍郎。左龙武兵曹(珝)；生抗，中书侍郎、平章事。户部郎中；生摠，衢州刺史。”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澣生翧及珝。珝，左龙武仓曹参军，生抗。抗生餗。珝官吏部郎中，生摠，衢州刺史。齐澣子孙之中，尤以齐抗最为杰出，先后担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仓部郎中、水陆运副使、谏议大夫、处州刺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据权德舆所撰《齐抗平章事制》载曰：“中散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齐抗，植操清贞，秉心谅实，精达政理，详明典彝。才器可以济时，忠正可以激俗。莅事惟肃，休声茂闻。宜入赞於中枢，俾发挥於景化。式是百辟，毗予一人。可守中书侍郎门下平章事，散官勋赐如故。”[注][唐]权德舆撰，郭光伟点校《权德舆诗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20页。而权德舆所撰《齐抗碑》与《元和姓纂》对于齐澣家世的记载基本相同。另外，在《侯绩墓志铭》中记载，侯绩妻子为“高阳齐澣之曾孙也。皇大理司直抡之幼女也。”[注]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67页。可见齐澣之孙名从“扌”。新发现三方齐氏墓志，亦为高阳齐澣后人，分别为齐志英、齐志萼、齐克谏。志文言：“高阳齐公讳志英，其先鲁国光城里人。”根据这条史料，陈财经、王建中考证碑主为齐虔后人[注]陈财经、王建中《新出土三方齐氏墓志铭考释》，《碑林辑刊》，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23页。碑文记载其曾祖为栩，根据陈文考证，“栩”通“珝”，所以齐志英曾祖父为齐澣之子齐珝。志主之祖父为齐演，可知齐演和齐摠同辈，都是齐珝之子。齐志英之父为齐荣，任皇成德军节度押衙兼博野镇遏兵马使。齐志英为齐荣长子，志英有四子，分别是克信、克谏、克让、克侗，女三人。志英之弟为志萼，有四子，分别是克标、克俭、克建、克邕等。齐澣后人都担任一些非常重要的职位，尤其在藩镇崛起、党项、吐蕃扰掠时期，高阳齐氏“世善武柄，效勇军前”，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作出杰出贡献。现将高阳齐澣家族世系图谱详列如图：

二、《楞伽经疏》序文著者齐澣生平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三严三实”是基于对全党作风现状的准确把握、着眼于解决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三严三实”为新形势下党员干部修身、为官、做事立下了规矩，是抵制“政治微生物”侵蚀、保证“免疫系统”健康运转的良方。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经常用“三严三实”这面镜子，从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深查细照，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一)齐澣生平、家世及其著述

齐澣在当时以文学著称，曾任中书舍人、编修使、秘书少监等职，以“论驳书诏，润色王言”为职责，有诗《长门怨》存世。齐澣在玄宗朝历任一些比较重要的职位，开元十二年(732)出任汴州刺史，“以清严为治，民吏歌之”。张说将其提拔为中书右丞，之后又担任吏部侍郎，因泄密禁中谏语，被贬为高州良德丞。在开元二十五年(737)，迁为润州刺史，充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在润州任上，齐澣的政绩非常显著，其中尤以开发漕运为要。“润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澣(齐澣)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注][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0《齐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8页。齐澣在润州任上显著的政绩，与陆象先、毕构并称为润州三贤。后齐澣又复任汴州刺史，由于“淮、汴水运路，自虹县至临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旧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难治。”于是齐澣上奏：“自虹县下开河三十余里，入于清河，百余里出清水，又开河至淮阴县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险之害。”鉴于润州任上良好的政绩，齐澣又于汴州任上开凿运河，便利州人。之后，因高力士与其关系密切，又升任两道采访使。在天宝初年又任员外少詹事，天宝五年(746)，迁平阳太守，卒于郡。

