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历史进程与基本特征*
引言
中国古典文论，是指业已“经典化”（canonized）且较好地保有本土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① 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中国古典文论孳乳于儒释道的精神思想，脱胎于文史哲的学术传统，两千多年来蕴藏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典籍文献之中，“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② 郭绍虞：《中国古代文论选》（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页。，其中既在狭义上包括《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六一诗话》《沧浪诗话》《原诗》《人间词话》等独立成篇成文的“专论”，也在广义上包括那些蕴藏于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之中、具有鲜明文学理论属性的“泛论”，比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老子》《庄子》，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论衡·超奇》《诗式》《闲情偶记》《艺概》等各种蕴含文论思想的文史哲作品。③ 关于对中国古典文论“专论”与“泛论”的界定，参见王洪涛：《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传译研究的概念厘定与方法》，载《翻译界》2016年第1期，第104—106页。
作为东学西渐的一部分，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如果从1685年儒家经典《大学》由拉丁语间接翻译成英语在英国伦敦出版算起，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三百多年来，西方的传教士、汉学家、华裔学者以及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翻译家，先后以儒道经典、文化典籍、文学作品、诗学作品、文学理论等各种形式将中国古典文论的众多“专论”和“泛论”作品翻译成英文，在西方英语世界广为传播。对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这一具有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以及比较文化意义的历史活动，当前一些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宝贵的探索，挖掘了大量史实，梳理了许多文献，如王晓平、周发祥与李逸津① 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晓路② 王晓路：《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陈引驰与李姝③ 陈引驰、李姝：《鸟瞰他山之石—英语学界中国文论研究》，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黄卓越④ 黄卓越：《从文学史到文论史—英美国家中国文论研究形成路径考察》，载《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冬之卷。、张万民⑤ 张万民：《中国古代文论英译历程的反思》，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等，但多数现有研究要么只对中国古典文论历代作品或单部作品在西方的传译情况做概略性陈述，要么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主要的英译文献做分门别类的梳理，且有的研究在译本信息、出版年份等方面存在许多失实的地方，不仅难以完整地揭示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传译的历史进程和原因，更难以较为真实地再现传译活动的基本轨迹与特征。
为了较为完整、真实地揭示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与传播的历史进程、轨迹与主要特征，本文将采用海外汉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历史学的方法，⑥ 张西平：《西方汉学十六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10页。把宏观史学方法与微观史学方法结合在一起，在再现三百年中西文化交流整体史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活动做详细的历史文献考察和原典性的实证研究，因为正如张西平先生指出的那样：“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才能梳理出西方汉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只有搞清了各个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特点，我们才能掌握每个时代西方汉学的基本特点。”⑦ 同上，第11页。进一步而言，为什么要对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三百年传译活动做实证性的历史文献考察呢？李良玉先生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所谓谁先发现了真理，根本的意义在于谁先发现了正确的事实。就历史学而言，用材料来证明事实的原则，也许永远不会过时。”⑧ 李良玉：《历史学的观念、方法与特色》，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第19页。鉴于此，本文首先将在宏观史学的意义上依据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特点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竭力复原各个历史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体时代背景，因为“任何历史事件、任何社会问题都必须放在相应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分析，才能找到它的特定的时代因素，才能找到它为什么是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的时代依据”，⑨ 同上：第19页。进而在微观史学的层面上对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主要传译活动做具体、实证性的历史文献考察，即如同严绍璗先生倡导的那样，“以原典性的实证方法论，解明中国典籍向世界的传播……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文献”，⑩ 严绍璗：《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载《国际汉学》第5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2页。从而揭示出三百多年来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传译活动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特征。
3)提出了风速、降雨量、液态水含量超短期预测方法，并以风速、降雨量、液态水含量预测值为基础提出了超短期覆冰趋势预测方法；
一、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的历时考察：历史进程与基本特征
三百多年来，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活动或隐或显，或起或伏，始终向前发展，依据其传译活动的整体规模、幅度与影响，迄今大致先后经历了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酝酿期”、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萌发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的“过渡期”、20世纪中至20世纪末的“发展期”以及20世纪末至今的“成熟期”等五个阶段。⑪ 我们可以将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英译与传播的延伸和深化，但鉴于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和非普及性，前者的发生时间显然滞后于后者，参见拙作《社会翻译学视阈中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诠释》，载《外语学刊》2016年第3期，第146—151页。
毋庸置疑，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活动始终与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而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汉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① 阎纯德：《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载《文史哲》2004年第5期，第118页。因此基于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的中西文化交流背景对当时西方汉学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分析，进而对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活动做实证性的具体考察，显得格外重要。
（一）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酝酿期
虽然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较为正式的英译与传播活动开始于17世纪末《大学》《论语》和《中庸》等英译本在英国的出版，但广义的传译活动却可追溯至16、17世纪欧洲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以及在此基础上兴起的传教士汉学研究。
16、17世纪，欧洲正值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积极向东方以及中国进行殖民扩张，而其16世纪初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又促使大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其中包括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 利 玛 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与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 与 马 若 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与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1624—1676），葡萄牙人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以及奥地利人恩理格（Christian Wolfgang Herdtrich，1625—1684）等。这些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期间，不仅传播西方的宗教与科学，而且出于适应中国文化的需要对中国的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文化等进行研究，并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许多中国典籍文献翻译成西语，从而逐渐形成了一门西方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学问—汉学。由于这一时期汉学研究的主体是来华传教士，该时期的汉学研究又被称为“传教士汉学”。
