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宝”之殇

一、关于“国宝”的一般认识

复旦大学一教授在看了戊戌年春节联欢晚会之后，纠结了一晚上，“觉得不能辜负党和人民长期的教育”，发表了基于专业认知的感言，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而我在看了该教授的文字之后，则纠结了一个春节，直到过了初八，同样“觉得不能辜负党和人民长期的教育”，同时，还觉得不能因为自己退休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就更辜负党和人民长期的教育，本来想在新的一年里“少思寡欲”，然而，要改“多思”的老毛病看来还是有难度，好像习惯成自然。实在憋不住，还是要说说“国宝”之殇，因为有些问题如鲠在喉多年。

“国宝”通常认为是国家的宝物，具有国家的属性，有物品与非物品两类。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宝”，大都是宝中的无价之品，是国家的骄傲和象征，并受到所在国家的特别尊重与保护，也受到世界人民的拥戴和珍重。早在成书于战国初期（大约作于前403—前386年之间）的《左传》“成公二年”就记有：“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杜预“注”：“国宝，谓磬。”这已经明说“国宝”是国家的宝器。唐白居易《除孔等官制》：“浑金璞玉，方圭圆珠，虽性异质珠，皆国宝也。”这是讲“国宝”所具有的特别的质地与工艺。唐崔曙《奉试明堂火珠》诗：“遥知太平代，国宝在名都。”则是讲国宝在国家名都的深藏。这些都是浅显的道理。可是，在民间人们往往也会把一些稀世之珍称为“国宝”，随口说说而已，以显其珍贵。但上升到国家层面，进入文博领域，就不能随便说说。

何谓“国宝”不能用秤称，不能用斗量，更不能用具体的货币数值来界定。然而，既然是“国宝”，国家就不可能不管，所以，在文博专业内，考量其价值的专业词汇不是随便说说的“国宝”，而是由国家认定的等级。所依据的是，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最新的是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第五次修正的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这之中又有与价值判断相关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它们都是国家认定的一级文物，但高于一级文物，属于一级文物中的特级。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珍贵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此目录出台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六章第四十九条，即“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目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未曾在国内正式展出的文物，不得出境展览。”此后，2012年6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又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共37件（组）一级文物；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继续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含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等四类。

如此，大致可以明确，属于文物的“国宝”应该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中，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新石器时代的《鹳鱼石斧图陶缸》、商代的《后母戊鼎》，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战国中晚期的《人物御龙帛画》，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秦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卷、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如此等等，可查相关目录，了解它们的方方面面以及重要性。不让出国（境）展览，就是为了保护而传之久远的国家深藏，是国宝的待遇和礼遇。这里的“国宝”是有着国家认同的。文物都分三等，说明有高下，显然，不是所有的国家收藏都是“国宝”。如果国家收藏都是“国宝”，那国将不国，宝将不宝。以国家博物馆为例，现公布有140余万件藏品，其中有6000件国家一级文物，但也不乏一般文物，如果把馆藏140余万件藏品都说成“国宝”，显然是不合适的。

  

战国 无款 人物御龙图

可是，自从商业绑架文化，将圆明园遗物中的西方人的水龙头称为“国宝”开始，“国宝”的称谓被商业利用则愈演愈烈，凡是在市面上能卖高价的几乎都冠以“国宝”的称谓，而一说“国宝”又往往立马涨价。因此，这几年，出于对部分在电视上和民间忽悠的专家的反感，民间又多了一个相关的专业词汇——“国宝帮”。这个“国宝帮”就是专门说“国宝”、认“国宝”的；这个“国宝帮”肆无忌惮，假的说成真的，一般的说成是国宝。而这之中的多数人出自文博专业的体制内。显然，体制内的“专家”也在呼应社会上的“国宝帮”随便说“国宝”，那“国宝帮”的队伍将更加扩大。而体制内带“长”的人不谈专业、只说“国宝”，那无疑将成为“国宝帮”帮主，那就更可怕。本来“国宝帮”行走在江湖上，现在传染到体制内，其问题的严重性就可想而知。

