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民族考古学进入中国已三十余年。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兴起既得益于国外民族考古学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深受中国民族学与考古学交叉研究深入发展的驱动，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源头和发展历程。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从一开始注重于民族考古学本身认知的理论探讨以及对国外民族考古学发展历史和相关理论的介绍与引进，发展到逐步开展民族考古学本土化实践的探索，进而形成自主的运用理论开展本土化实践案例剖析，逐渐实现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本土化建构。为深入了解并加深对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现状和未来研究走向的认识，本文分时间段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以期梳理出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一、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兴起：学科理论认知

民族考古学这一术语源自民族志和考古学，最早指的是借用民族志资料和人类学田野考察资料解释考古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当时中国院校合并的影响，高等院校中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被全部撤销，不少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这时期转向考古学研究，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也与考古学研究相应地得到了结合，这对其后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启和发展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西方学术思潮涌入中国，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的西方民族考古学也随之被引入和介绍，带动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兴起。在这影响之下，中国的民族考古学开启了新的发展旅程，标志事件就是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以及“民族考古学”作为研究生招生唯一研究方向的提出。当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招收的研究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研究方向均为“民族考古学”，其课程包括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体质人类学等相关课程(顾定国，2000：18)。由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这样的办学方向使得人类学系成了新时期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人类学系的师生成为主导新时期中国民族考古学发展的主力军，人类学学者梁钊韬、张寿祺、容观夐、汪宁生、宋兆麟、童恩正、林惠祥等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梁钊韬、张寿祺的《论“民族考古学”》被视为中国第一篇系统论述“民族考古学”的论文(梁钊韬，张寿祺，1983)。随后，学者们开始了关于民族考古学自身理论认知的探讨，一批关于民族考古学定义问题、学科定位、学科归属问题、学科理论基础、学科研究方法的研究喷涌而出。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其中参与相关问题讨论的多为人类学学者和民族学学者，最为著名的当属梁钊韬、张寿祺与容观夐之间的论战。此番论战不但讨论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萌芽时间、发展历史以及学科定位问题，而且还引发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对民族考古学进行深入剖析。

自民族考古学被介绍和引进中国之日起，其学科定位归属一直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因其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理解不同，直接导致了对民族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差异。总的来看，学界关于民族考古学学科定位的讨论主要存在两派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承认民族考古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将其当作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来讨论。梁钊韬、张寿祺认为“民族考古学是一门为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原始社会史，其中特别是为原始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是一门不可缺少的新的科学”(梁钊韬，张寿祺，1983)。在民族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上，容观夐与前者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民族考古学是当今人类学领域内把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共同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复原人类群体全貌的一门卫星学科”(容观夐，1985)。汪宁生也指出：民族考古学是近年兴起的一个考古学的分支(汪宁生，1987)。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丁乙。1989年，丁乙连续发文指出，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民族考古学已成为考古学的一种成熟有效的方法，该方法的核心是将考古材料与民族志材料进行类比(丁乙，1989)。随后，丁乙、徐明再一次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坚持认为：民族考古学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丁乙，徐明，1989)。

20世纪80年代，在吸收国外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还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做出了系统总结。梁钊韬、张寿祺在分析英美两国关于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诸多论文的基础上，将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总结归纳为四个要点，并提出：民族考古学是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与历史学的文献，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对一些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更细致地说明(梁钊韬，张寿祺，1983)。容观夐在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也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是‘民族考古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运用民族志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研究解释出土文物，复原社会群体全貌的重要方法(容观夐，1984)。”另外，黄建秋根据古今事物关系模式的不同构建了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画出了民族考古步骤流程图(黄建秋，1988)。汪宁生提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恰当地运用民族志资料来和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的问题”；同时，其文章还对选择什么样的民族志资料、研究的范围和问题、如何进行类比等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汪宁生，1987)。陈庆华着重探讨了假说在民族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假说在民族考古学中不但能提醒人类学家避免过分强调在民族文化的经验，去解释其他民族的文化，而且其类比并不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陈庆华，1986)。”中国学者对于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基本保持一致，即一致强调民族志资料的重要性，肯定民族志资料类比考古遗存以解决考古学问题的有用性。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讨论民族考古学的过程中，也已开始有意识地引进和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1989年，郭凡对克拉默1979年编写的《民族考古学》一书进行了评述性介绍，这距离该书在美国的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年，但却是中国第一次对该书进行介绍。文章不但全面介绍了书籍内容，还结合作者的认识对书中所涉及的民族考古学探索案例进行了评述，从中可以一窥国外民族考古学的理论主张及其研究偏向(郭凡，1989)。此外，谢仲礼翻译了美国学者丹尼尔·史泰尔斯的文章，对国外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及运用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同时还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目标、获取考古学家在解释过程中所需材料的方法，如何运用综合材料的民族志类比、假说模式的提出以及假说的验证等进行了详细说明，是一份直观介绍国外民族考古学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资料(丹尼尔·史泰尔斯，1989)。