英国1534年颁布《至尊法案》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建立了自己的国教，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罗马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之外，直至19世纪初才开始派遣传教士来华，其汉学研究也相应地迟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这样一来，“对东方抱有浓厚兴趣的英国只好借助欧洲其他国家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有关中国的译作、著述和记载来了解中国”。② 王洪涛：《社会翻译学视阈中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诠释》，载《外语学刊》2016年第3期，第147页。正因为如此，英国最初对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的早期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主要是从欧洲其他国家传教士、汉学家的西语（包括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等）译作那里间接转译而来，只有少数作品是从汉语直接译成英文。
尽管英国最初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英译可以在其更早时期对利玛窦、金尼阁等欧洲大陆传教士著述的英译中找到一鳞半爪的痕迹，但其真正较为正式的英译活动起源于17世纪末。17世纪末，英国开始借助意大利、葡萄牙、法国等国来华传教士的拉丁文、法语译本对中国儒家经典进行较为完整的英译。1685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王查理二世的宫廷牧师纳撒内尔·文森特（Nathanael Vincent，1639？—1697）从拉丁文译本转译成英文的《大学》（Great Learning），在伦敦的理查德·奇斯韦尔（Richard Chiswell）出版社出版，这“可能是孔子著作首次被刊印成英语”。③ Matt Jenkinson, “Nathanael Vincent and Confucius’s ‘Great Learning’ in Restoration England，”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2006) 60, p. 35.据马特·翟金森（Matt Jenkinson）考察：1674年，文森特以《荣誉的真正内涵》（“Right Notion of Honour”）为题为查理二世及其大臣做了一次宫廷布道。为了劝诫放荡不羁的王室，文森特在布道中征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并将《大学》翻译成英文，纳入布道之中。由于言辞激烈等原因，《荣誉的真正内涵》并没马上刊印，直至1685年才在查理二世的应允下刊印出来。据翟金森考证，不懂汉语的文森特可能是借助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身份读到了孔子的著作，而其翻译依据的正是1662年出版的《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即“耶稣会士郭纳爵与殷铎泽在建昌刻印的《大学》拉丁语译本”。④ Ibid., p. 38—39.如果考证属实，根据已知文献，文森特从拉丁文转译的《大学》可能是中国儒家经典首次在英国被译成英文出版。
尤其在当下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期望也日益提高，会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去关注“精神食粮”，比如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情况。这种具有公益性和慈善性的行为更是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公民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本文选取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阶段——民国时期，对图书馆文献捐赠的历史进行梳理与探析。
1691年，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知识的拉丁文译本》（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1687）在英国伦敦被转译成英文出版，英译者没有署名，书名变为《孔子的道德哲学：一位中国哲人》（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其内容是《四书》中除《孟子》之外的《大学》《中庸》与《论语》。不过该译本并非直接从拉丁文译成英文，而是以更间接的形式从法文转译而来。据翟金森考察，1687年《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知识的拉丁文译本》出版后一年，即1688年，由让·德拉布吕纳（Jean de La Brune，生卒年不详）翻译的法文本便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而1691年的英译本便是根据从拉丁语转译过来的法文本再次转译而成。① Jenkinson, op.cit., p. 41.
虽然由于宗教原因英国该时期没有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从而培育出自己的汉学家，但在中西之间日益打破藩篱走向互通的背景下，也出现了少数略通汉语的人才，东方学家威廉· 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就是其中的代表。琼斯曾读过柏应理等人编译的拉丁文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对儒家学说和《诗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②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后来，他“了解到巴黎皇家图书馆藏有《诗经》中文原本，就找来与柏应理的译文对读” ，③ 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58页。并由此将《卫风·淇奥》第一节重译成拉丁文，十多年后又将其译成英文，另外他还曾将《周南·桃夭》和《小雅·节南山》的各一节译成英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琼斯可能是首位将中国儒家典籍直接从汉语译成英文的英国学者。
由此而言，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促进了欧洲大陆传教士汉学的形成，而传教士汉学的发展又对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传译、英译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从传译的内容和性质来看，由于欧洲来华传教士对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的中国古典文论的传译基本上是其传教事业的副产品，英国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儒家经典的间接英译与传播恐怕只能算是这个副产品的衍生品。从传译的“直接性程度”（directness）④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 58.来看，英国由于在这一时期缺少可以直接阅读汉语的汉学人才，其对中国儒家典籍、古典文论的翻译主要是从欧洲大陆汉学家其他语言的译本那里间接转译而来，只有少数是从汉语直接翻译成英语。而从转译的数量和频度来讲，英国对中国儒家经典、古典文论的翻译，更是一种稀少的偶发活动。因此，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对中国儒家典籍、古典文论的翻译与传播还处于初期的酝酿状态之中。
（二）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萌发期
19世纪初，英国已成为势力遍及全球的大英帝国，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更使其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英国的对华贸易逐渐走向兴盛，而两次鸦片战争不仅迫使中国开放大量口岸与英国通商，而且准许英国领事、公使等外交人员常驻中国。于是英国的商人和外交官大量涌入中国，而他们出于商业或外交的需要开始研习中国语言与文化。与此同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落到了英美新教传教士的肩上，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英美新教等西方基督教会开始大量派遣传教士来华。为了更好地传教，来自英美等国的新教传教士采取了与耶稣会士相同的策略，那就是学习汉语、研读并翻译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籍。
得益于上述客观有利因素的支撑，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英国以及美国的汉学研究从萌芽走向了发展。在英国，1825年成立了具有汉学教育前身意味的“伦敦东方学院”（London Oriental Institution）；⑤ Yao-sheng Ch’en, and Paul S. Y. Hsiao, Sinolog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1967, p. 2. 1837年伦敦大学授予曾任英华学院院长的基德（Rev. Samuel Kidd，1804—1843）汉学教授一职；1845年国王学院设立汉学教席；1876年牛津大学设立汉学教席，首任教授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888年，剑桥大学也设立汉学教席，首位教授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在美国，1842年成立了“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67年耶鲁学院首先开设了汉语课程；1877年，哈佛大学也设置了汉语课程。
该时期，先前曾远远落后于欧洲大陆的英美汉学得到快速发展，实现了从传教士汉学到学院专业汉学的跨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典籍、古典文论的英译活动迎来了第一个小高峰。
主体是支撑力，必须以主体明主责，树立“责无旁贷”的担当意识。农民是乡村的主人，没有主体的积极参与，乡风文明终将是空中楼阁。政府既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也要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把农民的文化需求作为要求，把农民的文化向往作为方向；提高农民责任意识，鼓励农民主动参与建设，要让农民明白建设乡村就是建设家园，培育乡风文明就是传承优良家风。
需要交代的是，英国传教士早在来华之前，就已开始在其亚洲的传教前哨印度、马来西亚等地学习汉语，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典籍、古典文论的翻译活动也早已在这些地方展开。1805年，被英国浸礼教会派遣到印度传教的马什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开始学习汉语，之后陆续将中国儒家经典《论语》翻译成英文，并于1809年将该译本第一卷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的教会出版社出版。另外，马什曼1814年在塞兰坡出版的《汉语语法基础》（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附录中收录了《大学》的译文。①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London: Trübner & Co., 1867, p. xv.另一位在中国境外从事中国儒家经典英译的是曾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的柯大卫（Rev.David Collie，？—1828）。柯大卫将《四书》翻译成英文，命名为《通常被称之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集》（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1828 年在马六甲的教会出版社出版。继柯大卫之后任英华书院院长的基德，1841年在伦敦出版了《中国》（China）一书，其中包含对《诗大序》的部分英译。② Samuel Kidd, China, or Illustrations of the Symbols, Philosophy, Antiquities, Customs, Superstitions, Laws, Government,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London: Taylor & Walton, 1841.
