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对沦陷区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董士账本(1936—1942)的证据

一、引 言

战争通常会导致生活用品的供应紧张，进而导致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生活必须品的食品价格上涨；同时战争也会使工作岗位减少，进而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战争常常会扰乱他们的生活，包括工作秩序的打乱、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上升、“高端”消费支出的减少等等。本文将考察抗日战争对沦陷区民众经济生活的影响，以图理解民众生活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变化。

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2.2 BPA标准曲线的测定 在试验条件最优的情况下，利用建立的传感器检测不同浓度梯度的BPA溶液(0.01、0.50、1.00、5.00、10.00、20.00、50.00、100.00 ng/mL),利用分光光度计对体系吸光度进行测量。从图2～3可看出，随双酚A浓度变化，溶液A608/A418值呈现上升趋势，且在BPA浓度为0.50～50.00 ng/mL呈现出线性变化，线性方程为 Y =0.146+0.013 4 X，线性相关系数为0.998 2，检测限可达0.30 ng/mL。

首先，可以弥补微观视角审视抗日战争对民众生活影响的不足。已有抗日战争对民众生活影响的研究多从政治史、革命史或社会史角度出发，侧重宏观事件的描述，而经济史角度，特别是微观民众生活视角的研究较少。

其次，已有研究的研究对象侧重特定群体，而忽视微观个体。如谯珊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成都市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指出战争造成成都人口激增、货物中断、商品短缺、物价上涨，市民生活水平受到极大影响，工人、教师、公务员和社会底层民众生活比以前困难。[1]姜良芹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讨论，认为抗战时期高校教师的生活基本落入到社会的底层。[2]王加华讨论了抗日战争对华北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指出抗日战争使经济作物种植比率下降，而粮食作物种植比例上升。[3]很明显，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某些特定群体的，具有总体上的认识，但遗憾的是抗日战争对微观个体影响的详细研究并没有出现。这可能是数据所限，因为跨越抗日战争前后的数据较为少见，也可能是研究视角问题，许多学者尚没有将研究深入到个体层面。

最后，突破将1937年作为时间分界点的限制。就时间段上看，已有的研究多将1937年作为分界点，此分界点之前的研究较多而跨越分界点的较少。

本文将利用一份非常难得的跨越抗日战争前后的个人家庭账本——董士账本，来研究抗日战争对个人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我们将在精读账本并将其做成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我们的分析分为工作变化、住房改变、食物支出、服务消费支出和文化生活支出五个部分，详细分析抗日战争前后的变化，以理解战争的影响。

账本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整体上看，账本记录的内容分为两大类，即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且非常详细，几乎每一笔收支都有记载。从内容上看更为丰富，几乎包括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记录的品种极为丰富。在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中细分为各种小类，从家庭用品到个人用品，从生活必需品的柴米油盐到社会交往，以及婚丧嫁娶等等，个人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均有体现。

但日军占领后，具有工作性的固定收入不再存在，每月收入不再存在规律性。通过分析，此时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商业收入和房租收入。沦陷后三年的总收入分别为970.75元、735.32元和951.71元，平均每年每月收入分别为80.9元、61.3元和79.3元，值得注意的是沦陷的总收入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房租收入在账本中明确记载起租时间和价格，“1939年3月收入房租14元，起租”，由于数据缺失4月份之后直至1940年6月的数据不得而知，1940年7月房租上升为16.5元，此价格一直维持到1942年1月。但在总收入中虽然房租是最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所占的比重却较小(比例不到10%)，后面会具体分析房屋出租策略。

