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近年来,需求疲软、供给过剩、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也逐渐显现。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经济也正在双重转型,数量型和速度型的发展正转变为效益型和质量型的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因此,必须创新和完善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
3、间接费实施范围过窄。从目前实施情况看,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间接费只适用于竞争性的、经费来源为科学事业费(206)的科研项目和繁荣计划,除繁荣计划之外的经费,来源为教育事业费(205)的竞争性项目和所有非竞争性科研项目(包括基本科研业务费等)一律不允许提取间接费。过于窄小的间接费实施范围使得《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受益范围和人群大幅缩小。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提出和深入实施使创新驱动战略成为平衡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协调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战略支撑。创新的主体是人,特别是企业家,而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活动发生的前提,始终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力。创新活动前期资源投入量较大,创新结果又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要使技术创新市场充分释放其活力,必须使社会有良好的预期,而社会良好预期的形成首先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有关。创新的重要作用及国家和社会对创新关注度的提升使企业家精神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但通过对现有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者们大都集中在关注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精神方面的研究却较少。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项鼓励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的制度政策,却极少被纳入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框架模型的研究,更缺乏省级层面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经济增长研究框架,探究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发明者、著作者或者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排他独占权,以补偿其进行创新活动的投入[1]。在该期限内,产生的一切经济效益由成果拥有者独立支配,而知识产权保护即借助法律工具保护成果拥有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经济增长问题始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始终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经济增长即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集中表现为一国潜在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2]。
当然,本次研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Mijna Hadders-Algra等[8]报道不安运动阶段异常的GMs和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年龄依赖性,可能这种相关性仅存在于学龄前和学龄早期,成人后这种关系将消失。本次研究随访年龄为3岁左右出现了行为障碍性行为,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关系也许也会消失,因此,需继续跟踪随访至学龄期甚至青春期及成年;纳入本研究的样本量不足,对结果的判读也会有偏差。如需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需要更大的样本进行研究及跟进随访。
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也已成为创造新竞争优势的基础,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保障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知识产权拥有者将创新技术投入市场,不仅能够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且可以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给同行业的其他企业造成巨大的竞争压力。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以及市场压力的增大分别成为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内外部压力,推动了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提升。企业家精神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创新行为,而创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障。创新一直被视为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行为[11],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更具有市场敏感性,也更愿意承担风险进行创新投入,因而会不断挖掘或创造市场需求,通过科技创新以求快速占领空白市场或者创造更多的消费市场,科技创新就被企业家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及企业资源的有限性,多数情况下企业已很难独立开展创新及成果转化活动,迫使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或者共同实现创新成果的转换。企业合作中频繁的知识流动和信息扩散降低了企业对创新知识的学习成本,进而通过合作企业间的绩效提升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即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范围会因合作方的地理位置而向周边区域进行创新溢出,带动周边区域实现经济增长。除此之外,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创新成果难以被模仿,企业家会更愿意披露自己的专利信息,降低其他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避免创业资源的重复投入,进一步激发企业家精神,并形成行业内的创新联动效应,最终通过行业的进步促进经济的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家精神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二)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家精神
学术界至今尚没有明确且统一的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自己的看法。有学者强调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认为它是一种经济首创精神;有学者强调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变革,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勇于承担风险、甘于冒险的变革精神;还有学者强调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综合现有文献的看法,本文认为企业家精神主要是由五大要素——首创性、成功欲、冒险性、敏锐性、责任心构成的。
