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外语文辞书编纂四百年（1575—1950）*

我国汉外辞书的编纂最早源于佛教的传入和兴起，编纂宗旨和编纂体例也都囿于传统字书的框架之内。现代性汉外辞书始于传教士的编纂活动，发展历程跌宕起伏，不同时期的阶段特征较为显著。在传教士入华之前，欧洲国家已通过各种途径编写了有关中国文化和语言的著作，但是现代汉语辞书与外语辞书的第一次真正联姻始于欧洲传教士的汉外辞书编纂，尤其是入华后的辞书编纂活动。在从明朝中晚期到新中国成立近四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汉外辞书的编纂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1）天主教士入华前的手稿汉外辞书阶段；（2）天主教士入华后的手稿汉外辞书阶段；（3）以新教传教士为主、中国人为辅的汉外辞书阶段；（4）以东归国人为主体的汉外辞书阶段；（5）以本土学者为主、外籍学者为辅的汉外辞书阶段，最终实现了辞书编纂主体由西方势力到我国学者的转变，现代性汉外语文辞书编纂体例的定型，对我国现代辞书编纂和辞书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引导示范作用。

一、天主教士入华前的手稿汉外辞书阶段（1584年之前）

天主传教士首先通过对华人聚居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等国家的了解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语言和入华传教的重要性。奥古斯汀会传教士马丁·德·拉达（Martinus de Rada，1533—1578） 是 第 一 批抵达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他根据当地华侨的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写了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华语韵编》（Art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1575）。继奥古斯汀会之后，西班牙多明我会从1578年到1626年间在菲律宾从事传教活动，此期间传教士们编写了“至少16本有关汉语词汇的著作”，① 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罗马所藏1602年手稿本闽南话西班牙语词典—中国与西方早期语言接触一例》，载游汝杰、邹嘉彦编《语言接触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可惜如今只能看到书名，无法了解书籍的真实情况。迪亚兹（Pader Francisco Diaz，1606—1646）的《漳州官话词典》《卡斯蒂利亚语释义的官话词表》便是此时的代表作。耶稣会神父彼得·齐瑞诺（Petrus Chirino，1557—1635）编纂了一本《汉语西班牙语词典》（Dictionariun Sino-Hispanicum，1595—1599）是现存最早的在菲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手稿辞典。① 高田时雄：《SANGLEY语研究的一种资料—彼得•齐瑞诺的〈汉西辞典〉》，载张西平、杨慧玲编《近代西方汉语研究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04页。赫尔尼俄斯（Justus Heurnius，1587—1651/2）是荷兰首位汉学研究者，也是第一位到达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荷兰新教传教士，1628年在一名懂拉丁文的中国人的帮助下编纂了《荷拉汉词典》（Dictionarium Chinense），成为“荷兰汉学研究的首座丰碑”。② 高柏（Koos Kuiper）著，杨慧玲译：《荷兰汉学研究的首座丰碑》，载《国际汉学》2012年第1期，第165页。由于这一时期传教士未能进入中国，而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也多是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流离于此的下层人士，所以这些辞典主要是记录了闽方言发音和词汇的汉外方言辞典，使用对象和影响范围都有较大的局限。

1547年有“东方传教先驱者”之称的天主教传教士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1506—1552）成为第一批进入日本的欧洲知识分子。他们在研习日本语言文化的同时，“辄惊日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哲理深致敬佩，盖此为日本全部文化之本也”，③ 费赖之（Louis Pfister）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进而认识到汉语和汉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到中国传教的必要性，由此成为汉语与欧洲语言接触的发轫。④ 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虽然沙勿略最终并未进入中国，但其在日本的传教实践、对中国文化的切实感受以及至死不渝的入华传教精神对此后的传教士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成为早期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知识的重要来源，而且直接导致了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的入华传教，并对其传教策略的采用起了重要的影响”。⑤ 戚印平：《沙勿略与耶稣会在华传教史》，《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第66页。

