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研究

一、引 言

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央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三农问题，农村问题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更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解决好农村问题，不仅对于我国政治、经济的提升具有关键性作用，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扶贫工作，总共6亿多人口实现了脱贫，是世界上第一个达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然而由于人口基数巨大，中国还有7000多万人尚未摆脱贫困。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让广大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是各级政府竭力想要解决的问题。2013年，习总书记在湖南开展调研，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党中央也多次指出“要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推进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扶贫离不开大量资金投入，投入到农村的资金的使用效率关系到能否实现脱贫目标，所以研究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例1.1可知:矩阵A和B的剖面广义交叉乘法的定义比较任意，其定义与矩阵的分块方式和乘法运算符号的定义有很大关系。譬如，例1.1的矩阵A和B的剖面广义交叉乘法与本例的矩阵A和B的左半张量乘积的结论就完全不一致。但是，两种乘法定义都是合法的，相应的运算规则都满足结合律和分配率。

二、文献综述

（一）农民收入增长乏力的原因研究

Guasch和Braverman（1990）认为财政支农总量不足和结构性偏差以及金融抑制造成的金融中介低效与资金外流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李实（2003）总结认为影响我国农户收入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四点：一是农户在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的劳动力配置差异；二是地区分割引起的地区收入差异；三是农村财产分配的影响；四是税费制度的累计效应。李东英（2006）研究发现我国农民收入处于低水平增长状态，主要是受制度约束、要素不足、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刘但（2007）使用VAR模型分析发现，1978-2004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魏杰、王韧（2007）从政策体系的角度分析了农民收入增长乏力的原因，他指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部收入决定机制的有效性。

2015年，我国水果种植面积达1.92亿亩，茶叶种植面积达4100多万亩，水果产量1.75亿吨，茶叶产量225万吨，均位居世界第一。

（二）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民减贫的效果研究

关于扶贫资金是否有助于农民减贫，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扶贫资金并没有起到显著的减贫效果。张全红(2010)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农村扶贫资金对农村减贫具有短期的效果，但效果不明显，而长期来看，扶贫资金抑制了农村贫困的减少。叶初升和张凤华(2011)根据我国的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建立了SVAR 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实证分析研究政府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作用，研究显示政府的扶贫政策并没有形成持久的减贫效果，对此提出政府的减贫政策需要围绕着提高贫困者的自身能力和扩展贫困者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为主。

第二种观点认为扶贫资金具有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杨颖(2011)基于2002-2008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不同类型的财政扶贫资金对农村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差异，并提出调整财政扶贫资金的支出结构是未来缓解农村贫困的途径之一。张伟宾和汪三贵(2013)通过分析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得出农村扶贫政策改善了贫困农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和能力，使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民能够从扶贫项目中获益。

（三）农村资金投入的效率研究

Ulrich koester（2000）指出经济转型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其资金配置效率通常是低下的。李敬、冉光和（2007）认为我国各地区资金配置效率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王睿、黄森（2010）运用DEA三阶段法分析了1999年至2006年中国不同地区农村资金投入和农村不同区域间居民收入的关系。分析显示，农村资金投入效率较高的地区是东中部, 西部地区的资金综合效率较东中部低且为无效。王娟、张克中（201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率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王睿、蒲勇健、胡东（2009）利用DEA模型和对称修剪最小二乘法研究发现，农民收入的增加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农村资金投入效率的差异的影响。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收入有显著影响，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以及信贷投资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各类资金投入中效率最高。

在进行回归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其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若原序列是稳定的，就可以排除其趋势性，可以采用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建模，若非平稳，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否则会出现伪回归。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对各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1，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指标的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是平稳序列，即它们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模型线性回归。

三、农村各项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的经验分析

（一）中国农民收入现状与农村贫困情况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居民的年平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人，当时的低水平贫困线是年收入100元/人，按此计算，我国农村共有2.5亿人认定为贫困人口，占总数的30.7%。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呈现快速增长同时贫困人口快速减少，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5年为第一阶段，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从133.6元/人增加至397.6元/人，年均增速达16.9%。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来自于制度变迁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来自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随着收入的快速增加，农村的贫困人口数急剧下降，1985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25亿人，贫困率14%，6年间实现了贫困人口的减半。1992年至1996年为第二阶段，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从784元/人增长至1926元/人，年均增率达22.4%，贫困人口降至6540万人。这一时期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来自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2004年之后为第三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为13.1%，2012已达到7916.6元。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贫困减少基本是同时发生、相辅相成。

