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回鹘王国手工业发展研究

回鹘是今新疆维吾尔族和甘肃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唐朝时期在蒙古高原建立了漠北回鹘汗国，后因黠戛斯的进攻，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冲击，漠北回鹘政权分崩离析，一部分回鹘族人远徙西域，在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生活在绿洲盆地，当地农耕发达，受自然环境影响，回鹘人改变其经济生产方式，由游牧经济转向定居农耕生活。

高昌回鹘王国以高昌（今吐鲁番）为首都，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为夏都，涵盖龟兹、焉耆、哈密等地，是回鹘人主导的一个多民族共存的政权。历经唐末、五代、宋、西辽、蒙元时期，在长达五个世纪的国祚里，创造了灿烂的高昌回鹘文化，一方面使得漠北回鹘文化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后世回鹘文明。

高昌回鹘在漠北高原时不喑手工业，仅掌握由游牧经济衍生出的简单手工制造技术，如皮革加工、制毡。迁徙至高昌地区后，在当地居民的影响下掌握了诸多手工业技术，逐渐发展出独具地域性、民族性的高昌回鹘手工业。然汉文正史中对之记载甚少，幸赖近世出土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通过对其整理研究，可勾勒出高昌回鹘地区手工业的类型和发展概况，对研究高昌回鹘史乃至西域史都有重要意义。

现依据李经纬、耿世民二位先生对存世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另以国内语言学家从语言学角度对回鹘文文书的研究为辅助资料，整理出部分与高昌回鹘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产品，如下① 以上资料整理自：1.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上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8月。2.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维吾尔与哈萨克语文学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3.[德]冯佳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850-1250年）》，吐鲁番：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出版，1989年。4.[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的物质文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5.[俄]P·Y·卡利莫娃著，秦卫星译：《九至十九世纪维吾尔人的实用艺术》，《新疆艺术》1994年3期。6.[俄]л.п.波塔波夫著，姬增福译：《十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7.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著：《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8.阿不里克木·亚森著：《吐鲁番回鹘文世俗文书语言结构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9.李经纬、靳尚怡、颜秀萍著：《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10.张铁山：《回鹘文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11.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文献导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2.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表1 高昌回鹘部分手工业产品

产品种类棉麻织品毛织品丝织品皮制品数量凡45种凡13种凡29种凡13种名 称棉布（böz）、被褥（töšäk）、毛布（qars）、官布（qunpusïn）、粗棉布（tas böz）、细棉布（inčkä böz）、被单（örtüg）（kärlik）（örtgüg）、裤子（üm）、上衣（ton）、棉质上衣（čäkräk）、白被褥（ürüng yirliq）、衣料（kädimlig）、长衣（tonantï）、卧褥（töšäk）、坎肩儿（köküzmäk）、桌布（dasqan）、睡服（udru）、手帕（suuluq）（ilätü）、衬单（čimdan-ni）、榻缦（taman）、灯罩子（yätgäk）、大麻纤维（čigi）、套绳（oqruq）、绳索（ïšïγ）、护胸、胸衣（köküzbäg）、絮了棉花的（qïtïγlïγ）、没絮棉花的（qïtïγsïz）、冬衣（käbäz bözi）、夏衣（altmïš böz）、厚棉布（qalïn böz）、棉布衫（čäkräk）、四角被褥（törtkil töšäk）、白被褥（yurüng tarta töšäk）、盖布（örtük）、花褥子（hua-čan）、灰白褥子（aq tarta töšäk）、黑衣服（qara ton）、高昌棉布（qoču böz-in）、床单（äšük-kä）、黑袋子（qara čuγ）、布套（qawγaq）、衬单（čïmdan-nï）、灯罩（šïraq-qa yätgäk）、褥垫（tüšäk-tä）毡子（kidiz）（kiyiz）（kärgäk）、毛布（kürk）、毛毯（kidiz）（äšük）、毡袜（uyuqluγ）、红毛织品（qiz-il qars）、白毛织品（yürüng qars）、毡靴（uyuq č(a)ruq）、花毡（xuačan）、大花毡被褥（uluγ xuačan töšäk）、坐垫（säkü）、毛皮（kürk）、白毛布（yürüng qars-qa）、红毛布（qïz-ïl qars-qa）丝绸（torqu）、锻子（tawar）、上等丝绸（yig torqu）、tukchuk被褥、紫绫（siling）、罗带（latay）、胸衣（baγïrdaq）、锦缎（čigin）、枕头（yastuq）、绒锦（Ζüngim）、生丝（yig torqu）、熟丝（bïsïγ torqu）、白丝绸（yürüng torqu）、黄丝绸（sariγ torqu）、衣衫（čäkräk）、绸裙（čošunluγ）、丝（išigirt）、绸、绢（kängzi）、罩子（yätgäk）、灰白绸子被褥（bozaq tarda töšäk）、线袋（yiplig čuγ）、黑袋（qara čuγ）、线锦（yiplig išgirti）、花绢（kara torqu）、手帕（ülätü）、熟丝绸（bïšïγ torqu）、地产丝绸（kögülüg torqu）、花色丝绸（ala torqu）、锦缎（išgirti）皮（täri）、皮袋（qap）、皮衣（kürk）、（装酒、油等物品的）皮囊（qap）、皮鞋（čaruq）、皮包靴子（očuq čaruq）、鞋子（qay）（qäw）、靴子（ätük）、貂鼠皮（kis）、皮革（kön）、生皮子（saγrï）、皮囊（sanač）、皮革（tärini）

