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困境中的别现代时刻——兼论别现代从“声音”到“语言”的转换与“哲学四边形”的建构

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正在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相暌违的，是中国在学术思想领域的“欠发达”。就现代学术的表达方式而言，后者又主要表现为本土“主义”的缺位。

别现代的出现打破了中西学术的旧有传统和固有格局，也触动了当下国内外学者的敏感神经，甫一提出即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热切关注。国内学者如夏中义、刘锋杰、王洪岳、吴炫等先后撰文商榷或补充，国外学者如阿列西·艾尔亚维茨(Aleš Erjavec)、基顿·韦恩(Keaton Wynn)、厄内斯特·曾科(ErnestŽenko)、迈克尔·兰塔(Michael Ranta)、洛克·本茨(Rok Benin)等也都纷纷进行评论与回应。在中外学者的共同推动下，关于别现代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多次召开，别现代的专门研究机构也已经或将要成立。

以上所述的种种表明，别现代不但以其别出一路的话语创新与策略为其自身赢获了合法身份和出场空间，且正在形成一个堪与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媲美的全新话语体系。然而，面对着全球学术竞争与本土质疑的双重压力，别现代如何发掘其理论潜能，拓展其话语空间，完善其理论范型，实现从“声音”(voice)到“语言”(speech)的转变，并以其自身话语建构推动世界哲学格局转变并实现“哲学四边形”(philosophical quadrilateral)的期许*原文如下：“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主义、艺术和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目前或者近来的情形截然不同。如果说几十年前，西方的文化对抗和竞争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特别是法国)之间，那么现在这种两极的趋势已转变为一个四边(即美国、欧洲、中国与俄罗斯)的较量。我们仍然见证着美国和欧洲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是现在有一个全新的竞争者参与其中，它就是中国。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这个新的竞争者似乎应该是前苏联国家，但遗憾的是他们未能承担重任。”见艾尔亚维茨《主义：从缺位到喧嚣？》，《探索与争鸣》2016年09期。，则成了当务之急。

一、“亦是一别”：在真伪之间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讨论启发我们，对任何事物的本质(Wesen)欲有所揭示势必需返回其本源(Ursprung)。然而如果我们今天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查阅关于“现代”的种种论述，我们所能得到的多是或宏大或琐碎的一般性描述，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现代”的思考，能够对其本源有所揭示的述者寥寥。显然，才智之士并不常见。幸运的是，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1934-2009)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线索。卡林内斯库提醒我们，关于“现代”这一语词的最早探险需要我们从2000年后的今天回到罗马帝国行将灭亡以及罗马帝国灭亡后讲拉丁语的那些地区。正是在历史的这一时段和那些地区，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成功，中世纪早期的拉丁文中出现了“modernus”这一兼具名词和形容词功能的语词。从词源学上来看，这一拉丁语词源出于“modo”这一重要的时间定语，而其意义则与“antiquus”(古代)相对，意指“现在”、“此刻”、“刚才”和“很快”。在具体使用上，“modernus”通常被用来描述任何同现时(包括最近的过去和即至的将来)有着明确关系的事物，而“antiquus”则指向一种就质而言的“古老”，其等同于“一流”、“工艺精良”、“可尊敬的传统”、“典范”等等。在那个罗马行将衰亡、基督教即将代兴的特定历史语境当中，卡林内斯库指出，“antiquus”和“modernus”还有更为特殊的用法，前者实际上指向了受传统支配的罗马人心灵，而后者则指向了受未来掌握的时代。[1]1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用SPSS 17.0软件进行，以α=0.05为检验水准，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其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并置，而别现代的历史阶段论为我们识别这种社会提供了具体的参照。别现代历史阶段论包括四个具体阶段，即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交织期以及更新超越期。别现代历史阶段论虽然是针对中国当下社会的样态提出的，但由于其内在地引入了辩证发展的历史观，所以具有普遍的说服力。

罗马不需要“现代”吗？卡林内斯库指出，罗马社会虽然没有产生今天意义上的“现代”一词，却并不等于罗马社会缺少对这一语词的需求。至少从深受希腊影响的古典作家开始，罗马人即深切体会到需要有一个词来表达“现代”之意，这可以西塞罗引入的希腊语词“νεωτροζ”(后者后来成为了拉丁语词“neotericus”)作为例证。罗马人的这一心理及其在语言层面的实际演化过程，卡林内斯库引用德国学者斯特·罗伯特·科蒂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在《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1948)中的相关论述予以了清晰阐明：“古代越是年迈，就越需要表达‘现代’的词。但‘modernus’一词尚未出现。这个词就由‘neotericus’填补了……直到公元前六世纪，新的、恰当的词形modernus才出现。这时卡西奥多鲁斯就可以用抑扬顿挫的节律来称颂一位作家是‘古代人最最勤勉的模仿者，现代人的最最高贵的奠基者’。‘现代’这个词……是晚期拉丁语留给现代世界的遗产之一。”[1]19

