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讲述“她”故事：博物馆与女性主题展览

近年出现的女性文化身份重构现象，已经引起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及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关注，已涌现出一批颇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1］。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因长期受男权文化的影响，展览叙事中的女性常被边缘化、标签化或扭曲化等。近年逐渐增多的女性主题展览，既是博物馆接纳并重构女性文化身份的开端，也是博物馆文化自身发生变革的预示。遗憾的是，博物馆界针对此现象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2］。实际上，博物馆与“她”故事重构的关系，关涉女性文化在公共空间正确表达、传播的重要议题，而非一种简单的性别文化展示。本文尝试以近年国内外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案例为观察对象，探讨博物馆讲述“她”故事的困境，考察女性主题展览的叙事方式，进而思考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叙事的局限等，以期引起业界对该议题的关注和重视。

一、博物馆讲述“她”故事的困境

传统社会中的男性长期掌控文化资源的选择、分配和留存，拥有对物质意义表征的绝对话语权，建构了一系列以男性价值观为主的女性形象。这些被男性呈现的女性形象，虽并非女性真实的生命面貌，却深深影响着当下社会对女性文化的理解。而作为传统社会的非主流人群，女性因缺乏相应的文化书写、自我表达权力，留下的女性文献史料比较贫乏，导致其象征符号单一、僵化。这种状态几乎持续至20世纪末，有学者批评博物馆“对历史‘明显’和‘自然’的解释建立在主要以精英和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基础之上”，在这种叙事方式下，博物馆存在多数凌驾于少数、有形高于无形、高等优于低等的观念［3］。而少数留存下来的女性关联物件，在男权观念下又被赋予了其他象征意义。在女性藏品稀有并已被男权先行表征的情况下，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不得不面临复杂的藏品重新解读的困境，即必须在解构或消弭男权表征的基础上，重新阐释藏品意义，以再现复杂的女性文化。

审查该产品的专家这样评论：“Calyxt公司将其豆油作为‘非转基因’食品销售给食品制造商，给出的解释是，该产品不含有任何外源遗传物质。”

如果文献、藏品缺失及话语权丧失是女性文化在博物馆展示中不得不面临的困境，那么由于传统男权观念的空间区隔和分离，女性长期被幽闭在家庭等私人空间内，致使其丧失公共空间参与权，不能在公共空间自我表达，这一事实同样是博物馆讲述“她”故事时不得不面临的另一大困境——公共空间表达权的障碍。尽管早期博物馆源自私人收藏领域，但在成为公共空间后的博物馆与作为私人空间的家庭长期以来区隔分明，有着本质的差异，甚至公共化后的博物馆一度并不欢迎女性进入参观，更遑论客观再现女性文化了。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形象多由男性代为表达，而非自我表达，女性被呈现在公共视野中的多是缺少生命力的单一、简化的干瘪形象。如何打破这种传统社会的空间区隔，使女性文化能够从私人生活空间走进公共空间，进而获得其在公共空间自我表征身份的权力，可谓是博物馆展示女性文化时面临的更大困境。

博物馆在进行女性主题展览时面临着难以回避的性别话语权之争。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种族和性别都是一种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像语言一样是一种漂浮的能指，总有意义在这里遗失。”［4］女性长期作为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其所谓的“自然本质”是在男权表征体系中被有组织地建构起来的，缺乏公共话语权的女性在此遗失的不仅是自身的表征权，还有更多的生命真相表述权。在男权表征体系中，女性或成为隐形，或以匿名方式集体出场，成为蜷缩在男权凝视之下卑微的象征符号。而男权却可以用权力之笔在思想、故事和视觉形象等方面建构起稳固的主流话语。在传统二元性别模式中，女性不得不作为男性为显示自身权威而有选择地保留的文化“他者”，并最终被赋予物性。而性别话语权的背后却是基于历史文化制造的无数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多被嵌入历史记忆、文学故事及视觉媒介中得以广泛传播，并逐渐形成了历史事件、故事情节及身份符号等标识，在供后世共享后又成为社会传统。相对于有形的文献、物件、空间等，这种无形的传统观念区隔更加难以厘清。