有了商业的绑架，又有了娱乐的绑架，则进一步把“国宝”这一“国丑”暴露在公众面前。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专家或是带“长”的人说是“国宝”，不会提出什么质疑，尤其是在娱乐节目内，因为这个阶层的人士看娱乐节目看得太多了，远比那些专家看得多，所以，他们知道也就是说笑、搞闹、娱乐而已。而那些业内有良知的专家提出质疑，虽然义正词严，但声音又不可能高于商业和娱乐，甚至专业的质疑搅和在商业和娱乐之中，加上有体制内的呼应，真是秀才遇到兵。话语权现在旁落，已经不在真正的专家手里。如今“国宝”到了体制内都说不清的地步，可想“国宝”在当代的悲剧。有法可以不依，有专业而无专业认同，那怎么办？退一万步，如果说法规比较复杂，或者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不好认定，那也可以简化，至少下列可以说不是中国的“国宝”：

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不断培育创新能力才是我国中医药企业在国、内外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的源泉。为此，一要整合并促进省内中医药产、学、研资源与沿线国家（地区）及全球科研机构或公司合作，组建协同创新联盟，联合开展研究，实现优势互补，共担研发成本，增加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开发及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二要通过加强中医药企业的科技投入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及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11]。

2.不辨真假、难辨真假，不明是非，不明来源；

3.有价。

1.不是中国人创造、不在中国制作、不表现中国文化精神；

关于“国宝”的无价，最简单的解释是，人们通常称熊猫为“国宝”，是因为它的珍稀，它受国家保护，所以，没有哪家拍卖公司拍卖熊猫的，因此，人们也不知道熊猫值多少钱。“国宝”无价。

二、关于“国宝”的出镜

多年不看春晚了，今年本来就没想看。难得在家中尽兴，喝完之后就在电脑前的椅子上睡着了，真是呼呼大睡，醒来已经是初一的0∶20。因为北京今年禁放，所以，没有被零点的鞭炮声吵醒，感觉到无比的幸福。能够睡踏实觉是最幸福的。这个年就这样安静地过去，那也算是特点。今年的禁放不像过去的禁放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今年没有，人们好像习惯了移风易俗。可是，因为春晚的一个特别安排而使得年三十之后不得安宁。本来人家是娱乐，没有当真，偏偏有当真的，有写帖的，有删帖的。特别是闹得那些删帖的不得安宁，真有点于心不忍，真是可怜他们。

按照惯例，央视从初一开始就在重复播放那些春晚中被认为精彩的节目，其中就有“盛世中华，国宝回家”这一特别的内容。扫了几眼，才知道网上质疑的具体。就我的专业认识，我认为那天演播室里展示的是复制品，可是，国家宝藏001号讲解员没有说明它是复制件。抱歉，我在回放的过程中才知道这个世上有个“国家宝藏001号讲解员”。演播室缺少温湿度控制，在演播室强烈的灯光照耀下，无论如何不会把“国宝”的原件展示在这样的空间之内。这里先抛开所展示的是否为“国宝”，但如果是复制品，001号讲解员应该说明，这样可以让人们放心，让人们感觉到专业的尊重。至于001号讲解员，他说好说坏都不怪他，因为他是演员，是在背书；如果有错，那也是写台词的错。我还是喜欢演员张国立的，但是，他到专业行当中来演是相当危险的。如果是专业行当中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说错话那就很难原谅，哪怕是在背书。

中国的卷轴画通常是画于绢和纸之上，它们都比较脆弱，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打开一次伤一次，特别是绢本。所以，对于绢本的保护，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少打开，尽量避免强光。因此，中国各级博物馆中绘画馆的灯光，国外绝大多数博物馆所展示的纸质文物的灯光，都极其暗淡，有的还设有感应装置，在没有观众的时候会自动灭灯。这一点，相信是博物馆人的共识，一般的观众也能够理解。如此来看，央视春晚演播室内展示的还会是原作吗？是“国宝”吗？那些馆中之人不是经常把温湿度挂在嘴上吗？怎么到了央视、到了演播室就不看看温湿度呢？

1.教师讲解。教师结合学生拍摄的模拟情景剧视频和学生观看视频时发表弹幕的内容，进行点评分析并且梳理出正确处理客户投诉的步骤。学生根据教师的讲解，做好相应的笔记。意图是通过教师对模拟情景剧的点评与正确处理投诉的知识点讲解，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和掌握本次课堂学习的重要知识点。