二、天主教士入华后的手稿汉外辞书阶段（1584—1757）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航道的开辟和宗教复兴运动的进行，大量的天主教传教士从海路经东南亚和日本等国家来到中国。意大利人罗明坚是第一位入华传教人员，其同乡利玛窦则是第一位成功入京觐见皇帝的传教士，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们主动学习中国文化，用汉语传教的传教理念和成功做法为之后的传教士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榜样，形成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第一次高潮。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了第一部汉外官话辞典《葡汉辞典》（Dizionario portoghese-cinese，1584—1588），对后世辞书编纂和汉语言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1598年，利玛窦和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1560—1640）等传教士还起草编写了一部汉外辞典，并制定了一套中文发音表，对汉字声调做了统一的规定，为汉字注音的统一和辞书编纂的规范起到了开创之功。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是第一位来华的法国传教士，1625年编写了《西儒耳目资》，不仅用西方拼音文字对汉语的标音系统进行了革新和规范，具有与“守温的三十六字母、李光地的《音韵阐微》同等重要的地位”，⑥ 罗常培：《耶苏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1集，第307页。为汉语语文辞书注音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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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传教士们汉语辞书的编纂逐渐兴盛和多样，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1627—1687）参考《葡汉辞典》编写了《华语官话词典》（1670）。1687年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编写《汉法字典》。1728年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中文概说》（Notitia Lingae Smicae，又叫《汉语札记》），全书列举中文例词13 000多条，分析汉字结构与性质，被誉为西方研究外国文字学的“鼻祖”书。

意 大 利 人 叶 尊 孝（Basilio Brollo，1648—1704）的《汉拉词典》（又称《汉字西译》，1692—1699）“将此前‘口语典’时代的汉欧双语词典的释义和译义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⑦ 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4页。成为18世纪使用最广、传抄最多的一部手稿汉外词典，被称为是“天主教传教士在此领域内最杰出的贡献”。① 马西尼：《十七、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撰的汉语字典》，载卓新平编《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45页。此外，法国传教士赫苍壁（Julien Placide Herieu，1671—1745）将达内特（Danet）的拉丁字典翻译成《拉丁文汉文对照字典》；意大利传教士卡斯特拉纳编写了《拉意中字典》（1732），格拉蒙纳编写了《中拉字典》（1733）；德国传教士魏继晋（Florian Bahr，1706—1771）编写了《汉德字典》（1745）、《六种语言大字典》（《汉、拉、法、意、葡、德六语对照字典》）；法国传教士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1706—1757）编写了《法汉字典》（1752）等，为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汉外辞书的编纂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辞书的出版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取得成功之后，该馆又聘请谢洪赉（1873—1916）领导的企英译书馆将罗存德《英华字典》的日译本《订增英华字典》编译成《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上海），收词增至10万，一举成功，成为“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大型英汉双解词典”④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大型英汉双解词典》，《出版科学》2010年第4期，第103页。，得到了严复、辜鸿铭等学者的赞赏，并成为光绪皇帝英语学习的参考书。1905年，商务印书馆又特聘颜惠庆（1877—1950）及部分专家，在《韦氏国际大辞典》（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纳托尔标准词典》（Nuttall’s Standard Dictionary）和英和辞书的基础上，耗时三年共同编纂了《英华大辞典》（1908，上海），“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自主编纂汉外辞典并取得了成功”，⑤ 沈国威：《理念与实践：近代汉外辞典的诞生》，《学术月刊》2011年第4期，第122页。对后世汉英辞书的编纂起到了典型的示范作用。

绝对星等，是假定把恒星放在距地球32.6光年的地方测得的恒星亮度，它反映天体的真实发光本领。太阳的绝对星等约为4.83。

三、以新教传教士为主、中国人为辅的汉外辞书阶段（1807—1898）

“生活作文”即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是作文的源头，作文与生活原是不可分离的。“生活作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现实生活，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关注到自己身边的一切事物；是连接生活与写作的桥梁，生活在时时刻刻发生变化，在平凡的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倡导学生真实地写出自己眼中的自我、他人、社会，将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对人生的真实见解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英 国人 马 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第一位来我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其所编纂的《华英字典》（1815—1823）是中国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汉英字典，《广东土话字汇》（1828）则开汉英方言辞典之先河，两本辞书也为后世的辞书编撰提供了典型的参考蓝本。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马礼逊字典的基础上出版了《英汉字典》（1847—1848），成为19世纪前半叶收词最多、规模最大的一部辞典。1879年邝其照将其重订改印后出版，1881年日本人永峰秀树在邝氏的基础上添加日语训注，题为《华英字典》在东京竹云书屋发行出版。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编有《英华韵府历阶》（1844，澳门）、《英华分韵撮要》（1856，广州）、《汉英韵府》（1874，上海）。后者是一本综合性汉英辞典，收字12 527个，包括10 940个词条，53 000条例句和习惯用语，代表了卫氏辞书编纂的最高成就，一度是美国来华外交界人士必备的工具书。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在香港出版了四卷本的《英华字典》（1866—1869），2 000余页，收词53 000条，添加了各个学科分支的专门术语，受到了日中学者的普遍重视。来华英语教师司登德（George Carter Stent，1833—1884）编有《汉英合璧相连字典》（1871，上海）、《汉英袖珍词典》（1874）等，前者是一部北京方言汉英词典，成为世俗西方人士汉英双语词典编纂之始。① 元青：《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98页。英国外交官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编写的《华英字典》（1892）被认为是其“一生的最大成就”。该词典在编排上按照改进后的威妥玛—翟理斯注音系统给汉字注音和排序，单音字下设多字条目，广泛收录各类词语和小句，释义准确恰当，并设有多种附录，增强了词典的实用性，但其美中不足之处在于部分词目的排列以核心字为中心，没有彻底遵守音序原则，致使词目检索多有不便。