作为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812年在伦敦的布莱克与帕里（Black and Parry）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Horae Sinicae: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其中一章就是对《大学》的英译（其英译名称为“TA-HIO, the Great Science”）。
1846年， 麦 都 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其英译的《书经》，英文名称为《古代中国、〈书经〉或称历史经典：中华帝国最古老、真实的编年记录》（Ancient China, the Shoo-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该时期，在中国文化典籍、古典文论英译方面成就最为卓著的当属理雅各。1861年，汉学家理雅各英译并附以原文、注释、绪论和索引的儒家经典英译本《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第一、二卷在香港原英华书院下属的印刷所出版了，其中第一卷包含“四书”中《论语》《大学》《中庸》的英译，第二卷是《孟子》的英译。此后，在中国学者王韬的辅助下，理雅各又开始了《五经》的英译。1865年出版了《中国经典》的第三卷，其中收录的是“五经”中的《书经》英译。1871年，《中国经典》第四卷出版，其中收录的是《诗经》英译。《中国经典》第五卷于1872年出版，该卷收录的是《春秋》的英译。1876年，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后，更是致力于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其英译的《易经》《礼记》被纳入牛津克莱仁登（Clarendon）出版社的“东方圣书集”（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先后于 1882年和1885年出版，分别成为《中国经典》第六卷与第七卷。需要指出的是，就在理雅各英译的《诗经》译本中包含了《诗大序》的英译“The Great Preface”。因此，理雅各很可能是将其全文译成英文的第一人。
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是该时期英国传统汉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与中国古典文论相关的译著有《列子》（The Book of Lieh-Tzu，1960）和《〈庄子〉内七篇及其它》（Chuang-tzu: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1981）等。
也许受了翟理斯的影响，1909年L. 格兰莫—拜恩（L. Granmer-Byng，1872—1945）在伦敦的J. 默里（J. Murray）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玉笛：中国古代诗人作品选》（A Lute of Jade: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的译文集，该译者身份不详，但译文集的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赫伯特·翟理斯教授”（To Professor Herbert Giles）。该译文集收录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第二、三、四、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九、二十四共计十首作品的英译。
（2）喷淋水量、喷淋设备结构、设备的传热传质效率等影响因素。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水气比，即喷淋水量与气体流量的比值［9］。水气比小，水与气之间的接触少，传质传热条件变差。水气比大，氮气和空气量一定，水过多既造成浪费又容易发生气体带水事故［10］。
该时期，截止一战爆发前夕，在英国出版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还有鲍尔弗（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 对《 老 子 》、 詹 宁 斯（William Jennings，1847—1927）对《诗经》以及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对《老子》《庄子》和《论语》的英译等。
同时期的美国，由于汉学研究起步较晚，其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相对较少，而仅有的少数英译基本上是围绕着《道德经》展开的，如1898年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1852—1919）博士在芝加哥公庭出版公司（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的《道德经》英译本（Lao-Tze’s Tao-Teh-King）以及1903年海辛格（I.W. Heysinger，生卒年不详）在费城的研究出版有限公司（Research Publishing Co.）出版的《道德经》英译本—《中国之光：〈道德经〉》（Light of China, The Tao Teh King of Lao Tsze）。尽管如此，由于美国与英国在语言文字上相通，两国的学术与文化连为一体，因此英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典籍、古典文论的英译在美国也同样流通。事实上，上述英国许多此类译作就是在美国出版或同步出版的。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在“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英国在亚洲与中国的殖民扩张、对华贸易的发展以及新教传教士的来华等因素共同促进了英国汉学研究的确立，并实现了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学院汉学的跨越。随着英国汉学研究的日益兴盛，中国的文化典籍、古典文论得到广泛英译，而该时期的英译自然是从汉语直接翻译成英语，无须再借助其他欧洲语言进行间接转译。在初期的传教士汉学阶段，中国古典文论以儒家经典的形式得到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的英译与传播，《诗大序》的英译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而到了此后的专业汉学阶段，英国的汉学家与汉学人士在英译中国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将一些中国古典文论作品翻译成了英语，《道德经》《庄子》与《二十四诗品》等就是这样被迻译到英语中去的。至于同时期的美国，由于汉学研究相对较弱，在中国文化典籍与古典文论的英译方面尚无太大贡献，基本上可算作英国此类译作的流通区域。综上所述，从性质上来看，该时期英国汉学家与汉学人士的中国古典文论英译是其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英译与研究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该时期英国的中国古典文论英译是其中国经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研究的附庸。尽管如此，从参与英译的传教士、汉学家、汉学人士的人数以及英译作品的数量来看，英国该时期以中国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为载体的中国古典文论英译具有相当的规模，已处于全面萌发的状态。
（三）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过渡期
20世纪初期至中期，世界先后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洗礼，英国和美国作为西方英语世界的两大国，其综合国力此消彼长，两国的在华利益发生了变化，其各自的汉学研究以及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也由此产生了变革，这不仅影响了西方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译与传播的整体样态。
2.1 患者基线资料 导管组患者31例，其中男性11例，女性20例，平均年龄59.65(25～91)岁；原发病：原发性肾小球肾炎16例，多囊肾3例，糖尿病肾病9例，高血压性肾病2例，狼疮性肾炎1例。内瘘组患者195例，其中男性91例，女性104例，平均年龄52.65(22～86)岁；原发病：原发性肾小球肾炎126例，多囊肾7例，糖尿病肾病25例，高血压性肾病17例，狼疮性肾炎2例，其他18例。
就英国而言，受两次大战的影响，不仅其自身国力在下降，英国的在华势力也逐渐削弱，其汉学研究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国力衰退，经济困难，汉学研究的前景也不太美妙：经费削减，规模萎缩。”① 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46页。该时期美国的综合国力则不断增强，其在华势力日益扩展，因此不断增加对中国研究的资助。得益于此，美国的汉学研究发展迅速，并且在研究重心上有所转化，“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② 《西方汉学十六讲》，第384页。从而形成了一种更加关注中国近现代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新型汉学—“中国学”（Chinese Studies）。
(1)If Michael had spent more time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wife,he would not have lost her.