企业家作为企业的最高领导者,必须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和经营提供明确的战略方向和方针指导,这就要求企业家能够发现市场的非均衡信息并抓住非均衡状态下的套利机会,同时就稀缺资源配置做出判断性决策,尽可能为企业战略的实现争取更多外部资源,但这种市场敏锐性不仅取决于企业家自身的特质,还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影响[7]。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影响了新产品开发成功的机会,而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经济价值)、彻底性(与原有发明的差异程度)和专利范围(专利保护的长短)对于形成企业及将发明商业化非常重要[8],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发现而产生的新信息创造、由于时间和地点引发的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对市场的开发,都为企业家提供了机会,迫使企业家的敏锐性和首创性进一步提升,企业家精神进一步释放。创新的风险特征符合企业家的创新偏好,但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也使企业家面临血本无归的可能,个人是否愿意承担风险取决于对失败成本和成功收入的权衡[9],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降低了技术创新成果被窃取的可能性,而且能够保护暂时的合法垄断报酬,即便被侵权也可获取高额赔偿,从制度层面确保了创新成果的地位,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家的冒险性和成功欲,提升企业家精神。除此之外,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着眼于保护知识创造者的正当权益,而且也要求创造者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向社会公开自己创造的内容[10],为公众提供再发明和改进的思路;成果拥有者将知识产权转化为适销商品又会确保知识产权能够得到合理利用,提升劳动生产率,较好地保护和激发了企业家服务社会的责任心,提升企业家精神。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各小组需要以组为单位完成本课程的各个项目,教师下发项目任务之后,各小组成员之间需要在一起进行探讨每个项目的主题、需要的耗材、成员之间的分工等问题。在小组成员讨论的过程中,集思广益、头脑风暴,锻炼了学生团队协作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GDPit=β4+β5IPRSit+β6Eit+μi+μt+εit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三)企业家精神的中介作用
以Solow为代表的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和以Lucas、Romer等人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很大程度上都认为技术创新和扩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3],而重视技术创新和扩散的突出表现就是知识产权的凸显和保护。全面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使我国企业面临更多拥有先进技术的国际企业的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逐渐扩充到全球视野。国际贸易方面,自WTO达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以来,知识产权政策与国际贸易政策的关联度越来越高,逐渐成为影响一国国际贸易的重要制度因素[4]。对产品输出国而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限制出口市场企业对贸易产品的模仿,形成贸易产品在出口市场的垄断势力,增加出口市场消费者对贸易产品的需求量,进而扩大对出口市场的贸易规模,提升东道国经济;对产品输入国来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降低技术侵权或被模仿的概率,提升外贸经销商的销售意愿,而竞争者的引入可促使国内同类企业改善管理并进行产品升级,间接促进经济增长。FDI 方面,外商在进行投资之前都要对东道国的经济环境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确保东道国具备一定的市场优势并能够保障外商合法权益[5],而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鼓励FDI的信号作用,强的知识产权保护表明一个国家承认和保护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同时传达了市场体制透明、管理专业化的承诺,不仅可以吸引潜在投资者进行投资,同时知识技术流动性所带来的产品技术、管理技术、营销能力、研发能力等也会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内部、相关研发机构设立的形式向东道国进行技术溢出,从而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技术许可方面,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保障转让合约顺利实施,降低技术许可成本,增强国外高新技术企业的转让意愿,增加技术转让量,促进先进研发成果流入,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体育课堂中,表现优异的学生要给予鼓励或精神奖励,学生做得不好就要给予相应的惩罚,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信服课堂常规,才能真正去拥护课堂常规,才能让课堂常规落到实处。[3]
H1: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技术交易的实质是知识产权的转移和附属利益的分配,技术交易市场能否正常运行,根本上是取决于该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因此,综合指标设置的合理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以“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当地GDP的比重(IPRS)”衡量各省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有文献对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指标基本都承袭李宏彬等[12]学者的研究,采用专利申请量或授权量来衡量,但专利授予涉及许多因素,存在较多不确定性,故采用“专利申请量(E)”作为衡量企业家精神的代理指标;经济增长则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另外,参考张先锋和陈琦、谢波、万勇和文豪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期研究,选取“城镇化水平(URB)”“物质资本存量(K)”“人力资本(HUM)”构成控制变量集。
园林绿化企业的档案管理,作为一个比较新的管理项目,企业的管理层要和档案管理人员同心协力,通过制度以及各种物质保障,鼓励档案管理人员更加科学有效地运用档案的信息,帮助园林绿化企业进行针对性的决策。园林绿化企业的各项工程以及养护的信息,要通过各种信息化的技术,将各种资源能够汇总报园林绿化企业的档案管理人员,通过有效编辑和有效管理,让园林绿化企业的各种资料能够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其应有作用,有助于园林绿化企业全面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并且有助于园林绿化企业人补充不足,将是决定园林绿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研究过程中,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技术市场成交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地区城镇人口比重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6)》,各地区专利申请受理数、R&D人员全时当量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2-2016)》。
(二)检验模型及变量说明
采用Baron和Kenny提出的三步法作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为了检验上文假设是否成立,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GDPit=β0+β1IPRSit+μi+μt+εit
(1)
Eit=β2+β3IPRSit+μi+μt+εit
(2)
H2: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
(4)