此外，美国传教士卢公明（Rev. Justus Doolittle，1824—1880）编有《英华萃林韵府》（1872，福州）。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从《康熙字典》中选取部分条目编纂了一本中型的普通汉英字典《康熙字典撮要》（1878，广州）。英国传教士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1852—1922） 从《三字经》《圣经》等书籍中选取词目编写了《汉英分解词典》（1900，上海）。美国公理会教士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编有《汉英袖珍字典》（1891，上海）等。

1807年前后，新教开始传入中国，来自英国、美国、德国的各种教会纷至沓来，前有天主教传教士成功的传教经验和汉语研究成果，再加之新教徒们灵活的传教方式和创新精神，以及英美国家工业的发展、印刷工具的改进和国内新型辞书的编纂，这一时期传教士汉外辞书的编纂数量和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同时由于中国国门的被迫开放，洋务运动的兴起，国人对西学的逐步重视，以及一些官办和民办出版机构的创立等因素，此时虽只是国人自编汉外辞书的起步阶段，但在借鉴参考传教士辞书和英美优秀辞书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日本人最初是通过在中国的传教士编纂的各种英华字典，甚至中国学者编纂的辞书来学习英语的，如前述马礼逊、卫三畏、邝其照等人的辞书，明治维新之后又将这些英华字典逐渐翻译为英和辞典，并由此探索出日本近代辞书的编纂道路。② 陈力卫：《早期的英华字典与日本的洋学》，载陈少峰编《原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277页。戊戌变法以后，在以日为师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英和辞书的存在为加速从英华辞典向英汉辞典的转换、对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和共享作出了贡献”。③ 沈国威：《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新汉语的生成与受容》，东京：东京笠间书院，1994年。因此，中国学者在清末民初时期的辞书编纂呈现出日本辞书、欧美辞书和传教士辞书等多蓝本参照的阶段特征，同时也由于汉日两种文字上的相似性，中国的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在参照日本辞书的基础上逐渐趋于完善，“辞典”的概念在《英华大辞典》（1908）中被正式使用，并由此推广到东归国人的语文辞书编纂活动中，最终实现了语文辞书在20世纪初的现代转型。

四、以东归国人为主体的汉外辞书阶段（1898—1912）

不仅是中国人编纂的汉英辞典参考日本辞书，在中国的外国人所编纂的汉英辞典也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日本的英和辞典，上文所述德国人赫美玲还编有《南京官话》（1903，上海）和《官话字典及翻译手册》（1916，上海）等辞书，其中《官话字典》是一本集日常会话用语和专业名词术语兼备的大型字典，收词约三万条，涉及逻辑学、心理学、经济学、物理学等51个学科，门类齐全，规模庞大，体例先进，但编者在序言中指出“现代术语大多参考日语新译名”，在辞典中用“新”加以标注，该辞典的这种做法也预示着“西人汉外辞典编纂一个世纪努力的尾声”。⑥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32页。

在百科辞典编纂方面的主要成果有：1903年汪荣宝、叶澜合编的《新尔雅》（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印刷，上海明权社出版）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部新词语辞典，为人们提供了当时较为全面的新学知识。1907年曾朴、徐念慈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生理学多用之名词学语一一加以注释”，汇编而成《博物大辞典》，共计20余万字，由上海宏文馆出版发行。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印刷出版了东吴大学教授黄摩西（精通日语和英语）主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所收词语分为政治、教育、格致、实业四大类66门，共15册，63门学科，11 865条，约60万字，按中文笔画顺序排列，被称作是“晚清百科全书中编写得最成功的一部”。③ 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78页。