另需交代的是，这一时期美英两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而两国“庚款留学项目”的先后设立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庚款留学项目等形式资助下，该时期许多富有远见的中国青年选择赴美国、英国等国家留学，其中不少人日后在中国文化典籍、古典文论的英译方面成就卓著。
虽然该时期英国汉学在整体规模上已无法与以中国学为主导的美国汉学相提并论，但由于历史积淀深厚，英国的传统汉学研究仍在某些方面保有优势，比如其汉学家韦利、修中诚等在中国古典文化、文学、文论的英译方面就贡献良多。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在他所英译的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作品中，不少也称得上是广义上的古典文论作品，如《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1934）① 该书前半部分是关于《道德经》作者、国外影响、创作时间等问题的论述，后半部分则是整部《道德经》的英译。、《诗经》（The Book of Songs, 1937）、《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937）等。另外，他1933年发表在《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上的论文《易经》（“The Book of Changes”）之中又包含对《易经》许多片段的英译。
修中诚（Ernest R. Hughes，1883—1956）曾在中国内地传教，后任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1942年他在伦敦出版了其英译的《〈大学〉与〈中庸〉》（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Mean-in-Action）。
该时期，在赴英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出现了一位中国文化典籍、古典文论英译方面的佼佼者—初大告。1937年，初大告在伦敦的佛学出版社（Buddhist Lodge）出版了其英译的《道德经》（Tao Te Ching），后来由伦敦的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等出版社多次再版，其译本不仅有汉学家翟林奈为其作序② 马丽媛：《典籍英译的开拓者初大告译著研究》，载《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第84页。，而且受到英国知名作家与教授奎勒-库奇（Arthur Quiller-Couch，1863—1944）的盛赞。③ 袁锦翔：《一位披荆斩棘的翻译家—初大告教授译事记述》，载《中国翻译》1985年第2期，第29页。
如上所述，以中国学为主导的美国汉学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但其历史积淀比较薄弱的传统汉学在短时间内尚无法形成同样的发展规模，因此在与中国古典文论相关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方面尚未培育出太多汉学人才，而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是这其中为数不多的代表人物。1928年，德效骞在伦敦的亚瑟·普罗赛因（Arthur Probsthain）出版社出版了其英译的《荀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Hsün Tze）。1938年与1944年，他又在美国巴尔的摩（Baltimore）的韦弗利出版社（Waverley Press）分别出版了其英译的《汉书选译》（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第一、二册，并因此获儒莲奖，第三册于1955年在同一出版社出版。
尽管该时期美国汉学领域尚未培育出太多从事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汉学人才，但这个缺憾却被陆续到来的中国留学生、华裔学者填补，而其中的张彭春更是开创了真正意义上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传译的先河。
1922年，在美留学的张彭春应美国文学批评家斯平加恩（J. E. Spingarn，1875—1939）的请求，将严羽《沧浪诗话》的“诗辩”（片段）与“诗法”两部分翻译成英文，发表在现代主义文学杂志《日晷》（The Dial）第73卷上，取名《严羽的〈沧浪诗话〉》（“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By Yen Yü”）。④ Peng Chun Chang, “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By Yen Yü,” The Dial, Volume 73, 1922, p. 274—276.斯平加恩为该译文撰写了“前言”（Foreword），开篇便声称：“据我所知，张彭春先生这篇应我殷切请求而翻译的诗话，是中国文学理论译为英文的首例。”⑤ The Dial, Vol. 73, 1922, p. 271.1929年，张彭春将《沧浪诗话》（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全文译出，在匹茨堡（Pittsburgh）的实验出版社（The Laboratory Press）出版。
另外，该时期旅美的中国学者梅贻宝翻译出版了《墨子伦理及政治著作选》（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1929）， 冯 友 兰 翻译出版了《庄子》的部分章节（Chuang Tzu，1933&1934），林语堂编译出版了《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
就整体而言，20世纪初期至中期在中国古典文论英译史上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西方英语世界呈现出新旧交织、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特点：从传译的地域来看，该时期中国古典文论英译活动的重心开始从以传统汉学为主导的英国向以现代新型汉学“中国学”为主导的美国转移；从传译的主体来看，该时期从事中国古典文论英译活动的译者不仅有与先前类似的职业汉学家、传教士汉学家，还有陆续来到英美国家深造的中国留学生、华裔学者，而后者日益成为中国古典文论在英语世界传译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传译的性质来看，该时期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基本上还是其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化典籍、文学经典活动的一部分，这与先前没有太大不同，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论英译活动却在中国留学生、华裔学者中间产生了；从传译的规模和数量来看，该时期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明显逊色于先前的萌发期，但正积蓄着力量，准备迈入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期。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于人才的培养而言，校企合作是一种崭新的模式，不仅仅利于体育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更加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就业。为此，我们一定要转变思想，提升认识，转变思想，加大投入，做好场馆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为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的实现创造条件，奠定基础，真正实现校企合作发展的可持续性。
（四）20世纪中至20世纪末：发展期
20世纪中期至末期，美国国力日盛，在国际汉学研究中愈加处于领先的位置，在英语国家汉学研究中更是一枝独秀。尽管无法与美国相比，但该时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汉学研究也有了不小的进展。与此同时，北美比较文学领域吸引了大量华裔学者、中国学者加盟，这些学者中间有很多人从事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与研究工作。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期。
1. 美国
“二战”以后，除去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短暂干扰，美国以中国学为主导的汉学研究既有来自国家的政策支持，又有来自政府和许多基金会的大量经费支持，在整体上发展迅猛。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传统汉学也取得了不少进展。另外，由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就与汉学研究密切相关，该时期许多在美国留学或工作的华裔比较文学学者在广义上也成为汉学研究学者，而这些华裔学者在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方面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1）美国的华裔学者
在美国的华裔比较文学学者中，陈世骧（1912—1971）是中国古典文论英译领域的先行者。1948年，陈世骧撰写的《烛幽洞微的文学：陆机〈文赋〉研究》（“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Being a Study of Lu Chi’s ‘Essay on Literature’”）收入《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院）》（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 11, College of Arts）出版，其中包含了对《文赋》的英译。1952年，他对该作进行了修订，修订本《陆机的〈文赋〉》（Essay on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于1953年在缅因州波特兰市（Portland, Maine）的安斯民森出版社（The Anthoensen Press）出版。
