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引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必须坚持推进的重要战略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需要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形成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点项目,能否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系到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能否形成,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一带一路”倡议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厘清“一带一路”建设在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明确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任务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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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地位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的一款复合型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引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而且还为促进世界经济与合作提供“中国方案”。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几大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为解决发展不平衡和全球发展困境提出的开放性发展倡议。新时代中国必须要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与马克思国际联合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总理对外经济合作八项原则、平等互利四项原则等是一脉相承的。作为新时代条件下一种全新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联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最终要各国付诸实际行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将会承担起更多的发展重任,但“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始终要靠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可有效增进与各国之间的交流和互信,沿线各国的新思想、新理念都可以充实到“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使“一带一路”倡议汇聚世界各国的发展智慧,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塑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和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矛盾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的前进。”[3]新时代中国社会新旧矛盾的转化,迫切要求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能够做出调整,实践的现实需要激发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后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这个理论成果是解决目前中国社会新矛盾的指导思想,即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帮助解决中国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全国各地区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是全方位的,而是长期集中在东南沿海。中国对外开放的惯性思维是要靠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这造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虽然中国曾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这个战略依然是要西部地区对接东部地区,依靠产业转移的方式来实现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可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无法使中西部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东西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中西部地区将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按照传统的逻辑,中国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西部地区的很多省份将由相对封闭的省份转变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沿阵地”。以新疆为例,新疆将由向东部对接转变为向西部开放,一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前沿阵地”,直接对接俄罗斯和中亚各国,这对于加快新疆的发展,缩小其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具有直接帮助。另外,“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简单助力中西部地区向外开放,而会与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内发展规划形成对接,在更深层次上带动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塑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中国将会由过去的向东开放,转变为东西兼顾;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到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努力打造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实现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新时代,自由贸易精神仍然值得维护和发扬。世界各国不能借提升贸易标准和制定新的贸易规则之由,排除异己,拉“小圈子”,更不能将自由贸易问题政治化,以此来区分“我们”和“你们”。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与自由贸易精神相违背的,不利于国际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国际开发与合作面临困境、自由贸易精神受到冲击之际,中国为实现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提供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不是排他的;是强调合作共赢,而不是强调单方面获利;是为世界各国搭建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习近平同志在“一带一路”座谈会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前提下,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条件下提出的国际合作新倡议,其本质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4]。“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结合起来,通过与沿线国家的开放合作,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进行有效对接,“打通关节、疏通筋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1)传统水文学方面,主要包括测(水文监测)、报(水文预报)、算(水文水利计算)三大内容。毕业论文可以从水文数据整编、水文站网规划、河段洪水预报、水库水文预报、流域水文预报、水库水利计算和调洪演算、水利规划等方面开展研究。
其他7种药剂24%乙氧氟草醚乳油、10%乙羧氟草醚水剂、25%氟磺胺草醚水剂、21.4%三氟羧草醚水剂、70%嗪草酮可湿性粉剂、12%草酮乳油、50%丙炔氟草胺可湿性粉剂均属于原卟啉原氧化酶抑制剂,这些药剂对紫花苜蓿不安全。基本表现症状为心叶黄化明显,严重影响紫花苜蓿正常生长,施药后15 d紫花苜蓿株高抑制率在20%~70%之间,7种药剂处理紫花苜蓿株高抑制率分别为66.33%、42.09%、52.19%、49.83%、27.61%、58.59%、53.20%(表1)。
二、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新形势
自2013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经历了从单边倡议到多方加入,从局部响应到达成共识,从早期投入到建设收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阶段性成绩。但在新时代条件下,“一带一路”建设仍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各国的发展规划进入对接合作关键期。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由倡议进入到建设阶段,“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将“一带一路”与沿线各国的发展规划进行有效对接,寻找双边共同利益这个最大公约数,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方式。如果有的沿线国家并没有本国的发展规划,通过接受“一带一路”倡议进而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将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直接方式。一般情况下,能够提出本国或本区域发展规划的基本都是地区大国,“一带一路”倡议如果能够与这些发展规划实现有效对接,将会加速“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使“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国家由俄罗斯迅速扩充至中亚五国以及白俄罗斯等国。在哈萨克斯坦早已经表态希望本国“光明之路”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之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速度将会超过预期。“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各国的发展规划进行对接包括双层内涵:一是双边对接,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计划、蒙古“草原之路”计划对接;二是多边对接,如“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以及正在探索中的“一带一路”与欧洲“容克计划”对接等。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对接合作,都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合作建设的关键期,这要求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用严格的标准来建设“一带一路”,使其成为“合作之路”“共赢之路”。