20世纪60年代左右，受国际女权运动影响，多数国家在法律层面规定了两性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性别平等俨然成为关乎政治正确的问题，从而导致性别问题相对于国家、种族及宗教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存在于文化层面的女性歧视更加隐蔽，无疑又增加了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时消解女性歧视的难度。如何在这些“无语的”“隐形的”基础上真实呈现女性文化，同样是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必须着力突破的现实困境。

二、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叙事方式的考察

长期被有意或无意淡化的女性主题进入博物馆，其早期阶段与国际女权运动思潮的兴起密切相关。女性主义者将博物馆视为争取女性权益的重要平台之一，博物馆与文学、艺术、影视等一起被加入重塑女性形象行列。即在传统性别二元对立观念的主导下，部分博物馆开始尝试女性主题叙事，从女性视角重新审视女性形象。而博物馆女性主题叙事方式的变革，受此后兴起的新博物馆学运动影响更加明显。新博物馆学运动不仅质疑传统博物馆的精英性，还开始倡导更加民主、多元的叙事方式。在批判传统博物馆编年史叙事方式的精英性、不平等性和单一性基础上，新博物馆学运动提出采用以打破精英、促进平等为宗旨的多元主题叙事方式。女性主题叙事正是在此背景下受到了博物馆界的关注。

［1］傅美蓉等《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与身份认同》（《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傅美蓉《论展品：博物馆场域下的知识生产与性别表征》（《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辛田《女性身份、历史、话语的博物馆再现》（2012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分别从性别文化、女性身份建构及自我表征等方面论述了博物馆语境下的女性文化呈现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文化他者表征问题成为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女性文化展示开始进入人类学研究视野，代表性成果有刘凡《从他者的视角到多元化的身份认同——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展览策划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16年第5期），探讨了博物馆展览中体现的多元文化观念，涉及女性文化展示等。社会学代表性成果有吴宏远《三寸金莲馆绣品的民俗意义》（《收藏》2010年第3期），从社会民俗角度解读了博物馆展示的三寸金莲。历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是妇女史，研究涉及博物馆藏品的重新解读，但更多关注的是妇女史的理论研究。

与欧美相比，亚洲女性主题博物馆出现的时间稍晚。影响较大的分别是于1995、2001和2002年建成的越南女性博物馆（Vietnamese Women’s Museum）、韩国女性生活史博物馆（Women liv⁃ing history museum）和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除越南女性博物馆是由国家倡导创办外，后两座博物馆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欧美女性主题博物馆相同，不仅创办者为女性，创办初衷同样是为女性代言，即明确以女性为博物馆展览和研究的主体。在叙事方式上，由国家创办主导的越南女性博物馆更多表达的是国家对女性的一种态度，从家庭、历史及时尚三个角度呈现越南女性的历史贡献和当下生活，并尝试传达国家对女性的敬意。该馆具有突破意义的是在展示历史女性的同时兼顾呈现当下女性的生活，如专门制作了当下越南农村女性日常生活的纪录片《摊贩》（Street Vendor），真实呈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艰辛，同时表达了女性角色从传统到现代不断演变这一观念。与此相比，韩国女性生活史博物馆因女性艺术家、收藏家个体创办的私人性质，则直接避开了国家大历史叙事方式，从生活史角度来呈现女性形象，展品集中于女性生活用品（包括衣物、饰品、生产工具等），具有浓郁的女性生活气息。作为中国首家女性主题博物馆的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其倡导创办者是一批女性文化研究者和收藏者，在具体的办馆宗旨及展览实践中，该馆均定位于发掘、展示、研究、弘扬女性文化。藏品规模不大，仅有两千多件，且以后期征集的民俗品居多。五个常设专题展中除“她的故事”和“生育文化”外，其余三个专题均集中于女性文化的具体物质层面，突出女性文字、服饰、手工及婚姻生活等。与国内建成稍晚的由国家主办的部分涉及女性主题的博物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相比，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对女性文化的叙事方式相对集中、新颖，但囿于展品数量、性质和研究深度，未能发挥更大的女性文化身份重构的作用。