μi代表时间上未变、未观测到的省份特征因素,如各省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创新文化等。由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还受国家政策、法律等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估计模型时,还考虑了时间效应μt,εit为残差项,Xit代表控制变量。所有模型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有关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变量解释说明
Tab.1 Explanation of relevant variables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变量说明 因变量经济增长GDP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亿元)自变量知识产权保护IPRS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的比重(%)中介变量企业家精神E专利申请受理数(件)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URB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控制变量物质资本K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控制变量人力资本HUM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采用Stata10.0软件对我国30个省份2011-2015年连续五年的面板数据做统计分析。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2 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GDP15020873.72015588.5001670.44072812.550IPRS1500.0110.0250.0000.150E15069172.88096469.350732.000504500.000URB15055.445163.35234.96089.600K1500.8270.7790.2539.674HUM150114174.300121395.8004008.000520303.000
由表2可知,我国各省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企业家精神水平严重不平衡且差距较大。但逐年分析来看,多数省区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家精神都有明显的发展,这与经济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二)回归结果分析
建立层级回归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分析,为避免分析结果由变化较大的某些变量主导,对相关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表3为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模型1和模型2中,由于仅有1个变量进入模型,因此R2较小;与之相比,模型3和模型4中变量增多,R2也随之增大,实证检验结果可信。由模型1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正向影响显著,其回归系数为0.512,并在1%的统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在现有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假设1得到了验证;由模型2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企业家精神正向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0.583,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的地区,其企业家精神也越高,说明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其创新成果被侵权或被模仿的可能性就越低,其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效果就越明显,更能提高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假设2得到了验证;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家精神,数据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企业家精神在1%的水平上对经济增长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631,说明企业家精神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中起到中介作用,并且是完全中介作用,即知识产权保护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是通过企业家精神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假设3得到了验证;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城镇化水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企业家精神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再次验证假设3。
自2000年以来,经济型双相不锈钢已成为双相不锈钢的发展方向.经济型双相不锈钢主要通过N,Mn代替Ni,Mo来降低成本,其中2101经济型双相不锈钢是典型代表[4].但已有的经济型双相不锈钢热加工难度大、薄板延伸率低,基于此,一种具有相变诱导塑性(transformation induced plasticity,TRIP)效应[5]的经济型双相不锈钢被开发出来,其热加工性能优于已有经济型双相不锈钢.本工作的研究对象Fe-21Cr-3Ni-1Mo-N便是上海宝钢公司设计并开发的具有TRIP效应的经济型双相不锈钢.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Tab.3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IPRS0.512***0.583***0.134 0.041 00E0.631***0.185***00URB0.496***0K-0.005 R&D0.672***0R20.132 0.1440.536 0.835
注:估计系数下方括号内为P值,***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1-2015年30个省市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方法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2)知识产权保护并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是通过企业家精神间接影响地区经济,即企业家精神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
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背景下,企业家精神不仅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源泉,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扩大又以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前提。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建议如下:(1)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我国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确保知识产权归属清楚、保护严格、流转顺畅,营造良好的技术市场环境和企业家创新创业环境;(2)政府应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力度,同时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水平,严厉打击侵权行为,提高公民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权方面的法律意识;(3)肯定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通过激励企业家的创新激情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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