敦煌本圆晖著《楞伽经疏》在疏文开头有齐澣为之撰写的序文，序文详细的介绍了圆晖法师生平以及作序缘由。齐澣，在两《唐书》中均有传，记载其生平颇详。

综上，圆晖法师是唐代中期非常重要的一位注疏学宗师，他生活的年代上可追溯唐高宗时玄奘圆寂前后，下可延至天宝初年[注]天宝初年，高阳齐澣任太子詹事，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开题》中，高阳齐澣的官职明确是太子詹事，所以圆晖法师的卒年最早为天宝初年。，历高宗、武周、中宗、睿宗、玄宗等朝代，他学兼三教，精研性相，与贾曾、齐澣等官员关系比较密切，又与圣善寺怀远律师、荆吴之地的沙门待珍等僧侣的关系也较为深厚。现存藏经中有关圆晖法师的著述主要有《金刚经疏三卷》[注][日]最澄撰《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大正藏》，第55册，第1059页(a)。，《俱舍论颂疏》一部六卷[注][日]圆行撰《灵岩寺和尚请来法门道具等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1073页(b)。，等。另外在《大乘百法名门论开宗义决》中有关于圆晖法师注疏《楞伽经》的记载：“圆晖法师《楞伽经疏》中，不许世亲是二十二，传法人数深为迷谬。”[注][唐]昙旷撰《大乘百法名门论开宗义决》，《大正藏》，第85册，第1069页(a)。所以他的这部《楞伽经疏》应该就是目前敦煌文献中所发现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疏》。根据上文记载，圆晖法师的注疏都显得文义浩繁，艰涩难懂。

齐澣之郡望为高阳，据《元和姓纂》记载：“齐为炎帝姜姓之后，……而高阳齐氏，状称齐受之后，世居高阳。晋有武邑侯齐琰，次子健。健裔孙处中，唐中书舍人，生珣。……元孙虔，唐光州刺史，生知元，知元生令，令生澣。澣，吏部侍郎。”[注][唐]林宝撰，岑仲勉校《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12-313页。齐澣家世在有唐一代较为显赫，到了齐澣时期“高阳齐氏”家世达到鼎盛，其家族之盛一直持续到唐末。

0.1～12 GHz超宽带接收机采用对接收信号分段混频方案，对宽带信号进行接收。宽带信号首先经过限幅器与亚倍频预选滤波器的分段处理，经低噪声放大器后，低频段接收信号通过对应的混频支路变为高一中频f1（8.6 GHz），高频段接收信号通过另一混频支路变为低一中频f2（3.5 GHz），再经过二混频与二中频放大滤波电路将未知的频段或频点的信号放大到信号处理机需要的频段与电平，送信号处理机进行参数测量或采样转发。

高阳齐澣家族世系图

齐澣的著述存世较少，目前发现有P.2198《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开题》[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4页。及《大唐故闽州司马邓府君志石铭并序》[注]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292-1293页。。另外，《全唐文》收录其奏章两篇，分别是《请禁鞭挞僧道奏》、《请开伊娄河奏》。[注][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20-2121页。全唐诗收其诗作两首，分别为《长门怨(一)》、《长门怨(二)》。[注]《全唐诗》卷94收录齐澣诗文两首，其一《长门怨》：“茕茕孤思逼，寂寂长门夜。妾妒亦知非，君恩那不借。携琴就玉阶，调悲声未谐。将心托(一作寄)明月，流影入君怀。”其二《长门怨》：“宫殿沈沈月欲分，昭阳更漏不堪闻。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一作半是思君半恨君)(一作刘皂诗)”据严正道考证认为，《长门怨(二)》确为刘皂的作品。(见严正道《〈全唐诗·李绅诗〉考辨》一文，《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05页)其中，P.2198是齐澣为中大云寺僧人圆晖法师所著《楞伽经疏》所作序，为孤本，价值较大。全唐文所收录齐澣两篇简短的奏折，一是齐澣请求将僧人、道士的处罚方式交由僧道格，而非州县官处置。另一篇奏文则为开通伊娄河的请求，是其担任润州刺史时期的重要政绩之一。