(二)沿线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进入理性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各国和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力度不断增强。有些国家在对“一带一路”概念没有清晰认识的情况下,就对“一带一路”倡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如一些国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马歇尔计划”的翻版。有些国家的学者甚至不能够理解“带”和“路”究竟是指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本国政府的决策[5]。对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在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内涵和合作机制的前提下,只要能够借机实现发展,这些国家都乐意表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因此,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早期受沿线各国热议要有理性的认识。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拿出切实的成果才能带动沿线各国积极参与共建。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哈萨克斯坦率先启动国内“光明之路”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接。除哈萨克斯坦以外,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老挝、越南等国家也拿出了切实的合作协议,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这表明,沿线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进入理性期。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也有改观,中国与欧盟正在探讨“一带一路”对接欧洲“容克计划”就是明显的例证。
(三)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的“三不”国家依然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有60多个沿线国家表态支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6]。同时,对“一带一路”倡议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的国家仍然存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合作重点。从常理上来说,任何国家都不会对这种开放型的合作共赢倡议有所排斥,而应当积极参与。少数国家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的态度明显不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而是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以印度为例,中国曾多次向印度提出希望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还曾特意邀请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这其中的政治蕴意十分明显。中国希望通过邀请印度最高领导人访问西安,来打消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顾虑,但到目前为止,印度已经成为“三不”国家的典型代表。虽然印度并不明确反对“一带一路”倡议,但其实际行动已经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顾虑在短时间内仍然无法消除。
(四)“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而是务实合作的平台。2017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参加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11]。我们认识“一带一路”、解读“一带一路”、传播“一带一路”,不能用冷战思维来看待“一带一路”,不能跳入个别国家为抹黑“一带一路”倡议而设置的陷阱里。“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是务实的,它为沿线国家开发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中国为这个平台的搭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这些都是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所付诸的实际行动。“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它已经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的思维模式,朝着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向努力。地缘政治则首先强调国家利益,主张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战略来维护自身利益,地缘政治充满了对抗色彩,本身具有排他性。“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并不是封闭的;是兼容的,并不是排他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追求地缘政治目标,而追求沿线国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五)“一带一路”不为攫取资源,而为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合作领域,“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却没能转化为发展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攫取资源。首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是为了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如果本国储存大量的自然资源,将会给本国发展带来巨大帮助。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依靠自身存在的自然资源是实现发展的第一步,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经济结构的调整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没有前期发展带来的积累,一国经济发展想跨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阶段,能做到这点的国家很少,除非其资源贫乏。“一带一路”倡议是要将各国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而不是为了攫取资源,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是要实现共赢,而不是某一个国家单方面获利。攫取资源主要是单方面获利,并不能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的目的,是通过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帮助欠发达国家走向互利共赢的道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三、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涵
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弄清楚要建设什么样的“一带一路”,如何建设“一带一路”这个重大命题。只有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建设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基本内涵,这样才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找准方向,不偏离航道。
(1)应进一步优化教师结构,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年轻教师迅速成长,提高选项课教师整体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地充实师资力量,为足球选项课的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
(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
(六)“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国际秩序是对国际权力分配的结果体现[12]。目前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是二战结束后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作为二战胜利国,是目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创立国之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想要改变目前的国际体系,而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13]。国际秩序也应当以公平和正义为基础。目前,全球发展不平衡现象已经十分凸显,南北差距日渐拉大,成为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合作共赢,这对于促进国际秩序的公平化是有帮助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对国际原则和制度的尊重和遵守,“一带一路”建设不可能平稳推进。“一带一路”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世界各国认可的和平发展倡议,它绝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对国际体系的尊重和维护。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肩负着维护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改革重任。作为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补充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贡献自身力量。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2.