二、账本概况

就收入水平来说，账本主人的收入状况算是相当不错的。每月有将近50元的稳定收入，除此还有一些零散的其他收入。这种工资水平与北洋政府时期低等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相当，北洋政府时期“委任(科员)月薪一般50-150元，1933年调整为55-200元”，[5]353北洋政府时期公务员属于中等工资收入群体。同时与国立大学助教的最低工资(六级)相近，民国时期(1917年)国立大学助教的最低工资(六级)每月50元。[5]388远高于当时的低收入群体，在低收入中，低级警察13-16元，低级职员14元以上，电力公里雇员17元以上，医院护士15元。[6]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在1938年3月至6月共调查了5万8千多名南京市民，1937年南京市民平均日工资仅为1.01元。[7]另一项研究发现，战后南京就业人员的日平均工资只有0.32元，比站前就业人员日平均工资1.01元降低了月2/3。[8]

同时，本研究也拓展了账簿研究的广度。利用账本对个人生活史研究是近年兴起的一种研究趋势，对账本的研究有三种取向：即账簿本身的研究、经济史角度的研究、日常生活史的研究。[4]而本文的研究将账簿研究的视角拓展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另一个应对措施是“节流”，即减少日常消费或降低消费频率。这一点，我们从账本中的修发洗澡记录可以清晰地看出。账本主人是非常注意个人形象的人，账本中的洗澡、修发或洗澡修发(文中统称为个人服务类消费)的记录充分反映了账本主人的生活状况。同时账本主人的这一消费习惯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变化也反映出战争的影响。如表3所示，我们列出了账本主人战争前后的洗澡、修发次数和价格。

此外，账本中还记录着社会变动和账本主人心绪的信息。如反映日本入侵的“良民证”“警捐”“宿县县城小隅口至新东门被炸”等。同时，账本中除了账目信息以外，还有很多对账目进行解释的小字，这些小字里暗含着账本主人的心态和社会氛围，是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信息，如其中一处记载账本主人父亲去世的痛苦，“父亲 于十月三十日午时仙游，正三朝入殓。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这些线索给我们研究账本主人信息提供了方便。

在深入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账本主人的身份、活动范围、社会交往等信息。通过账本中收支信息和小字记录的内容，通过多证据互证，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账本主人的身世。*我们确定的每一条信息均有3个以上证据。账本主人的职业应该是一个职业经理，账本主人是总部设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旗下的一个货栈经理，同时还是一个不在村地主；男性，年龄大概是40岁左右；其工作地点是安徽省宿县(今宿州市)的符离集镇，* 符离集镇是历史名镇，盛产烧鸡，烧鸡产业形成于20世纪初，距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其出产的烧鸡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鸡”之一，1982年获商业部颁发的“优质名特产品”证书，2008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百年品牌“符离集烧鸡复兴之路”，新华网安徽频道，2011.10.31)。同时该镇交通便利，原津浦铁路在符离集设有车站，符离集站建于1910年，距北京站875公里，距上海站588公里。 其家庭住址是江苏省武进区的湟里镇；其活动范围基本围绕着工作地点和家庭地点，即安徽宿县、南京、武进、上海等地。从账本信息可以看出账本主人的生活较为富裕。该账本记录时期的历史背景是解释问题的重要变量。账本主人工作的地点是安徽省北部与江苏省西北部接壤的宿县。宿县距南京360公里，在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向北进军，1938年5月开始轰炸宿县，同年5月19日侵占宿县县城，12月成立伪宿县县公署，标志着宿县沦陷。《董士账本》记录的时间恰好跨越了宿县沦陷前后时期，这为我们对比研究日本入侵对沦陷区民众生活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案例。

对税法进行行政解释的制度需要源于法律的明确性要求。在法的实践过程中，明确性意味着必须依照事先确定的规则给予实然行为以法律后果，其中规则适用的明确性是法明确性原则的目的，而将纸面上的条文规则落实到具体的应用情境之中则需要法律解释作为桥梁。法律解释存在于法律制定通过之后的实施领域，未经付诸实施的法律不会有真实的而非想象的解释问题出现，也只有从具体的应用情境对解释的角度进行限定才使得法律解释成为一项具有可操作性的任务[5]，因此这类在具体行政执法工作中就法律如何应用进行的解释可称之为“行政解释”。