除了以上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还出现了总结性的研究论著。1989年汪宁生总结出版了《民族考古学论集》一书，对自身二十多年来的民族考古学实践事例进行了介绍，可视为中国较早探索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道路的成果总结(汪宁生，1989)。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是以学科自身理论的探讨为主要内容的，这也与民族考古学研究在中国仍处于兴起阶段这一因素密切相关。

二、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发展：内史与外史研究并重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关于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视角得到进一步扩大，研究者们不再局限于民族考古学内史的讨论，更多的研究关注点放到了民族考古学外延上，比如对民族考古学学者的介绍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时期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开始了本土化实践的探索，一些学者开始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从中国的研究需要出发推动了民族考古学本土化的过程。总的看，这一时期，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方面，中国学者关于民族考古学自身认知的探讨仍在进行，同时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探讨得到了开始与加强；另一方面，国外民族考古学的诸多研究成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不少成果被引进和介绍；此外，民族考古学早期开拓者的研究成就也得到进一步总结和介绍。

在理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仍延续着之前的讨论。周星倾向于将民族考古学视为一门分支学科(周星，1992)。曹兵武、陈淳等人更倾向于认为将民族考古学当作一种研究方法，坚持认为民族考古学是考古学与民族学结合而形成的边缘学科，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中介方法之一，其还扮演了提供解释考古材料的模式和验证假说的时空转化角色(曹兵武，1991，1993；陈淳，1992)。韩建业则指出：“民族考古学”是为适应考古需要而生产的，其应该指考古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的研究，而不包括考古材料和民族志材料的类比以解释考古现象一层(韩建业，1993)。此外，李富强认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李富强，1993)。郭立新进一步对民族考古学的名实问题、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将民族考古学定位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民族考古则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存在(郭立新，1997)。汪海宁将民族考古学视作获取研究资料的新途径，在他认为：民族考古学是“以考古学为本体的研究，它的终极目标是通过类比(analogy)来帮助考古学家将物质遗存还原到具体的文化结构和人类行为中”(汪海宁，1997)。知原对作为边缘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做过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对汪宁生、宋兆麟、童恩正等人的学术贡献及其研究方向做出了简要评价，算得上是20世纪末对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发展情况所做出的简要回顾(知原，1999)。容观夐对20世纪90年代学界关于中国民族考古学定义、理论及方法等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性阐述，认为“民族考古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并运用民族志资料，采用类比和验证方法，构建某一特定地区由考古学文化所展现的具体群体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容观夐，1999)。同时，其也进一步支持了李富强提出的“民族考古学产生的理论前提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中的新进化论”(李富强，1993)。总的来看，这时期的理论研究在讨论民族考古学的学科归属时，仍没有离开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范畴，讨论的分歧仍集中在“民族考古学是作为独立学科存在还是作为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上。