（二）我国农村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政府是公共投资的主体，国家财政支出一直是支持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减贫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国家财政对三农、农村卫生费用、农村教育经费的支出的绝对量和其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可以较好的体现出我国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而一国对农业的大力支持一直是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减贫的有效手段。

1.财政“三农”支出呈上升趋势，但支出力度仍然不足

同样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结果显示各变量的原序列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序列，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进行进一步模型线性回归。

图1 1985-2012年三农支出及三农支出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业投资比较率，即农业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份额与农业GDP占全国GDP的份额之比，可以用来判断农业对全国GDP的贡献与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是否合理。根据世界农业发展规律，在工业化中期，农业投资比较率的值应接近或者超过1，如果这个比例大于1，说明国家财政对农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则用于农业支持的公共投资的规模合理；反之，如果这个比值小于1，则说明农业对GDP的贡献大，但是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公共投资不足，投入强度无法与贡献相匹配。从图2中可以看到，我国农村公共投资强度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数据逐渐趋近于1，说明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的规模正在逐渐趋于合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农业对GDP的贡献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逐渐趋于匹配状态。

图2 1985-2012年农业投资比较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农村卫生费用投入不断增加，但城乡差距较大

回归结果见表4，三个方程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DW值显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说明模型设定合理，回归结果真实有效。

Gastrochilus guangtungensis Z. H. Tsi in Guihaia 12 (2): 139, fig. 1 (c-d). 1996.

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证实，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减贫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教育能够帮助农村人口增加自身市场竞争力，通过提高自身竞争力可以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避免陷入“贫困陷阱”，并解决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依照法律法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这个阶段的投资应该由政府提供。

从我国卫生费用方面的公共投资来看，自1990年以来，我国的卫生费用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从1990年的747.39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31668.95亿元，增长了42倍。其中农村卫生费用和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绝对量也基本呈现出上升趋势，它们分别从1990年的351.4亿元和38.8元增长到2013年的8024亿元和1274.4元。但是从相对量上看，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费用的比重总体上却是在逐年波动下降，1990年这个比重达到了47%，接近全国卫生费用的一半，截止到2013年这个比重仅为25%，由此可见，虽然农村卫生费用的绝对量在逐年增长，但是和城市的卫生费用投入相比，国家对农村地区的卫生事业的投入依旧不足。

图3 1990-2013年农村卫生费用及农村卫生费用所占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3.农村教育投入总量逐年增加，但占比没有显著变化

2008年3月，谭木匠集团加盟店主大会举办和谐家庭讲座，范成琴穿着普通的工作装陪丈夫出席，得体大方，温柔优雅。全国各地的经销商见到她大吃一惊：谭老板用了什么秘方，竟然让太太年轻了五岁、快乐了十倍？

“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焦点，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也在逐年增加。本部分主要分析财政支农总量及其结构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在数据选择上，由于2007年开始，因国家财政支出制度调整，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所以仅选用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记为（inc）、财政支农资金记为(zy),财政支农资金具体又分为支援农村生产性支出和各项事业费(zyss)、农业基本建设支出（zyjs）、农业科技支出（zykj）、农村救济费（zyjj）。建立模型如下，模型两边进行对数变换，这样不仅可以更好的反映百分比变化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降低时间序列数据的相关性和模型的异方差。

图4 1998-2011年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及其占总教育经费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三）各项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的散点图

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证明，政府支农资金的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具有相关性。例如全球农业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政府提供的农业财政支持达到了农业GDP的四分之一，以色列、日本等国的农业财政支出高达农业GDP的近50%。可以看出，伴随着一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各国政府普遍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和支农政策，这些政策都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

“儿童的智慧在指尖上。”动手操作能让学生在体验的同时获得直接经验，促进思维的发展。数学活动经验，是学生不断经历、体验各种数学活动过程的结晶，只有在不断的“做”和“思考”的过程中才能积累起来。