三、战争影响明显

(一) 失去工作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在于打乱原有的生活节奏，破坏运输系统，打破市场均衡，使原有的商业活动被迫减少或停止。由于商业活动的减少，致使部分人员失业。我们所研究的《董士账本》的主人就遭遇了这种情况。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在攻陷了南京之后占领宿县，1938年年底宿县沦陷，工作在宿县的账本主人随即失去了原有的工作，被迫逃难回乡下。这一经历充分体现在账本中，具体为沦陷前其收入稳定而有规律，沦陷后没有规律性。

送谢氏父子走的时候，苏楠说，刚才没告知你们，咱们的谈话我已经录了音。我想提醒你们的是，现在我的委托人的女儿连工作都丢了，失业在家，生活很不容易。你们刚才也承认了，当年是我的委托人救了谢老先生。现在她有难了，你们不应该伸手施救吗？你们竟然借此机会要挟她，索取什么五千块钱误工补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做的事。

沦陷前后账本主人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沦陷前有明显的规律性，沦陷后则否(见图1)。由图1可知账本主人家庭总收入在1938年12月之前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其变化周期为一年，而1939年1月之后则没有发现这种规律。这一变化的转折点恰好和其工作地的沦陷时间相吻合，说明日军入侵打乱了原有的工作状态，账本主人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图1 家庭总收入(1936年1月—1942年1月)

分解收入构成发现沦陷前账本主人有明显的工作性质收入。日军占领前的家庭收入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薪金、膳费、奖金和其他(类似金融产品之类的分红)。其中前三项都是明显的工资收入形式(如表1)，这三项收入在1936年1月至1938年12月间都是稳定的，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薪金”一般指正式的工资。沦陷前账本主人的薪金每月均为25元，且非常稳定。只有到了1938年12月薪金为75元，该数字是正常薪金的三倍。结合历史背景分析，此时宿县已经沦陷，公司业务已经中断，此时的三倍于通常的工资应该是公司业务暂停前的弥补，类似于遣散费之类的。这一点和膳费相同。“膳费”一般是指家庭生活补贴，实际上也是工资的一部分。沦陷前其膳费除账本记录中的第一个月(1936年1月)12元以外，其余每月均为16元，同样非常稳定。与薪金状况相同，膳费一项在1938年12月同样发放了三倍，即48元，再次证明公司业务暂时停止。*注意，在原始账本中有几个月的薪金和膳费是记录在一起的，即收入41元，我们在分析时进行了技术处理。“奖金”与现在的概念一致。每年年底发放，奖金数额为62.5元，是薪金的2.5倍，沦陷前的三年奖金数额一致，都是62.5元。这三项收入记录充分显示账本主人在宿县沦陷前拥有稳定的工作。

最后一项收入是其他收入，如从恒记等商业机构获得的收入，还有出差补贴、办公津贴等等，数量不等，有时高达100多元，有时仅几元钱。同时还有一项能反映战争逼近的收入项，即留守收入，在1937年12留守收入为6元，1938年1月没有记录此项收入(我们推测应该也是有的)，1938年2月是6元，此后的3月和4月都是7元。结合当时的战争形势，1937年年底南京已经沦陷，此时人民预计宿县很快会沦陷，所以估计当时账本主人的公司业务已经开始停止，但暂时还留有工作人员驻守，所以会出现留守费用。

本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基础资料是《董士账本(1936—1942)》(以下简称账本)，及基于该账本所构建的数据库(《董士账本数据库(1936—1942)》(黄英伟、袁为鹏，2015)。*本文不加说明的数据均来自原该数据库。该账本记录的时间跨度长，账目条数多。《董士账本》为作者田野调查时在民间收集所得，共两厚册，线装白纸红格，并附有少量夹页和零星其他文件，共约300多页，质地和品色极好。账本记录的起止时间是1936年1月至1942年2月，除中间有15个月(1939年4月至1940年6月)缺失外，7年的时间里共记录了59个月，合计2497条(不包括少量散页)，平均每月42.3条、平均每天有1.4条记录。