在这个大概只有4分04秒长的节目里，能够听到有关画的内容不多，但有几句关键词——“盛世中华，国宝回家”“一件国宝级的书画”“它非常珍贵”“把流落在海外多年的国宝带回家”“国宝回家，全民共享”。客观来说，如果不是看在央视的名号以及台上嘉宾头衔的份上，还以为是“国宝帮”在忽悠。虽然全长30.12米的手卷限于场地和时间，只展示了其中的部分，毕竟是在非博物馆的娱乐空间中的展示。如果所展示的是原作，那可能实在对不起“专业”这个词。专业的单位做业余的事是最可怕的，就好像当年专业单位“撼祖国强盛”的笑话一样。如果演播室里展示的是原作，那么，看看在大英博物馆中受到礼遇的中国“国宝”——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吧，大英博物馆是不可能让还不属于英国国宝的《女史箴图》出馆门的，更不要说拿到国家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中去展示，去忽悠。这不是一般性的能与不能、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是对国家文物、国家文化的基本尊重的问题。当然，不属于国家文物的可另当别论。这里要加一句，如果国人都不尊重自己的文化和文物，遑论他国之人来尊重中国的文化和文物？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公民将自己的藏品捐献给国家都是高尚的，都是造福子孙的，都是功德无量的，都是为人称道的。在全球博物馆体系中，有许多依靠私人的捐赠而建立起来的博物馆，而将私人专享变为与公众分享的捐赠则开启了博物馆发展的历程。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就是世界上最早因为私人捐赠而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它开启了三百余年来世界博物馆发展的历史，此间还有大英博物馆等。如今，利用这种私人捐赠而建立起来的博物馆数不胜数。无数捐赠者的名字都被刻在各博物馆的墙上，这既是缅怀和追忆，也是纪念与歌颂。

从另一方面来看，不要说“国宝”，就是通常的国家一级文物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也是不合适的，也是极其不严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为制作出版物、音像制品等拍摄馆藏三级文物的，应当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拍摄馆藏一级文物和馆藏二级文物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那么，央视的这次拍摄，画作的持有单位有没有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国家文物局批准？如果有国家文物局的批准，那么，主管单位有没有看到该“实施条例”的第四条“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关于文物保护，这一条例同样适用于“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的央视及其主管部门。

献宝者在演播室现场还说了一句：“把流落在海外多年的国宝带回家”，就更是在忽悠亿万观众，考验亿万观众的智商。这是典型的“国宝帮”的口吻。明明是有人从日本倒腾回来，而且到了国内还几经倒腾，有钱的献宝者只是最后一棒的接手者，怎么能说是自己“带回家”？说谎都说不圆，应该也有智商的问题。至于其中如何倒腾的，过程在网上都有，这里就不赘述。

博物馆是国家的公器，但往往是落到少数人的手里成为个人把玩的玩物。如果有真正的“国宝”回家，像国家文物局从海外征集回来的交由国家博物馆保存的商末周初的青铜重器“子龙鼎”，以及北朝石椁、唐代天龙山石窟菩萨坐像和头像、宋代木雕观音菩萨坐像、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等，它们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出真正体现出了“全民共享”。这些海外回流的文物之所以没有争议，是因为流传有序，是因为有专家的多年跟踪、反复鉴定和研究，是国家有关部门慎之又慎的决定。因为为了它们而动用了纳税人的钱，必须对纳税人负责。春晚中的所谓“国宝”回家，只反映有钱人自己的眼光和判断，而献宝也只是这一剧本中的一个环节。本来悄悄的，献也就献了，几十年之后的后人也闹不清楚来龙去脉，也就漂白了。可是，就是眼前的事，哪位革命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这一剧情的最后一幕，不安寂寞的不仅是献宝者，这下砸了。

娱乐也是双刃剑，当你想娱乐别人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也被娱乐了。

三、关于“国宝”的捐赠——论“国宝”之殇

又过了几天，他完全冷静了下来，他开始确信那一切都是虚幻的梦。自己滑翔时屡遇险境，心脏和大脑都紧张惊恐到了极点，在强烈的刺激下，自己出现了幻觉。那些令人费解的事物，都是自己的大脑虚构出来的，毕竟，除了头脑中的记忆，自己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证明他们出现过。

没想到与“公众分享”可以没有学术支撑，如此，和土豪的显摆有什么不同。土豪得到东西就是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显摆。博物馆的与“公众分享”必须有学术根基，有研究的成果为背景，不能信口开河，指鹿为马。在学术上的不负责任是对公众的极不尊重，是“专业伦理”丧失的重要标志。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翻转课堂需要融入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来增强学生的学习记忆能力和阅读思考能力以及进行思维形象化表达的能力，并且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内容分享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学习意识，另一方面需要学生时刻明确自身在大学课堂中的角色和接受高等教育本质目的，需要拂去学习过程中部分浮躁心和功利心来进行知识本身的探索。

