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英译活动中的话语权认知

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创新驱动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稳步上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走出去”已成为必然趋势。曾经我国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将“世界介绍给中国”，积极学习外来先进的文化；而当前，我国综合实力在增强，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仍十分片面，且停留在过去。我们的产品服务、科学技术和影视娱乐产业等正蓄势待发，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新时代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而更好地将“中国介绍给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走出去并不难，难就难在要以怎样的面貌走出去，首先能否过得了语言关，在译语中彰显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经济的巨大实力、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中国影视娱乐的厚积薄发等。

加快教学模式变革 教育信息技术作为现代教育技术中最具活力的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可以根据农村社会的发展需求，建立适应农村教育发展的教学模式，从而提供优质教育。通过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让学生体验多种方式结合的学习，拓展学习模式。在资源广泛共享的现在，引入并整合各类优质资源，帮助丰富农村教学的形式和内容，优化教学资源，给本地课堂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

南川河位于西宁市南侧，由南向北流，是湟水河的主要支流，对西宁地下水的补给和流域内生态环境的调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川河主要有两级河谷阶地，其中二级阶地广布于河流两侧，多为镶嵌式。一级阶地分布于二级阶地内侧。流经市区的南川河段、五四桥到胜利公园已整修成阶梯状蓄水池和水泥排洪河道。胜利公园以南的天然河床，是深切于漫滩堆积层之下的红色岩层之中的沟槽(切沟)，最深可达 2.5～3 m，河流向源侵蚀向上游延伸。

“话语权”是人们为了表达思想、进行交际从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1]。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权利话语理论认为所谓的“真理”是知识凭借权力进入话语后形成，权力具有最终决定权，它“决定了什么话语可以畅行无阻，什么话语被禁止”[2]。因此，话语(discourse)不是简单的语言存在，而是被赋予了某种“权力”(power)，赋予话语权力者小到个人个体，大到国家、国际组织，权力通过话语彰显即为话语权。对外传播活动中，翻译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既然话语承载着权力，那么译语话语也必然被赋予了权力，即译语话语权。“译语话语权就是要通过存在着一定文化差异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体现或实现自身的话语诉求”[3]。积极重视、主动把控译语话语权，对于中医、茶叶、武术等具有中国厚重的传统文化特色领域、以及新兴现代科技领域的外传播尤为重要。

一、译语异化

译语异化，就是要在译文的话语体系构建中，主动保留中国的文化元素和某些特有的语言特色。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有效彰显大国气派和大国风尚，着力点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6]。国际话语的对象乃异域文化受众，那么，相应的译语话语权体系的构建，就必须在兼顾语言和文化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受众的接受心理、信息获取、及对异域语言和文化的感知需求基础上，确保原语语言及文化特色在译语中的充分体现——即译语话语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从而占有对外传播活动中的话语主导。中国对外传播翻译过程中，译语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具备中国特色，提高译语话语形式的可辨识度，从而让译语受众能够产生国别意识，将我们中华文化从世界众多文化中辨识出来。中国话语中有很多词汇是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发展而成的，具备了高语境的文化特征，内涵丰富。如道家文化中的阴、阳和五行(金、木、水、火、土)之说，这些词汇历经千年，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内涵，在英语中是没有办法找到对应词汇的，即使做了翻译，也只能实现其中某一价值点的传播，无法将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彰显出来。此时，为确保其文化内涵的真实而不受损地得以移植或传递，不妨采取不译之译的音译形式“Yin”“Yang”“Jin, Mu, Shui, Huo, Tu”。当然，此种纯传音不传意的音译形式的译语异化，必然会导致译语受众的理解困惑，如此，必要的释义则不能省略。这样既保留了原语文化的不受损，同时也使得译语语言形式得以异化，进而激发起受众探索原语文化的兴趣。我们把这种不译之译的音译或谐音译形式称之为译语的异化。“国际话语权的说服力、渗透力和吸引力主要通过文化来展现”[2]。原语中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在译语话语形式中的主动保留是获取对外传播翻译活动中国际话语权的根基，古老璀璨的中华文明为译语话语权的获得与通行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译语要能够足够展现中国文化特色，传播中国文化，就必然要切实考虑通过译语异化形式主动“将融入了传统文化的中国之现状与主张推送给世界”[4]。