在卡林内斯库看来，从“modernus”这一语词面世开始，“现代”和“古典”之间漫长的对抗与纷争就揭开了序幕。因此，如果我们要寻找“古今之争”的真正源头的话，或许将不得不到“黑暗”的中世纪去采集最初的样本。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现代”(modernus)与“新的”开始关连起来，并与“古典”(antiquus)产生了深刻的对立。尽管如此，“现代”作为当下意义上的历史时间意识出场却是从文艺复兴早期开始的。在文艺复兴早期，随着人们对古典世界了解的逐渐加深，对基督教所代表的观念与秩序益发不满。古典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深刻对立，使得这个时代如彼得拉克这样的杰出之士们喜欢用诸如白天与黑夜、清醒与睡眠、光明与黑暗加以形容。基督教的黑暗与对古典世界的灿烂的深刻对立催生了一个新的时间概念，即“现代”(modern)。在文艺复兴时代，它被“想象为从黑暗中脱身而出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复兴’、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时代”[1]25-26。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有着强烈的想要与过去断裂的愿望，但他们能做到的不过是撕开了一个不算大的间隙而已，而且还是以某种迂回到遥远的古代的方式。尽管如此，他们毕竟开启了一个时刻，并引导如莎士比亚、培根和蒙田这样的思想巨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古典、中世纪和当下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他们将时人的眼光聚焦于未来。然而历史总是习惯于遗忘，其后的一段时间，“现代”这一语词的基督教色彩、文艺复兴色彩都很快湮没不闻。“现代”从旧有的语义母体中挣脱出来，而单纯地持有某种与“现在”、“此刻”、“刚才”、“很快”结合在一起的当下性与未来性，并最终与启蒙时代以来覆盖欧洲社会生活等一切领域的连续性变革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牢不可摧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具体而言，它意指生产领域中的大机器生产、经济活动中的市场体制、政治组织中的民主政治、行为方式上的个体主义、哲学观念中的崇理主义、泛及一切领域的科学主义以及从这一切之中而来又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今天被全球奉为圭臬的价值体系。这些制度、观念、价值体系构成了“现代”概念的核心，凝聚成一种牢不可破的标准，并随着过去二百年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传播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传播使得“现代”成为一种由欧洲而来并以欧洲为中心、从欧洲扩及整个西方世界乃至全球、波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神圣范型。这种模式经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混合，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误解”，即“现代”等同于“西方模式”，而后者又等同于“进步”与“普世价值”。

“现代”的可悲处境还在于，伴随着所谓的现代化的进行以及全球化的到来，“现代”许诺给人们的那些诺言不仅并没有如当初那般实现，反而是种种“伪现代”的到来。技术对人性的宰制、波及广大亚非拉美地区的中等发展国家陷阱、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的加剧、各种包裹在民主外衣下的暴政、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霸权主义扩张所催生的恐怖主义、不断发生的地区军事冲突的加剧、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社会平均道德水准的下降、欧洲的伊斯兰危机以及今天正在美国发生的社会分裂等等，面对着这种多样化的“现代”图式，陷入了解构主义误区的学者们更愿意承认，“现代”无论就其历史，抑或就其当下而言，其面目不再清晰。“现代”在追求“现代”走向了其反面，它丧失了其最初所渴望的内在本质规定性——“现代性”，而走向彻底的虚无与空乏。这样的虚无和空乏，意味着一种解释性危机已经到来，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对正在展开的世界图景加以理解和诠释，并为其矫正航向。