在华裔学者的引领和影响下，该时期美国本土汉学家，比如罗伯森（Maureen Robertson）、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1919—1994）、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1913—2014）、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也逐渐涉足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与研究。
施友忠（Vincent Yu-chung Shih，1902—2001）以其对中国古典文论扛鼎之作《文心雕龙》的英译而闻名。1959年，施友忠英译的《文心雕龙》（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该译本的中英对照本由台北的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至1983年，施友忠重新校订了《文心雕龙》英译本，其中英对照修订本于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② 《文心雕龙》在中国另有两英译本，分别为黄兆杰（Siu-kit Wong）等人的译本（1999）和杨国斌的译本（2003）。
诗话和词话是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长期在美工作的华裔学者叶维廉（Wai-lim Yip）和涂经诒（Ching-i Tu）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70年，叶维廉在台湾淡江大学的《淡江评论》（Tamkang Review）上发表《严羽与宋朝的诗学理论》（“Yen Yü and Poetic Theories in the Sung Dynasty”）一文，其中包含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英译。同年，涂经诒英译的王国维《人间词话》（Poetic Remarks in the Human World）在台北的中华书局出版。
自幼在美国长大的余宝琳（Pauline Yu）在中国古典诗歌、文学理论、比较诗学等领域成就卓著。1978年，余宝琳在罗纳德·苗（Ronald C.Miao）主编的《中国诗歌和诗论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中发表了《司空图的〈诗品〉：诗歌形式中的诗歌理论》（“Ssu-k’ung T’u’s Shih-p’in: Poetic Theory in Poetic Form”），其中包含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英译。
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的刘若愚（James J. Y. Liu，1926—1986）没有像上述学者一样将中国古典文论作品整篇、整部地翻译成英文，但他大量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诗学理论、艺术理论的英文专著本身就是对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与传播，比如其《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1962）、《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和《中国文学艺术精华》（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1979）等。
另外，其他一些华裔学者如吴经熊、陈荣捷、林振述以及翟楚与翟文伯父子等也翻译出版了不少与中国古典文论相关的中国文化典籍。
（2）美国的汉学家
另一位将《文赋》翻译成英文的是方志彤（Achilles Fang，1910—1995）。① 关于方志彤的国籍和家世有多种说法，鉴于他曾长期在中国接受教育和工作，而他自己坚持自己的中国身份认同，本文亦将其归为华裔美国学者。1951年， 方 志彤英译的《文赋》（“Rhymeprose on Literature：The Wen-Fu of Lu Chi ［A.D. 261—303］”）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4期上。1965年，该译作被收入毕晓普（John L. Bishop）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之中。
李又安是20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古典文论英译与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美国汉学家。1977年，她出版了自己对《人间词话》进行英译与研究的著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国文学批评研究》（Wang Kuo-wei’s Jen-Chien Tz’u-Hua: A Study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1978年，李又安出版了她主编的《中国文学的方法：从孔子到梁启超》（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i-ch’ao）一书，其中收录了多位中西学者有关中国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方面的论述。
1972年，美国汉学家莫林·罗伯森撰写的《“传达可贵之处”：司空图的诗学与〈二十四诗品〉》（“‘...To Convey What is Precious’: Ssu-k’ung T’u’s Poetics and the Erh-shih-ssu Shih P’in”）一文收录在《翻译与恒久：萧公权纪念文集》（Translation and Permanence: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Hsiao Kung-Ch’üan）中，文中包含她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英译。1986年，该文又被收录到《中国艺术理论》（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一书之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汉学家魏世德在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方面颇有建树。1976年，他在其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元好问的文学批评》（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Yuan Hao-wen）附录中收录了自己翻译的《诗品》序言及前二品。1982年，魏世德在德国出版了《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Poems on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by Yuan Haowen (1190—1257)）一书，其中包含了他翻译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全部译文。1986年，魏世德在《石狮评论》（Stone Lion Review）第14辑上发表了《论诗十绝：戴复古》（“A Series of Ten Poems on Poetry: Tai Fu-ku”）一文，在该文中他将南宋著名江湖诗派诗人戴复古的十首论诗诗翻译成了英文。
1976年，曾获华盛顿大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汉学家约瑟夫·艾伦（Joseph Roe Allen）在其《挚虞的〈文章流别论〉》（“Chih Yu’s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Literature: A Translation and Brief Comment”）① Joseph Roe Allen, Two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eattl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and Foreign Area Studie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 p. 3—36. 一文中对西晋挚虞的文学理论著作《文章流别论》做了选译。
康达维是该时期又一位在中国古典文论英译方面卓有成就的美国汉学家。自1970年起，康达维致力于《文选》（Wen Xuan, Or Selection of Refined Literature）的英译，至今已分别于1982年、1987年和199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其中第一卷翻译了《文选》的序言，第三卷则包括了对陆机《文赋》的英译。
1987年，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感兴趣的美国诗人、翻译家哈米尔（Sam Hamill）翻译了陆机的《文赋》（Wen Fu: The Art of Writing），在俄勒冈州的布莱腾布什图书出版有限公司（Breitenbush Books, Incorporated）出版，后又多次再版。
