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生与文学观察——古槐独谭之一

身在文学中，若从1972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时算起，已经45年多了；若从1978年底进入《文艺报》从事文学记者、编辑、批评时算起，至今也有40年了。从一个只知道小说、诗歌、散文的懵懂少年，到置身文学场中40多年，这对于自己的人生，实在是无法忽略的深刻记忆。

记得少年时最初接触文学的时候，就对诗人、作家产生了很浓厚的崇拜和向往之情，这种感情是单纯和庄重纯洁的，是那样的愉快美好。在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知识、思想、精神和情感等丰富滋养内容的时候，我对于文学的痴迷和靠近就变得更加自觉。可能那个时候，虽然并不知道文学的复杂独特内情和规律，可从中获得的知识感受却是非常丰富的。文学是一项崇高神秘而伟大的创造活动，作家是一些富有独特社会见识和天才能力的人物，对于他们，我似乎只有钦佩和向往。可是，当自己逐渐融入到中国的现实文学场中之后，不知是因为身在场中的各种见闻和观察发现，还是因为对文学创作自身特性规律的不断认识，此前对文学、对作家的那些庄重和神秘感反而渐渐有一种疏淡之势，尽管在遇到文学的好时光，读到优秀的好作品的时候，依然十分喜悦激动，可有时候面对某些文学现象，看到一些作家、诗人的作派，就偶然会感到疑惑、失望、无奈甚至会有丑陋感！近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从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突然勃发开始，出现过阶段性的繁荣，后来竟然因为缺乏主见的改变而渐渐归于平淡，走向焦虑、交困、迷失以致失魂等，直到走向当下的寂寥和边缘。说多年的文学创作有高原无高峰，这是温和客气的评价。其实文学创作的高原也绝非像青藏高原那样的高度。回想一下，这样的大国，拥有如此众多的文艺队伍，跨过几十年的时间空间，创作了多少足以视为优秀经典的文艺作品呢？文学创作有几部深为人们喜爱并足以传世的作品呢？多年来，总有这样那样的评奖结果面世，总有人一再地讲文学繁荣，有人是为了造势，有人是为了邀功，其间的情况很复杂。虽然不能够简单地否定，但盲目的乐观肯定是不合事实的。这是现实文学表现在自己感受中的反映，也似乎是文学在现今社会生活环境中的存在、表现，影响状态的反映。文学是一个大概念，其中包括了像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这些具有个性特点的体裁和内容。这些年来，文学创作总体看来颓势明显，可在像报告文学这样的领域，情况似乎就要好一些。所以，也不可以一概而论！《黄河》的主编黄风先生，希望我为刊物写篇文章，说话题可以广泛，我既为文学场中人，不妨就先从我对现实文学创作的观察感受说开去吧！

时下的文学身影

在如今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有太多的关注对象。人们关注物价、股市、房价、教育、法治、交通、医疗、政局、腐败、创新、战争、安全、生态环境、商品真假、儿童成长、养老生活等等，可似乎就是忽略了对文化文学对象的关注。文化太虚，文学太远，这些对象在不少的时候都成为那些以其谋名、谋利的人的工具和玩闹。其间的轻薄、无聊、丑陋几乎使原本神圣、高洁和美妙的对象，变成了很多专职人员、圈子交易的游戏。因此，人们抱怨文化凡俗，市场纷乱；人们疏离文学，文学被边缘冷清。

在有人统计每年出版多达5000多部长篇小说，发表数以万计的中短篇作品，网上还有几千部网络小说在传播的情况下，人们却抱怨没有优秀的作品，作家却埋怨读者对文学的态度冷淡，这是何种缘由？全国有很多的文学刊物，但好像都步履艰难，发行量少，尽管有不少刊物有政府投资扶持，但却总是气象全无，生长艰辛，开不出好花，结不出圣果来！这样的局面，确实令读者不解，也令文学场中人困惑焦虑。