图5是各项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散点图，三个图形均反映出财政支农支出、农村卫生费用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与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之间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三项支出与农民纯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765、0.9856和0.9977，几乎接近于1。这说明，国家加大支农资金、农村卫生费用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均可不同程度的提升农民的收入。

图5 各项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散点图

四、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研究，基于研究主题，本文将选取相关数据做实证研究。农民收入指标选取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同时选取其分项指标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工资性纯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家庭经营纯收入，因为这两项纯收入在农民总的纯收入中占比较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本文期望考察财政农业投入、农村教育投入、农村卫生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财政农业投入指标选取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其分项指标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性支出和各项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村教育投入指标应该选用农村教育经费，但可得的数据时间跨度仅为1988-2011年，区间较短，所以选用农村家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替代指标，因为随着农村教育经费的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在逐年增长，两者保持了相同的增长趋势，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农村卫生投入指标选取农村卫生费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除以上指标之外，本文还将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作为模型的控制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财政支农总量及结构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

1.财政支农总量与农民收入的实证检验

从我国教育经费方面的公共投资来看，自1998年以来，我国的教育经费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从1998年的2668.89亿增长到2011年的23085.78 亿元，增长了8.65倍。农村教育经费也基本呈现出上升趋势，从1998年的793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6752.66亿元，增长了8.51倍。但是农村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5-30%的水平上，23年间没有显著变化。

总体看来，国内对于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三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中国已有6亿多人成功脱贫，但中国仍有7000多万农民的收入水平在贫困线徘徊。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农村资金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已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但对于农村资金投入，大多数学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财政支农和扶贫贷款的研究，对于农村卫生和教育投入的研究文献不多。本文从精准扶贫的视角出发，综合考虑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农村卫生费用投入和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的影响，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于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资金投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表1 1978-2006年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注：1978-2006年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检验结果，C,T,K分别代表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变量 检验类型（C,T,K） ADF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结论ln（inc） (1,1,6) -1.9960 -4.3393 -3.5875 -3.2292 不平稳D(ln(inc)) (1,0,6) -5.4088 -3.6999 -2.9762 -2.6274 平稳ln(zy) (1,1,6) -3.0998 -4.3240 -3.5806 -3.2253 不平稳D(ln(zy)) (1,0,6) -5.8181 -3.6999 -2.9762 -2.6274 平稳ln(zyss) (1,1,6) -0.6813 -4.3393 -3.5875 -3.2292 不平稳D(ln(zyss)) (1,0,6) -6.1054 -3.6999 -2.9762 -2.6274 平稳ln(zyjs) (1,1,6) -2.4975 -4.3240 -3.5806 -3.2253 不平稳D(ln(zyjs)) (1,0,6) -5.6624 -3.6999 -2.9762 -2.6274 平稳ln(zykj) (1,1,6) -1.2319 -4.3393 -3.5875 -3.2292 不平稳D(ln(zykj)) (1,0,6) -5.1635 -3.6999 -2.9762 -2.6274 平稳ln(zyjj) (1,1,6) -1.2062 -4.3240 -3.5806 -3.2253 不平稳D(ln(zyjj)) (1,0,6) -7.2803 -3.6999 -2.9762 -2.6274 平稳

若各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要想得到它们的长期均衡关系，必须要检验它们之间的线性组合是否呈现平稳性，也就是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说明这些变量可以组合成一个平稳序列。财政支农支出（zy）与农民纯收入(inc)原数据是非平稳序列，以inc为自变量，以zy为因变量建立简单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得到回归方程①，运用E-G两步法，可以检验inc和zy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方程①的残差序列 ut 的平稳性，由于残差序列的均值为 0，所以采取无截距项、无趋势项的 ADF 检验，ADF检验统计量为-1.8472，10%的临界值为 -1.6098，残差序列ut是平稳的，说明inc和zy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方程①的DW值为0.2276，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自相关，估计的系数可能会被高估或低估，本文采用迭代法对模型进行修正，最终得到长期回归方程②。

式中的G1、G2表示的是复合模量的实部(亦为蓄能模量)和虚部(亦为耗能模量)，ω为激励频率，K1、K2、Kb和C2四个参数可通过最小二乘法达到模型预测和实验结果之间误差最小确定。