除了理论研究，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述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之一。1991年，容观夐率先对伊思·荷德于1982年出版的著作进行了评述。作者分析了该书的内容与中心思想，指出：“考古学家使用现代民族志资料对考古遗存作出科学的类比，以便了解过去的实际；这就是从现代看到过去。”文章概述了英国新考古学学家对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贡献，也向中国的民族考古学家们展示了欧美相关研究者对民族考古学的学术主张，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国外民族考古学研究成果向中国影响的窗口(容观夐，1991)。郑斐等人翻译、介绍了美国人类学学者对民族土壤的分类体系及其对土壤与早期村落选址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角度(查理德H·威尔舒森，格伦D·斯通，1994)。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一批中，青年学者精选30篇当代国外考古学家的论文编著而成一本译文集《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6)，其中有《陶器民族考古学导论》《西南方陶器的标准化：来自菲律宾的一种民族考古学观点》等论文，对于理解民族考古学资料的应用与考古学研究的关系提供了详细的个案说明。同年，孙九霞基于《时间与传统》的认识，从理论根基、方法论以及总体表现等方面对布鲁斯·炊格尔的民族考古学思想进行了介绍性阐释，认为其著作的翻译与引进深刻地促进了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孙九霞，1996；布鲁斯·炊格尔，1991)。1997年，孙祖初系统介绍了美国当代著名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家——路易斯·宾福德的新考古学思想，其中就提到了宾福德所涉及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在作者看来，宾福德的民族考古学实际上是建立在对落后民族遗址的发掘和对该落后民族行为的观察之上的，其还通过民族考古学研究发展出了实验考古学和埋葬学两个重要方法(孙祖初，1997)。

从这些被翻译、引进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是对国外民族考古学的实践案例剖析。由此，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地关注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在实际案例研究中的运用，更为注重的也是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方法运用到实践案例中呈现的研究效果。这一研究关注点的转移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研究论著中表现得也尤为明显。1990年，童恩正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收录了其1964年到1986年间所撰写的有关中国西南部地区考古的十九篇论文，其主要是从民族考古学的视角，将地下考古材料与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生态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结合起来，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提出见解的著作，也是考古学家们用范例来推动民族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成果(童恩正，1990)。1992年，《民族考古学初论》面世，这是一部关于民族考古学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的专著式论著，该书将所有的民族考古学实践均被冠以“实例”来进行罗列与展示，其中涉及了九个民族考古学实践探索的案例，展示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早期人类社会的生活习俗、宗教礼仪和科学技艺等内容，都是作者试图运用民族志类比分析方法，就考古遗存结合民族志资料来解释和复原所在社群某一侧面的历史面貌，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民族考古学实践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容观夐，乔晓勤，1992)。1998年，李仰松收集了其所进行的民族考古学实践案例，其中探讨的问题都是在实地收集民族志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出土实物资料，运用民族考古学进行实践的案例展示(李仰松，1998)。随后，王恒杰、张雪慧的《民族考古学基础》出版，分区域地分析了东北地区、北方地区、西域、西藏以及西南地区、华南地区的民族考古研究状况(王恒杰，张雪慧，1999)。

除了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的探讨和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介绍，对中国民族考古学开拓者及其著作的总结介绍，也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是中国民族考古学外史研究的重要体现。这部分研究开始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后来学者开始对中国民族考古学拓荒者的治学之路及其著作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不但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向前研究总结了经验，也为民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竖立了榜样。而对民族考古学学家们的介绍与分析，最初都是从介绍其著作和研究成果开始的。容观夐、童恩正等学者的学术观点、冶学历程及其对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贡献等都得到了系统总结，并一一呈现(李咏集，1997；蒙默，1997；林向，1997；罗开玉，1997)。

三、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成熟：本土化实践

进入21世纪之后，民族考古学的理论认知不再是其研究的重点，民族考古学研究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旨在将民族志资料运用到考古学研究中，用以解释考古学现象并解决考古学问题。在这研究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学者逐渐完成了民族考古学本土化的转向，民族考古学真正成为一门适用于中国民族本土化研究的学科。