当然，作家还在不断地写，好的作品虽然很少，却还在不时地出现，局部的小的欣喜情景也时有发生，但总体局势却是使人很不满意的。我自1978年进入《文艺报》开始，深入直接地与当代文学发生联系，成为现实文学创作的场中人。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驻足，经历了当代的文学历程。记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中国现实社会的历史巨变，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上点年纪的人们一定还记得，当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当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 《班主任》和蒋子龙的 《乔厂长上任记》，当白桦的诗歌《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致橡树》、叶文福的《将军，你不应该这样做》等文学作品发表之后，几乎立即就在全国各地产生很大很广泛的影响，到处转载传播，一时间洛阳纸贵。文学与读者，读者同文学如此紧密共振的联系与互动情形，实在令人感动和记忆深刻。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折和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为文学的生长、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同时，文学在主动地观察思考和自主地表达也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学在那个时候，曾经作为一种强烈高亢的个性社会声音，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传扬和影响。

记得1977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上，著名诗人艾青上台朗诵完他的诗歌之后动情地说：一切冤假错案都要平反！结果现场突然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个细节说明，作家诗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声音，必须要同社会与读者有一种命运、精神、情感的沟通联系才好。而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痴情》、陶斯亮的《终于发出的一封信》等这样呼唤政治清明、尊重知识分子、尊重艺术家、为科学研究和艺术创造提供优质环境的作品，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绿化树》等这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像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这样的指正警示和寻求变革的激情文学，都是来自社会生活土壤的一种生命啼哭和呐喊，具有非常宽阔与浓厚的社会情绪基础。这些作品，既是能够焕发张扬人们的生活愿望心声的作品，也同时是一种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提供一种指向的作品。当这些源自作家内心深处的声音同时又结合着很真诚的语言技巧文学性地表达出来之后，其社会和文学影响就非常的巨大，甚至成为明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力量。应当说，中国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政治变革、法治推进、改革开放等伟大实践，都是有文学作用的参与的。

今年10月，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亚洲食学论坛组委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亚洲食学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北京烹饪协会承办了论道京味餐饮“亚洲食学论坛”分论坛活动。论坛会上，云程会长代表北京烹饪协会做了题为《重视传承是发展京菜的核心》的主题演讲，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后京菜的发展历史，以及为什么要抓京菜、如何抓好新时代京菜的发展等问题进行阐述，受到与会者的共鸣。会上多位知名教授、专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京味餐饮文化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而写文章，可不是随意挥洒，搞文字游戏，玩弄词藻，搞形式花活。那是要读书，要识世，要用心投入社会人生的活动。你看汉文帝时的贾谊，小小年纪，就有《论治安策》《过秦论》等这样的宏阔高论，像唐代的韩愈就敢于违背圣意，反对迎佛骨活动等等。今人认为是美文之范本，书法之名帖的颜真卿的 《祭侄文》、苏轼的《寒食帖》等，亦都是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在任何一个文章圣手那里，抒真情，说真事，明世理，倡美德，护公理，扶新进等，都是做文章最终极的目标追求，所有的行文技巧，修辞用典等，都是作为一种良好的辅助手段被运用着。所谓“言之无物，行将不远”。刘勰的《文心雕龙》很是用心地总结了文章的写法，但它的第一篇《原道篇》，在第一句就开宗明义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正是说的这个道理。因此，文章的写作传统和价值要求，注重内容，强调德性道统，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是个近似根脉的内容存在。在任何时候，只要是文字的表达，即使是像今天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不应忽略和违背载道树德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

文章是中国文字语言功能和实用的结合，是人们记事和生发的实践。所以，自从开笔书写，中国的文章就是将关乎社会生活和人生实际面对作为目标的。因此魏文帝曹丕在其《典论》中就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此，即使是像《山海经》这样的神话，《诗经》这样的诗歌作品，也是以流行的语言文字对人们社会生活感受记忆愿望的记载。更不要说《左传》《春秋》、先秦诸子散文及后来的司马迁的《史记》了，再到后来的“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等等，都是在文章的人类需求基础上产生作用和价值的。后来人们将这些精彩的书写，逐渐归于文学，那其实是一种事后的追认结果。在当时，谁知文学为何物！