木制品漆制品乐器饮料金属制品日常用品战争用品凡42种凡7种凡5种凡15种凡28种凡79种凡14种木盘子（körgä）（körkä）、柳木（irkun）、körgä(körkä)、凳子（bändäng）、高桌（Širä）、车（kölük）、夹子（qïsγač）、刨子（yonγač）、大槌（basγan）、板子（ban）、纺车（čïγarï）、擀面杖（yuγurγuč）、摇篮（bäšik）、木椿（qazγuq）、水桶（könäk）、木筏（tar）、针箱（tämän čïm[atï]）、计数或做领取凭证的木片（čuw）、筷子（čöki）、筛子（qalbïr）、门（qapu）、核桃木碗（yaγaq ayaq）、核桃木盘子（yaγaq täpsi）、木盘子（ïγač täpsi）、核桃木提桶（yaγaq könäk）、核桃木花盘（yaγaq qapan）、木花盘（ïγač qapan）、核桃木（irkun）、柳木（irkun）、核桃木汤碗（yaγaq mün uzluq）、核桃木容器（yaγaq qadïng）、白杨木容器（tiräk qadïng）、红筷子（qïzïl čöki）、棚子（alaču）、小箱子（sutqu）、箱子（čïmatï）、擀面杖（yuγurγuč）、棍子（tayaq）、摇篮（bäšik）、天窗（tüŋlük）、纺锤（yig）、坎土曼（kidmän）、餐桌（huan）漆（tsïr）（čïr）（sürči）、漆碗（sïr ayaq）、花漆提桶（bädizlig sïr könäk）、漆匙（sïr qašuq）、漆筷子（sïr čögi）、漆桶（sïr könäk）、红筷子（qïz-ïl čögi）都塔尔（dutarimni）、箜篌（qungqayu）（quŋqiu）、鼓（küwrüg）、琵琶（biba）、琴（kin）葡萄酒（bornï）（süčüg）、甜酒（süčügni）、果酒（sücük）、酒醋（borsirkä）、酒（bor）（süčük）、钵酒、烈性酒（qatïq bor）（küči bor）、马奶酒（süt bor）、米酒（öyür）（suwsuš）、麦酒（arpa bor）（sürmä）、粮食酒（tarïγ bor）、酸奶（yoγrot）（yoγurt）、好酒（ädgü bor）、奶（süt）、酒水（bor suwï）、饮料（suwsušï）铁（tämür）、钢刀（bï）、铁铲子（tämir kürgäk）、银器（kümüš）、锁（say）、锅（isič）（äsič）、剪刀（pčïru）、小刀（bïčaq）、剃刀（yülügü）、钥匙（ačqač）、戒指（üzgüm）、金印（altun）、斧头（baldu）、针（yignä）、大针（tämän）、刀子（bïčγu）、镰刀（orγaq）、钳子（qïsγač）、铁锨（siš）（šiš）（sïš）、银碗（kümüš čanaq）、锥子（üškäk）、钢（polat）、小勺子（qašuq）、车辕（baγïrčq）、匕首（pičäk）、银水瓶（kümüš subïng）、铲子（kürgäk）银箭袋（kümüš lügkäš）绳索（yip）（ïšïγ）、鞭子（qamčï）、珍珠（ünčü）、白珍珠（yurüng yinčü）、玛瑙（qaš）（šišir）、珊瑚（sata）、大小镜子（közüngü）、梳子（taraq）、缸或坛子（küptä）、托盘（qopan）、小茶杯（čašan）、坛钵、盆（tämbin）、玻璃器皿（közüngü）、水瓶（subing）、项链（barqa）（mončuq）、水磨（tägirmän）、罐子（küb）（ködäč）、酒瓶（qupïng）、扇子（yälpigü）、茶盅（čačan）、钟（čung）、碗碟（qača qurč）、碗（ayaq）、墨水瓶（düwät）、茶壶（сhaуmu）、纸门（kagda），大门（qapïγ）、汤勺（qašuqča）、立式织布机（läwki）、纺锤（singči yig）、纺车（čiγar）、眼罩（közlük）（közüldürük）、坐垫（säkü）、扫帚（süpürgü）、帐篷（čatïr）、雨具（yaqu）、研钵（soqu）、绳（baγïš）、笔（kalam）、伞（küzätri）、玻璃（sïrïčqa）、水磨（tägirmän）、箩筐（sükin）、纸（kägdä）、麝香（yipar）、大车（qangli）、钥匙（yaqšisi）、缸、坛（idiš）、痰盂（sutqu）、镯子（biläk）、盒、箱（čïmatï）、戳子、图章（čuγ）（tamγa）、簿、本子（däptär）、花盏（huačan）、面粉（min）（minin）、盘子（qaban）、钟子、小杯子（qadïng）、染料（qïna）、琥珀（qubïq）、珊瑚（sata）、珍珠（yinčü）、磨刀石（sürtünč）、灯（šïraq）、壶、水壶（šökün）、图章（tamγa）、大盘子（täpšï）、灯盏（tïngčan）、枕头（yastuq）、戒指（yüzük）、手套（äliklik）、大车（qanglï）、铸币（yarmaq）、杯盅（tawatsï)、化妆品（änglik）、帐篷（käräkü）、筐子（šökün-tä）、颜料（ala）、白粉染料（opu qïna）、染料（boduγ）马鞍（ädär）、鞍蹬（aliq）、笼头（yilari）、小铃（čingratqu）、匕首（pičäk）、戟、矛（jïda）、箭（oq）、刀（käzlik）、鞭子（bärgä）、无镞箭（ulun）、炮车（türkän）、箭袋（käš）、帐篷（käräkü-kä）、护胸、铠甲（yarïq）

表1诸多手工业产品涉及高昌回鹘的社会、经济生活，是该王国手工业发展状况的主要体现。手工业的发展对高昌回鹘的生产生活极为重要，出土的回鹘文文书中多记载了各类工匠（uskiši）：木匠（iγaččï）、金匠（ältumji）、制毡工（kädizci）、烤饼工（ötmäkči）、掘井匠（quduqči）、写书人（bitkäči）、画匠（bädizči）、园丁（borliqči）（inčü baγičlar）、铁匠（tämičri）、织布工（bözči）、泥瓦匠（titigčï）、钥匙匠（yaqšïčï）、印字工和造币者（tamγačï）、鞋匠（ätükči）、制梳匠（tarγaqči）、针织工（zïγčï-lar）、弹棉工（hallaj）、烤饼人（ömäkci）等。手工业者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现就高昌回鹘王国的手工业情况进行分类叙述。

一、纺织业

生活环境的改变，带动人们的衣着习惯也发生相应改变。高昌回鹘在漠北时期，食肉寝皮，衣物来源于动物皮毛。西迁至高昌后，当地丰富的棉花资源和先进的织布技术，改变了人们的衣着风格。高昌地区植棉历史悠久，据元代农书《农桑辑要》记载①“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见元司农司编《弄桑辑要》卷3《播种》之《论苎麻木棉》篇。石声汉校译，西北农学院古农研究室整理《农桑辑要校注》，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52页。，棉花由西域传播到陕右继而在中原地区大片种植。彼时宋朝王公贵族多着丝绸，丝绸制作工艺复杂，普通百姓无福消受则穿葛麻衣物，②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故西域棉布受到中原各类人群的喜爱。高昌回鹘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纺织生产，回鹘文文书记载：

1.käpäz tarïsaγuq ödtä kautami qatun k(ä)ntü iligin uruγ sačtï.