2001年，周大鸣以“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与考古学的本土化”为题拉开了这时期民族考古学本土化实践研究的序幕。该文详细地列举了早期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专题案例，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是由自身独特背景和学术环境所决定的，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从民族考古发展到民族考古学形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强烈特色(周大鸣，2001)。” 2002年，陈星灿将石璋如评为一位对民族考古学最有兴趣的考古学家，认为其著作《晋绥记行》是一本由殷墟灰坑而引发的晋绥考察记，也是一本基于民族考古学目的的考古纪行(陈星灿，2002)。2003年，杨小柳提供了一个以铜鼓为研究对象进行的民族考古学分析个案(杨小柳，2003)。黄颖提出了“古DNA技术是民族考古学的新视角”观点(黄颖，2003)。随后，孔令远通过对当时少数民族现存的使用铜鼓情况进行调查，并与现有考古学资料以及古文字资料等相互印证，从而对比分析了铜鼓、编钟所具有的祭祀、娱乐以及象征权势与财富等社会功能(孔令远，2003)。此外，在辨析台湾高山族“南来论”时，郭志超、吴春明还用民族考古学的新进展来证明了台湾高山族和“南岛语族”及其文化主要起源于华南大陆的观点(郭志超，吴春明，2002)。吴春明还展示了一个民族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成果的案例，认为“史前、上古东南土著民族与汉唐以来中原北方南下汉民的族群交叉、文化融合在晚近、现代文化体系中形成的积淀”是造成了两者区别的源泉(吴春明，2004)。此外，汪宁生、文德安、王樱等人均以“制陶业”为对象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考古学问题(汪宁生，2003；文德安，2004；王樱，2006)。宋先世探讨了考古研究中关于夜郎文化的不同认识以及民族考古在探索夜郎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宋先世，2006)；蒋廷瑜对桂北地区的南丹白裤瑶进行了民族学考察，从而解开了岭南田野考古发现遗迹与遗物之谜(蒋廷瑜，2008)。但这几篇文章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更多的是对民族志资料的考察与使用，或是对民族考古实践活动的分析与思考。

2008年，吴春明对史前航海舟船以及“岛夷卉服”“织绩木皮”做出了民族考古实践方面的探索。前者主要基于对“南岛语族”的“边架艇”、双体帆船以及贵州台江施洞苗族的“子母船”等现存民族志考察资料的认识基础，并结合华南早期舟船考古资料的考证，对史前百越先民的航海舟船原型进行了猜测和分析；而后者则是通过考察民族志中关于中国台湾阿美族、云南傣族、海南黎族、越南Bru-Van Kieu人及太平洋西萨摩亚岛南岛语族中残存的树皮布制作工艺，并结合在考古中发现的树皮打布石拍等遗迹，证实了汉文书籍中所出现的“岛夷卉服”“织绩木皮”树皮布文化现象(吴春明，2008，2009，2010)。佟珊考察了汉籍民族志资料中关于“洞蛮”与“溪峒”的记载(佟珊，2010)。汪宁生在《民族考古学论集》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研究案例，包括他鲁人的羊骨卜，水、苗、壮、彝诸族使用铜鼓的习俗，阿昌族的铁器制作，纳西族的仪式用木牌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人面木牌等(汪宁生，2008)。陈洪波对史语所这一机构在1948年之前的民族考古学实践探索活动做出了总结性介绍，不但回顾了石璋如、梁思永等人的民族考古学调查活动，还对史语所未能将民族考古学发展起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陈洪波，2008)。李东红主要对使用民族考古学范式研究边疆问题的案例进行了实证举例，认为冯汉骥、汪宁生等对滇文化的研究，李永宪对吐蕃藏族“赭面”习俗的研究，朱弘对东胡文化遗存的研究等都是使用民族考古学范式研究边疆文化的有趣案例(李东红，2008)。

融媒体中心建设不能一阵风。不能把技术平台作为摆设。融媒体中心建设是打破传统层级关系的信息流通调整，也是一次主流思维和互联网思维融合的思想进化，更是体现掌握先进生产力的进阶。这个过程需要实事求是，拒绝单一模式、单一目标。一个县是否适合进行产业融合、是否有必要承担发展县级智库的任务、抑或是否考虑建设大规模自主可控的APP平台，都要根据本县实际情况，参照当地的人口规模、经济水平等综合因素，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策略。