在我们每年数以万计的文学作品中，除了不少跟进社会发展，真实追随报告中国现实改变故事人物的一些写实文学作品外，大量的文学写作，似乎成了作家自己家里的活计与杂耍，与广大的社会人群和生活气息缺少实质性的联系；有太多的作品，打着独特发现的旗号，猎奇弄怪，热衷于畸形故事和人物的编造描述；有不少的作品，以自我为中心，不断的怨尤宣泄、自说自话和走向无望；有很多的作品，满足于身边的琐碎杂事，终日在唠叨嘴上和脚下的那些小小的体验和发现等等。很多的文学作品，从题材内容到思想情感的蕴含，都陷入怪异或冗长肤浅，缺少文学典型意义上的社会普遍性，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而一味迎合各种奖项口味要求的举动却不少。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曾经使不少的中国作家着迷与期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的文学创作界，出现了一种主动疏远放弃文学社会性表达的现象，却自觉努力地表明要在表达手段上吸收所谓西方技巧的强烈愿望和行动。这两种力量的互动，致使中国文学创作的方向道路和手段跑偏，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想想那时，一些在西方已经是接近手艺般的钻牛角尖的所谓这个流、那个派、这个那个主义、张家先锋、李家魔幻等等的花活手段，统统被我们的一些作家膜拜和生吞活剥地拿来，简单的模仿，强行的套用，结果使很多作家成了邯郸学步式的求学人物，自家的本事、传统放置一旁冷落着，别人的一套也未学来，后来竟使中国文学陷于尴尬的境地。作家在挖空心思地经营自己所谓的 “叙述圈套”、“奇妙结构”、“魔幻叙述”、“神秘语调”，可别人读不懂，将本来是容易走向大众的小说弄成了连教授都看不明白的文字陈列，这样的文学作品难道就是现代、先锋的艺术吗？文学被称为艺术，自然是需要艺术的才能和技巧的，但是，文学的艺术技巧却绝不是追求的目的。没有社会文化蕴涵的纯粹艺术技巧是苍白和没有意义的，陷入纯形式主义的文学表现，也是缺乏生命和意义的。

我们现今的不少作家在抱怨文学环境和读者冷淡，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却年年增印，不断有年轻的读者加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出后，北京《当代》《十月》和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都没有看上，后来由我推荐给广东《花城》的副主编谢望新，立即就被发表了。如今该作品具有这样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让我为其感到高兴！可惜，这一切，英年早逝的作家路遥已经无法知悉了！优秀的作品，不在于你得过多大名堂的奖项，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不见得就都是好东西。反而是在很多读者中流传的接地气的作品，有时却还真不易得。是金子总会发光，驴粪蛋外面光，终了还是白搭。更不要说那些为了浮名，获得几个外人的青睐叫好而不惜玷污埋汰以致无视自己民族丰富灿烂文化传统，人为贬损同胞的情形了。可不要轻易地相信圈子里那种一窝蜂的鼓噪，也不必太在意什么印数、票房，作家应当把精力和心思花费到接触观察感受理解以及把握文学表达的规律上去。不是仅凭兴趣爱好，企图撞大运，走哥们关系就成功的想法做法是要不得的。其实，不是是个人，认识字的人就可以长成作家的，所以人们不要轻易把自己的人生事业勉强地同作家的写作活动捆绑在一起。也许，弄明白文学的精髓，调整好写作的态度，有了感受就动手记下，无心插柳柳成荫，或许此后还真会有些文学收获哩！

前不久刚刚仙逝的101岁的中华文化大师饶宗颐先生，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了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宏大课题。并说“东学西渐”应是有作为的中华文化学人的责任。其实，对于中华文化丰富性和巨大力量的价值影响，有不少的西方文化学者早有阐述。他们就一直将人类未来的希望寄予中华文化的畅达。像德国的莱布尼茨、英国的罗素、法国的伏尔泰、美国的惠勒等，都认为中华文化是导引人类走向天人合一的永久未来的指针。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莱布尼茨说：“中国古老哲学体现在《易》图之中，它以阴阳这种简明自然的方法表示了所有科学原理。”近现代以来，中国因为闭关锁国，科技落后于西方，向西方学习是需要的，但不能够全都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圈套，尤其是在文化文学这样的领域，更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可惜，前些年，我们的很多作家，盲目地拜倒在西方的所有的概念技巧之下，唯西是新，唯西是好，唯西不二，表现出非常谦恭失态的无知和软弱。