 

表1 沦陷前家庭收入(1936年1月--1938年12月)

  

年月薪金膳费奖金留守其他总计年月薪金膳费奖金留守其他总计1936193712512643225160413251604142516100141525163071625163447251604182516041925161421025163441125168012112251662.5207.3310.812516041225166473251646.287.2425161.242.2525161.242.2625169.250.2193719387251611.252.28251625.266.2925161.242.21025162.243.21125161.242.212251662.5670.02179.52125160412251661483251671494251672573525166810962516041725166.5547.55825165.246.2925160411025166.447.411251645.5986.5912754862.5 136.47321.97

本文探讨了环偶极子超材料的研究和发展现状，环偶极子独特电磁特性能与太赫兹波特性相结合，必产生一系列独特的物理现象。太赫兹频段环偶极子超材料可以缓解太赫兹波段器件缺少的现象，可实现对太赫兹波进行调控、滤波、开关和延时等操控，可用于制备传感器、调节器、切伦科夫计数器等太赫兹先进器件。

对比沦陷前后，最重要的变化是账本主人失去工作。分析两个时期的总收入和收入构成，前期收入稳定且有规律，后期则无任何规律，说明日军入侵前账本主人拥有稳定的工作，战争使账本主人失去工作。

(二)食品支出比例增加

战争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物供给的减少，进而导致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对个人家庭来说会表现出家庭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上升，即恩格尔系数上升。通常用恩格尔系数计算家庭贫困程度，即计算家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如果恩格尔系数越高则说明食品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越高，则该家庭越贫困，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好转，其恩格尔系数会逐步降低。国际上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的家庭为贫困阶段、50-59%为温饱阶段、40-50%为小康阶段、30-40%为富于阶段、低于30%为最富裕。我们通过计算董士帐本中的恩格尔系数来研究抗日战争前后家庭状况的变化，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

注：图中“1936上”的意思是1936年上半年，其他类推。因数据有部分缺失，1938上半年仅为1月份和2月份，1942上半年仅为1月份，其余月份正常。此外，该系数有偏高的可能性，因为账本主人有时可能会将小的杂项记到食品里，但比例不会太大。

图2中的曲线明显分为两个阶段，日本入侵之前即1938年之前恩格尔系数较低，之后则飙升。具体分析，1936年上半年至1937年下半年均低于0.25(分别为0.226/0.244/0.188/0.203)，该系数属于最富裕阶段，说明账本主人过着非常富有的生活。与此相反，1938年上半年恩格尔系数变为0.605，此后除了1939年上半年较低以外(系数为0.303)其余时期均高于0.6，属于绝对贫困水平。此外，从账本主人的生活状态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日军入侵之前，账本主人基本属于出入坐轿、家有仆人、顿顿有肉的状态，账本中多次记录“行李力”“车力”等苦力雇佣和各种“赏钱”，如“赏茶房2元”，“赏倒便桶一角”等。账本记载与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情况相互应和。但在日军入侵之后发生了明显变化，账本中“行李力”“车力”“赏钱”等的记载明显减少。

需要说明的是，账本主人在记载洗澡和修发时，有时是单独记载的，即付“洗澡”多少钱或付“修发”多少钱，但有时也会记载在一起，即“洗澡修发”多少钱。这也是和通常的行为相符合的，因为账本主人有时是单独的洗澡或修发，有时则是洗澡和修发同时进行的，所以有三种记录方法。我们将三种记录都展示出来，虽然不能完全单独的考察一种行为，但也能从该记录中分析战争对日常行为的影响。

在总收入并没有下降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的升高极有可能是食品价格上升导致的，这进一步说明战争提升了食品价格。[9]