在本土化实践探索成为研究重点的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总结性的研究成果，一些历史时期的研究成就得到了及时的总结与介绍。吴春明就详细介绍了以林惠祥为中心的厦门大学以及台湾地区学者对东南、东南亚地区所做的民族考古学探索活动，并总结了20世纪以来闽台地区的民族考古学实践活动(吴春明，2001)。王建华简要回顾了中国民族考古学自产生以来，学术界对其学术史、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的广泛、深入讨论以及其取得的研究成果(王建华，2009)。陈伯桢全面回顾了台湾不同时期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概况，认为“从学史的角度分析台湾民族考古学的发展历程的话，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考古学才有较大的应用，这也与台湾地区考古学社群的规模以及学者研究志趣的差异密切相关”(陈伯桢，2009)。同时，李仰松、汪宁生、宋兆麟等学者关于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系统介绍和评述(赵春青，2001；范祖锜，2006；宋林子，2009)。

When using metamaterial the band of bandwidth will increase. The band of patch will be from 11.75 GHz till 12.5 GHz. The directivity and gain will also increase. These parameters give a better performance for simple patch antenna and make the design novel and work in metamaterial domain．

虽然民族考古学的理论问题并不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但学界仍有一些相关讨论出现，也使得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5年，许永杰以“民族考古学是什么”为题，指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而要完善这一方法则需要建立在扎实的考古层位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基础之上，并同时将研究付诸田野实践(许永杰，2005)。但是，对这一观点，汪宁生持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民族考古学就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且民族考古学方法研究可分为类比——假设——验证等三个步骤(汪宁生，2007)。同年，在中国边疆考古学术讨论会，王仁湘讨论了边疆考古与民族考古学的关系，其系统阐述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之区别，认为通过民族学的途径，来研究考古学资料，才是民族考古学的实质(王仁湘，2005)。但在李东红看来，在中国边疆考古学中应用民族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可以突破以器物史的发现和文化史的重建为主要目标的考古学学术传统的(李东红，2008)。这一会议的召开，也从侧面反映出民族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随后，彭永庆以湘西里耶的考古发现为例讨论了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彭永庆，2007)。到了2008年，郭立新重新探讨了“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问题，试图分析出民族考古学在不同语境中的差异。其认为“民族考古学既不是理论，也不是方法，而是一种研究策略，用以改进考古学解释。而不同的学科定位与理论兴趣造成了国内外民族考古学不同的发展境遇”(郭立新，2008)。徐坚在讨论民族考古学的定义问题时，却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新考古学范式下的民族考古学以行为研究为诉求，对比研究对象不再局限在生活在边缘地区的前工业社会少数族群，因此称之为人类考古学更为恰当(徐坚，2009)。”

目前，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决定自10月15日16∶00起恢复正常防汛工作。洪峰未造成电力设备设施受损，主动停运线路已全部恢复供电。所有安置点均正常供电，应急发电设备未启用。目前云南电网公司维持自然灾害(强降水、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迪庆局结束应急Ⅲ级响应，丽江供电局结束Ⅳ级响应。迪庆境内沿江地带水位基本恢复正常状态，迪庆局水位观测人员已经全部撤离现场进入待命状态;灾民安置点已无人居住，保供电人员已全部撤离。丽江局灾民安置点已无人居住，经灾情研判并经政府同意，丽江局应急人员、装备、车辆已全部撤离。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利用贷款、债券建设的水利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应使供水经营者在经营期内具备补偿成本、费用和偿还贷款、债券本息的能力并获得合理的利润。第十条规定：非农业用水价格在补偿供水生产成本、费用和依法计税的基础上，按供水净资产计提利润，利润率按国内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加2～3个百分点确定。南水北调工程的供水对象基本是非农业用水。按规定，利润率应为净资产的8%～10%。

郭志超，吴春明，2002．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兼论“南岛语族”起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四、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反思与展望

通过对三十余年来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既得益于欧美考古学界“新考古学”理论及方法的兴起与引进、国外民族考古实践的影响，更与中国考古学特殊的传统、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目前，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已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但是，仍然存在值得我们反思与追问的一些问题。