  

丝路山水地图 0.59m×30.12m（局部之一）

中国第一座公立博物馆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年开始筹备，鲁迅先生等，向筹备处捐赠了自己的藏品。如今，各博物馆都有自己的捐赠目录和姓名，捐赠成为中国各级博物馆获得藏品的一个重要来源。事情发展到如今，我们依然感念那些捐赠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或猜测捐赠者的捐赠动机。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中国的私人捐赠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纯粹的“爱国”，出于“爱己”目的的捐赠也比比皆是。对于绝大多数博物馆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只要捐赠的是真的、是好的，多多益善。通常来说只要来源合法，这都没有错。因此，一些捐赠人就抓住了博物馆的软肋，以“爱己”为目的通过捐赠而获得声名，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的林子大，什么鸟都有。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攻克国家级、名气大、有影响的博物馆。对于商人或者有商业目的为背景的捐赠来说，捐赠则是其商业行为的一个过程、一种手段。比如已经卖有很高价的画家，通过捐赠而获得了高价的背景；通过高价又继续忽悠了另外的买家，这时候博物馆感觉就是人家的托。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客观来说，像我这样画卖不出去的，也想捐赠；还想捐赠给卢浮宫，可是，人家不收在世画家的作品，哪怕我的名气再大。事实证明，今天有相当一部分的捐赠是值得怀疑的，也有一些捐赠的接受是需要商榷的。

2009年10月，法国收藏家有意将圆明园遗物兔首、鼠首捐给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而遭拒绝。而在此之前，作为圆明园的遗物和外国人的水龙头，兽首已经在中国被忽悠成了“国宝”。时任院长的周功鑫女士在接受有关部门质询时指出：“本着博物馆专业伦理来看，只要有争议的东西，故宫是不能珍藏的。”当年看到周院长所说的“专业伦理”，就无比钦佩她作为执业者的操守。而她的这一决策被人们认为是捍卫了“社会的形象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从“社会的形象”来看，我们的一些博物馆因为“专业伦理”缺失，已无形象可言；而从“知识分子的良心”来论，我们的各级博物馆的馆长大都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但有些人的“良心”在哪里？有没有变质为无良？缺失“专业伦理”就是无良。公器私用，只想自己抛头露面，就是无良。周功鑫院长是法国巴黎第四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博士，她在博物馆学与展览策划等领域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原院长，其专业毋庸置疑。在周院长任上，台北故宫博物院坚持不接受在世书画家的捐赠，而包括大陆画家在内的很多书画家都在试图“攻克”周院长，然而，她坚不可摧，表现出了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名号的基本学术立场。

1.1 研究对象 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间在本院产前超声检出、并经产后超声心动图或CT血管三维重建证实的4例胎儿MRAA-LDA-DAO。孕妇年龄22～8岁，平均(25.5±3.2)岁，孕周22～31周，平均(24.8±2.9)周，均为单胎。

  

展子虔 游春图

说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会去做比较，因此，这里就不再比较了。

虽然不去比较，但还是可以再举一些实例。美国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的藏品来自其创始人佛利尔先生的捐赠。佛利尔沉湎于独特的中国文化和文物，通过各种渠道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珍宝，在近3万件的收藏中，就有1200多件中国古代绘画，名列全美国之首。其中有一幅南宋的《洛神赋图》白描本，它是存世9卷《洛神赋图》之一，其他散落在北京故宫、大英博物馆和辽宁博物馆。就佛利尔博物馆的名气而言，有无数的捐赠者也想把自己的收藏捐赠给该馆，可是，佛利尔博物馆统一说“不”。有许多人想不通，为什么白送也不要？这是为了保持佛利尔收藏的独特性和纯洁性。这是一种“专业伦理”，不能见钱见利就眼开。所以，佛利尔的后人多年来坚持每天给该馆中的佛利尔雕像献花，而每一位路过此地的观众的眼神都表现出了敬重。这个世上就是如此，有人隔三岔五在电视上忽悠，在博一时的眼球；而有人默默奉献，所获得的是久远的眼球。