四、应对措施

(一)开源之一：改换住房增加收入

日军入侵使民众生活变得困难，应对这种变化是当务之急。董士账本的主人在日军入侵之后失去了固定工作，同时食物支出比例大幅上升，为应对这种变化，账本主人所采取的第一个策略是改换住房。其做法是将自有的房屋出租，然后租入一个比自有房屋价格低的住房，以换取差价(如图3所示)。

图3显示，房租支出(租入房屋)价格一直低于房租收入(租出房屋)，表明账本主人在改变住房中获利，这是应对战争的策略之一。

房屋出租价格，1939年1月为14元，然后于1940年7月上涨为16.5元，由于在此期间的数据缺失，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是哪个月开始上涨的。从1940年7月一直到1942年1月，出租价格维持16.5元未变。房屋租入价格远低于出租价格，同时租入价格不断上涨。账本主人1938年5月开始租入房子，此时每月租金4.5元，这一价格维持到1939年7月(或许更长时间，因为我们的数据从1939年2月到1940年6月缺失)。*虽然图3中1938年11月曲线向下凸出，即房租降低为2.25元，但我们推测此月也应该是4.5元，可能是账本主人将另外的2.25元记到别处了。此后租房价格一直上涨，在有数据记录的1940年7月则上升至5元，1940年10月上涨到6元，1941年8月上涨到8元，* 注：1940年12月的租房价格记录是6.3元，我们推测多出的0.3元应该是类似税收之类的费用。8月的价格一直持续到1942年1月。从1938年5月到1942年1月，共45个月，其租房价格上涨了3.5元，上涨幅度为原房价的87.5%，可见上涨幅度较大。但总体来看，账本主人在房屋出租和租入中总体是获得收入的。* 此处有问题需要说明，我们并不能准确知道账本主人出租和租入房屋的具体位置，我们能够准确知道的信息是账本主人在宿县沦陷之后辗转回到了江苏常州的老家，因为账本上有详细的此次回乡路线的各处费用记录，而此次线路不同以往。以往账本主人走津浦铁路，而此次是走京杭大运河线路，据推测是津浦铁路线已经被日本人占领而无法通行。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南宋史学家郑樵，撰写完成综合纪传体通史《通志》。全书共200卷。郑樵在《通志》的《艺文略》与《校雠略》等部分中，自创了图书分类十二分法与系统提出了以藏书整理为核心、以流通利用为目的图书管理思想。

  

图3 租房价格(1938年5月-1942年1月)

从房屋改换的策略上也可以看出账本主人的经营头脑。首先，账本主人具有提前预判的能力。从时间上看，账本主人是1938年5月开始租入房屋的，而其出租房屋的时间是1939年3月，出租的时间比租入的时间晚10个月左右，这个时间差说明在日军全面占领前，账本主人就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所以已经着手安排后事。其次，还表现在装修投资上。在出租自己房子之前特意将房子装修了之后再行出租。1939年1月18日记录了“付建筑费1元”、*账本中都用繁体字写成，这里为了简化和易于理解都转化为简体字，下同。2月3日又记录“付建筑费(项源兴顺) 18元”、3月份记“付旧砖1方 3元5角”“付车旧砖3车 3角”“车垃圾 3元”等，由此推测账本主人是在装修自己的房子然后再出租，其装修时间与出租时间刚好吻合。装修之后的房价应该高于没装修之前。

我们根据其他史料发现，账本主人出租的房屋其价格并不便宜。如有记录显示，1936年上海霞飞路康绥公寓的一处房子“清洁幽静，设备齐全，24小时热水供浴。房租自然不菲，每月40余元”，租客是上海《大公报》的两个青年记者，他们要“节衣缩食”才能负担得起。[10]另外，1930年，上海一个公司的中等职员，其房租10元，是其月薪的20%(月薪50元)。[11]

(二)开源之二：文化品收入

账本主人应对战争影响的另一个开源性策略是增加书画作品收入。我们利用账本记载的邮寄费用和邮寄次数来推测账本主人卖出自己作品的情况，这里只是粗略的测量卖出作品的频率，而并不能直接对卖出物的价值进行分析。