二、自主定名

[1]冯广艺. 论话语权[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54-59.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先入为主的概念十分重要，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将新生事物传播出去，最大效度的发挥译语话语选择权，最大限度的占有译语话语份额，只有这样才能抢占先机，用最能体现中国特色、最能把握译语读者心声的译语语言以最乐于接受的形式传播出去。当前西方受众因为某些传媒对中国报道的片面性，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某些社会现象，从而导致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匹配，受众无法有效被动地接收到来自中国自己的主张和声音，因此，在努力发展经济，拓宽传播渠道的同时，掌控国际话语份额，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传播的有效性。这就需要我们的翻译理论学家和广大译者转变观念，主动创新对外传播中的翻译理论，重构当前的译语话语体系。

译语话语权决定了对外传播活动的发展方向。中外人文交流活动中对外传播的英译话语形式是否得当，是否把控文化内蕴传播中与译语国的主动融合，往往决定了对外传播活动的成败。在当今中国“走出去”的大环境下，无论从人文领域还是自科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我们都必须坚持传播英译活动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充分考量译语受众接受心理的前提条件下，牢牢把控对外传播英译活动中的译语话语份额，占有国际话语权。

三、译语话语

参考文献：

翻译是一把双刃剑。一种翻译方法的应用可能只适用于某一特定情况，因此要充分发挥译语话语选择权，选择最优翻译方法和译文。目前国内某些品牌翻译，如东风风行(Dongfeng Fengxing)、乘龙 (Chenglong)、宝骏(Baojun)等，其译名过于直白且无法满足译语受众的话语规范，尚有待商榷。在针对目标市场时，有时可以学习路虎(Landrover)的译法，不囿于原语，直接选择一个贴近译语读者接受心理的语词。当然这种翻译方法，要建立在精通译语国家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的基础上。

四、译语受众接受

形成鱼腥味的主要物质包括:①氨、二甲胺、三甲胺、尸胺、氮杂环己烷、吲哚和低分子的醛、酮等成分，主要来源于氨基酸的含氮物质、氨基酸碳链骨架形成的物质。②脂肪酸、氨基酸等代谢形成的低碳链醛类、醇类、羟基类物质，构成鱼腥味的主要醛类物质有2，4-庚二烯醛、3，5-辛二烯醛、2，4-癸二烯醛和2，4，7-癸三烯醛、2，6一壬二烯醛等几十种。其中2，4，7-癸三烯醛和2，6-壬二烯醛被认为是腥味的代表物质，是鱼腥味的关键醛类成分[2]。

因此，译者要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所根植文化的异同、译语读者的审美价值取向和接受习惯，使译语话语实现传播效果、达到预设目的。就像“China dream”与“Chinese dream”，后者体现的是以人为本，全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前者似有脱离群众之嫌。由此我们可以比较西方社会比较熟悉的“美国梦”的英语表述：“American Dream”(注，并未使用America Dream)。因此在对外传播时，要充分注意细节差异，否则必会因译语受众在语言及文化认知差异上的原因而导致传播目标的偏离。另外，关于中国“龙”的英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直以来学界对此争执不休，从中国“龙”和西方“dragon”所共有的能飞、会喷火的生物属性来看，西方汉学家很早以来，都将dragon直接对译为中国的“龙”，因为两者的内在文化蕴意相去甚远，所以很多学者力主重译中国“龙”，提出本土化音译为Long、Lung和loong等，反对将“龙”译为dragon。但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入和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西方社会学界对于dragon一词的解读和释义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受众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知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尤其以维基网站中对dragon一词的词条更新释义情况来看，西方受众对于Chinese dragon已然有了一个全新的解读和认知，并开始逐步接纳中国“龙”，这在《韦氏新国际大词典(第3版)》(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和《牛津百科英语大词典》(The Oxford Encyclopedic English Dictionary)中关于“dragon”的词条变迁及释义情况就可见一般。所以就译语受众接受来看，直译中国“龙”为dragon并不会再如百十年前一样，引起译语受众的偏见和误解，这也符合当今译语受众的接受心理。所以，对于某些文化词的对外翻译，充分考虑译语受众的可接受程度是相当重要的，否则，必然会误导译语受众，产生理解和接受的心理障碍，导致传播效率的低下。