还有位于伦敦的华莱士收藏馆（The Wallace Collection），是一座人见人爱的小而美的宫殿。华莱士收藏馆是历经赫尔福德侯爵（Marquessof Hertford）家族五代积累收藏的博物馆，其第五代传人和他的太太于1897年将全部收藏连同18世纪建造的这栋楼一起捐献给了国家，后来被改装成为对公众开放的国家级博物馆。这一博物馆也是不再增加收藏品，其封闭性就是保持赫尔福德侯爵历经五代收藏的纯粹性。

博物馆的“专业伦理”是我们很多博物馆及其掌门人所欠缺的，因为相当一部分带“长”的人不够专业；本来不专业也就算了，还不谦虚。对于很多博物馆来说，以封闭式收藏来保持其藏品的纯粹性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博物馆收藏的特色之一。这一点对于遗址类博物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那些经由考古发掘而形成的特色收藏也是极其重要的。拿湖南省博物馆来说，其马王堆墓发掘而获得的系列藏品，是该馆最重要的特色，无与伦比。如果有一天马王堆周边的人来献宝，说是来自马王堆墓中的，故事也说的是有鼻子有眼，所献之宝也有大致的模样，那湖南省博是收还是不收？我认为不能收，其理由就是保持当年科学考古发掘的完整性。类似的还有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系列文物。掺杂就是混淆，就破坏了科学发掘的完整性，就说不清，这是博物馆收藏的大忌。当然，像国家博物馆这一类型的综合性博物馆，其馆藏在早期主要来自各地的调拨，那收藏体系的庞杂则是另当别论。

博物馆收藏并不是越多越好，特色最为重要，品质最为关键。收藏失去专业伦理是博物馆界多年来存在的弊端，有些博物馆收藏杂乱无章，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而可笑的是有些业内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社会平添了许多笑柄，这是与博物馆专业伦理严重背离的。

以我的感观，展馆前一部分从商朝开始采矿的矿坑和春秋战国时期采矿的几个矿坑，更具震撼力。凝神一看，就能感受得到古时矿工们采矿的艰难及技术的专业性。古时的那些矿工们为掘取铜矿石，开凿了竖井、平巷与盲井，并用木质框架支护，采用了提升、通风、排水等技术，使用辘轳提升矿石及汲出地下水。这些高超的采矿工艺技术诞生于四千年前，我们不能不为先民的创造能力感到自豪。

四、关于“国宝”的学术

“国宝”尽管有其自身的历史、艺术或科学的价值，但还是需要学术来支撑的，不是靠忽悠的，正如同博物馆是需要学术支撑，不是靠忽悠一样。

“国宝”与学术有着重要的关联。当它流落在社会上的时候，它也就是江湖上一个看人识还是不识的物件，各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赋予它各自不同的定位，“国宝帮”擅长此道。“国宝帮”的特色是没有学术，只能忽悠。社会上有很多散落的文物，重要的不能说没有，但不重要的可比比皆是。对于散落文物的认识，其中有些是属于基本常识，稍有常识的可以看出来；有些在缺少题跋及相关文物比照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决定的，这就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之中“国宝帮”是无知无畏，敢于下断论，而博物馆中的专家相对来说则比较谨慎。因此，这些散落在市面上的文物有着杂乱而不系统的基本学术形象，“国宝回家”中的“国宝”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散落的文物进入博物馆，理论上来说就不一样了。博物馆会对其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并研究与其相关文物之间的关系，开始重塑新的学术形象，并通过展览与“公众分享”。这是理论上说的，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原来我的认识是基于常理、常识以及对职业的尊重，这次“国宝回家”让我看到了不堪的现实。原来博物馆也是如此。这几年我到处做讲座，讲博物馆如何伟大，如何美妙，没想到我们的内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在罗兰·巴特看来，叙事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进行叙事；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而且，以这些几乎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叙事，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注][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施工阶段成本控制得好坏，对项目能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起到关键的作用.管道燃气工程绝大部分属于隐蔽工程，管网埋设在地下，应将重点放在施工阶段.在保证材料采购质量关后，严格按规定作业流程进行施工，防止出现偷工减料和严重浪费的情况；现场材料的堆放应符合存储要求，比如要防止暴晒的PE管材露天堆放、钢铁制品潮湿处堆放等，都将降低管材埋设后安全使用的年限；合理存放不但可以控制材料成本，更可降低今后管网运行的维护成本.