我们推测账本主人卖出自己艺术作品(书法或书画)的根据是账本主人多次购买制作艺术作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即纸、画轴之类的物品，如1938年7月“付旧立轴1个，1元5角”，1938年7月“付黄山寿4条、李正华字4条，4元5角”，1938年8月“付美术史等书2角5分”等。在加工之后通过邮寄的方式将作品寄出，而账本中详细记录了邮寄的次数和每次邮寄所产生的费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何时提出的？目前，绝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这一命题是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被正式提出和使用的，而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的讲话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首次铺垫。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开展，并对其内涵进行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表2 邮寄费支出情况

  

总支出(元)平均每次(元)年总次数年发生月数月均发生次数19362.60.33861.3319375.10.361481.75193816.370.582893.1119390.10.10111.0019400.50.50111.00194110.030.4224102.4019422.91.45212.00所有年37.60.48278571.37沦陷前8.630.33226290.9沦陷后28.970.55752281.86

我们从邮寄费用和邮寄次数的变化来间接推测收入变化，推测的原则是如果邮寄次数上升，或者单次邮寄费用上升，则说明寄出的物品数量和质量上升，进而推测卖出的东西增多，因此可以说明此项收入增加。

表2列出了分年邮寄费用和次数以及每月发生的次数。总体上看，账本主人从1936年到1942年在所有记录的年份里，共发生邮寄行为78次、平均每月发生1.37次、平均每次花费0.482元。对比沦陷前后则发生明显不同，沦陷后无论邮寄次数还是单次邮寄费用都大幅上升。从邮寄费的次数上看，沦陷前每月仅0.90次、每个月不到一次，而沦陷后为每月1.86次、差不多一个月邮寄两次、或者13天就会寄一次，是沦陷前的两倍多。从邮寄费用上看，沦陷前每次费用为0.332元，而沦陷后每次为0.557元，单次邮寄费用大幅上升，上升了67.8%。无论是邮寄的次数还是邮寄所发生的费用，在沦陷后均较沦陷前有大幅度提升，一方面说明沦陷后账本主人为了谋生必须加快邮寄的次数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也说明每次邮寄的物品的数量在增加，这也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总之，邮寄费用的发生说明了账本主人经济收入压力在沦陷后变大，这也是日本侵略使账本主人失去工作，而账本主人为应对生活成本提高而做出的策略。

(三)节流：减少服务性消费支出

账本的记账方式是传统的日记账。记账方式属于传统的四柱记账法，*四柱记账法最早出现在唐朝中期，成熟于宋代，是一种会计核算方法，四柱即四要素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所谓“四柱”是指旧管、新收、开除、见在四个部分，分别相当于现代的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和期末余额，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旧管+新收=开除+见在。每月开始都有上月余额，中间是收入和支出，在每月月底有结余，是完整的四柱记账方式。格式上属于腰格通天条账式。* 腰格通天条账是指流水账所用的印格账簿，这种账簿的账页居中横贯一条线，称之为“腰格”，与腰格相垂直，并列有数条红线，称之为“天条”。在两个天条之间是“行”，每行记录一笔账目。腰格之上通常是“收入”，记收入类账目，腰格之下是“支出”，记支出类账目。记账时以时序为准，上下对齐，便于查验。书写方式上使用苏州码子和防伪书写的特殊字符式。在每年和每月的开头和结尾均有总结，且在每页的末尾也有合计，同时混合使用中国的农历和公历。* 为方便读者，本文均将时间统一为公历时间。

我看到在水底深处也有一盏油灯，两个油灯连成一线，上下通明，一直通到那看不见的远方。我好像望见我的狼剩儿就在那远方，他在倾听我的呼唤。那一天是八月十五，是团圆的日子，也是狼剩儿的生日，我就是从那天起开始给狼剩儿叫魂儿的。以后每到月朔月圆，我都要点亮那个光明的世界，去召唤我的狼剩儿，就像是去奔赴一个神圣的约会。都十三年了，除了二十四年去阳新那个月，我月月都在呼唤。月一、十五，那两个夜夕，空中总是回荡着我的湿漉漉的哀鸣，经久不散。