二战之后，美国出于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竞争的需要，不断输出其价值体系与政治模式，竭力推行颜色革命。在美国看来，所谓的“现代”亦即西方式的言论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如果说西方世界这些披着“进步”和“普世价值”外衣的“现代模式”在苏联解体前在全球还有市场的话。那么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了建立并巩固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这一话语体系遂成为美国在全球获得话语权的借口。任何承认美国霸权、接受美国领导的国家，不论其事实如何，即自动获得了现代国家的门票，而那些不承认美国霸权，拒绝接受美国领导的国家则成为非“现代”的“邪恶轴心”，需要以武力加以摧毁并按照西方的现代模式进行重建。显然，这种“西方模式”并不真正奉行其所鼓吹的价值体系，更不会推行其所谓的“进步模式”。由此可见，美国的“现代”也并非是真正的、具足的、真实不虚的现代，而更多的是一种为追求霸权而寻求的话语策略，这同样是一种掩盖在“现代”外衣下的“伪现代”。*美国当下的“伪现代”性质只要看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戏剧性的言论就知道了。作为“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福山最近却修改了他的论调，宣称：“历史的终结推迟了，但目前这对很多人来说并非现实。我们现在实际上走错了方向。”见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7_03_24_400239.shtml。

在这样一种学习西方、模仿西方的潮流中，欧美之外的其他政治文化单元逐渐被纳入到“现代”这一欧美系统之中，并确立了其神圣秩序的地位。然而随着“现代”的逐渐深化，争议也由此而生。因为按照“现代”的西方标准，后发国家不仅很少有真正能够达致，而且也绝无达致的可能。这突出地体现在众多国家虽然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却又在根本上陷入了本土模式和西方模式冲突的困局。以日本为例，虽然在社会组织、经济模式、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向西方全面学习，但就其文化内质而言，日本依然是一个有着深厚东方传统的国家。其虽然迈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并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后现代的特质，但其自身的前现代色彩依然浓厚，甚至是得到了有意识的保留，这其中尤为显著的是日本根深蒂固的神道观念在现代日本文化中的主导性地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新加坡、阿根廷、巴西、土耳其、中东、拉美与非洲等地区。究其根本，这些国家在表面上或多或少接受了西方模式，也尽力在接受并融入西方的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但是其终究无法彻底摆脱其固有的文化基因。

二、“现代”在当下意味着无定性的虚无与空乏

对“现代”的一种危害巨大的误解则是“现代”的一个极为明显的变种——“五阶段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接受，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发展而来。马恩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原本只是关于国家形成与演变的一般论述，它是两位思想家从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中提炼出来的，其中凝聚着二人的艰辛劳动，今天对于我们认识人类发展史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马恩的经典理论主要是从欧洲社会发展的一般经验中总结得来的，因此在欧洲范围内的确具备有效性，而对于欧洲之外的广大东方及其他地区，马恩并没有作超出其认知范围之外的任何论断。*余英时对此持近似观点，他对此的反思具体可参见 其《论天人之际》的“代序”部分中的相关论述。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年，第5-8页。然而，随着马恩的相继逝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成功，斯大林对马恩的经典社会学理论重新进行了阐释，并根据唯物史观从线性时间链出发逻辑抽象出一个“五阶段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则。随着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颁布，“五阶段论”经由斯大林钦定与国家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被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学说，并自20世纪开始传播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通识。“现代”的这一苏维埃变种给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文社科研究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这种论调遮蔽真知，以现代之名行前现代之实，直至社会主义阵营逐步解体之后才逐渐消除，但至今仍有遗留。

以西方式的“现代”作为“现代”的误解的另一例证即是对“全盘西化论”的迷信。“全盘西化论”由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拉开序幕，并在亚非拉美世界大行其道，至今仍余波未平。在亚洲，首先接受“全盘西化论”的是日本。日本自19世纪中期被美国叩关之后，明治天皇在武士阶层的支持之下主动求变，积极贯彻“脱亚入欧”国家战略，政治上推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军事上学习西方军事制度并积极发展现代军备，此后更是连续通过发动对邻国的入侵走向了强国之路。日本的这一现代之路虽然在二战被阻断，但也得益于此，日本在二战之后进行了更深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从而为战后的恢复和重新崛起注入了充足的动力。日本之外，亚洲的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等也都在二战后先后进行了“全盘西化”的尝试，并于短期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同样存在过“全盘西化”论调。这一论调由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率先提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有很大影响局部出现。在亚非拉美的其他广大地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全盘西化”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正在成为“现代”的代名词，欧美国家成为二十世纪后半期逐渐获得独立发展机会的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

本研究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以( ±s)表示,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组间比较分别采用χ2和t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若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表1可知，随着法兰盘厚度的增加，安全系数增大，同时当安全系数(n)=4时，法兰盘的厚度值应在14.5～17.25 mm之间.为了进一步优化，取法兰盘厚度t=14～17 mm，通过响应面优化，得到法兰盘厚度与安全系数的对应关系如图10所示.