(一)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建设不应以“学科归属”为中心

自国外民族考古学形成之初，其起源问题就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中国民族考古学在深受国外研究影响之下兴起，关于其学科归属与自身定位一直存在争议，这直接导致了“民族考古学是什么？民族考古学学科归属何在？”等问题成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中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成为民族考古学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思考中的重点所在。但是，随着三十余年的讨论，“民族考古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而存在”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们所接受，其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已经不是民族考古学理论思考的重点与难点。徐坚曾经指出：“在新考古学之前，‘民族考古学’仅仅只是描述性术语，笼统地指代服务于考古学研究的民族志调查，而缺乏学术规程的界定，连接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纽带就是类比方法(徐坚，2013)。”因此，在目前民族考古学理论建设过程中，首先必须破解不断循环的“学科归属问题”的争论，让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更多地集中于其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总结，进一步完善中国民族考古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建设。民族考古学属于民族学还是考古学？在现阶段来说其实不再是民族考古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之下，开展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才是目前民族考古学需要考虑的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民族考古学还是民族学学者参与得更多，导致研究成果与相关考古发现联系并不是很紧密；相对的，考古学学者较少参与，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考古学者研究历史民族问题的视野和深度。

(二)民族考古学研究必须从问题出发，从田野中来，到理论中去

从目前中国关于民族考古学个案研究的案例剖析来看，其实践研究个案基本上都是基于民族学田野调查所得资料来展开的，其研究方法更多采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法和类比法，而这也是目前民族考古学研究的成功经验之一。由此，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应该从具体的考古学问题出发，到广大的田野中去寻找线索、解决问题，最后形成民族考古学的研究理论，这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向前发展。一方面，这是民族考古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学科特点所需要的。民族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解决考古学问题是其研究的目的所在；而到广大的田野中去寻找民族志资料的线索，则是民族考古学这一学科区别于一般考古学研究的特殊研究方式。钱耀鹏曾指出：“考古学文化中的聚落遗存虽是探讨人类共同体的有效途径， 但也无法完全克服考古资料的模糊性特征，尤其是民族考古学研究还需密切关注文献资料的模糊性与局限性(钱耀鹏，2005)。”这些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田野考察民族志资料这一方式来解决。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实践探索的需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众多民族的国家，大量尚未解决的考古学问题给民族考古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偌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领域值得去探索与追寻。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持久保存性，则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资料。郭立新在探讨中外不同语境中的“民族考古学”时，也明确指出：“当前国内民族考古学的希望与出路在于高质量的田野工作(郭立新，2008)。”由此，从问题出发，到广大的田野中去，必然可以规范和完善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并促进其理论建设的发展。

(三)民族考古学可能的发展方向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民族考古学亟须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形成一本适合中国本土实践的具有指导性的方法论著作。容观夐等人的《民族考古学初论》可视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开山之作，其问世约二十年后，王恒杰于2009年出版了《民族考古学概论》一书，这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前者的空白。但是，该书的侧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各个民族地区民族考古探索研究的展示上，相对缺少了民族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探讨与建立。因此，关于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中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与操作、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学科发展的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仍需大力加强，以期建立起有新进展的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学科体系。

还有一次，关羽的右臂被敌人射中一箭。箭头有毒，毒已入骨，又青又肿，不能动弹。特别是遇到下雨天，剧痛难忍。名医华佗听说关羽箭伤不愈，就为他割开皮肉，刮骨去毒。当时没有麻醉剂，进行手术时，华佗刮骨的声音窸窣（）刺耳，周围的人心惊胆战，掩面失色。血沿着他的胳膊不断流下，盛血的盘子都满了，而关羽却依然和客人喝酒、下棋，若无其事。等到华佗刮尽骨上的毒，敷上药，缝上线后，关羽大笑而起，高兴地说：“先生真是神医。看，我的手臂已经屈伸自如、毫无痛楚了。”华佗感慨地说：“我一生行医，没有见过像您这样的英雄啊！”

从研究论题看，中国民族考古学已取得不小的研究成果。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思考方面，学界已经围绕民族考古学的学术史、定义与定位、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视角等内容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各观点的差异不一，造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分散混乱的局面。由此，建立一套完整而适用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系统理论已成为亟须进行的学术使命。在实践个案探索方面，目前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论题已然包括了民族族属、民族起源、社会性质、经济类型、生活习俗、工艺技术、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制度等内容。但从地域来看，大部分选题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区域，反而忽视了广大的汉族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考古学问题，这也给接下来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从研究群体来看，可适当借助有丰富研究经验的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以及学科奠基者的引导，加大对年轻一代研究者的培养和发展，促进年轻学者早日进入到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梯队中，使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队伍更具有连续性、完整性、多样性和多元化。从21世纪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队伍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对来说，中国民族考古学还是一个极为年轻的交叉学科，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民族考古学都将要涉及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民俗文化学、科学技术史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必然能给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带来多元化的呈现。