另一方面，在调研中观察到新生代农民工会在手机中下载并保留众多种类的APP应用，但是在这些APP应用种类中并不完全是与工作相关的。如果APP下载数量越多，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把时间浪费在一些和工作内容无关的APP应用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他们真正用于社交和信息搜寻的时间，而这种时间的挤占则让新生代农民工忽略对于与工作相关情况的认真考察以及自身能力的细致分析，从而降低了其对于工作匹配的自我评价，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在很长的一个时间内，写文章的人是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无论是身为官吏，还是身为学人，并且很多人是因学问杰出而走向官职的。这些集学问与官职于一身的人，都是身份显赫，名重一时的人物。所以，入世入时的文章写作，才是中国传统的文道正宗。据鲁迅研究，到了汉唐之季，神仙之说滋生，巫风渐昌，佛学渐兴，出现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现象，所以有了像干宝《搜神记》这样的作品出现。此后，魏晋时期及以后，又有清谈玄理，热衷奇事之习，因而出现了《世说新语》这样的类似现今小说的作品。所以，小说最初就产生于鬼神巫事，有记录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表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写这样作品的作家是没有什么社会文化地位的。在汉朝，有的皇帝就把这样的人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有才学本事的人是不去干这个事的。在唐朝，像王维、张说、韩愈、柳宗元，宋朝的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等，都是身为官吏的，诗文写作，不过是一习惯爱好而已。特别是像李白、杜甫这样在今天诗名鼎盛的人物，在当世时，也遭遇了身份地位人生境遇的尴尬处境。李白终身郁郁寡欢，貌似潇洒，其实内心苦闷很多。李白这样的盛名，可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连半个影子都找不到。杜甫被奉为“诗圣”，也是备尝艰辛，仰人眉眼，坎坷流浪，穷困到死。哪像如今的一些诗人、小说家感觉那么优越以至于有些得意忘形了。

文学的历史衍生之旅

文学这个概念，如今人们似乎已经很熟知了。人们将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各种以语言表达为手段的社会人生内容描述对象称之为文学作品。可在中国的文化历史记载中，最早出现的更多的是文章。在汉代的时候，文学还曾经是个官职名称。“所谓‘文以术乱法’之说”，就是由此而来。诗歌的历史早一些，但像今天被很多人认为已经是文学正宗的小说，就要来的晚得多。即使到了公元六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时候，也并没有小说这样的形式和概念。小说是到了唐传奇之后才有了雏形，再经宋话本，到明清之季方才渐渐的清晰起来。很多人非常不切实际地高看小说的文学地位，以为小说就是文学之主干，是文学的圣主，除过小说之外，别的文体都是不重要甚至是可以忽略的对象。这是一种误识和偏执，既失去了对小说文学地位的定位，也是对其它文体作品创作的漠视和人为的排斥。

引理 2 当7-点v关联3个(3,3,7)-面,如果这3个三角形中有两个为穷的,第3个三角形一定为富的。

1.“三治”协同治理。加强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三治”协同治理就是要解决基层如何自治、怎么共治、搞好法治等现实问题。乡村治理首先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从提升居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能力入手，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三治”协同体系，进一步巩固发展农民安居乐业、农村文明有序的良好局面。

今天文学的表现，依然没有从这样的影响中完全走出来。还有人在大声地说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还有人在说文学创作是个工匠活儿等。这些现象，不能不让人对文学的本原做一些探索！在只追求故事，追逐好看热闹的效果之后，真正体现文艺作品内核价值的思想、情感、精神内容几乎不再顾及，很多作品成了“宫斗”（后宫争宠）、“权斗”（朝堂争权）、“智斗”（政党暗斗）的传奇。文艺成了搞笑逗乐、胡诌八扯的戏耍对象，以致越不了解社会历史的人就越敢写，越不负责任的人就越敢说，文坛、影视领域出现的不少所谓历史小说、历史剧、“抗战神剧”等，就是典型的戏说、乱说、胡说的例证。文学真是到了需要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可是在此后近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一直在曲折、艰难和彷徨羁绊中盘桓前行，收获也是起伏不定，但却一直不能够令人满意。人们对文学最为不满意的是，文学在内容上和社会生活和自己理应的关注感受点愈来愈远，在表现形式上越发古怪和不易明白与难以接受了。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给读者提供的作品，很多是久远的不靠谱的，谁也难搞清楚的历史生活，是不少只有自己感知和理解的私密人生情景；对于大众世界，很多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似乎只对愚昧苦难，孤独绝望，性和暴力，繁琐的感受，传奇和虚伪的关系等等感兴趣。这些内容对象，自然是真实存在的人生现象，文学作品也有接近的必要。可总是投入其中，就会给人造成影响和压力，产生负面的作用。社会生活中不乏大量的清正温暖和奋发努力，纯美良善的人物故事，可自以为主流正宗的小说却较少表达这方面的内容。文学作品内容和人民现实的生活观察感受理解出现了脱节，距离很大。有不少作品企图表现社会生活，可作家并不深入真实和全面地了解这个对象，作品表现的社会生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文学作品有很多是缺少现实关注和客观性的，是作家自说自话。