相对国内女性主题博物馆而言，近年国内其他类型博物馆的女性主题展览更能说明女性主题展览叙事的变化。随着国内女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博物馆以女性为主题的展览数量明显增多，据统计仅2010—2106年影响较大的女性主题展览就有近二十个（表一）。

分析表一可以发现，目前国内美术类博物馆策划的以女性为主题的展览占比较大，17个占5个，近三分之一。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展览与美术馆关注女性艺术的主旨相似，只是将展品换为女性艺术的文献资料。2013年后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先后主办的三个女性主题展览，与美术馆女性主题叙事所继承的传统模式——以女性创作的艺术品为主——不同，均以主体的女性身份来建构展览，涉及国家新女性、女红军等群体形象的再现。此后浙江杭州图书馆主办的展览则以历史事件中的“慰安妇”这一特殊女性群体为再现主体。2016年山东鲁南民俗博物馆与中国摄影展览馆不约而同地将展览主体定位在“三寸金莲”——历史中特殊女性用品上，分别从民俗史和小脚女性群体来阐释。

这部几乎占领跨年档的文艺片在12月31日登陆全国院线。电影有着浓厚的“毕赣印记”，充满了诗意和浪漫。但是，它仍然是一部观影门槛较高的作者电影，它的文艺气质里是否潜藏着票房曲线与大众口碑直线下滑的隐忧？

表一//2010—2016年国内主要女性主题展览

注：笔者据相关资料搜集整理。

名称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镜花水月——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展半边天——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展新中国女性第一与中国梦她·时代烽火中的中国女性——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凝视/2015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双年展温·婉——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女性力量：新维度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环肥燕瘦——汉唐长安她生活永远的女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展三寸金莲民俗特展：再现中国妇女缠足史跨世纪的最后一代小脚女人——三寸金莲走出边缘——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研究文献展烽火妇女泪——哭“慰安妇”她们：国际女性艺术特展办展机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北京时代美术馆时间（年）2010 2010 2011 2013 2014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2015河北师范大学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大千当代艺术中心首都博物馆西安博物院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鲁南民俗博物馆中国摄影展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杭州图书馆上海龙美术馆2015 2015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2016

三、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叙事的局限

展览叙事策略是实现展览目的的重要手段。近年出现的女性主题展览一改博物馆传统的编年史式的线性展示模式，以女性为主体进行信息的组织、生产及传播，明确了不同于传统的展览目的。而实现展览目的——重构女性文化身份——的展览叙事策略，限于实践中女性主题表达的诸多困境，已不再是选择哪些展品以组织、建构女性形象的简单话语之争，而是要在各种复杂的现实语境中呈现女性文化身份。从展览目的实现角度审视，目前女性主题展览叙事尚存诸多不足。这种不足表现在展览叙事格局上，已有展览多数局限在国家集体叙事与女性个体生命表达之间，难以准确定位。在国家主办的展览中，延续传统国家集体叙事、弱化女性个体呈现这一现象十分明显。如由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主办的“烽火中的中国女性——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设定展览目的是呈现中国女性在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因而在叙事上延续了国家宏大历史加革命化的方式，将战争中的女性塑造为革命化的英雄集体，但却未能将革命女性放置于普通人争取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中去呈现，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女性个体的真实生命体验。实际上，在博物馆展览中，历史不仅意味着国家荣光，同时包含着诸多个体生命的不同体验。如果能将女性个体的命运放到整个时代背景中去呈现，观众可能会有更加真切的感受。博物馆女性文化的呈现必须是在动态发展的历史时空下所进行的社会文化呈现，不能以某一历史时期的女性作为固定形象，代替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面貌，从而将女性变成一个“风干”的历史符号。再从个体生命的能动性方面审视，女性同样具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任何集体化的呈现，对女性单一的描述和简单概括都会不同程度地弱化女性生命的丰富性。博物馆必须意识到，在普遍形象呈现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别样的女性个体面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的“美国第一夫人”（The first lady）展览，该展不再将美国第一夫人作为一个集体来呈现，而是充分展示第一夫人不同的个人风采，让观众感受到的是多样化、丰富化和个性化的女性生命体验。