(三)“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两者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两者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马歇尔计划”是在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前提出来的具有极强对抗色彩的援助计划,战争与革命是“马歇尔计划”提出的时代背景。与之相反,和平与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如何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对外开放背景下提出来的,与“马歇尔计划”提出的时代背景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两者的本质目的不同。“马歇尔计划”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恢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以抵制混乱、集权主义及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10]。“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涵盖的内容范围更加广泛,它不寻求对抗,而是寻求如何实现双边利益最大化;它不是为了划分势力范围,而是要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第三,两者之间的实践方式不同。“马歇尔计划”既包括经济援助,也包括军事援助,它基本全靠美国一个国家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之不同,援助并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体。“一带一路”建设更多的是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提供军事援助,这点与“马歇尔计划”存在本质的不同。
(四)地区不稳定因素依然困扰“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对可能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不稳定因素进行了综合的考虑,制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规划。在初期,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应之热烈可能使中国对形势的估计有些乐观。从目前“一带一路”沿线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来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依然困扰着“一带一路”建设。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例,这条走廊由于穿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争议地区而受到印度政府的抵制。根据巴基斯坦国会议员提出的观点,在巴基斯坦政府内部,仍然存在一股反政府势力,这股势力与巴基斯坦境内外反对势力勾结,一直在试图破坏CPEC(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中巴经济走廊)建设[7]。虽然这位议员没有明确指明巴基斯坦境外反对势力究竟指谁,但境外反对势力的干扰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破坏,则会减缓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度。再加上印度本身的不配合,美国和日本等域外大国的抵制,缺少域内外大国支持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仍将面临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困扰。
在某些恶劣的复杂自然情况下,受角度、光线的影响,车牌字符的分割和识别十分困难,传统的预处理、分割、识别的方法并不能取得很好的结果,因此可采用卷积神经网络融合多任务分类进行端到端的车牌识别。
11月11日,上海实业振泰化工有限公司新建工厂工程开工奠基仪式在上海化学工业区舜工路30号隆重举行。新建工程总投资约为1.35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为31 521 m2,建设周期约为一年半,预计于2020年年底竣工投产,届时产量将大幅增长,年总产值将实现翻番。
(二)制定研究计划,就是按照研究的认识逻辑,根据研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在对选题做出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对整个研究过程加以规划。
四、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
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来引领和塑造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和国际合作面临的困境。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以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原则依据;以“五通”为主攻方向;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目标。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
理论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伟大的理论和思想能够推动伟大的实践发展。如果实践活动没有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人类生活就会处于一片黑暗中”[14]。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具有不同的形式,理论思维运用到实践领域是非常重要的[15]。先进的理论只要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对实践发展产生重要指导意义[16]。理论从实践中来,又指导实践,实践在变化,理论也需要创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原理的运用,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7]。
当现实条件和时代背景发展变化,就需要用新的理论成果来指导实践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最新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必须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就是要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个全面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解决好中国国内发展不平衡问题。这要求中国不仅要向东部沿海地区开放,也要向西部地区开放,同时中部地区也要起到很好的串联和对接作用;二是解决好中国国内发展的不充分问题。这要求中国的对外开放应该是深层次的,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往来,促进共同发展。
(一)“一带一路”不是对外战略,而是开放发展倡议。目前,中国国内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一带一路”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平衡国内发展需求,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因此,“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新倡议,而不是现实主义所认为的对外战略。就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所谓战略是指,“用贯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和全过程的指导原则,来驾驭一切问题的解决方式,这就是战略问题”[8]。“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实现全球发展提供的一款公共产品,新时代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要用“一带一路”来作为指导,来处理一切问题。