2.2.3.1 危害症状。初期仅在叶片两面散生浅黄色长形至卵形褐色小脓疱，后小疱破裂，散出铁锈色粉状物，即病菌夏孢子；后期病斑上生出黑色近圆形或长圆形突起，开裂后露出黑褐色冬孢子(图3)。

2.otaγu ödtäü k(ä)ntü iligin otadï.

3.suwaγu uγurda suwtïn suwap ačïntï öz iligin ididi.

4.k(ä)ntü özï arïtïp qanlap öz iligin tidip özi ägirip özi böz toqïdï.③ 李经纬、靳尚怡、颜绣萍等：《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

5.buözi tarïmïš käpäzi üzä yïp ägirip böz toqïmïš ärür.④ 李经纬、靳尚怡、颜绣萍等：《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

在种棉季节，乔昙弥夫人亲自播种。锄草季节（她）亲自锄草。在该浇水的时候，她亲自用水灌溉和照料，亲自撕扯，亲自清理，亲自挑选，亲自纺线，亲自织布。她就是用亲自种的棉花纺线织布的。

琉璃，回鹘文作“sïrïča”，是一种半透明的矿物质。高昌回鹘最先接触拂菻国的琉璃舶来品，并逐渐掌握了制作技术。③ 钱伯泉：《西州回鹘国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高昌、龟兹、喀喇汗王朝都有琉璃制造工艺，宋辽时期，高昌回鹘及龟兹回鹘定期向中原诸王朝进贡珍奇特产，其中必有琉璃器（帕里呵），琥珀盏。④ 参见《宋史》卷490《回鹘传》；《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咸平四年四月，熙宁四年三月条。在喀喇汗王朝，琉璃工艺发展迅速，足以自产自销。近年，新疆各地出土的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琉璃器残物即是佐证。

我是你们的可汗。

高昌回鹘社会，工匠以奴隶或雇工的形式为手工业作坊主劳动，或者向拥有特权的宗教寺院服务，这与蒙元时期畏兀儿地实行的地方基层组织相一致。⑥ 杨富学：《元代畏兀儿经济制度研究》，新疆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89年。据《元典章》卷23《劝农立社事理》载：“诸县所属村瞳，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选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⑦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6-917页。可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村社为中心，按照村社的安排进行劳作。有回鹘文派工单记载了巴西·喀雅按社规为村庄放牛羊之事，① [bar]s yïl bišinč ay on yangï-qa ，baš qay-a käz-ik-lig küz küni ，birmiš buqanï ičkä-ni il，-ning tum-a-ni küt äči ärür虎年五月初十，将轮到巴西·喀雅放养秋天，缴的牛羊及村庄，的畜群。载自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231页。而且每年到一定时节，高昌回鹘都会组织众多人力，维修堤堰和干渠，诸如此类。此外，一份葡萄园的租赁信函也有对村社的记录：阿拉·铁木耳写信给托里法师，商讨将法师手中的葡萄园契约再正式写一份寄交给铁木耳，否则法师的葡萄园会被村社卖掉。由以上现象可知，村社是政府处理和管理事物的机构，有权指使社民从事相应的劳作。手工业生产同样以村社为单位，小手工业者须定期向政府缴纳实物捐税，同时服劳役、工差。蒙元时期，畏兀儿社会存在农奴制，有手艺的农奴还要为农奴主从事手工业生产，往往一个庄园拥有数名懂手艺的农奴。② 杨富学：《宋代维吾尔族农奴制特征的形成与发展》，收录自刘志霄主编《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106页。

1.törtïγač täpsi iki yaγaq könäk bir bädiz-lig sïr-r.

1.taqï iki čïγar-ï böz-i ursar timin läwki bulur böz mükälüräyin.③ 李经纬、靳尚怡、颜绣萍等：《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6页。

二是加强秩序维护，依法推进网络信息空间治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互联网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其信息海量性、主体多元性和治理的复杂性。因此，从最大限度优化我国网络政治环境的角度出发，首先，要建立以国家为主导，以各网络运营商和网站服务商为重点，全体网民参与的三位一体网上政治类信息监控网络。其次，要立足于有效监控、源头控制，积极研发和完善国家级的不良政治信息“防火墙”，有效屏蔽攻击党和政府、危害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等政治信息，限制不良政治文化的传播。第三，要根据网络发展需要，及时修改和制定网上信息发布和审查监督等相关法律规范，并加大网络法规的宣传和执行力度，为公民有效利用网络创造良好环境。

对覆盖决策系统(U,A∪D), U={x1,x2,…,xn}, B⊆A,因为最优规则的泛化能力更强,所以下文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覆盖决策系统(U,B∪D)中置信度不小于θ且覆盖值不低于η的最优规则。为了符号标记的简单化,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把这些最优规则仍记为RSθ,η(B,D)。

1.2麻醉方法胃癌根治术中两组患者均给与予严密的生命体征监测,麻醉前30min均给予两组患者东莨菪碱0.3mg。(1)对照组:该组患者给予全身麻醉,静脉注射0.2mg芬太尼、50mg丙泊酚、8mg顺阿曲库铵进行诱导麻醉,药物高峰时给予气管插管,然后进行机械通气,术中采用30ml/h丙泊酚微量泵注入。(2)实验组:该组患者给予全麻联合硬膜外麻醉,全麻进行前先进行硬膜外麻醉,在8~9胸椎间隙行硬膜外穿刺,穿刺成功后,将3cm的硬膜外导管置入,并将1.5%3ml利多卡因注入间隙,待患者痛觉消失符合手术时追加0.25%罗哌因5ml,再行诱导插管,全麻方式与对照组相同。