小米急了，打算拨打报警电话。“滴滴滴……”这时，监控系统突然提示已经定位到阿姆的位置，就在离家不远的小树林里。小米顾不上多想，飞快地向小树林赶去。

靶体主要采用花岗岩、砂浆和混凝土分层配置，如图6所示，“1”表示花岗岩层，“2”表示空气层，“3”表示砂浆层，“4”表示混凝土层。经测试，砂浆密度1 850 kg·m-3,单轴抗压强度3.84 MPa，纵波速度2 439 m·s-1；混凝土密度2 202 kg·m-3,单轴抗压强度17.9 MPa，纵波速度3 509 m·s-1。弹头、花岗岩参数同前。弹体速度为3 400 m·s-1。试验后，记录到的靶体成坑特征参数如表1所列。其中,ds为复合靶表面弹坑直径;dc为混凝土层表面弹孔直径;hc为混凝土层侵彻深度。

可以将激励与考核机制设置为：按应收账款账龄或者应收账款逾期天数为标准来计算，把账龄分为不同的区间，再结合公司应收账款金额的具体情况和公司薪酬的状况来设计相应的比例，在不同的区间按不同的比例扣除薪酬。该措施是为了引导与应收账款管理相关的部门正确合理运用信用管理，将信用额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从而降低企业发生坏账的风险，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叙事角度进行分析，如，周春英《试论凌叔华小说的叙事模式》，文章认为凌叔华形成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的原因之一，是她师承契诃夫无情节或情节淡化叙事技巧，只选择一两个生活片段或者一段对话来叙说描写。薛双芬的《试论凌叔华小说叙事风格》一文中提到，凌叔华受契诃夫小说客观化的叙事态度影响，因而在作品中大部分采用客观中性的全知视角进行叙述。

博物馆展览的特点是通过视觉符号来建构和呈现形象，叙事内容的丰富性容易受展品限制。整体考察近年国内外的女性主题展览，可发现展览叙事内容的丰富性仍然不够。已有女性主题展览多遵循以物件为主的叙事模式，对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构止步于浅表的物质层面，如女性服饰、装束等，没有深入物件背后探究女性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忽略或回避难以用实物呈现的女性丰富的精神世界，甚至狭隘地集中于艺术创作者的女性身份，而非物件所蕴含的女性文化，背离了女性文化身份重建的初衷。2013年，美国华人博物馆（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举办“海上魅惑——中国现代女性时装展”（The Charm of Shanghai——Chinese Modern Women’s Fashion Show）将中国女性形象集中于浅表的物质——女性时装——进行表述，使中国女性主体身份消失在各式各样的服饰中。前述国内三个传统主流博物馆的女性主题展览，在叙事载体上，因受制于有限的文物，除西安博物院的展览拓展了同时代的诗词资源外，展览叙事同样多围绕有限的文物本体展开。如何突破浅表性物质层面呈现女性精神追求，应是此后女性主题展览着力思考的问题。2013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策划的“美国女性：时尚的民族认同感”（American Woman：Fash⁃ioning a National Identity）正是透过物质呈现女性精神生活的成功案例之一。该展览通过对1890—1940年美国女性服饰的演变进行展示，以呈现该历史时段美国女性为争取平等和自由权利的不懈追求，如选取19世纪末美国女性喜爱的滑冰服、骑马服等运动服装，重点表征早期美国女性崇尚运动、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