相反,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原则,来处理“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存在的突出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而不是谋求势力范围的现实主义对外战略,不能用西方国家现实主义的逻辑来解释“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对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是开放的[9],“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具有排他性,其目标指向是共同利益,而不是单个利益,这是与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最大区别。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的独角戏,它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的核心是合作共赢,合作共赢的理念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中摸索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了新时期对外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有进有出、平等互利”。该原则强调的是中国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外经济合作要顾及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应该坚持平等互利,对外合作争取自身正当的利益是可取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不应当超越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承担过度的国际责任,但这也不意味着中国要放弃自身应尽的国际责任。邓小平同志曾认为,只有中国自身强大起来,发展起来,才能够尽到符合自身身份的国际义务[18]。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推进,单纯的获利合作已经不能够满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现实需要。“平等互利”原则的落脚点是在经济领域,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合作的开展,中国迫切需要以经济合作带动双边全方位合作关系的发展。对外经济工作指导原则由“平等互利”升级为“互利共赢”再到“合作共赢”就成为了必然趋势。“互利共赢”强调双边在互利的同时,追求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双赢。“合作共赢”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对外经济合作指导原则。与其他原则相比,“合作共赢”更加注重从双边未来发展的大格局出发,并不纠结于双边合作在短期内能否获利,甚至有可能在一些合作项目上需要双方投入前期启动资金。例如,中国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先期投入了大量资金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中国希望通过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保障服务机构,为世界各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便利条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合作共赢”与“互利共赢”和“平等互利”有着较大的差别。共商、共建、共享其实就是合作共赢理念的原则体现,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从合作共赢的角度出发塑造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以“五通”为主攻方向
“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是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的主攻方向,“五通”的进展情况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推进。为此,中国应该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接。战略对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合作问题,它关系到双边之间的政治互信。简单来说,沿线某个国家愿意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说明这个国家与中国有较高的政治互信。即便沿线国家发展战略暂时不能够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水平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二是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①为主体框架,加强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新时代中国要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通过“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建设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以此来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三是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打通“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畅通渠道。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关键在于消除贸易壁垒,在双边政治互信的基础上,打造标准更高、开放程度更广的贸易网络。中国要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抓紧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打造开放水平和标准更高的自由贸易区,并逐步向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方向发展,全面提升“一带一路”沿线贸易自由化水平,将“一带一路”打造成合作之路、开放之路。四是充分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全面、品质更高的资金融通服务。五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合作机制。民心相通说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沿线国家人民的互相交往上,这种交往形式不仅仅指公民个人的旅游、探亲等,还应当包括更深层意义上的双边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媒体、智库等更宽领域范围内的交流合作。
(四)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目标
20世纪末,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其核心思想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文明相互碰撞,进而引发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其实,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一直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世界各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少冲突、弱对抗的融合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过程,也是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一国进行内政外交决策所引发的“蝴蝶效应”逐渐明显,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家都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已经构成了一个联系的整体。“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坚持以开放共建、合作共享的思路来建设“一带一路”。