在中国出生的美国资深汉学家马瑞志在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方面也有所贡献，他不仅翻译了《世说新语》（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1976），而且在《诗人沈约（441—513）：沉默寡言的爵爷》（The Poet Shen Yüeh (441-513): The Reticent Marquis，1988）一书中英译了富含文论思想的《谢灵运传论》以及沈约与陆厥的通信。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城市的建设区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在传统的城市规划中，通常采取设置下水井的方式实现对雨水的有效处理，其不仅影响了水资源的正常循环，也减少了地下水，造成了城市局部地区水量的增加，一旦发生强降雨，会导致下水道无法及时排水，使城市产生内涝，对城市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城市公园景观是城市化发展中的核心，水资源在公园景观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不仅可以提高景观的观赏性和灵动性，同时也有利于改善城市公园的整体环境、城市公园景观的美化以及城市公园环境。
3. 加拿大
此外，美国其他一些汉学家如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魏鲁南（James Roland Ware，1901—1977 ？）、李克（Allyn Rickett）、王志民（John Knoblock）等也翻译了不少与中国古典文论相关的中国文化典籍。
2. 英国
“二战”后，英国的汉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在整体规模和发展速度上已难以与美国相比。除修中诚外，英国该时期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一批专门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汉学家，但葛瑞汉、道森、韦利以及刘殿爵等人翻译的不少中国文化典籍，却也的确与中国古典文论息息相关。
修中诚1947年从牛津大学退休后赴美国访问并任教。1951年，他在美国纽约万神殿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出版了其英译的陆机《文赋》（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对PPG信号进行周期分割的前提是，确定每个脉搏波的A点。PPG信号的二阶导函数称为加速度容积脉搏波（Acceleration Plethysmogram，APG），简称APG信号[17]。如图3所示，APG信号中最早出现的正向波称为a波，a波波峰对应PPG信号的A点[18-20]。相比PPG信号的A点，a波波峰更尖锐，特征更明显。本文通过自适应阈值法，对APG信号的a波波峰进行识别，以确定A点。
该时期，另一位英国汉学研究大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英译中国文化、文学以及文论典籍方面同样成就斐然。1889年，翟理斯将《庄子》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英译本名为《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与社会改革家》（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1901年，他用英语撰写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伦敦的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出版社出版，这是英语世界首部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著作。在该著中，翟理斯将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作品之一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悉数译出。
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1923—2002）是英国本时期另一位致力于传统汉学研究的重要学者，译有《论语》（Confucius: The Analects, 1993）和《史记》（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1994）等。
实验硬件环境为Intel Core i5 系列CPU、2.2GHz 主频、2GB 内存；实验软件环境为Windows 7 操作系统、Microsoft VS 2008、SQL Server 2010 数据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韦利仍然活跃在英国汉学界。韦利在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也译介了白居易、李白、袁枚等几位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平、诗学思想和诗歌理论。
另外，在伦敦大学任教的华裔学者刘殿爵（Din Cheuk Lau，1921—2010）先后出版了他英译的《道德经》（Tao Te Ching, 1963）、《孟子》（Mencius，1970）、《论语》（The Analects，1979）以及他与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合译的《淮南子·原道》（Yuan Dao: Tracing Dao to Its Source，1998）等。
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汉学家中，宇文所安是中国古典文论英译的集大成者，其许多著述与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与研究直接相关，特别是他1992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riticism）更称得上是中国古典文论英译与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该书不仅收录了他对富含中国古典文论思想的早期文本《论语》《尚书》《易经》和《庄子》等作品重要片段的英译与评论，而且收录了他对中国古典文论核心著作《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六一诗话》《沧浪诗话》《夕堂永日绪论》与《原诗》等的选译与评论。
“二战”以后，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从平淡走向了亲密，进而促进了加拿大汉学研究的发展。另外，自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与中国建交以来，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学者开始增多，其汉学研究很快走向繁荣。
叶嘉莹是该时期加拿大汉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为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尽管叶嘉莹没有大部头的中国古典文论英译本出版，但她在北美汉学界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打通了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文论，连接了东西方诗学”。① 梁丽芳：《加拿大汉学：从古典到现当代与海外华人文学》，载《华文文学》2013年第3期，第65页。
另一位在加拿大汉学领域举足轻重并在中国古典文论英译与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华裔学者是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译有《〈易经〉：王弼注〈易经〉新译》（The Classic Chang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1994）、《〈道与德〉：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新译》（The Classic of the Way and Virtu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Daodejing of Laozi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1999）等。
同时，加拿大来自英国的汉学家杜森（W. A.C. H. Dobson，1913—1982）以及来自美国的汉学家施吉瑞（Jerry Schmidt）在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与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
采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依从性和满意度为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 澳大利亚
*四是高密度。由于大多数硬盘处于断电状态，只有少量硬盘处于点亮转台，因此，一台存储服务器能够管理更多的硬盘，一个标准机柜可实现几个PB存储，大大节省通信机房面积。
澳大利亚“二战”以后注重与亚洲的联系，其汉学研究由此得到较快发展。尽管澳大利亚的汉学研究起步很晚，但它通过引进英国等国汉学家、借鉴其研究成果的形式很快缩短了与其他汉学大国之间的距离：“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是沿袭牛津及剑桥大学的汉学模式发展起来的”。① 胡珀、澹烟：《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84页。
正是有了英国传统汉学作为根基，澳大利亚在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与传播方面也有所贡献。曾任教于剑桥大学的戴维斯（Albert Richard Davis，1924—1983）1955年被聘为悉尼大学东方学研究系教授来到澳大利亚。戴维斯“专攻中国古典文化，尤其以诗学见长”，② 《西方汉学十六讲》，第408页。其代表作有《杜甫》（Tu Fu，1971）和《陶渊明：其作品及其含义》（T’ao Yüanming [AD 365—427],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1983）等。