从研究成果看，有效提高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应用，是中国民族考古学发展的前进方向之一，也是这一交叉学科的价值所在。研究不能空谈理论，也不能埋头蛮干，只有让民族考古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切实解决相关问题，才有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利用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解决相应的考古学问题仍然还有很大的空白之处。因此，从问题出发，加深民族考古学的实际应用能力，使民族考古学以实际的探索研究介入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提升民族考古学的应用价值，将是中国民族考古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3.集中体现了现代基层民主政治观念。社区居民最熟悉社区的情况，也是社区治理完备后最大的受益者。可以说，社区居民既是主人，也是参与者。社区的事务由社区居民自治，办不办、如何办、办得怎么样，都由居民自己说了算，赋予居民参与权利，做到“话由民说、人由民选、策由民定、事由民理、效由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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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更为注重的是民族考古学相关实践个案的方法剖析和经验介绍，在相关个案的分析与介绍当中，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复原考古学材料，从而解决考古学问题成为目前民族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特色。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本土化实践已经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调查、分析方法，并成功运用到相关民族考古学研究案例中去，从而真正实现了从民族考古到民族考古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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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课件展示两种证明方法可以拼接在一起(如图3)，加深学生对勾股定理的理解，这样在同一思维下，两个证明变得相关且有意义，突出教学课件的沟通性，同时增加学生对勾股定理的学习兴趣.在勾股定理课件制作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对课件中呈现的信息进行合理地分割、分块，利用图像与声音相结合，让学生做到“眼到、耳到、感觉随之就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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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民族考古学研究的本土化实践探索仍在继续。坚赞才旦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再次研究了三岩藏族的居室葬习俗，用研究实例来强调了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论意义(坚赞才旦，2010)。罗二虎等人以考古发掘中大量出土的古代石刀为例，探索了民族志资料或民族考古学观察方法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实际意义(罗二虎，李飞，2013)。魏屹等在发现考古出土遗物的基础上，也引入民族考古学视角，运用已有的民族考古学资料进行类比，从居住址的选址位置、结构特征和骨骼组成几方面入手，探讨了黑龙江省哈尔滨阎家岗遗址作为居址及狩猎掩蔽所的可能性(魏屹，陈胜前，高星，2012)。徐坚首先以前范式时代的铜鼓研究为中心，提出了铜鼓研究要走向民族考古学。随后，还分别探讨了铜鼓民族考古学的三个范式，作者明确指出中国的铜鼓民族考古学主流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发现和民族调查基础上形成的，以直接历史类比为主要特征；而随着研究加深，不同的民族考古学观念导致了铜鼓研究出现了三种显著有别的范式，即以鼓证铎的一般比较范式、以今证古的直接历史范式和以夸富宴思路为代表的新考古学范式(徐坚，2013)。此外，作者更为强调的是民族考古学研究中要在充分理解不同学科材料的属性差异和学科的预置观念的情况下实现跨越材料和学科边界的综合研究(徐坚，2012)。2013年，王锐刚通过对民族志资料中所记载的屈肢葬习俗进行了分析归纳，同时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后发现，对所有的古代屈肢葬做一个系统总结性的解释是不成立的(王锐刚，2014)。熊仲卿在考察印尼摩鹿加群岛传统制陶业的同时，也分析了有关班达群岛的历史文献、民族志资料以及考古出土的陶器标本，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其对印尼摩鹿加群岛的陶业做出了民族考古学的分析(熊仲卿，2014)。付永旭考察的则是河南巩义北侯村的现代制陶工艺，试图通过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来探讨和验证已知的史前制陶工艺技术(付永旭，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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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数据差异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差异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核心信息是指与主题密切相关的信息，主要包括形容词、副词和各类修辞等外围信息。不同时代、地域、文化、意识形态下的语言具有巨大差异，为实现交际目的，译者需要在保存核心信息的同时，妥善处理外围信息，根据需要或删减、或阐释、或做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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