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的背后，是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尝试将博物馆传统物件重新赋予性别意义、以此彰显和表征女性文化的主体价值、在展览中重新建构女性文化身份的努力。在性别叙事模式上，多数展览难免存在简单的性别二元对立的叙事思维。实际上，博物馆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是一个与各种权力话语相互交锋、相互交融的复杂而非单一的、带有过于明显的身份识别感的女性形象建构。博物馆在展览过程中必须调整展览叙事思维，呈现能够被不同观众接受的女性形象，以关照不同观众的观展体验需求，而非为了突出女性文化的自我表达权益，而违背博物馆展览的“非歧视”原则。现实中，女性群体身处社会大环境下，不可能孤立存在，男性文化也是女性文化中无法规避的话题。博物馆在为女性文化提供公共展示平台的同时，不得不关注展览要面向的多层次的观众，从不同角度形成对话，构建多元身份下对女性文化理解的体系，形成全社会对女性问题的反思。也只有在多元思维背景下，博物馆才可以讲述更加精彩的“她”故事。已有女性主题展览由于策展人多为女性，倾向于从女性视觉进行阐述，容易忽略男性观众的感受，使很多男性选择回避观展。在实践中，女性主题展览中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使女性形象回归女性本质，一方面要明确反对文化女性主义提出的“女性是优越的”（Female as superior）观念［10］，同时也不能一味迎合男性主流文化审美，将传统文化中的女性标准内化，并以此作为女性自身形象塑造和呈现的准则。博物馆女性展示中存在相似的视觉呈现，如贤妻良母、漂亮温柔等这些忽略女性特有的身份符号，主动创造男性话语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的叙事思维，不但不能发挥重构女性主体身份的积极作用，反而会更加强化女性身份的附属性。

四、余论

英国心理学家莱恩·贝克斯（Lane Becks）在一项博物馆的问卷调查结果中称：故事让人们集中注意力，也能让人们站定某一特定的立场［11］。正是因为独特的文化重构及传播功能，博物馆讲述“她”故事对于女性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下，女性主题博物馆展览数量少，尚难以构成一个有效的女性文化表征系统，展览主题上尚未能容纳更多的女性话题。博物馆里“她”故事的阐述空间的扩充和内容的丰富，需要博物馆人深入女性文化深层，仔细探寻在历史表层已消逝或被扭曲的女性生命真相。

传统的主流博物馆对女性主题的关注虽起步相对晚，但影响却大。2015年，南京博物院策划了“温·婉——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较早以古代女性文物来再现女性生活，不仅提出了文物的女性属性，而且重新阐释了女性传统生活和艺术，无疑代表了传统博物馆展览视角和叙事方式的变革方向。主创者还关注到了传统社会女性的分层问题，选择的展品中既有上层女性文物，也首次选取了民间普通女性使用的脸盆架、纺织机、花轿等日常生活用具等。随后首都博物馆策划的“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则以妇好墓的出土文物为载体，突破了原本国家历史叙事下个体女性被弱化、湮灭的局限，以女性个体——妇好的一生为表达主旨，以女性视角重构妇好的女性身份［7］。展览一开始就明确了传播目的——想讲一个女人的故事，希望让观众感受到浓烈的女性气息，因而在叙事上就有意淡化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处处强调妇好的女性魅力。如以“看商王如何宠爱心中女神”为题对展览进行媒体宣传［8］；同时展开学术讨论，从文化层面阐述妇好作为历史女性的独特地位［9］。同年，西安博物院主创的“环肥燕瘦——汉唐长安她生活”展以馆藏文物为主，配合大量同时代的诗词，从女性的体态、服饰、妆容、乐舞、宴游等方面呈现汉唐时期长安女性开放、自信、时尚、生动的生活面貌。此三个影响较大的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均聚焦于女性，尝试通过重新解读文物隐含的女性信息以重构女性文化身份。这种叙事方式无疑为传统博物馆展览叙事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对此后传统博物馆关注女性文化身份的再现具有深远影响。