“别现代”的“别”具有丰富的含义，其一即是“另”。王建疆教授对此曾明确予以指出：“别现代的‘别’词义颇多。直观的有不要、告别，错别字等；隐晦一点的有别扭、另外等。‘另外’是古义今用。古代汉语中没有‘另’字，所有另字的功能都被‘别’字所代替。别裁、别传、别墅、别动队等，都是另外的意思。”由此而来，“别现代”实可以“另外的现代性”作解。尽管这种理解虽有字面理解的嫌疑，但其确实有此含义。然就其内质言，别现代最初虽指向了中国当下社会“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处的共时状态”[1]，但其实质却指向了中国当下社会“伪现代”的性质，亦即包涵现代，却又不是具足的、真正的、真实的现代。如果作为中国的“现代”只是一“别”，那么，站在互为主体的视角来看，西方式的“现代”不过亦是一别而已。但是，相较中国的“伪现代”，西方的现代性属于本真，更为具足，其前现代色彩已属于无，其现代与后现代色彩已成本色。

“区块链”已成为信息技术应用行业的热门词，区块链技术应用也得到了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关注和重视，一方面加大对首次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项目的监管，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内区块链在相关领域的标准化制定及产业化发展等研究工作［1］。从“互联网+”逐步上升到“区块链+”。无论从社会价值还是投资价值投资考虑，在这股热潮之中，最终需要沉淀和落地的是“区块链+实际场景”的应用，只有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具体项目才能拥有可持续的生命力，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价值［2］。

三、策略与路径：来自别现代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自动气象站在农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入手，结合相关防雷措施，对自动气象站的防雷技术进行研究发现，只有通过采取合适的措施，提高自动气象站的防雷效果，才能实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如何摆脱日渐空乏的“现代”？又如何理解和诠释当下正在展开的世界图景？前者要求我们告别“伪现代”，而后者则需要我们厘清当下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而最终需要我们做的则是重拾真正的现代性，从而为全球化的现代性危机扫清迷障。别现代为我们提供了已经证实的策略和路径。

“现代”的困境在当下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就目前学术界的反应来看，学者们对于“现代”在解释上的空乏并非一无所知，并且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反思性理论出现。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贝尔的多元现代性、乌尔力希·贝克的内省的现代性、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詹姆逊的多元现代性、阿尔库塞的另类现代性、吉登斯的反思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C. 詹克斯的晚期现代性，以及国内学者接着西方讲的复杂现代性、新现代性等等都足为佐证。以上关于“现代”的反思尽管名称有异，但 “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强调各自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对立性，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形态性”[10]。也正因此，以上概念都无法形成一种涵盖性的理论，从而从根本上取代全球化语境下已经名不副实、失去信用的“现代”。

别现代理论的“别”有“告别”之意，“别现代”在某种程度上即意味着告别作为“伪现代”的现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处在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但就其目前而言，中国的现实仍旧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集纠结的杂糅状态，边际模糊，很难说它就是纯粹的现代或前现代，更不能说它是后现代，只能说它是别现代。这里的‘别’就有与现代性相分别的意思。别现代主义就是要与这种虚妄不实的现代性做一种分别、别离和切割，从而具备真正的现代性，使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3]别现代的“别”不仅仅有告别的意思，还有“找回”的意思，即找回真正的“现代性”。寻找真正的“现代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当下进行“去蔽”。

卡林内斯库的词源学探险并非到此为止，他在作出这种二元对立的区分之前，古典拉丁思维的拥有者们对历时关系并不感兴趣，他们更习惯于按照社会实存的等级区划来对事物予以区分。反映到语言层面，一个较显明的例证即是罗马社会中与“古典”(classicus)相对的并非是“现代”，而是“粗俗”。前者与罗马公民“第一等级”的优渥身份相关联，而后者则指向了占罗马社会绝大多数的阶层中“无产者作者”。这里“古典”一词显然赢获了“高雅的”、“第一流的”的荣光。