20世纪中期至末期，随着国际政治从“不列颠治世”到美国称霸的过渡，西方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主导力量也从英国转换到了美国，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该时期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由此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期：从传译地域来看，该时期的英译活动以美国为主导，同时扩展至加澳等其他英语国家与地区；从传译主体来看，有两个重要的群体支撑着该时期中国古典文论的英译活动—一个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海外华裔学者，另一个是美英等国家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典籍研究的职业汉学家；从传译的内容、性质与规模来看，中国古典文论的许多核心文本都得到全面或多次英译，因此该时期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已从先前作为中国文化与文学经典英译的附庸变为相对独立、名副其实的自我存在，从先前潜存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经典英译活动之中的偶发现象变为一种自觉、普遍、趋于系统的中国古典文学思想译介与研究活动。
（五）20世纪末至今：成熟期
自20世纪末至今，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美国出于“学术为政治驱使和为其服务”③ 王海龙：《美国当代汉学研究综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57页。的需要，出于关注日益崛起的中国的需要，继续大力支持其以“中国学”为主导的汉学研究，而美国汉学以其绝对优势全面超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独占鳌头地引领着整个西方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
随着西方英语世界汉学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系统和国际化，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开始走向成熟：中国古典文论不仅进入了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与文学选集，而且进入了西方文学界的诗学与文学理论辞书；另外，中国古典小说批评理论和古典戏剧理论也得到了译介，而《道德经》《庄子》《论语》等中国古典文论“泛论”作品同时得到了深入的英译与传播。
想象有美国“最高艺术殿堂”之称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披挂“中国红”装饰的气氛，回想伯克利Zellerbach剧院等地观众排长队购票欣赏《茶馆》的景象，感叹来自中国的京剧、民乐、鼓乐齐奏、木偶戏、皮影戏、杂技等传统艺术精品，话剧、钢琴演奏、交响乐、现代舞、芭蕾舞、电影、打击乐、高科技烟花表演等现代艺术形式，以及雕塑展、摄影展、时装展、装饰艺术等文化展示活动轮番登场一一亮相的热闹，谁能怀疑这一系列呈现中国传统和艺术精华的文化飨宴，不是象征着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开启了新的篇章？不啻为两国外交注入了清新的活力？
1. 进入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与文学选集
该时期，在西方英语国家的汉学界，许多汉学家以及从事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华裔学者在其编撰的有关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等大型文学指南、选集与辞书中，开始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批评”等形式收录中国古典文学理论。
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主编的《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第一、二册分别于1986年和1998年出版。该指南两册均包含了许多与中国古典文论密切相关的条目，而第一册还专门辟出了由汉学家费维廉（Craig Fisk）撰写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条目。
1994年，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Mair）出版了其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该选集第一部分“本源与诠释”专门为“批评与理论”辟出一节，其中收录了范佐伦（Steven Van Zoeren）翻译的《诗大序》、方志彤翻译的陆机《文赋》、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1915—2006）翻译的萧统《文选》、卜寿珊（Susan Bush）与时学颜（Hsio-yen Shih，1933—2001）翻译的谢赫《古画品录》、林理彰翻译的严羽《沧浪诗话》、魏世德翻译的元好问《论诗诗》（第三十首）以及《与张仲杰郎中论文》七篇中国古典文论英译作品。2000年出版的缩略本《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简本》（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同样收录了《文选》《古画品录》《沧浪诗话》与《论诗诗》四篇中国古典文论作品的英译。2001年，梅维恒又出版了其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第45章为“文学理论与批评”，由李德瑞（Dore J. Levy）撰写，其中涉及对上至《诗大序》《典论·论文》，下至《原诗》《人间词话》等中国古典文论众多核心文本的阐述和评论。
2000年，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与香港学者刘绍铭（Joseph S. M. Lau）出版了其合编的《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该书“第一卷：从古代到唐代”专门设立一章，取名“雕龙：早期文学批评”，其中收录了费维廉为《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1986年版）所撰写的“文学批评”条目的四个段落，以及基德与宇文所安分别翻译的《诗大序》片段、方志彤翻译的《文赋》、黄兆杰翻译的《典论·论文》片段与《文心雕龙·深思》等。
2011年，耶鲁大学华裔教授孙康宜与宇文所安出版了其合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该书不仅有许多内容与中国古典文论密切相关，而且还有不少直接以“文学批评”命名的条目。比如，哈佛大学华裔教授田晓菲在其为该书撰写的从东晋到初唐的中国文学史中，两度辟出“文学批评”条目来分别论述四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六世纪的中国南方文学，阐述了葛洪、李充、刘勰、钟嵘等人的文学思想。另外，艾朗诺（Ronald Egan）在其所撰写的“北宋”文学史中，也辟出“宋词批评的发端”和“诗话”两个条目阐述宋代的文学理论。
2. 进入西方文学界的诗学与文学理论辞书
20世纪末以来，在西方英语国家的文学界，一些文学研究学者编撰的大型文学理论辞书、百科全书、专题文集也开始以“中国诗学”“中国理论与批评”“创作艺术”等形式收录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诗学理论。
1993年，美国学者普雷明格（Alex Preminger）与布罗根（T.V. F. Brogan）合作主编、出版的《新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收纳了华裔学者林理彰撰写的“中国诗学”（Chinese Poetics）条目。
1994年，加拿大学者格罗丹（Michael Groden）与克赖斯沃斯（Martin Kreiswirth）主编的《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辟出了“中国理论与批评”条目，包括三个部分，其中前两个部分是对中国古典文论的阐述：第一部分“前现代诗歌理论”由美国汉学家范佐伦撰写，主要涉及战国、汉代、六朝、隋唐及明清时期的诗歌理论与思想；第二部分“前现代小说与戏剧理论”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捷克裔汉学家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1932—2012）撰写。
1996年，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学者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与中国学者周平（Chou Ping）合作编译出版了《创作的艺术：中国大师的教导》（The Art of Writing: Teachings of the Chinese Masters）一书。全书分为四部分，分别为二者合译的陆机《文赋》（The Art of Writing）、司空图《二十四诗品》（The Twenty-four Styles of Poetry）、魏庆之《诗人玉屑》（Poets’ Jade of Splinters）以及许多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的诗话与格言（Stories and Aphorisms about Literature）。这本书实际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英译汇编。
3. 对中国古典小说批评理论与古典戏剧理论的译介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与细化使西方不少汉学家、华裔学者以及一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国学者开始广泛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另外两种重要形式—中国古典小说批评理论与中国古典戏剧理论，陆大伟（David L.Rolston）、米列娜、费春放、孙惠柱与顾明栋等是其中的开拓者。