2.ämäri tïnl(i)γlar(ï)γ(a)rï ängirär yung ängirär kintir ängirär:böz b(i)tätip qars toq(ï)yur taqï y(ä)mä adruq uzlar k(ä)ntü uz išin išläyür.④ 李经纬、靳尚怡、颜绣萍等：《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9页。

有些人在摇纺车，纺毛捻麻，织布编络；还有各种手艺人在做各自擅长的手艺活。

文书中“卧机”即卧式织布机，“立机”即立式织布机。立机子是古代踏板织机中的一种，织工可脚踩提综从而腾出手来做其他事物，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在元人薛景石撰《梓人遗制》中⑤（元）薛景石著，郑巨欣注释：《梓人遗制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图文并茂，详细描述了各类织机。据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编号Or.8212-181，哈密顿编号27的回鹘文文书载，高昌回鹘使用卧机和立机生产布匹⑥ 牛汝极、杨富学：《敦煌出土早期回鹘语世俗文献译释》，《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1.yoq taqi ekki čiγar-i bözi ursaγ timin.

2.läwki bulur bözi-mü kälüräyin näqilayin bälgülüg.

如果你们再放两（匹）卧机布，我们就带来两匹立机布。

该文书是一份沙州寄往哈密的信件。彼时,高昌回鹘与河西走廊的沙州（šašuda）、肃州（sügčü）交往甚密，三地物资交流频繁，间接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发展。约在唐末五代之间，敦煌契约文书中出现“织机”的记载，诸如“立机”“好立机”“立机绁”“立居”等名目，敦煌遗书《净土寺食物等品出入账》载：“立机一匹，斜褐一段，宗法律手工，西仓折场入”；“立机一匹，唐丑儿女患会诵用”；“立机一匹，净土寺西仓郑胜广进等买铜用”等。⑦ 钱小萍：《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丝绸织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敦煌莫高窟五代时期的壁画中亦有织机形象，如莫高窟K98窟北壁《华严经变》中的立机图像。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载：“甘肃有一种毛织机，名曰“织绒褐机”，大于布机，用综八扇，传经度缕，下施四踏轮，踏起经隔二抛纬，故织出文成斜视，其梭长一尺X寸，机织，羊种皆彼时归夷传来，故至今织工皆其族类，中国无与也。”①（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0-41页。

可知，甘肃的机织技术是迁徙至此的“夷人”（回鹘人）带来的，而此时期西域地区已普遍使用立机织制地毯等毛织品和棉织品，故而可以推定：约在宋元时期，立织机由西域经敦煌传至中原② 赵翰生：《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3页。，中原地区据此改进织机。高昌回鹘擅长缂丝工艺。宋人洪浩《松漠纪闻》中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尅丝，甚华丽。又善捻金线，别作一等背织。”③（宋）洪浩撰，昭文、张海鹏订：《松漠纪闻》，照旷阁藏，清刊刻，第5页。

文献所言“善结金线”即锦缎织金工艺，今人从多处考古遗址中出土织金衣物、鞋靴，多与棉麻织物拼接制成。④ 王炳华：《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新疆丝织品的经纬线，继承了毛织工艺的传统。西域人惯于将羊毛织成衣物及生活用品，然羊毛纤维较短容易屈曲，须加捻方便于织造，形成习惯后，对于棉花、丝绸，人们都进行大幅度加捻。⑤ 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考古》1985年第2期。现苏联藏编号sjkr-4-638回鹘文文书⑥ 张铁山：《苏联所藏编号sjkr-4-638回鹘文文书译释》，《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记载：

1.（-qa）altïmïz bis stïr bis baqïr-qa.

2.（stïr）-qa altïmïz iki surma tonqa.

3.（kögü）-lüg torqu-nï üč stïr-qa altïmïz.

4.ni（al）tï stïr küzmüs-kä tört.

5.stïr boltï（.）muntïn tas säuti atlïγ.

6.biš otuz yaš-lïγ cigi-tin oru-tïn.

针对电厂粉煤灰利用中遇到的烧失量超标问题，山东煤机装备集团在国内首创粉煤灰选炭提质技术与工艺系统。该系统具有浮选效率高、节能明显、占地省、运行稳定等优点，技术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最近几年，随着高层建筑、大型水利设施、高速公路、铁路等大规模建设，为高档粉煤灰利用提供了广阔市场，以致在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现有电厂粉煤灰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不得不转而开发灰坝库存老灰，而老灰烧失量超标，又限制了高档利用。所以对这些粉煤灰进行降炭提质处理，已成为粉煤灰利用的当务之急。

7.böz toqïr käd böz-či qul-nï.

我们用七两买了红色的金织物，我们用四两买了紫色的金织物，用三两买了土产的绢布，用六两银子买了两块金刺绢。除此之外，我弟弟一家人的主人把名叫塞乌提的，二十五岁的，能将野麻、野草织成粗布的织布巧匠奴隶......

高昌回鹘不仅用棉花、丝绸织布，能工巧匠还能用野麻、野草织成粗布，回鹘人织布用色丰富，捻入金线更显华丽，体现出高超的技艺，一份回鹘文的遗嘱中这样记录⑦ 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56-258页。:

如果使用外标法定量，应测量标准气和样品气两者中各组分的峰面积。样品气中碳数为n的i组分的摩尔分数按式(3)计算。

1.tonguz yïl törtünč ay män qaračuq aγïr iglämiš täoγlum.

2014年，全省水利工作将深入贯彻落实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以治水为突破口，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的决策部署，切实抓好防洪抗旱薄弱环节治理建设、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建设、水资源管理制度和保障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水利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等“五大建设”，进一步提高水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保障能力。

2.-qa qalmïštawar-ïγ ötigläp qoddum on uluγ hua-čan tüšäk.

3.üč törtkil tüšäk yiti yurüng tarta tüšäk biš boz aq.

4.tarta tüšäk bir tükčük tüšäki bir manmur bir siliig.

5.bir qïdïγ kiyiz altïyigirmi yaγaq ayaq biš yaγaq täpsi.