别现代理论提供了走出别现代困境的策略和路径，这就是别现代所独有的与跨越式发展相结合的跨越式停顿理论。根据王建疆教授最初的论述，跨越式停顿指的是在高速、高度的跨越式发展中自主性的停顿，通过消解惯性、自我反思既定路线以寻求更佳的发展路径。这种突然的停顿是主动的选择，而非被动的接受，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行为。至于跨越式发展理论，它最初只是一种来自西方经济学的后发理论和蛙跳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可以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实验性的弯路而奋起直追，甚至取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在别现代理论中，跨越式停顿和跨越式发展往往是相互伴生、紧密结合的，跨越式发展是对追随式发展的区别和超越，跨越式停顿则是对跨越式发展的区别和停顿。别现代的跨越式停顿理论有着广泛的普适性，并不限于经济方面，而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诸方面。跨越式停顿在经济方面可以中国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和最近的供给侧改革为例，政治方面可以台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转型和尼泊尔的民主转型为例。需要注意的，跨越式停顿是自觉意识下的自我更新和革命，它对于主体有着严格的要求。别现代的跨越式停顿理论在全球化的今天，有着广阔的发挥空间，如果使用得当，显然能够能够快速有效地改变国家的面貌。

乍一听“平地一声雷”这个菜名，我满头雾水，同时也感到非常好奇：什么样的菜肴，会在餐桌上爆出雷一般的响动呢？而且还是“平地一声雷”——瞬间，便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带着这个疑问，我和朋友进了南京一家知名的饭店，专门点了这道“平地一声雷”！

四、作为哲学时刻的别现代理论

阿兰·巴迪欧(Alan Badieu，1937- )在界定法国当代哲学时，曾使用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概念加以论述。这一概念在巴迪欧看来，形成了一个悖论：它是最具普遍性的，同时也是最独特的。在这一概念中，“具体”指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普遍”则指哲学探讨的对象。哲学因“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在“其内部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和民族独特性”，又因“探讨一切”而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一立论，巴迪欧从哲学史上找出了两个在他看来最为著名、也最为重要的哲学时刻来进行证明：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时刻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时刻。巴迪欧认为，哲学史上第三个这样的例子当属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法国时刻。巴迪欧的论述毫无疑问是欧洲中心主义和法国中心主义的，其目的也不外乎以此彰显法国当代哲学以及其本人哲学在当今世界的影响与地位。然而，如果抛开具体时段客观与否而单就其立论依据言，巴迪欧的“具体的普遍性”标准无疑是深刻的。

将巴迪欧的“具体普遍性”标准移之于别现代，我们发现同样有效。别现代根植于中国当下的特定时空当中，其理论的根在于中国的现实。别现代所独具的时间空间化理论、跨越式停顿理论、别现代社会发展四阶段理论、艺术和学术切割理论、后现代之后回望反观理论、中西马我的别现代资源观等理论，更无一不是由中国当下的社会实际生发而来的。此外，别现代审美理论所赖以建立的艺术作品——无论是贾樟柯的电影艺术，抑或是张晓刚、陈箴等的视觉艺术——他们的创作也都有着鲜明的中国意味。在这种因“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在“其内部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和民族独特性”标准之外，别现代如理论上所述亦具有理论的“绝对的普遍性”，亦即判别伪现代、告别伪现代、寻求并坚守现代性的特质。

理论是灰色的，事实更胜于雄辩。别现代理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哲学时刻，它的被接受和被运用更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且就理论建构的成功经验而言，理论既应具有克服当下迷惑的理论品格，也确实是在关于它是什么和它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之间的完美诠释。用洛克·本茨的话来讲：“哲学时刻需要一个共同的方案，它将从其完全不同的，甚至通常是截然相反的实现中追溯性地分辨出来。这些实现并不拘囿于民族传统，且和其它领域的当代发展相关，并彻底地对作为参考的哲学经典做出了全新的解读。”①就目前而言，别现代不但已被广泛接受，而且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哲学、美学、艺术批评、文学理论、法学、旅游学、经济学、建筑学、设计学等诸多领域。而就其接受的对象而言，则不仅有中国学者，更有外国学者，并已经形成一个既有广泛参与度又有较高理论水准的研究团队。其中，王建疆本人的《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一书，艾尔亚维茨与王建疆商榷的三篇文章，基顿·韦恩的有关别现代主义的系列论文，都是富有代表性且产生了国际影响的成果。

综上所述，别现代作为植根于中国现代化实际的涵盖性哲学话语体系，业已成为一种堪与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媲美的全新理论体系，它确实具有哲学话语本有的超越性和普适性。不仅能为陷入困境的现代化提供亟需的解释效能，而且能够为其摆脱困境提供已经证实的有效策略和路径。就此而言，别现代不但不应继续被西方学者视为一种人与动物都有的“声音”，相反，正以与西方学者平等的“语言”的身份努力成为“哲学四边形”的一边。

参考文献：

[1] (美)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 中译本序言[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

[2] 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J].探索与争鸣，2014(12).

[3] 王建疆.别现代：跨越式停顿[J].探索与争鸣，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