《考核办法》下发后，汉江流域内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对本省（直辖市）用水总量指标进行了分解。通过与流域内各省（直辖市）的沟通和协调，在符合《综合规划》和在不突破国务院下达的各省（直辖市）用水总量管理指标的前提下，基本确定汉江流域2015年、2020年、2030年用水总量管理指标分别为 160 亿 m3、184 亿 m3、187 亿m3，并将汉江流域用水总量管理指标进一步细化分解到地级行政区。

 

表3 沦陷前后洗澡、修发次数与价格

  

时期洗澡修发修发洗澡全部项目次数月均价格次数月均价格次数月均价格次数月均价格月份数所有年220.390.305560.980.300180.320.432961.680.32657沦陷前190.530.295270.750.226150.420.427611.690.29736沦陷后30.140.367291.380.36930.140.457351.670.37721

注：全部项目包括，洗澡、修发和修发洗澡。时间跨度为1935—1942年。单位为元和次。

首先，分析个人服务类消费次数。全部项目(包括修发、洗澡及修发洗澡)的消费次数。在所有57个月的记录中共发生了96次，平均每个月1.68次，即平均18天左右会发生一次。修发消费的次数。单独的修发行为共发生56次，平均每个月0.98次，大约每个月修发一次，当然这里有低估成分，因为在修发洗澡记录中还会发生修发行为，如果将修发洗澡中发生的修发行为计算在内，则平均每个月修发1次多一些，或者说20天左右修一次发，这和常识较为相符(注：账本主人为男性)。洗澡次数相对修发要少很多，平均每个月仅0.39次(当然也是低估了)，如果将修发洗澡中的洗澡也计算为洗澡的话，则每月0.71次，即三个月洗澡两次。

其次，分析服务类消费的价格。其中洗澡的均价为0.305元，略高于修发的价格(0.300元)，在普通的市场里洗澡价格高于修发是符合常识的，而单纯的洗澡和修发价格均低于修发洗澡一体的价格，修发洗澡一体价格为0.432，这也和常识相符。

（6）当采用三重管桩时，其技术参数为：①当采用高压水时，水压和水量分别按25～30MPa、80～90L/min控制；②当采用压缩空气时，气压和气量分别按0.7～0.8MPa、1500～3000L/min控制；③水泥浆的水灰比和浆量分别按0.8：1.0～1.0：1.0、30L/min以上控制；④钻杆的提升速度应控制在15～20cm/min范围内；⑤喷嘴的直径取1.8mm；⑥水泥的用量应控制在 300～400kg/m3范围内[2]。

再次，分析沦陷前后服务类消费的次数和价格变化。全部项目的次数在沦陷前后几乎没有变化，沦陷前月均1.69次、沦陷后月均1.67次，沦陷后仅仅略低一点。但分类来看，沦陷前后有巨大变化。洗澡，在沦陷前月均0.53次，但沦陷后仅为0.14次，下降了74%，幅度非常大；相反，修发次数从月均0.75次增加到1.38次，增加幅度也较大；修发洗澡综合的次数同样从月均0.42次下降到0.14次。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洗澡或修发与洗澡结合的项目均出现大幅度下降，这也是战争影响的结果，也是应对战争带来变化的一种策略。

最后，再分析沦陷前后的价格变化。虽然沦陷前后全部项目的次数没有大的变化，但消费的价格变化较大，平均价格从0.297元上升到0.377元，上升了27%。在分类项目中，无论是洗澡还是修发、或是两者的综合都出现了与次数不同的变化，各类项目的价格均上升了。洗澡从0.295元上升到0.367元，上升了24%；修发从0.226元上升到0.369元，上升了63%，上升幅度远远大于洗澡的价格。