20世纪80年代是女性主题博物馆、展览创办较为集中的时间段。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女性主题博物馆创办者多为女性，具有为女性创作的艺术品争取公共空间的原初动机。如1981年建成的德国波恩女性博物馆（Bonn Frauen Museum）就是女艺术家玛丽安娜·皮岑（Marianne Pitzen）联合一批跨领域工作的女性共同创办的，初衷正是支持女性艺术作品创作，为女性艺术品进入公共空间争取权力。同年在美国创建的国际女性艺术博物馆（World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是由女艺术品收藏家威廉敏娜·霍拉迪（Wil⁃helmina Holladay）为发掘和赞扬以前曾被无视的女性艺术家、确保女性艺术家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而建的。该博物馆同样带有明显的为女性争取权益的倾向，但缺乏相应的女性文化研究。改变这一状况的是1984年丹麦建成的奥胡斯女性博物馆（Aarhus Women’s Museum）。该博物馆以展示19—20世纪的女性生活为宗旨，在展出女性艺术家作品的同时，首次增加了女性日常生活物品的展示和研究，涉及到了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的原本文化要义。与此同时，博物馆女性主题展览也开始注重历史上女性文化的展示。影响较大的如1986年由瑞士日内瓦主办的“法老时代的埃及妇女艺术展”（The Age of Pharaoh in Egypt Women’s Art Exhibition），较早以特定历史时期的女性为展示对象。为迎合欧洲观众性别平等的诉求，该展览选取埃及开罗博物馆（Cairo Muse⁃um of Egypt）所藏的埃及金字塔时代一批杰出女性（女祭司、女王、女神等）形象的雕像为展品，展示主旨是告知欧洲观众古埃及女性地位并不低微。因展示的女性形象均为古埃及特权阶层，这增加了展览的吸引力，在欧洲引起观展热潮［5］。事实上，这些女性并不具有古埃及女性文化的代表性［6］，反而反映了当时的博物馆女性文化展示中女性主义观念的局限性，即过分强调性别的二元对立，为谋求女性文化地位，而“刻意”从历史层面寻找甚至是制造女性文化的优越性等，明显缺乏学术意义上的两性文化平等的展示姿态。

［4］Stuart Hall.The Whites of Their Eyes：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Karen Rose eds.Black and White Media.London：Polity，1996：18-27.

［3］Rebecca Duclos.Postmodern/Postmuseum：New Di⁃rections in Contemporary Museological Critique.Museo⁃logical Review，1994，1（1）：5.

［2］近年，杨丽丽的《从首都博物馆馆藏藏品——看舞女、歌女背后的生活》（《首都博物馆丛刊》2010年）是为数不多的专门从博物馆藏品展示方面解读女性阶层生活的研究成果。

［5］〔法〕亨利·斯蒂埃兰著、俞建华译：《古代埃及艺术中的妇女形象》，《世界美术》1988年第4期。

［6］有趣的是，2014年7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策划的“女王与女神——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代埃及展”仍然以古代埃及的女王与女神为主体来呈现埃及历史上的女性，延续了早期女性主义的叙事话语。

［7］2012年，海峡两岸共同策划的“商王武丁与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妇好作为武丁的妻子呈现在展览中。同年底，深圳博物馆策划的“玉石之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商周玉器精品展”，以博物馆器物叙事的传统展示模式，重点展示了包括妇好墓出土玉器在内的商周玉器精品。2016年，山东博物馆策划“传奇妇好展”，又将叙事集中于“殷商盛世的视觉旅行”的重器上。随后广东省博物馆的“玉鸣锵锵——商代王后妇好玉器特展”，则以妇好墓出土玉器为展览主体。

［8］王雨檬：《首博举办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看商王如何宠爱心中女神》，《中国艺术报》2016年3月15日第5版。

楔形谐振腔加工采用MEMS工艺,流程简单,是制备大尺寸微腔的主要结构,然而,由于MEMS加工工艺技术的限制,微腔直径D越大,微腔结构的均匀性和表面粗糙度越难以保证[11],表面粗糙度能达到微米级,极大的减小了微腔结构的Q值,因此,需要优化MEMS工艺技术来提高大尺寸微腔结构的表面粗糙度,提高光学微腔陀螺的极限灵敏度。

［9］唐际根：《妇好之问》，《人民日报》2016年5月15日第12版。

［10］操磊、刘须明：《文化女性主义视阈下女性独特价值的观照——兼论〈疯狂主妇〉剧中女主人公的形象意义》，《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3期。

［11］湖南省博物馆编译：《博物馆到底要讲故事还是讲事实 ？》，［EB/OL］［2018-03-04］http：//www.hnmuseum.com/zh-hans/aboutus/博物馆到底要讲故事还是讲事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