(二)齐澣与佛教的关系

在《唐书》中，作者将齐澣定性为以文学起家的显吏，但是齐澣的学识并不仅仅集中于当时儒家经学，他对于佛学也有深入的了解。现存佛教文献中，我们发现高阳齐澣与佛教关系密切，例如《佛祖统纪》“玄宗”条下记载：“[开元]二十九年(741)，河南采访使齐澣言：‘至道可尊，当从尊仰，未免鞭挞，有辱形仪。其僧道有过者，欲望一准僧道格律处分，所由州县不得擅行决罪。’奏可。”[注][北宋]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49册，第375页(a、b)。这条记载牵扯到世俗法律与佛教戒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佛教的社会化与宗教意识方面的冲突，当然这种情况不可避免。虽然初唐时期，太宗制定了专门针对僧人的《僧道格》，但是这部法律并没有得到切实执行。据《佛祖统纪》记载，在永徽初年，玄奘仍上书认为“边远官司动行枷杖，亏辱法门”[注][北宋]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49册，第367页(a)。。唐高宗也曾下令颁行《停敕僧道犯罪同俗法推勘敕》，但是从齐澣的奏言中可知虽然到了开元年间，专门针对僧人的《僧道格》并未切实得到执行，僧人犯戒仍然多以世俗法律来进行裁决，为了保持佛教的尊严与威仪，齐澣上书要求以内典《僧道格》来处置犯戒的僧人，可以说齐澣为了维护佛教作出很大的贡献，也使得世俗法律与佛教内部律例能够很好的执行。

又《宋高僧传》卷九《唐润州幽棋寺玄素传》载曰：“受菩萨戒弟子吏部侍郎齐澣、广州都督梁卿、润州刺史徐峤……并道流人望，咸宽师资，亦尝问道于径山，犹乐正子春于夫子，洗心瞻仰，天汉弥高。”[注][北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9《玄素传》，第203页。据唐代李华所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记载，玄素“教习大乘，戒妄调伏。自性调伏，无渐而可随，无顿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居常默默，无法可说。”[注][唐]李华《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20，第1931页。玄素为禅宗四祖道信旁出牛头一系的传人，佛学根基深厚，受到信众的推崇。齐澣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担任润州刺史，所以在润州任上，尝问道于径山大师。正是由于润州历任官僚对于佛教的支持，才使得润州僧群在唐代异常强大。《宋高僧传》卷十四《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载：“开元二十六(738)载，恩制度人，采访使润州刺史齐澣、越州都督景诚、采访卢见义、泗州刺史王弼，无不停旟净境，禀承法训”，齐澣“乃方舟结乘，奉迎俨于丹阳、余杭、吴兴诸郡，令新度释子躬受具戒。自广陵迄于信安，地方千里，道俗受法者殆出万人。凡礼《佛名经》一百遍，设无遮大会十筵，而入境主持，举无与比。”[注][北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4《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第344页。以齐澣为主的官僚，主持这次无遮大会可谓盛大异常，突出了这一时期地方官吏、文人士大夫对于佛教信仰的推崇，同时也体现出玄俨法师地位崇高，佛学精妙。

从这几则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高阳齐澣与佛教关系，他对于保护佛教的发展或者支持僧人从事佛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运心极广，视物惟均。齐澣与唐代润州僧群首领玄素等人关系密切，也就是僧传中所载“常问道于径山”。“隋唐佛教，因或所称为极盛时期也”[注]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所以齐澣受到唐代社会整体崇佛风气的影响，对于佛教也格外推崇。另外，齐澣以文学而入仕，他交往的圈子多以文人为主，纵观唐代初年文坛的整体态势，许多文士都对佛教表现的极为推崇，与其有关的贾曾、李峤、萧颖士等都对佛教有深入的了解，所以齐澣耳濡目染，亦会对佛教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体现出自晋宋之后，佛教与儒道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之大势”[注]高文强《晋宋之际佛学社会化原因初探》，《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1期，第91页。。齐澣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唐初文人士大夫，他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是唐初所有文士官僚的一个缩影，这也是齐澣为圆晖法师《楞伽经疏》作序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