方程②的各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方程拟合程度较高，DW检验显示不存在自相关，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有显著影响，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民收入会增加 1.63%。

2.财政支农结构与农民收入的实证检验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分为支援农村生产性支出和各项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本部分考察各项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救济费均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影响效应大小看，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每增加1%，农民收入将增加0.69%，然后依次是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两项费用每增加1%，农民收入将分别增加0.27%和0.09%。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并不说明不应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我国农业支出结构中，科技三项费用数额最少，占比最小，农业科技尚未形成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合力，因此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表2 财政支农结构与农民收入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变量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值 概率值C 0.6646 0.1425 4.6643 0.0001 ln(ZYSS) 0.6885 0.0347 19.8380 0.0000 ln(ZYJS) 0.2716 0.0228 11.9044 0.0000 ln(ZYKJ) -0.0110 0.0323 -0.3409 0.7364 ln(ZYJJ) 0.0876 0.0243 3.6053 0.0016拟合优度 修正后的拟合优度 F统计量值 概率值 D-W值0.9987 0.9980 2699.9300 0.0000 1.7650

（三）三农、教育、卫生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检验

前文仅考察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但国家对农村的资金投入还包括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部分研究的时间跨度是1985-2012年。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儿治疗前后不同时段心率(HR)、呼吸频率(R)、平均压、血氧饱和度(SpO2)、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分(NBNA)以及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6]。NBNA神经功能评分主要包括行为能力、主动肌张力及原始反射等5个方面，总分>35分表示正常，<35分表示异常[7]。

从图1可以看出，在1985-2012年，国家财政“三农”支出总量除在1998年有所减少外，其余年份均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1985年财政“三农”支出仅为153.6亿元，2012年以高达12387.6亿元，这一数据是1985年的80倍，是1990年的40倍，是2000年的10倍。但从其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自1985年到2012年，财政“三农”支出比重的变动趋势与绝对量的变动并不一致，整体上呈现出较大的波动。1985年到2003年之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从8.4%下降到7.12%。2004年经历一个小幅上升之后，2005到2012年又呈现出上升趋势，比重从7.2%上升到9.8%。

表3 1985-2012年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注：1985-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检验结果，C,T,K分别代表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变量 检验类型（C,T,K） ADF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结论ln（inc） (1,1,6) -3.0674 -4.3561 -3.5950 -3.2335 不平稳D(ln(inc)) (1,0,6) -2.6514 -3.7241 -2.9862 -2.6326 平稳Ln(incg) (1,1,6) -2.4198 -4.3561 -3.5950 -3.2335 不平稳D(ln(incg)) (1,0,6) -3.4689 -3.7115 -2.9810 -2.6299 平稳Ln(incj) (1,1,6) -2.4471 -4.3561 -3.5950 -3.2335 不平稳D(ln(incj)) (1,0,6) -2.6326 -3.7241 -2.9862 -2.4773 平稳Ln(cz) (1,1,6) -1.3464 -4.3393 -3.5875 -3.2292 不平稳D(ln(cz)) (1,0,6) -6.0828 -3.7115 -2.9810 -2.6299 平稳Ln(ws) (1,1,6) -1.4025 -3.6999 -2.9763 -2.6274 不平稳D(ln(ws)) (1,0,6) -3.9570 -3.7115 -2.9810 -2.6299 平稳Ln(edu) (1,1,6) -0.6551 -4.3393 -3.5875 -3.2292 不平稳D(ln(edu)) (1,0,6) -4.6608 -4.3561 -3.5950 -3.2334 平稳Ln(ngdp) (1,1,6) -2.4392 -4.3561 -3.5950 -3.2335 不平稳D(ln(ngdp)) (1,0,6) -3.1716 -3.7115 -2.9810 -2.6299 平稳

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inc）、工资性纯收入(incg)、家庭经营纯收入(incj)为被解释变量，以国家财政用于“三农”支出（exp）、农村卫生费用(ws)、农村家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edu)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引入控制变量第一产业增加值(ngdp)，建立双对数模型。

表4 三农、教育、卫生投入与农民纯收入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临界值下的显著性水平