位置在刀具尺寸>φ7×40mm时发生了突变。刀具的安装位置也会影响换能器谐振频率，刀具夹持长度越短，换能器的谐振频率越小，但对位移节点位置影响可以忽略。

在日本新学、新型辞书的译介过程中，中国留日学生也编译了一些兼具教学和查检功能的语文性工具书，如1902年出版的《东文动词汇》，既可看作是清人日语动词学习的教材，同时该书对日语动词注音释义，标明词性，“为习东文者便于检考而辑”（凡例），因此也可称作是一本专门辞书。1906年上海作新社编纂印刷，在中国和日本两地发行的《东文动词字汇》，注明其动词的语法功能，读音和简单释义。《东语异同辨》（张毓灵，东京门部书店，1906）是国人较早编著的日语同音词辞典。《和文奇字解》（陶珉，译书汇编社，1902）则是较早的一本日汉同形词辞典。《标品字典》（黄广，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1906）是国人编纂的第一本词性标注的辞书，作者指出“日本字典坊间所鬻汗牛充栋，然於性质变化，未尝有分别者，此编之作，尚是嚆矢”（例言）。

解析：(1)这种解释合理,它体现了铝热反应的特点之一,即放热较多,并且解释时结合了表中提供的熔点数据。(2)证明某固体是不是含有铝,只要取少量块状熔融物,加入足量NaOH溶液即可,若含有铝,则固体部分溶解,有气泡产生,反应的离子方程式为(3)铝、铁熔融物在一定条件下与浓硫酸或稀硝酸反应,会产生有毒气体,而且消耗的两种酸量又多,熔融物中铁不能与NaOH溶液反应,故最好选用稀硫酸溶解该熔融物。

式中,p*是给定有功功率,q*是给定无功功率,pk+1是预测k+1时刻有功功率,qk+1是预测k+1时刻无功功率。第一部分旨在跟踪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降低功率纹波,第二部分的作用是降低开关频率,λ1是开关动作函数在式(11)中的放大倍数,是一个定值。λ1越大,则开关动作函数在代价函数中的倚重越大,开关频率降低得也就更加明显,但是随着第二部分作用效果的增加,功率的跟踪效果也会逐渐下降,因此,应尽量避免开关频率下降过多。

1908年作新社编译出版的《东中大辞典》代表了本时期日汉辞书编纂的最高成就，全书分绪言、文法大纲、凡例、索引指南及索引和辞典正文五部分，正文共计1 479页，“排列之法，悉依康熙字典之次序”（绪言）。全书收词广博，编排合理，每一条目之下依次列出其日文对应词、词性和释义，并对术语标明学科范畴，成为“字书之体向辞书之体转变的典型代表”。① 章小丽：《日本辞书对清末中国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7年，第27页。

如果我们承认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被认可与否和其本质上之有无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也承认对人工智能之法律人格的认可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那接下来便必然要面对如下一些问题：应在何时认可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当前是否有必要将此视作一现实问题来加以考虑？

除了上述辞典以外，还有《汉释日本辞典》（商务印书馆，1906）、《汉译日语大辞典》（新智社，上海新智社东京分局，1907）、《和汉熟语字典》（陈言编，上海群益书社，1907）、《新辑中东字典》（东文学社编印，1907）等。

我国清末外交官、学者邝其照（1843—？）开国人自编辞书和教材之先河，为国人的英语学习做出了突出贡献。1881年，他的《英语短语词典》在纽约出版，是英语辞书编纂史上最早出现的习语词典之一，为中日学者的辞书编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1899年日本英学新志社以此为基础，由增田藤之助校订编纂附译了《英和双解熟语大辞汇》；1917年商务印书馆伍光建以此编译了《英汉双解英文成语辞典》。1868年，邝其照在参考传教士辞书的基础上编写了《字典集成》（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on），1875年修订后由香港的中华印务总局再版，1887年第三版时更名为《华英字典集成》，收词扩至两万余条。辞典一再重印，影响了晚清不少知识分子对外语新词与西方知识的认识。1895年黄少琼编写的《字典汇选集成》，1899年颜惠庆等人编写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都是以此为蓝本而成的。后者遂成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汉英辞典，由颜惠庆和黄佐临等人在邝氏《华英字典集成》的基础上“增益二万余字”扩充而成，开商务馆辞书编纂之先河。