猪年四月，我喀喇楚克在得了重病时，把给我儿子的财物列清单（如下）：十个大花绽褥子，三个四方褥子，七个白色塔尔榻褥子，五个灰白色塔尔榻褥子，一条絮毛褥子，一个幔慕尔，一个丝（织物），一条有边儿的毡子，十六个胡桃木碗，五个胡桃木盘子。

此份喀喇楚克的临终遗嘱中，记录诸多精美的纺织物，足见手工制造已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并体现出回鹘纺织技术的精湛。同时期汉文文献亦有相应记载，元人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

其地出帛，目曰秃鹿麻，盖俗所谓种羊毛织成者，时得七束为御寒衣，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线为绳，为帛为棉”“自酋长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则以白么斯六尺许盘于其首。酋豪之妇缠头以罗，或皂或紫，或绣花卉，织物象，长六七尺，发皆重。有袋之以锦者，或素或杂色，或以布帛为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丘尼状，庶人妇女之首饰也，衣则或用白叠毛缝如注袋，窄上宽下，缀以袖，谓之衬衣，男女通用。①（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高昌回鹘纺织业发展迅速，既有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户，也有蒙元时期政府主导经营的染织机构。回鹘文文书载：“......atiγ äbči qarabaš böz-či”（......的女奴织工）② 张承志：《元代畏兀儿人内部状况》，《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该女工属于“toyïnčoq”，此种农奴织工高昌有很多，他们无偿地为个人、寺院、政府从事劳作，蒙元政府在别失八里设染织局，该染织局统有诸多工匠，无偿地生产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物品。

二、酿制饮料业

西域降水稀少，高山冰雪融水为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灌溉农田及获取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吐鲁番盆地历经数代经营，至高昌回鹘时期，形成了细密的水利灌溉网络，③ 吐鲁番唐墓出土的一件唐高昌县“为申修堤堰料工状”文书，可知唐代时，高昌地区每到一定季节，高昌县就会组织众多人力，对堤堰和渠道进行修缮。高山上有大型水库，低洼处有水塘和干渠，构成一个灌溉系统。参见王炳华《新疆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高昌回鹘的夏都北庭，城内沟渠纵横，城外有护城河，城内有较大渠沟与护城河相连，形成一个水运体系。参见刘建国《新疆高昌北庭古城的遥感探查》，《考古》1995年第8期。由此可知高昌地区很注重水利的开发和应用，回鹘人来此未改变现状而是继承发扬之。城乡之间沟渠纵横相连。史载：“有水，源出金岭（博格达山），导之周围国城，以溉田园”④（元）脱脱：《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11页。。充足的水源和较先进的灌溉技术，为发展农业、牧业创造了便利条件。回鹘人聚居于高昌、别失八里、龟兹等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培育出葡萄、石榴、桑葚、甜瓜、杏、桃、梨等瓜果，诚如耶律楚材《西游录》载：“多蒲萄、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⑤ 陈高华：《元代维吾尔哈喇鲁资料辑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页。高昌回鹘将食用不完的新鲜水果酿成果酒，诸如葡萄酒、梨酒、桑葚酒等以便保存。

高昌回鹘将丝绸之路视为生命线，为疏通和保护这一陆路交通要道，为经济贸易能获取更多利益,高昌回鹘先后同吐蕃、党项及同族喀喇汗王朝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⑥ 樊保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自皈依伊斯兰教后，喀喇汗王朝分别于公元999年、1006年吞并了波斯萨珊王朝和佛国于阗，却因高昌回鹘的顽强抵抗而失败。高昌回鹘所代表的佛教势力，成为阻止伊斯兰教东传的一道屏障，故西辽建立前，伊斯兰教始终未能越过库车、拜城一线。战争需要武器的支持，回鹘文文书、石窟壁画均出现有大量武器形象，并有出土物为佐证。回鹘文文书载⑦ 耿世民：《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9-100页。：

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因机体功能下降发病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老年脑出血的发病率也不断上升,其发病的主要原因是与脑血管病变有关[1],病人会出现运动障碍、呕吐及意识障碍等症状,如果术后康复的效果不好,严重影响病人以后的生活质量[3],因此从我院选出脑出血病人180例,为病人提供不同的护理措施,现报道如下。

高昌地区还生产如米酒、麦酒、啤酒、梨酒、马奶酒等其他饮品，回鹘人以“马乳酿酒，饮之亦醉”②（元）脱脱：《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11页。，马奶酒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关，草原居民（回鹘人虽已融入城市定居生活，仍有部分坚持游牧传统，别失八里提供了必需的草场）惯用牛羊马皮等制成各种容器，常见的就是皮囊。这种大皮囊是制作马奶酒的必需品。将马奶装进皮囊中，发酵数日酿制成酒。另有方形、圆形的小皮袋，用来存放食物，便于放牧时携带。③ 史为民：《元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38-239页。高昌回鹘诗歌《致牧民》有载：“吃穿、骑乘和战马，还有驮畜全靠他们供给。还有马奶酒、毛、油和酸奶疙瘩，还有使你住房舒适的地毯和毛毡。”④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9页。可推知，马奶酒是由游牧民族生产并提供给高昌回鹘品尝的饮品，马奶酒的存在，是回鹘人游牧传统文化的延续。

葡萄是高昌地区重要的水果，它给农民带来丰硕的经济利益。人们将葡萄制成“酒浆煎皱干”，此五种产品为：葡萄酒、葡萄浆、葡萄煎、葡萄皱、葡萄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葡萄酒。不论高昌地区，还是龟兹亦或别失八里，葡萄的种植面积相当可观。葡萄酒是人们招待亲朋的生活必备品，长春真人西行面见成吉思汗时，一路上各地酋长都“设蒲萄酒”“劝蒲萄酒”，拿出上好的葡萄酒招待他们。⑤ 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9-203页。足见，葡萄酒在回鹘人生活中的普及。

由上式可知，干扰信号的脉压输出结果可以等效为若干个信号矢量的叠加，各信号矢量的幅值和幅角与干扰信号分段数、调制相位数以及调制相位值三个参数有关。进一步分析可知，脉冲压缩后的干扰信号主瓣宽度与干扰信号分段长度成反比关系，另外，sinc函数的中心在一定范围内偏移，且偏移量与干扰信号的参数有关。