博物馆的学术形象是至关重要的。博物馆的学术方向、学术状态、学术成果以及专家学者的队伍与成就，都是博物馆学术性的重要组成。博物馆的学术形象还表现在学术影响之上，这种影响可能是一部很大规模的书，也有可能是很平常的单册或一篇论文，关键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填补了什么空白，综合了什么研究成果，如此等等，这都反映出博物馆对学术的重视程度和组织能力。就一般的道理来说，大家都懂，可是做出来的结果是大相径庭。就现况而言，中国博物馆界的总体研究能力在萎缩，研究者的队伍青黄不接，有一茬不如一茬的迹象。但有些博物馆是明显的下降，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小，能够扳指头数得出来的有影响力的专家越来越少。更奇怪的是，有的学问不大，却以博物馆的名号投靠了“国宝帮”，更让博物馆界丢脸。

博物馆社会形象的自我塑造表现在很多方面，几乎囊括了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方方面面。一座博物馆从建设开始，馆舍是其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形象。因此，近年来，在新的博物馆建设中，主导者是千方百计地拼设计，努力完善为城市的地标而努力。博物馆开馆之后，社会形象就开始树立起来，而完善和丰富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的需要上百年。事情做好了不断加分，做错了则减分，不断减分就预示着这家博物馆要出问题了，大概就要换馆长了。比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2017年2月28日，其馆长托马斯·坎贝尔（ThomasCampbell）在博物馆面临财政困难之际宣布辞去馆长一职，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前，他经历了数月的质疑和争议。馆长辞职也是一种形象塑造，人们因此看到了大都会革新的决心。回头来看坎贝尔馆长，说到底他也没有做错什么。

博物馆的公众形象通过博物馆的各种窗口而表现，哪怕是少为人关注的餐厅、咖啡厅，或者是供观众休息的座椅，这些都会为观众留下记忆，而由此为公众留下的博物馆形象可能是终生不灭的。由小见大，都可以反映博物馆的学术形象，餐厅、咖啡厅的环境，座椅的设计，说起来在博物馆都是小事，但小事的累积就成为大事。因为它们都关系到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博物馆不管大小，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形象。社会形象分两方面：一是公众形象，二是学术形象。总体来说，社会形象是博物馆自己塑造的，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公众的添加和赋予是基于博物馆自己努力结果之上的叠加。博物馆的形象塑造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每一任馆长除了做好自己当下的工作，维系传统也是品评其功过的一项重要指标。可以理解的是，每一任馆长都希望自己这一任能够做得更好，能够超越前任。但是，这个品评不是当下，而是历史。所以，踏实而努力的工作才有可能。有想当网红的心和作为，就已经偏离了博物馆的价值体系。在人们的心中，博物馆是老气横秋，眼镜都像墨水瓶的瓶底那样的，这种形象是人们所尊重的学术形象。博物馆的社会形象是几代人塑造的。博物馆就是默默无闻的年复一年。这里说的默默无闻是与娱乐的公共文化相比，是和网红、明星相比。当然，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一，有人就好这一口，那也没办法，公众更无可奈何。

刷式汽封名义上属于柔齿汽封，究其实际，应视为硬齿与柔齿相结合的汽封。安装时通常将其硬齿按照标准间隙调整，柔齿间隙在此基础上可较大幅度减小。因为柔齿与转子间隙为弹性配合，具有较好的自适应能力。刷式密封是一种允许摩擦，理论上可做到“零”间隙的密封。为了避免对轴产生损害，与刷式密封相配合的轴颈处需要一层耐高温、耐磨蚀的涂层。但国内使用时，似乎都没能做这样的处理。因此在确保刷毛不脱落的情况下应当尽量选用较细的刷毛，以避免或减轻对主轴的损伤。

博物馆的学术形象还表现在对藏品研究的水平之上。有的博物馆的藏品数量之多，令馆长感到自豪，馆长也到处吹嘘。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好吹的，都是祖上留下来的。真正好吹的是研究成果，没有研究成果也就是数量巨多、价值巨高的仓库，馆长也只不过库房保管员的头而已。经常听到的是又多了多少开放的面积，这不错，这很重要。但时不时也要晒晒学术研究的成果，看看最近几年在学术上有什么新的拓展。客观来说，馆长多说说学术对自身的形象塑造都有好处，也是对馆内研究人员的安慰。如果馆长沦落到清退被占房屋或修缮房屋的一般行政人员，那馆长真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丝路山水地图 0.59m×30.12m（局部之二）