与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野蛮争夺方式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相比,“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很大的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经济合作的方式来推动沿线各国交流借鉴、合作共赢,以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来带动沿线各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其实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一带一路”倡议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目标追求,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打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所做出的伟大决策。作为一项开放型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应该有低、中、高之分。从目前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最低目标应该是与沿线国家达成合作的共识,为将来的切实合作做好铺垫,这一目标已完成。“一带一路”倡议的中级目标应该是带动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与沿线重点国家的互联互通,这一目标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实现与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有待实现。无论从哪一个目标来看,这都意味着中国从被动式改革开放,到参与式融入国际体系,再到主动式引领国际发展格局的转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持续了40年,未来的中国将会借助共建“一带一路”之际,建立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趋平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
参考文献:
关注工作绩效的研究发现,工作重塑能增加工作投入、适应能力和积极有为,从而提高工作绩效,带来人岗匹配的积极结果,实现工作意义和工作绩效的双赢。⑱一项针对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人员的研究发现,员工可以通过工作重塑行为缓解工作定位不明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通过合作重塑来改善组织环境。⑲此外,还有研究发现,组织实施工作重塑干预对员工的特长重塑有影响,而对兴趣重塑无显著影响,且干预行为对年长员工有正向影响,而对年轻员工却有负向影响。
①“六廊六路”,即建设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六大国际经济走廊。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二)“一带一路”不等于对外援助,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任何国家不要指望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就一定能够获得中国的大量援助,不要带着能够获得援助的目的参与“一带一路”,也不要指望在没有付出实际行动的前提下就能够获得中国的援助。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会提升对沿线国家的援助水平,将原有的援助资金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但“一带一路”不等于对外援助,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向沿线国家“撒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国向一些落后国家提供前期的合作资金支持,希望带动这些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这是中国承担起大国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每年提供的援助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中国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这是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方式。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对外援助是一笔战略投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是要带动沿线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培育其自主发展能力,而不是要沿线国家对中国援外形成依赖。“一带一路”建设包含对外援助的成分,但不等于中国对外援助,双边合作是主要,中国对他国援助是次要。
[4]人民论坛网.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7-05-10)[2017-11-20].http://www.rmlt.com.cn/2017/0510/473844.shtml.
[5]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新华网.近60个国家明确表示支持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EB/OL].(2015-02-03)[2017-11-09].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2/03/c_1114241622.htm.
[7]Mushahidullah Khan.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Anti-Pakistan forces halting CPEC[EB/OL].(2017-06-13)[2017-09-19].http://www.app.com.pk/anti-pakistan-forces-halting-cpec-economic-progress-senator.
[8]陶德麟.社会稳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8.
二是主动性。 不同于传统电台难以实现音乐的切换模式,听众只能被动地接收主持人推荐的音乐。 基于Beats1,人们可以主动地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查看音乐消息、下载音乐,实现自由切换。[4]
[9]王毅.“一带一路”向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地区开放[EB/OL].(2017-04-18)[2017-11-26].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454521.shtml.
[10]Charles L.Mee Jr.The Marshall Plan[M].New York:Harper Collins Distribution Services,1987:90-91.
[11]习近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EB/OL].(2017-09-03)[2017-11-13].http://news.xinhuanet.httpcom/world/2017-09/03/c_129695180.htm.
[12]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0.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10.
[14]格伦·蒂德.政治思维:永恒的困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4.
但在冯永辉看来,调肉并不能马上解决问题,他表示,农业部从11月1日开始执行活猪备案登记,就有推动调猪到调肉政策调整的意图,但这一调整需要时间,比如在冷链发展等方面尚不具备条件。另一方面,90%的屠宰企业都属于区域布局,当地的屠宰行业也有比较强的地方保护,因为地方屠宰厂还有稳定肉价的作用,这也是阻碍以前白条猪跨省流动的问题之一。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2.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设从动件的长度、转角、初位角、角行程为c、ψ、ψ0、ψx(即ψ的最大值ψmax),角速度、角加速度、角跃度、角跳度为γ、λ、σ、β。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1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67.
天葬师此时身体尚未完全直起,眼见上方黑影一晃,一道黑芒挂着尖锐的破空声插下,他心知不妙,急忙向旁拧身躲避,却终究慢了一步。
建议:对于无潜在并发症的患者术后第1天进清质流食,逐渐过渡至正常饮食。口服辅助营养是重要的营养补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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