另据《癸辛杂记》载：“止用葡萄酿之，初不杂以他物，始知梨可酿，前所未闻也”⑥（元）周密：《癸辛杂记续集·梨酒》，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在古代，受环境限制，在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就地取材酿制地产果蔬，哈喇火州（高昌）盛产葡萄，是酿造葡萄酒的基地。除了饮用，葡萄酒是缴纳赋税、抵押债务的重要产品。蒙元时期，畏兀儿地按丁收税，通常用实物和货币缴纳，主要实物就是谷物、葡萄和葡萄酒。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摩尼教文书记载了用葡萄酒支付寺院租子的事例：“yirsuw borning yaqa(？)ning altmïs iki qoqpu üz-ä”土地，葡萄酒的租子（？）的六十二课布换成大布。⑦ 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探》，《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制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普遍经营的产业之一，高昌回鹘将葡萄园视为最重要的财产，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有许多关于葡萄园租赁、买卖的契约，如一份“伯铁木耳卖葡萄园契”中记载：“biz-ning šuygü-täki agä ini-lär birlä ki......i ülüš-lüg，borlug-ta manga tägär iki[ülüš......qïyasud]in-qa toγru”（便把我们位于水渠的与弟兄们共同有份的葡萄园中，属于我的两份儿......合理合法地卖给了柯玉苏丁。作为重要的财产，人们会精心种植，且会修建水渠以便灌溉，以期葡萄获得丰收。）⑧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三、金属加工业

高昌回鹘农耕技术已日臻完善，不仅懂得利用驼耕和水碾，还使用铁制农具，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属制造业已初具规模。吐鲁番盆地特产砺石，可以锻造镔铁，别失八里城遗址中可发现大量的矿渣，说明城中有金属器生产。波斯地区的镔铁用熟铁配合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密封加热锻炼而成。高昌回鹘掌握此技术并生产了大量镔铁刀，刀把用本地鸡舌香木制成，① 据《满洲七十一异域琐谈》卷1，参见柳用能《新疆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639页。其制作的轻妙，令中原工匠望尘莫及。北宋时期回鹘商人将镔铁、剑、铁甲送往中原贩售，可知其金属冶炼技术已趋成熟。② 相关记载有（宋）周密《云烟过眼录》：“篦刀一，其铁皆细花纹......其靶如合色乌木，乃西域鸡舌香木也”；（元）刘郁《西使记》：“镔铁刀，刀把由鸡舌香木制成，自当西域之产也”；（元）杨瑀《山居新语》：“镔铁胡不四，世所罕也，乃回回国中上用之，制作轻妙，余每询铁工，皆不能也”。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5-226页。

蒙元时期，畏兀儿人使用的农具复杂多样。小片菜园使用月锄；大片田地、葡萄园用犁；收割庄稼用镰刀；割草用大镰。坎土曼是西域广大农民常用的农具，可说是小型农具中的万能工具。③ 王炳华：《西域考古文存》，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6页。用于挖地、刨地、铲土、取土等，坎土曼特别适用于西域的沙质土壤。因战争原因，漠北回鹘已使用铁器（铁制兵器），至高昌回鹘时期，铁器使用更加广泛，尤其是铁制农具。龟兹回鹘冶炼和铁器加工相当发达，④ 吴涛：《龟兹佛教与区域文化变迁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7-180页。使用镔铁生产坎土曼、镰刀、犁等西域传统农具，并用镔铁铸造铁甲、刀剑等武器进贡中原。镔铁最大的特点就是锋利。铁制农具的使用提高了高昌回鹘的农耕能力⑤ 李炳东、俞德华：《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农业卷》，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318页。，农业生产获得的收益比畜牧业大，高昌回鹘乐于从事农业生产，栽培葡萄、棉花等经济作物。人们利用犁、犁铧、坎土曼、耙、锨、筛子、水磨进行农耕生产，使用铁犁牛耕，省时省力又高效。

回鹘人将桑树称作“cusumsogut”，大面积种植蚕桑意味着纺织业的兴盛。蚕桑的种植受气候的影响，在干旱的环境中，为减少水分蒸发，部分地区的桑葚叶片逐渐缩小；为抵抗严寒，其树干又逐渐厚大，最终长成“本大叶瘦”的“高杆桑”和“黑桑”。因昼夜温差大，含糖量特别高，人们将桑葚当作水果吃，剩余则酿成桑葚酒,⑥ 柳用能：《新疆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其酿制方法和葡萄酒相似。据清代文献记载：“回鹘酿酒品种多，夏初桑葚熟，回民取以酿酒，家各数石，男女于城外树荫草地及果木园中聚饮，通宵御夜，酣唱跳舞。桃熟亦可酿酒，味微酸。秋深葡萄酒熟极佳，饶有风味。又沙枣类枣色金黄，肉似细沙而味甘，回民取以酿酒。”① 参见柳用能《新疆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639页。这些果酒是人们喜爱的饮品。

乔十二郎打断她：“这里没有陆枫桥，只有乔十二郎。我曾对父母在天之灵发誓，大仇不报，永不正名。为了早日恢复我陆家子弟身份，我唯有全力以赴，早日报仇雪恨。”

1.män sänlärka boldum qaghan.

如果再放匹卧机棉布，我才连用立机织得的棉布也带来。

由此可知，高昌回鹘时期，人们种植棉花，收获后亲自纺线织布。若有剩余再拿到集市去出售，⑤ [苏联]P·Y·卡利莫娃著，秦卫星译：《九至十九世纪维吾尔人的实用艺术》，《新疆艺术》1994年第3期。体现出明显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特点。

2.alalym ya taqy qalqan.

你们拿起盾和弓箭随我征战。

3.tämür chydalar bol orman.