被解释变量③④⑤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家庭经营纯收入ln(exp) 0.0960 *** 0.3808 *** 0.0320***ln(ws) 0.1891 *** 0.2807 *** 0.1283 ***ln(edu) -0.4168 *** 1.2287 *** 0.1491 ***ln(ngdp) 0.6975 *** 0.2056 *** 0.8546 ***c-0.2655 ** -2.7852*** -1.2926 ***R2 0.9981 0.9955 0.9979调整后R2 0.9978 0.9948 0.9975 DW 2.09 1.71 1.21变量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工资性纯收入

除了基础设施、教育以外，健康也是提高农村人口自身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疾病风险以及由治病所带来的高额费用甚至成为农村人口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农村卫生费用投入对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脱贫有很重要的影响。

首先，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产品具有着非标准性特点。具体一些解释，由于各个楼盘的所处地理位置与开发核心都有所不同，因此导致楼盘的整体风格也有着很大差异。房地产开发项目前需要展开综合考量，其中包括开发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文环境、居住需求等，有针对性的完成设计方案。

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每增长1%，农村居民收入将增长0.70%，这一结果说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首要措施是加快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三个核心解释变量中，农村卫生费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正面影响最大，农村卫生费用每提高1%，农村居民收入将增长0.19%，因为农村居民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获得收入，卫生费用投入可以显著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健康的体魄可以增加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延长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相反，如果家庭中有人患上重大疾病将会使整个家庭陷入极度贫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村卫生费用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人均寿命显著提高。其次是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此项支出每增加1%，农民收入将增长0.10%，虽然该数值较小，但近10年，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年均增长22.86%，每年拉动农民收入增长2.19%左右。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为负，与预期相左，可能的原因是指标选择问题，由于未获得足够长时间的农村教育经费数据，本文采用农村家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替代指标，2012年这一数据仅为8.53年，农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尚未达到初中水平，27年间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提高了2.92年，所以其对农民收入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这说明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还需加大。

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工资性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均能对农民收入产生正面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工资性收入的正面影响最大，其次是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最后是农村卫生费用。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经营性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均能对农民收入产生正面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正面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村卫生费用，最后是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虽然农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的影响为负，但其对纯收入的分项指标工资性纯收入和经营性纯收入的影响为正，所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仍然是国家应该坚持的政策导向。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采用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财政支农总量及其结构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采用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财政对农村的综合投入（包括三农、健康、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978-2006年的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财政支农支出是农民收入增加的可靠保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 1%，农民收入将增加 1.63%；财政支农结构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综合考虑财政对三农、教育、健康的投入的研究结果显示，国家在健康方面的投入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正面影响最大，其次是对“三农”的支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影响为负，但对农村居民的经营性纯收入和工资性纯收入的影响为正。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财政资金投入是农民收入增加的可靠保障,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力度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已显著提高，但农业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份额与农业GDP占全GDP的份额之比从未超过1，国家对农业支出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大。严格按照《农业法》的规定，确保县级以上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同时各年新增的财政资金也应重点向“三农”领域倾斜。与此同时，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支农总量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作用。

2.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

虽然在本文的模型回归中，财政支农科技三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这并不说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增长无所作为。这可能恰恰说明, 我国现阶段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投入不足。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边际受益率将会逐渐下降，农民收入的增长将更多地依赖农业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在财政支农的几个项目中，农业科技对农民增收的回报率最高。

3.重视农村健康和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

1978-2012年的回归模型中，国家在健康方面的投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纯收入的正面影响最大，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影响为负，但对农村居民的经营性纯收入和工资性纯收入的影响为正。农村的健康和教育投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中国农村减贫的基本政策取向应该是重视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在健康与教育之间，减贫的政策取向应该优先选择提升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因此，增加农村卫生费用投入，强化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升农村劳动力健康水平，将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对农村减贫更具有现实意义。

当时，课堂上讲的都是西方的服装设计理念。这让自小热爱传统服饰的楚艳，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中国服饰延续千年，自古就有衣冠王国之称，曾经的我们也是时尚之都，精美绝伦的东方艺术也曾风靡全世界。只是随着传统织造技艺的没落以及民族审美的不断低落，历史上服饰的灿烂与辉煌才不复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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