总之，生活服务类消费价格快速上涨，账本主人为应对变化减少了该类项目的消费。

此外，我们需要分析服务类消费价格随年度的变化情况，从时间维度分析战争的影响。由图4可见，这些“服务类”项目的价格在有记载的年份里呈明显的正U型变化，正U型曲线的谷底恰好是该地区的沦陷时间，在沦陷前(1938年年底)“服务类”项目价格一直在下降，从1936年的0.409元下降到1939年的0.177元，然后反弹，上升到1942年的0.5元，无论下降还是上升的速度都是相当快的。

穆尔的动物诗歌承载着“文以载道”的文学伦理观念。她认为生活是一个创造性过程，诗人有能力给这个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赋予一种意义。艾略特曾说：“穆尔用动物诗来伪装自己，表达她的现代主义愿望，动物诗歌是她间接表达她的个人思想有效途径。”［5］11这一观点值得赞同。

  

图4 “服务类”(洗澡、修发、修发洗澡)价格随年度变化情况

究其原因，这些都是日本侵略活动导致的。随着日本侵略活动的加快，民众心理出现不好的预期，很多人开始逃离战争地区，总人数的下降导致总消费人口的减少，同时消费能力的下降，人民减少服务类项目的消费，而将钱储存或转移到日常必需品的消费上，进而导致服务类商品价格的下降，直到该地区完全沦陷。随着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他们转而开始恢复以往的秩序，稳定市场，之后服务类项目价格开始回升。另一角度也说明，随着战争的临近，生活必须品的物价开始上升，民众为了应对物价的上涨和收入的下降，减少其他不必要消费的开支，直到该地区完全沦陷，当秩序稍微恢复后，该类消费再逐渐增加。

五、总结

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会对民众的经济生活造成重要影响，但抗日战争时期的相关研究一直以来缺乏微观层面的数据支持。本文利用一份高质量的时人账本资料(《董士账本(1936—1942)》)详细分析了战争的影响。

4.1.2 分析：从芯片日志可以看到，芯片在覆盖等级0接入时，最低发送功率-7db大于协议规定的-40dbm,对邻区干扰也有影响。

首先，最明显的是日本入侵使账本主人失去工作，原本有规律的工资收入在沦陷后失去。作为浙江兴业银行底层的粮栈经理，账本主人每月有至少41元的固定收入，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其次，食品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在沦陷后明显升高，说明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为应对此种变化，账本主人将自己的住房出租，然后租入低于自有房屋价格的房屋，以缓解经济压力。同时减少非生活必须品的支出，如减少了修发和洗澡的次数。与此同时，开辟了其他收入途径，如表示卖出书画作品的邮寄次数增多。这些都是因为日本入侵使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战争的影响远不止这些，这一研究仅仅是从数量上进行的分析，同时该研究也仅是案例研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整体上看，账本主人的总收入在日军入侵后并没有下降，*有点类似巫仁恕所说的“劫后天堂”，见巫仁恕：《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城市生活——以苏州菜馆业的兴衰为例》，《新史学》2014年第5期；巫仁恕：《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年版。但其消费却更为节约，明显地反映出账本主人对日伪统治不抱好的预期，将现金拿在手里时刻准备应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沦陷区人民对于日本占领的心态。

对于公民来说，有了成文的水法，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也不意味着其应有的权利可以得到保障，权利得到实现和维护的前提是依法办事，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以水行政过程中的行政处罚为例，水行政处罚机关在作出水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在告知当事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水行政处罚决定时，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在符合《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34条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在进行听证时，当事人应遵守《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40条权利义务的规定等等。在处罚机关的行政处罚作出后，当事人对水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突破了已有研究的群体性，针对的是个体案例；同时突破已有研究将1937年作为时间分界点的限制，使研究跨越了战争前后；再者拓展了账簿研究的广度，使账本研究深入到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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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仰东.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20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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