让我们的铁矛像森林一样。

（2）热沉的最大热应力和最大形变随着热流密度的增大均近似呈线性增长。高热流密度下微通道分支数对最大热应力和最大形变的影响更大。

《突厥语大词典》①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卷1，第183页、441页、483页；卷3，第235页。载：

我们竖征旗于马上，去出征回鹘人和塔特人。

坐在小船中，我们渡过伊犁河，我们驰向回鹘人那里。

勇士们大声吼叫，横眉互相瞅着，棍棒相击，刀剑难以入鞘。

齐声怒吼，驰马冲锋，挥舞盾和矛。

由上述两份文献可知，喀喇汗王朝对高昌回鹘和唐古特人进行战争，场面异常激烈，战争需要的是武器，锋利而先进的武器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

高昌回鹘王国流通的货币有棉布币、铜钱和蒙元时期的纸钞，铜钱的铸造亦说明高昌回鹘手工业发达。所铸造铜钱币有双面回鹘文铜钱和单面回鹘文铜钱，吐鲁番境内鲜有铜矿，而别失八里既有丰富的煤矿，又有大量的铜矿，是回鹘王国炼铜和铸钱的重地。② 钱伯泉：《高昌回鹘国回鹘文铜钱研究》，《中国钱币》2009年第3期。

四、琉璃制造业

(1)冰槽优先原则：冰槽融冰应是冷负荷定制的首先策略；(2)冷机优先原则：系统运作过程要先让制冷机处于满负荷运作状态，若负荷减少先让冰槽将载；(3)限制原则：无论是主机用电量还是系统都需保持在一定标准或者达到某个预定值。

回鹘工匠掌握了吹气技术，可熟练吹制薄壳琉璃品，包括碗、盘、杯、瓶、罐等日用品。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西使记》记载，回鹘地区琉璃制造很普遍，当地酒器、窗户等都使用琉璃，高昌回鹘王国的首都还使用较高级的绿色琉璃。⑤ 陈佳华、蔡家艺：《宋辽金时期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76页。回鹘人采用轮制法制作瓶子，将瓶底、瓶颈分开制作，上面绘制菱格带状纹饰，纯手工制作，所产琉璃制品带有一定地域性。⑥ [哈萨克斯坦]阿不来提·卡马洛夫著，彭杰译：《8-9世纪中亚游牧回鹘人的物质文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故自宋代始，高昌、于阗两地的地产琉璃成为进贡中原王朝的主要产品。西辽统治时期，回鹘地区的琉璃生产一向是手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出土了大量相关琉璃器皿，主要是规格化的高脚杯和高颈瓶。琉璃的颜色不单是透明的，还有绿、黄、蓝、浅红色，人们广泛使用平板琉璃窗户，史载居民们“浴室门户皆以琉璃饰之”⑦（元）刘郁：《西使记》，见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9页。，高昌回鹘将各种颜色和图案的琉璃砖和琉璃器皿应用于建筑上。

对于琉璃的记载，回鹘文文书甚少，故仅从石窟壁画、考古发掘中获取。西方“探险家”及国内考古学者在吐鲁番、库车、吉木萨尔都搜集到数量不等的玻璃① 琉璃亦作瑠璃，以各种颜色的人造水晶为原料，在1000余度高温下烧制而成，故又称五色石，而古人称玻璃作颇黎，译作水晶，二者是为同一物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制品残片。伯希和在库车发现若干透明蓝玻璃、绿色玻璃珠子、透明无色玻璃、蓝绿玻璃片。斯坦因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发现半透明发绿玻璃残片，在吐峪沟发现半透明玻璃珠子、黑色不透明玻璃珠子和球形玻璃印章，底座为长方形，顶上雕刻着蹲坐狮子。在龟兹诸遗址也发现绿色玻璃容器残片、蓝、黄色玻璃珠子以及玻璃垂饰、玻璃印章、玻璃护身符等，足见，高昌回鹘将琉璃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五、漆器制造业

回鹘人“性工巧”可体现在对漆器的使用上。漆，在《突厥语大词典》“sir”条如此解释：“漆，中国人为装饰器皿而涂的一种胶状颜料”，可见漆被回鹘人称作颜料，最先使用于中原地区。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编号Or.8212-179、哈密顿编号为24的回鹘文文书中载：“orsuz saw⁃siz bergil tört šing boduγ tsir ayaq bergäy men tep”,（要毫无二话地给他，我说过要给他四升颜料和一只漆盆。）② 牛汝极、杨富学：《敦煌出土早期回鹘语世俗文献译释》，《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人们将器皿做出初形后，调配好颜料涂满器皿。漆器大多用在家庭中，参见回鹘文文书记载③ 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56-258页。：

因袭前人，高昌回鹘使用纺织工具，发展了家庭纺织业。据回鹘文文书载：

2.Irkün iki sögüt irkün bir sïr ayaq üč yaγaq mün.

在设计探究活动时建议增加一个标题，用标题概括该活动的探究主题。同时，要写明该活动需研究的问题，围绕标题逐层设问，让学生的探究更加连贯和深入。

3.......zlig iki yaγaqü qadïng yiti tiräk qadïng bir quruq sïr.

4.......g bir ča-čan iki sïr qašuq altï kišilig sïr čögi säkiz.

四个木盘子，两个胡桃木桶，一个有图案的漆桶，两个柳木棍，一个漆碗，三个胡桃木汤勺。两个胡桃木盅子，七个白杨木盅子，一个干漆XX，一个茶盏，两个漆勺子，六双漆器子”。

高昌回鹘乐于使用木质碗筷等餐具，器具表面涂一层漆，并绘上具有民族特色的图案。漆器的出现，说明高昌回鹘手工技艺高超，其社会发展迅速。

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木质物品上，都发现有涂漆的痕迹。克孜尔发现的平刮铲有淡绿色痕迹，库木土拉第12窟发现的刮铲则有白色痕迹。英人斯坦因发现两个平底碗，一个内侧有黑色痕迹，外围则有红色痕迹；另一个平底碗内侧有红棕色痕迹，外侧有白色痕迹。在高昌则发掘了涂有红色漆的木筷子。④ [印度]查娅·帕塔卡娅：《中亚艺术》，见许建英、何汉民编译《中亚佛教艺术》，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第286-287页。在交河故城发现有若干木浮雕残件，表面有白色、亮红色、暗红色等颜料痕迹。在吐峪沟发现有彩绘木条、红色小木塞及黑色木筷子。木制品大多是日常生活用品，包括木筷、木碗、盒子、盘子等。材料取自当地生长的核桃树（yaγaq）、柳树、白杨树（tiräk），而这些树种就生长在庭院、田野，取材方便。

