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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学者：民族考古学家宋兆麟研究员*

更新时间：2009-03-28

宋兆麟先生1936年2月生于辽宁省辽阳县，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并入新组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民俗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强调：各级工会要顺应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健全工会服务职工体系，做实服务职工工作，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工会的温暖送到广大职工心坎上，成为职工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知心人、贴心人、“娘家人”。

宋兆麟先生大学所学专业为考古学，他也有丰富的民族调查经验。1958～1959年，宋兆麟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被分配到广西，带领一个组在桂北调查苗族、瑶族和侗族的社会历史和风俗文化。之后，他陆续对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云南省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彝族、纳西族、普米族，四川省的藏族、蒙古族、彝族，吉林省的朝鲜族，黑龙江省的满族、达斡尔族，贵州省的苗族、水族、侗族、布依族，青海省的土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等进行过田野调查。在此期间，他攻读了不少民族学课程。这些调查实践和学习为他在民族学田野调查与研究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此便逐渐展开，甚至将民族学研究当成了主业。

在民族调查过程中，宋先生也不断地进行民族考古工作，如对澜沧江畔的史前遗址调查、凉山博什瓦黑唐宋岩画的考察等。丰富的民族调查与考古工作交叉使宋兆麟先生善于应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民族学问题，并尝试解决某些考古学中的疑难问题；也使他不仅能够宏观地认识历史文化，也能够从微观角度更加细致地解读民族文化。

上述调查与研究实践形成了宋兆麟先生的以下治学特点：第一，重视田野调查。田野作业是民族学的生命。调查是认识民族文化、搜集各种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宋兆麟对此非常重视，也肯下去进行实践。他不仅做过几个重点地区的调查工作，还跑遍了全国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新疆、海南以及台湾。他经常叮嘱学生，田野调查进行的越多，越能积累自己的学术功底，但不能仅作单纯的“调查工”，而要深入调查、跟踪调查、多次调查、长期思考，并把所得资料和研究成果整理成文，进一步升华极为重要。第二，侧重民族文物文化研究。他每到一地，不仅采风录俗，还征集了大量民族文物，这些文物已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他曾在20世纪60年代就设计过几次大型的民族文物展览，80年代在筹建中国民族博物馆时，曾是业务策划者，并积极在民族院校培养民族文物干部，对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发展做过不少贡献。第三，从事多学科的比较研究，尤其是把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活化石”印证“死化石”，成果甚多，素有“南汪(宁生)北宋(兆麟)”之誉，可见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因此，1986年国务院授予他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

宋兆麟先生做了大量的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工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道路。宋先生的学术成果可谓著作等身，包括史前文化研究方面、民族调查、民间文化研究、民俗文物研究等著作五十余部之多、学术论文五百多篇。

艾考夫不仅有极具创造力的精湛俎技，还出版过许多反映法国食俎文化的书籍和菜谱。法国美食的发展与法国文化的质感取向有关，对法国美食谈得特别起劲的是巴尔扎克、雨果、莫伯桑、大仲马、福楼拜和左拉，这对艾考夫的影响很深，从而激励他以聪颖、刻苦和对文化无师自通的精神，孜孜以求，塑造出自己的儒厨形象。他把平素的文化积累沉淀在俎技中，再经日常生态去反刍文化，这种温馨的循环圈令人陶醉。一位十分富有的大出版商慧眼识珠，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艾考夫。可见，艾考夫的身份巳与他的岳父门当户对。

 
韦光化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02期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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