五、译语话语体系重构

话语具备“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特性[7]。构建译语话语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足够的国际话语份额，这就需要译者能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译语话语资源，增强我国译语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译语话语体系需要具有时代性特征、前瞻性特征、包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时代性”赋予了译语话语体系更加重要的使命，即为“走出去”提供更加行之有效的语言服务。译语话语体系的建立需要有学术远见，秉承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即“前瞻性”。譬如，“龙头企业”“locomotive”采用这种归化译法，并不有助于中国软文化的传播。再如“白酒”译成“liquor”“alcohol”“Chinese brandy”等都不如音译“baijiu”来得直接、酣畅淋漓。因为白酒的选材、酿制方法、烈性都与西方酒水完全不同，没有哪一种酒与其完全对应。当然更不能翻译成“wine”，因为“wine”专指葡萄酿制的酒。随着我们文化走向世界，确实需要对这种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翻译做一些适当的改变，重构我们的国际话语体系。

这种改变当然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被世界所接受，因此需要慎之又慎、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因此中国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对于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要更加谨慎，权衡利弊，力求译语保留中国文化原有特色。译语话语体系的重构有助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等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译语话语权下的话语体系重构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特色、中国传统及现代文明等借助恰当的译语形式进行包装以便向世界传播。在这个“万众创新”的时代，不仅科学技术、产品服务需要创新，理论体系更加需要适应时代变化、跟上时代步伐，同时译语话语体系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mpe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事后的处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留在我心中的又一道伤痕却在隐隐作痛。这些回忆就像一个没有成熟的青果，咬过一口，就永远忘不了它的味道。

六、结语

在中国汽车品牌的对外宣传中，也需重视译名的自主定名，充分汲取外国成功的汽车品牌在的语国的译名经验。例如，德国的高端品牌宝马汽车和奔驰汽车的商标名称分别为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BMW)和Mercedes-Benz，按字面意思应该忠实地译做“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和“梅赛德斯-本茨”而非当今的“宝马”和“奔驰”。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过程中，如何将其名称用更简洁易记、便于传播的译语语言形式再现，并且还要能迎合受众的审美心理，关乎产品外销的命运。最后市场证明了，响亮的“宝马”和“奔驰”谐音译名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民的接受心理，同时也兼顾了原语表现出的语言特色和产品的文化本质，为其中国市场占有率推波助澜。因此当中国产品外销时，我们也应该要充分发挥译语话语权，在考虑译名本身的“实”与“表”的同时，充分考虑译语受众的接受心理、语言习惯和审美情趣，否则会产生如“白象”译名“White Elephant”所导致的负面传播效果(白象在该国家具有能吃而不劳作的负面形象)，得不偿失。又如，某公司生产的“乘龙”车在某中东国家推广的时候，该车品牌音译名“Chenglong”就未能充分考虑该音译对中东人民文化接受心理的需求及该译名可能导致的传播负面效应。所以，在我们的自主品牌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就应该充分尊重译语受众接受情感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当地译名命名的随意性，主动而灵活地选择某一适切的译名。原语名称外译过程中，必须主动把控译名的选择，否则就会出现因为译名的随意性而导致传播的失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不难想象，假如Mercedes Bens被音译为“笨死”，其结局会如何？所以，译名语言表现形式的主动选择和文化内涵的主动定义或重新解读，对产品的对外传播举足轻重。