高昌地区用漆历史久远。在吐鲁番阿斯塔纳189墓曾出土唐代的黑漆奁以及漆盒，在阿斯塔纳墓地发现的木质漆案，上面残留有黑漆，此外，还有椭圆形漆耳杯、漆木盖、圆形漆奁、红底漆奁、漆布鞋、里外黑色漆碗等，① [英]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龚国强、艾力江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51-991页。该墓地年代下限为唐西州时期。高昌作为丝路重镇，制漆历史课追溯至北魏时制，1972年考古专家在高昌城北郊发掘北凉王族沮渠封戴夫妇的墓葬，陪葬品中就发现有木质漆器。虽然漆器技术从内地传入，但回鹘人使漆器的应用大放异彩。生产的漆筷子、漆木圆盒，制作精良。② [法]莫尼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的物质文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1-183页。另通过发掘的漆质木匣也可一窥回鹘人高超的制漆工艺,③ [德]勒柯克著，赵崇民译：《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151页、第160-161页。出土的木质匣子，里侧涂黑漆外侧涂红漆，外面还绘有中国样式的图案，同时用金粉刻画出纹路，有的木雕不仅涂有一层薄漆，还会包金箔，格外精美。除了制作精良，用材也较为考究，人们选择树龄长、木质坚硬的核桃木打磨光做成木碗、木杯，再涂上各色漆，使器物光滑好用。漆器的使用已深入到回鹘人的生活中。

六、造纸业和印刷业

高昌回鹘时期，纸张应用广泛，政府办公、百姓契约、宗教事务及日常生活都用到纸张，人们普遍以纸张为载体书写文书，包括世俗文书、宗教文书，手写或印刷在纸上。讲究的回鹘文文书使用煤烟制成的黑墨（mak∕maka），书写工具为苇笔或木笔（qalam）,而普通的文书或者壁画上的题字，都使用毛笔（pir），回鹘用苇笔或木笔的传统来自西方，毛笔的使用传统来自中原，高昌回鹘书写材料有树皮、兽皮等。纸的种类多样，有西亚式，有中原式。来自中亚的为欧式装饰，在折缝处订线，或像印度贝叶写经那样书叶上有圆孔，用绳子捆起来。④ 耿世民：《维吾尔与哈萨克语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7-330页、第340页。随着社会的发展，纸张的普遍，回鹘文人雅士开始用纸张创作中原“国画”及书法。⑤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据《国绘宝鉴·卷五》载：“高昌国画，用金银箔子及朱墨，点点如雨，销洒纸上，画翎毛如中国，花卉亦佳”，在绘画作品上使用金银箔，不仅表现出画艺的高超，还可知回鹘贵族生活的殷实。另据《蒙兀儿史记》58《阔儿古思传》载：“阔儿古思，畏兀儿种，别失八里人也，信佛教，少好学，精通畏兀文及书法”，可知，绘画与书法的出现也可印证纸张的普及。

因宗教信仰，高昌回鹘重视建立佛寺、制作佛像、绘制壁画、抄写经文，认为可得无量功德（buyan），回鹘人相信为佛家做事能树功德。洪浩《松漠纪闻》卷上载：

回纥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

正如上述文书反映，从上到下，整个社会都将佛家奉至尊崇的地位。高昌回鹘用回鹘文翻译了大量佛经，有的译自龟兹地区的龟兹文或焉耆文，有的译自中原的汉文，主要的回鹘文佛经共计23部。如高昌回鹘著名的《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弥勒会见记》均书写在黄褐色厚麻纸上，字体工整，墨色鲜明。⑥ 王伯敏：《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98页。人们通过在纸上绘宗教画，来表达其诉求。

不论绘画还是抄经，尤其抄写宗教经典如《大藏经》费时费力，且人工抄写易出错，于是人们使用活字印刷。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时期的印刷品内容丰富，包括汉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梵文、古突厥文等多种文字的佛教书籍。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勒柯克、格伦威德尔在高昌、龟兹都发现有大量的印刷品。其中勒柯克在哈喇和卓发现了不同种类的摩尼教文献，其形制包括中原书卷式、折叠式书、印度式、欧洲式平装书等，材质有纸质、羊皮、软毛皮和丝织物。“K”遗址摩尼教藏书室整间屋子铺满了约两尺厚的手稿。在胜金口佛寺遗址发现两个藏经室，里面有大量用古突厥文和回鹘文书写的文本，用当地装粮食的口袋装了满满几口袋。有的文献厚达100多页。① [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50页、第76页。而格伦威德尔于1902年在吐鲁番发掘出文物多达433箱，约3.5万多公斤，其中不乏各类文字文书，这些都反映出当时高昌回鹘发达的雕版印刷业。人们将宗教的发展与造纸业、印刷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外，回鹘人将雕版印刷应用到佛经刻印和版画刻印上，很多宗教画、墓葬画和世俗画都画好模板，继而印刷在纸上。② 孟凡人、赵以雄、耿玉琨：《高昌壁画辑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104页。回鹘人还制造木刻佛像模子，使木刻版画得以快速制作出成品。斯坦因就在库车地区找到了一个佛像木刻模子，他还在农民手中购得一幅彩色雕版印刷品。目前，在吐峪沟、木头沟均发现有雕版印刷纸画，足见，当时的人们对于雕版印刷技术掌握熟练。

结 语

高昌回鹘的手工业发展脉络，大致经历了从无到有到丰富三个阶段。漠北蒙古高原游牧时期，回鹘人仅有的手工业萌芽于草原游牧经济，产品单一。西迁至吐鲁番盆地后，定居农耕生活为回鹘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安定，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往来商旅络绎不绝，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为高昌回鹘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整个高昌回鹘王国前期，王国社会安定、政治昌明，良好的社会环境让高昌回鹘积极地与周边民族接触，学习他们先进的手工业技术。

西迁至高昌地区后，当地丰富的棉花资源和先进的纺织技术，使回鹘人受益颇丰。高昌回鹘不再食肉寝皮，依赖于游牧，人们掌握高超的纺织印染技术，熟稔包括棉布、丝绸、绢锻等各种材质衣料的制作。整个社会以村社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织造衣物，栽培果蔬、棉花、葡萄，制造铁制的农具兵器，生产纸张、琉璃，维持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高昌回鹘的日常生活还与宗教紧密结合，手工业生产常常服务于寺院，造纸、印刷、纺织也是宗教寺院经济的来源。

从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我们发现高昌回鹘王国的手工业有其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特点，不仅传承了过去的技艺，也为未来工艺引领了方向。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高昌回鹘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回鹘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且对吐鲁番、西域、中原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