如今，在文学缺乏社会积极反响，局面不景气现象严重的时候，总能听到一些作家抱怨社会环境和读者的言语，这实在是一种可悲和可笑的表现。文学不是纯粹属于自己的活动，虽然你表达的是自己个人的社会观察和感受，但你的写作却是一种向他人，向社会的倾诉，希望与人沟通，产生影响。如果你写的东西引不起别人的兴趣，没有诱惑力，更缺少共鸣共振的作用，你抱怨读者就是一种无理的情绪。历来的优秀作家、优秀作品，都不会是作家硬塞到读者手里的，而是读者自觉地接近和获取。你的作品是独特优质和能够触动感染人的，就不愁没有知音。世界上那些传统的经典作品，为什么能够超越时代地域一再被人接受，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作品自身的伟大和杰出。

3.健全充分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的立法工作机制。起草、审查涉及企业权益的法律法规，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专门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全面了解其利益诉求并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要把征求工商联和律师协会等行业协会的意见作为重要环节，必要时对相关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开展立法调研。对征求意见中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意见，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反馈研究采纳情况，未采纳的要说明理由。

这样的情形，自然很难完全左右中国文学创作的全局，我们还有像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张承志、阿城、刘恒、张炜、赵本夫、余华、李佩甫、周大新、刘庆邦、叶广芩、迟子建、红柯等小说家和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及不少有主见和坚持的作家诗人。但你回想一下，此时间前后的那些被认为有明显现代派标志性的作家，其当时影响中国文学的作用实在是不小。可惜，现今看来，其实不过是一些狭小圈子里的热闹，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弹冠相庆的情景，可或许是一阵小旋风罢了，风吹过，既无多少痕迹，也难存什么声响。如今，搭台的、表演的和叫好的都似乎沉默了，但这些“黑旋风”，因为某些强势的推动和重要平台的帮助，搅动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根基和律动轨迹，使中国文学受到的伤害和影响至今不易平复！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流入了与社会生活，与人们的密切关注点严重分离的可悲境地，是这样的形式主义倾向影响和引导了很多年轻作家误入歧途。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永远都是在一种动态变化发展中发生的。所以，主动地吸收所有积极有益的内容成分，是不断更新提高的必须。我们不反对向外向真正好的对象学习和借鉴，但像文学创作这样的语言艺术对象，这样深植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的对象，在考虑它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就特别需要一种根的守护和依循的继承努力，简单地割断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联系，简单地凭空天降，机械对接，在自然科学领域因为其是一种物理性的规律而可以实现，而在文化领域，恐怕就很难实现了。可惜，我们的一些文学掌管者，一些对文学创新欲望很强，渴望立即成功、寻求世界认可的作家，却对这些有了明显的忽略。

文品与人品

历来写文章，都是个力重千钧的事情。“敬字如神”，惜字慎言，落笔生根。文学创作也是这样，作家要对自己和读者负责。因此，文品与人品就有很紧密的联系。多少的历史现象说明，不管文章作者的观点态度如何，但需要真诚、客观、正当、唯美等这些符合文明规则的内容则是必须的。自然，大凡善于运笔之人，都需要有勤学苦读的过程，有面对社会人生不断学习的经历等。写文章，从事文学创作，不像学手艺，选专业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着太多无法言说清楚的神秘成分，绝不能够仅凭热情和一时的兴趣爱好就去选择这样的活动。