博物馆的学术形象最直接表现的是博物馆的展览。博物馆展览的学术含量，是反映博物馆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标。这几年博物馆界好像流行以观众数量论英雄，所以，动用各种手段来鼓噪，使得把人们的视线从关注展览和展品中转移到排队之上。因此，面对声势浩大的展览，好像没有看到具体的展览评论——策展有什么学术背景和独特思路？布展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和方法？学术上有什么呼应和阐释？这些好像都没有看到，所看到的只是拿出了什么样的重要藏品，它们如何如何重要。这重要那重要还要你说吗？前人早就说过了，实在不行，回家百度去。从库房里面调藏品不是什么难事，馆长一句话，分分钟钟能搞定。这能说明什么呢？过去的馆长也能调，未来的馆长还能调。

寄生虫侵入宿主机体后首先表现IgM上升，IgM是一种大分子抗体，相对分子质量最大，故称之为巨球蛋白，IgM能清除血流中的原虫颗粒，为一种凝集性抗体，是直接、间接凝集实验的诊断要素。张永红等[12]在小鼠腹腔接种棘球蚴原头节后，在未发育形成囊泡前30 d能测到低效价的IgM血清抗体，90 d后随着囊泡不断长大，IgM开始降低。本研究中HAE患者血清IgM抗体较正常对照组降低，考虑包虫在宿主体内长期寄生，宿主的免疫抑制，导致IgM下降。

五、关于“国宝”的研究

家中有宝，就是自己看看的，最多是琢磨琢磨。而这个“宝”对自己来说是宝；而对别人来说，可能还不是宝。国中有宝就不一样了，通常还要建立博物馆。建立博物馆干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展示所藏，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没有研究的博物馆，最多只能说是展览馆。实际上，今天中国的许多博物馆只能说是展览馆，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承担了展览馆的功能。

从图4可以看出，不同耕作方式下，深松耕土壤的可溶性氮含量最高，且显著大于常规耕作和免耕方式(P<0.05)，深松耕土壤硝态氮含量最高，显著高于常规耕作和免耕方式(P<0.05)。免耕方式土壤铵态氮含量最高，显著大于深松耕和常规耕作(P<0.05)。

  

东晋 顾恺之 女史箴图(局部）

研究工作在博物馆中很重要。

另外，她们才出去了小半年，在城里挣的钱却比他们干一年都多。这还不算她们给男人、给老人小孩买的皮茄克、羽绒衣和皮鞋，人人一身崭新过大年，那份喜气是往年所没有的。年收入翻了一番，点亮了很多家庭美好的憧憬，到哪年哪月盖栋高楼……

“国宝”也是需要研究的。没有研究，那只是供奉在那里的稀世奇珍，没有生命，没有活力；没有生命和活力就不能延展它存世的价值。研究可以为“国宝”增添活力和作为“宝”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的内涵。博物馆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仅仅是占有多少“国宝”，还要看它的学术状况、研究水平、思想高度。博物馆也不同于珍宝馆，不是炫耀占有和稀世，而是通过文化的关联表现出时代、类型、研究的深度。但是，中外的博物馆都存在着重展示、轻研究的问题，而以中国的问题最为严重。我一直认为中国博物馆的整体状况与发展水平在全世界只能说是中等偏上，此次“国宝回家”更印证了我的想法，终于说出来了。我实在难以想象国外的那些博物馆馆长们看到“国宝回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评价。

“国宝回家”中的“国宝”真与假、是与非是一个问题，而博物馆在接受和持有这两方面对其缺少研究则是没有想到的，这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没有研究又将其搬到了有着亿万观众的大庭广众中间，就暴露了作为博物馆的专业状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事如果出现在“国宝帮”的江湖上完全可以理解，出现在堂堂正正的国家名号中实在无法接受。

应该理解，博物馆的研究是复杂的事，因为藏品很多，类型多样，人手不足，关键是队伍在哪里？有队伍能不能拉得出来？这些都可能制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是，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在数以百万计的藏品中有一二三级，挑重要的先研究，先重点研究，那是常情。如果遇到了“国宝”级的，又与国家战略相吻合，以历史服务于现实，那是重中之重，按理说应该举全馆之力；如果全馆不足，可以举全国之力；如果全国不足，还可以组建联合国队伍。退一万步，如果重视了，那就会出研究成果；等有了研究成果，对作品的历史和艺术的属性有了基本的认识，再拿到社会上来，那叫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那是博物馆的实力所在。可是，现在漏洞百出，感觉还没有研究就将一些几乎是商业炒作的话语昭告天下，而人们感觉到的是一个裸体的“国宝”，因为看不到附加其上的具体研究内容。连春晚的演员都知道要化妆才能出镜，“国宝”出镜至少也得用学术装扮一下，这好像也是一般的道理。如今，面对社会上的一些专业人士的质问与举证，义正词严，以理服人，而有关方面没有任何学术的回应。哪怕是简单的说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也都会感到安慰，相信即使是吃瓜群众也会满意。为此，作为博物馆人的我感到汗颜。