1990年，美国汉学家陆大伟出版了其主编的《如何读中国小说》（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一书。全书分为七章：第一章包含四篇导引性论文；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别译介了金圣叹对《水浒传》、毛宗岗对《三国演义》、张竹坡对《金瓶梅》、闲斋老人对《儒林外史》、刘一明对《西游记》、张新之对《红楼梦》的评点，并收录了王靖宇（John C. Y. Wang）、芮效卫（David T. Roy，1933—2016）、林顺夫（Shuen-fu Lin）、余国藩（Anthony C. Yu，1938—2015）、普安迪（Andrew H. Plaks）等人对上述评点的节译以及陆大伟英译的闲斋老人《卧闲草堂评本·序》。
1994年，米列娜为《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撰写了中国“前现代小说与戏剧理论”子条目（参见上文）。在该子条目中，米列娜首先论述了中国戏曲和小说理论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然后细致地评介了自14至20世纪的中国戏曲和小说理论，涉及燕南芝庵的《唱论》、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徐渭的《南词叙录》、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李渔的《闲情偶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等，内容丰富。
1999年，曾获纽约市立大学戏剧学博士学位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费春放出版了其编辑并翻译的《中国自孔子至当代的戏剧与表演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Theater and Performance from Confucius to the Present）一书。该书分为“从古代到宋代”“元代与明代”“清代”与“二十世纪”四个部分，译介了上至墨子、荀况，下至李渔、王国维等人有关中国古典音乐、舞蹈、戏剧、表演的代表性理论与思想。
2000年，费春放与孙惠柱合作节译的李渔《闲情偶寄》（Casual Expressions of Idle Feelings）被收入《戏剧、理论与戏剧：从亚里士多德和世阿弥到索引卡和哈维尔的主要批评文本》（Theatre, Theory, Theatre: The Major Critical Texts from Aristotle and Zeami to Soyinka and Havel）一书，在纽约出版。
2006年，美国华裔教授顾明栋出版了《中国小说理论：一个非西方的叙事系统》（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一书，该书广泛涉及中国古典小说理论。
4. 对《道德经》《庄子》《论语》等作品的英译
该时期，《道德经》《庄子》《论语》《孟子》与《易经》等这些蕴含丰富文学批评思想的中国古典文论“泛论”作品也得到了深入的译介和传播。其中，《道德经》以陈艾伦（Ellen Marie Chen）的译本（1989）、韩禄伯（Robert G.Henricks）的译本（1989）、梅维恒的译本（1990）、迈克尔·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的译本（1992）以及安乐哲与郝大维（David L. Hall，1937—2001）的译本（2003）为代表；《庄子》以任博克（Brook A. Ziporyn）的译本（2009）为代表；《论语》以白牧之（E. Bruce Brooks）与白妙子（A. Taeko Brooks）的译本（1998）、安乐哲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1934—2017）的译本（1998）以及华兹生的译本（2007）为代表；《孟子》以万白安（Bryan W. Van Norden）的译本（2008）、华霭仁（Irene Bloom，1939—2010）的译本（2009）为代表；《易经》以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的译本（1997）和闵福德的译本（2014）为代表。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以美国“中国学”为主导的西方英语世界汉学研究趋于深入、系统和国际化，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逐渐走向成熟：从传译的地域来看，美国愈发成为中国古典文论英译与传播的中心，由此延伸至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从传译的主体来看，除西方本土的汉学家之外，大批华裔学者，包括一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国学者，越来越成为中国古典文论英译的核心力量之一；从传译的内容、规模和性质来看，中国古典文论开始以“文学批评”“中国理论与批评”“中国诗学”的名义被收录于西方汉学界、文学界的大型文学指南、百科全书、专业辞书之中并借此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中国古典小说与古典戏剧的批评理论也进入了西方汉学家的视野，由此而言，该时期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国家的汉学界、文学界已开始登堂入室，名副其实地成为与西方文学理论并存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想，成为世界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指出：
如果不把宇宙看作是由众多环节构成的，我们就无法对其进行思考……如果不把宇宙划分成诸多环节，我们自身就无法表达—既无法思考也无法行动。如果我们重新陷入整体性的神秘经验之中，我们就无法继续进行思考或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对现实进行切分（dissect）—在切分过程中歪曲地呈现现实—以充分理解现实，从而可以在我们所能发现的真理的指导下行动和生活。①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8, p. 485.
正因为如此，为了充分理解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三百多年间的传译这一现实，本文对其进行了“切分”，将其“切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通过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相结合的考察，本文发现这五个阶段的中国古典文论英译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1）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酝酿期”，欧洲大航海与传教士来华促使传教士汉学兴起，为中国古典文论西传奠定了基础，而英国传教士汉学研究的延迟使得该时期中国古典文论英译只能是一种偶发的间接翻译，是传教事业的一种副产品；（2）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萌发期”，在“不列颠治世”与英美新教传教士来华的背景下，英美汉学实现了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的跨越，英美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论作品做了广泛的英译，但其性质仍属于中国经学研究；（3）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的“过渡期”，经过两次大战，英美的国力及汉学研究此消彼长，中国古典文论英译的重心开始从英国向以“中国学”为主导的美国转移，真正意义上的文论英译活动开始在中国留学生、华裔学者中间产生；（4）在20世纪中至20世纪末的“发展期”，美国国力日盛，其主导的整个英语世界汉学研究有了新进展，同时吸纳了大量华裔学者加盟，中国古典文论英译获得空前发展，变成一种独立、自觉、普遍的中国古典文学思想译介活动；（5）在20世纪末至今的“成熟期”，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凸显，以美国“中国学”为主导的西方英语世界汉学研究趋于深化、国际化，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国家汉学界、文学界已登堂入室，名副其实地成为与西方文学理论并存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想。
由此可见，三百多年来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活动，至今已走过了建立在欧洲大陆传教士汉学基础上的“酝酿期”、英美学院汉学兴起背景下的“萌发期”、英美汉学重心交替中的“过渡期”、美国“中国学”主导下的“发展期”以及英语世界汉学研究走向深化和国际化进程中的“成熟期”，这表明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译活动不仅与不同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态势有关，更与各个阶段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因果相连、息息相关。如此又印证了汤因比的观点：“我们认为，在我们人类的意识中，我们对于现实的印象是由无数、被切分而成的现象构成的，而在这些无数的现象之间，至少存在着某些规律（order）和秩序（regularity）。”② Ibid., p. 486.如果我们能够主动掌握上述“规律”和“秩序”，势必能在推动中国古典文论外译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自觉（selfaware），并因此变得更加自决（self-determining），即能够更加自由地做出有效的选择”，③ Ibid., p. 488.这无论是对实践层面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对理论层面上的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