本阶段也可称作是第一次西学东渐时期的汉外辞书编纂成果，姚小平② 姚小平：《早期的汉外字典—梵蒂冈馆藏西士语文手稿十四种略述》，《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2期，第97页。曾对梵蒂冈馆藏17—18世纪的14种汉外字典手稿逐一进行考证，但大多都无法确知具体编纂年代或作者。王力达指出，“在1575至1800年间，传教士曾编过60多种汉语或汉外对照类辞书，大部分为抄本，约有50多种保留至今”，③ 王力达：《汉语研究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4页。上文所述只是就目前可考者进行简要介绍。同时，这一时期的汉外交流是缓慢的、短暂的，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影响范围有限。“礼仪之争”以后，清廷的禁教政策愈加严厉，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日趋式微，到1757年清廷正式实行闭关的政策，“西学已被整个社会（包括帝王在内）遗忘得一干二净”。④ 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4页。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会因为清廷的闭关锁国而停止扩张的步伐，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竞争、两次工业革命的胜利和基督新教在世界的传播，英国也加入到全球掠夺的队伍中来。当英国的大炮轰塌虎门炮台的时候，高傲的大清帝国逐渐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师夷长技”的思想慢慢盛行，汉外辞书编纂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甲午战败不仅从政治、军事上标志着清廷的彻底失败，也从思想文化上彻底击碎了清廷“天朝上国”的美梦。随后，资产阶级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以后，以日为师、求学日本的思想逐渐兴起，据统计，这期间中国人翻译的日本著作约有千种。② 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付立波：《近代日文书籍的引进及其影响》，《晋图学刊》2006年第3期，第72页。辞书作为汇编各种新学知识的载体得到国人的普遍重视，日本近代辞书的新式编纂理念以及辞书中所收录的新词新语被大量输入到中国，对我国现代汉语的形成和语文辞书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以本土学者为主、外籍学者为辅的汉外辞书阶段（1912—1949）

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国人的国家意识和独立思想有所增强，留学人员陆续归国服务于国家建设，再加之民国成立不久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为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赢得了短暂的黄金时期，民营出版机构得到迅速发展。再者，前一阶段辞书成果的积累和英美日新型辞书的引入，中国留学人员、辞书编纂队伍和出版机构的壮大，南京政府对国民教育、平民教育的重视，以及民国时期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等，在各种历史因素的促使下，这一阶段的辞书编纂呈现出以国人自编为主，传教士和外籍学者共同参与的阶段性特点。汉外辞书的编纂队伍逐渐结束了完全依靠外界力量（传教士、外籍人士和日本辞书）的被动局面，国人在汉外辞书的编纂上也从单纯的译介发展到多蓝本参考编写并最终实现国人自编辞书的阶段。编纂机构更加专业化，大型的出版社都设有专门的辞书编纂部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21年成立了英汉实用字典委员会和英汉字典委员会，使双语辞书的编纂得到了充分的组织保证。这一阶段辞书编纂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辞书品类成熟化，近代新型辞书类型渐趋定型，对汉语语文辞书的近代转型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

经查阅北京图书馆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语言文字分册》①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语言文字分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本时期的汉外辞书出版仍以英语类辞书为主，总计69部，日语类11部，德语类8部，俄语和法语类各占4部，阿拉伯语类2部，马来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类各占1部，此外在世界语潮流的推动下还编纂了10部汉语世界语对照辞书。就出版地而言，上海是双语辞书编纂出版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近90%的双语辞书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出版机构虽仍表现为多元化的状态，但中国的民营出版社的辞书出版占较大比重，商务印书馆及其分支机构出版的双语辞书种数最多，占全国总数的约50%，影响也最大，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出版的双语辞书种数分列第二、三位，② 胡开宝：《论英汉词典历史文本对汉语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2期，第57页。位于上海的新中国印书馆和群益书社等也出版了一些双语辞书。

商务印书馆在1905年本打算翻译《韦氏大学词典》，但迫于各方面的限制只好改变了原有方案，编译出《英华大辞典》。1917年商务印书馆抓住机遇，聘请郭秉文、张世鎏率领37位专家，采用按个人专长分工编写，主编统筹的方式，在《韦氏大学词典》（第二版）的基础上编译出《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1923）。

除商务印书馆外，1918年中华书局的张谔、沈彬以《韦伯斯特英文小词典》为蓝本主编出版了《新式英华词典》和《新式英华双解词典》。1926年 陆费 执以 桑 代克（Thorndike，1874—1949）常用万字表为底本编纂出版了《英华万字字典》。1930年陆费执、严独鹤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辞典》出版，全书根据《康熙字典》按部首笔画多少排列，给词头标注词性，并收录大量的专科词语。