面对缄口可以有两种认识，一是无言以对，一是不屑一顾。无言以对的理解是理屈词穷，而不屑一顾就有问题了。如果是理屈词穷，发现错了，认个错，也没有什么丢脸的，人们反而会为对这种学术态度点赞。不屑一顾不是积极的态度，不符合“全民共享”的原则。“全民共享”是有丰富内涵的，展示只是一方面，还包括共享学术和研究；官网上公布高清图片是一方面，组织专家去研究，回应他人的质疑也很重要。“共享”不仅表现在资源上，还表现在对原始资源深加工的研究成果的“共享”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共享”的成果？如果有，正好回应质疑。我内心非常着急，希望早日能够看到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免得鸡一嘴鸭一嘴，听着都烦。

博物馆的公众性是个复杂的架构，在自己的藏品面向公众的过程中出现的知识问题、学术问题，哪怕是一个说明牌错了，该改的必须要改，不能过夜。因此，博物馆的应对以及态度，也表现为博物馆的整体管理水平的高下。

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徐邦达先生（1911—2012）在世，他老人家会做何感想？徐先生生前有“徐半尺”之誉，意思是，画在他的手上只要打开半尺就知道真假，所以，少有不服的。重要的是他为他所在单位带来的美誉，确立了博物馆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人才立馆”。徐先生曾亲口对我说：书画鉴定是复杂的事，有个认识的过程。有的画多年前看真，但现在看有问题；有的画多年前看不对，现在看看是真的。徐先生所说是书画鉴定的规律，我一直谨记在心。任何事违反了规律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误判。当然，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书画鉴定的问题，远比徐先生那个时期复杂，那个时期还没有出现“国宝帮”，或者说“国宝帮”还在潜伏期和酝酿期。相信，即使徐先生今天还在，也敌不过“国宝帮”。我都能想象出徐先生那无奈的神情。

如果落实到具体的一幅画之上，对其的研究是多方面的，需要时间和过程，需要努力和钻研，但默默和潜心是必需的，任何投机取巧和走捷径都不可能达到学术的高度。而对于今天来说，还需要手段。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一代研究人员此前没有的机会，因为新的技术为我们创造了可能。以国博所藏的明代《抗倭图卷》为例。此前，这幅画被认为是明代的，大概是根据画面中倭寇的旗幡上有日本弘治的年号，但“年”之前缺字，难以说出具体。2010年开始后的持续5年，国家博物馆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开展了合作研究，因为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也藏有一幅《倭寇图卷》，两个版本相似而接近。其间，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专家通过用红外相机拍摄国家博物馆的原作，在画卷前端的倭寇旗幡上发现了肉眼看不到的内容，这是徐半尺的慧眼也看不到的，真是令人惊奇的重要发现——画中倭寇船的旗幡上有被白色覆盖在下面的文字：“日本弘治一年”（1555）。

这一发现为我们确定了该画创作的基本时间，大致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或之后，但不会远离1555年；这也为我们确定了作品所表现“抗倭”这一历史事件的时间。这一利用新的科技手段研究图像的意外发现，为我们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和方向——国内外还有多少重要的中国历代绘画需要用新的技术手段去发现未知的内容，从而带来美术史研究的新的成果和对具体画作的新的认识。这是我的期待。

由此想到那“国宝”，如果是真的，用一些新的方法去研究，没准还真能发现新的内容。可是，现在对它研究的缺失则是遗憾。然而，面对现有的结论，与之相关的16世纪从何而来？背书后面的台词又是谁写的？也是挥之不去的疑问。一般来说，画上没有明确题款说明年代，是不宜做具体年代断论的。

尽管中日合作研究《抗倭图卷》的成果在日本已经进入到教科书的辅助书籍之中，但我不认为这是多大的事，就是一张画和与画相关的研究而已。也没有必要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来拿此说事，以古论今。如果这样，我认为不好。什么叫见风使舵？这严重影响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中国的文人自古就看不起见风使舵的人和事，而且是极其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