受众接受主要考虑受众对传播中译语使用的接受程度。由于中西方两种语言根植的土壤完全不同，不同的历史、文化、地域、风俗等导致在某种情况下对同一事物的理解、看法也不同。原语文化中约定俗成的话语表现形式和审美价值理念，在译语语言及文化语境中仍需再次集约，切忌“想当然”。毕竟，话语语境的不同，“意义也可能因此获得不同的阐释”[5]。

译语话语，即话语形式的选择，指的就是：译者在原语与译语之间走平衡木，选择利我的译语话语形式。GM和GE都是有名的全球跨国公司，通用汽车GM是General Motors的首字母缩写，通用电气GE是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前两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这两个公司英文缩写的辨识度非常高。顺丰快递 SF和京东JD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因为只有两个字母，因此在国际领域时能够增强可记忆能力和辨识性。上汽通用五菱SGMW，东风柳汽DFLZM也同样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但是首字母缩写之后，字母过多，由于字母间缺乏关联性，因此可记忆性和辨识性便随之降低。淘宝taobao，虽然可以选择TB作为品牌标志，但是随着其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taobao亦逐步被外国人所接受。南南铝Alnan则选择了另一种翻译方法，将铝的英文缩写和南字的汉语拼音相结合，不失为一种别出心裁的做法。汽车品牌Jaguar本意为“美洲豹”，翻译成“捷豹”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借助了原语的“J”的发音同“捷”相近，有顾及到本意，而且捷豹其实提升了原语“豹”的意境，增加了敏捷的含义，又符合汉语喜欢双生词语的特点，这样既照顾到了原语语言的发音规范，同时又考虑到了原语文化内涵在译语文化中的充分融合。国内品牌汽车景逸Joyear，就是这种译法的最佳效法者，同样微信WeChat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主定名就是在译语话语形式的选择上和观点及主张传播时，根据传播的预期目标和译语受众接受心理的考量进行主动选择和定义的自主定名权。“以我为主”的自主定名权关乎传播成败的关键，一昧参考国外媒体传播时先入为主、强势误读的译文形式或定名标准，只会导致传播的无效或低效，甚至会适得其反。科学技术、产品服务、文化娱乐等走出国门的时候，他们不仅代表个体，更代表着国家，是国家国际形象的体现，因此译名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中国高铁技术日趋成熟稳定，其高质量的技术与服务、亲民的成本，使得我国的高铁技术在世界上成为热议话题，也着实为“中国造”锦上添花。在具备中国特色的高铁技术走向世界舞台时，我们就应该主动定名自己产品的译名，而不是简单套用国外的“bullet train”，那样只能混淆两者的巨大差异，无法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独有特色。所以，“CRH (China Railway High-speed)”就完全区别了西方的“bullet train”，为中国高铁的国际传播打上中国烙印；该译文的缩写形式简介明了，就如同西方人一看“FedEx”就知道是国际性速递集团Federal Express一样，“CRH”的自主定名，可以更好地体现其中国特色，有利于中国高铁在译语受众中品牌意识的树立，最大程度地实现传播的预期效果。

从图4中可以看出空载启动时，系统在刚开始的波动并不稳定，电机在完成启动达到稳定运行状态时系统的振动也趋于平稳，从显示器的放大图中可以读出系统的最大振动位移12.3 mm，由前面确定的弹性轴的弹性系数，可以算出传动系统的最大转矩：

[2]王啸. 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0(6): 58-65.

[3]熊欣. 对外传播中的“译语话语权”[J]. 湖南社会科学, 2015(4): 208-211.

[4]熊欣. 重视对外传播中的译语话语权[N]. 社会科学报, 2017-06-22 .

[5]孙艺风. 文化翻译与全球本土化[J]. 中国翻译, 2008(1): 5-11+95.

[6]李勇华. 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国际话语体系[J]. 观察与思考, 2016(10): 31-36.

[7]陈正良, 周婕, 李包庚. 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J]. 浙江社会科学, 2014(7)：78-83+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