1931年世界书局出版盛榖人、林汉达编纂的《世界汉英辞典》，以收录较多的新词、时事政治用语和中国古代名句格言为特点。1933年出版严恩椿、沈宇主编的《世界英汉汉英两用辞典》，分为英汉和汉英两部分，各收两万左右的词条。1936年世界书局聘请詹文浒为主编，以1924年出版的《袖珍牛津英语词典》为参照，对比借鉴《韦氏词典》和《钱伯斯新世纪词典》中的百科条目，编成《英汉求解、作文、文法、成语四用辞典》（1936），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小型汉英辞书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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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汉英辞典还有《汉英辞典》（张在新、倪省源，商务印书馆，1912）、《汉英新辞典》（李玉汶，商务印书馆，1918）、《（新式）英文学生百科全书》（沈彬，中华书局，1919）、《（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张世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汉英大辞典》（张云鹏，1920，上海岭南中学，1924年出版增订本）等。

这一时期汉外辞书编纂的主体虽以国人为主，但传教士的辞书编纂活动仍在继续，如美国传教士芳泰瑞（Courtenay Hughes Fenn，1866—1927）1926年基于其负责编写的教材编纂而成袖珍版《5000字典》，特别适合初学中文者，问世后受到欢迎，并由众多学者多次修订重版。① 董方峰：《近现代西方汉英词典编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11日，B05域外版。澳大利亚传教士马修斯（又名马守真，Robert Henry Mathews，1877—1970）在对比借鉴西方人编写的汉英辞书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等汉语辞书的基础上编纂《为中国内地传教会编纂的汉英词典》，1931年在上海出版，与之前出版的翟理斯《华英词典》并称为20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最通用的汉英辞书。“二战”期间，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举办汉语培训班时，曾一边将马修斯辞典作为教学辅助材料，一边对辞典中的错讹和不足进行修订和增补。除增收1 300多个汉语单字和1.5万个多字词目外，还在注音和释义两方面做了订正，194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屡遭日军轰炸，上海也被日本占领，中国近代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辞书出版也陷入困境，而抗战胜利后的连年内战也使得近代出版事业无法复苏。《现代汉英辞典》（王学哲编，王云五校订，商务印书馆1946年在重庆和上海出版）成为此时汉英辞书的代表，该书共收单字条目6 000多条，多字条目约3万条，主要收录常用字词，按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序，用威妥玛式拼音法注音，给汉字的英译注明词性。此外，1947年竞文书局出版了葛传规主编的《英文新字辞典》，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综合英汉大辞典新字补编》，1950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英汉辞典《英华大词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

纵观近四百年的辞书编纂进程，在中国传统辞书体系中，被传统文人忽视的汉外辞书凭借着传教士的力量首先发展起来，在选词立目、注音释义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性，但限于明末清初统治者们优越的文化心理等因素，这些多以手稿形式编纂的辞书对中国语文辞书的编纂影响不大。耶稣新教的传入、印刷技术的改进和中国政治军事的衰退等因素，使传教士汉英辞书的编纂一时呈现出繁荣局面，中国文人，尤其是具有西学背景，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学者也开始慢慢探求适合国人的汉英辞书。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保守政策，清末统治者未能像，也不愿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姿态去主动改变自身的落后面貌，所以自明末以来两次西学东渐的进程都是缓慢的，被动的。在辞书编纂方面，中国学者的主动借鉴和创新不多，辞书对中国文化的推动效果不甚显著。在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统治者的强国梦被彻底击碎，凭着中日间的文化和地缘优势，中国官员、学者和留学生大量涌入日本，这样日本学者所编译的汉英辞书又被传入中国，日本的汉语类辞书和国语辞书更是被中国人积极吸收和借鉴，有效地推动了中国近代辞书和近代语言的发展。中华民国的成立，国人国家意识和独立思想的增强，使汉外辞书的编纂走出了一条国人自编自创的道路，促进了现代汉外语文辞书编纂体例的定型，也为其他类型现代辞书编纂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中文近代辞书就是在这历史的必然中应运而成长的”。② 钟少华：《中国近代辞书指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页。可见，近四百年的汉外辞书编纂进程和中外政治军事的交锋，以及国人追求文明进步的历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反映出辞书在中国近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本文梳理这段辞书编纂史的另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