水牛乳中免疫球蛋白主要包括IgG，也包括IgM、IgA，其含量分别为8.71,1.91,和0.04 mg/mL。Campanella等[18]通过免疫传感器测得水牛乳与荷斯坦牛乳中的IgG平均含量分别为0.67和0.77 mg/mL。值得注意的是，据El-Loly等[19]的报道，水牛乳中IgG与IgM在水牛乳加热到88℃时并没有完全变性，这可能是由于水牛乳具有较高的蛋白质含量起到了保护作用。

有大量国内国外的事实说明，凡是经典伟大的作品，其作家一定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人。或经历丰富，或学识渊博；或出生入死，或痛断肝肠等等，都在作品之外有大量的故事存在。即如现今，路遥之所以创作出《平凡的世界》，你只要看看他那篇接近写实的作品《在饥饿的日子里》就会明白，那种艰困绝望的经历和感受，正是他要奋发改变的力量源泉。作品中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奋身求变的坚毅努力，其实就是作者路遥人生的真实写照。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作家，没有曲折坎坷的经历，也缺少对社会人生的深入观察和体验，仅凭聪慧机巧，坐在电脑前，喝着香茶、咖啡编故事，侃剧本，吹创人物情节；有的甚至以长相颜值作为文学创作的优势条件；还有的靠哥们姐们的情谊关系走向文学创作等。某些所谓文学天才、美女作家、圈子现象，就是这样明显地存在于文场内的。不记得是谁说过，“文学创作是个笨人的活动”。这里讲的笨，自然不是愚笨呆傻，而是说要花费心力和精力，要有很大的各种投入，如读书，如行走，如社会人生见闻积累等等。所以，曹雪芹说他的《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才有“十年磨一剑”之说。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出自那些伟大付出的人们的手中，在中国出自北方者多，其中就似乎存在深刻奥妙的道理了。安逸的生活，优裕的环境，脆弱的性格，精细的生活习惯作风等，是不易催生厚重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似乎像上海、广州、香港等这样的地方，本地就较少有实力派作家的出现；而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四川等这样的地方，优秀的作家却曾成群成堆地涌现。如今，文学作家的地域重心南移，走向江浙等地，这也许是因为文学轻灵精巧成分增强的原因所致，令人亦喜亦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文之高下，历来有别。这永远都会是一种正常的存在。但文之高下，却时常与为文之人的人品作风的高下有关。因此，历来人们在论述文学作品的时候，就时常涉及到作家的人品，涉及到作家写作的态度作风。作家的创作态度和作风，又容易受到身在文场中的环境影响。像先秦散文，建安文学，唐代诗歌，明清小说等不少文学创作阶段复兴的现象，就似乎可以说明，文学创作是与不同的社会环境气氛相关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文学在思想解放，反思求变，现实独立等社会环境气氛下的出色繁荣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当文学像呼啸于大地的风的时候，文学、作家的存在感会受到瞩目。我刚进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时候，据说在不少地方，如果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在单位可以给予处级待遇，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享受各种优待，甚至可以享受亲属调动，户口农转非进城等，很是荣光。这样，就有很多人会受影响和裹挟，纷纷投向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来。这很容易诱惑人忽略文学创作的艰难和对文学规律的认识研究，而轻易地以利益为先导走向文学创作活动中来。因此，在从事文学的道路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有多少人是将文学视为终身依归，有多少人为成为著名作家，写出传世作品在努力？可是，文学是个不献媚和优待任何人的残酷存在，它只钟情于符合自己特性和逻辑规律的对象！

社会大发展，文学迈大步。文学期刊遍地，文艺出版机构众多，刊物出版社需求量大，萝卜多了不洗泥，结果是有女不愁嫁，降低了文学的门槛。一早，作家的稿件，总是要经过初选，再审，反复修改后方有可能发表。如今很多的作家，已经忘记了稿件还需要反复修改的历史。时常是这家不刊投那家，甚至一稿多投，总会有看上的人家。如此，在不少的时候，文学创作活动就不再那么庄严神圣了，文学写作成了出名获益的手段。写作由此也开始疏离作家纯洁高尚的职业要求，忽略自己的使命精神和社会担当。开始玩文学，戏弄文学，利用文学，玷污文学，跟着风走，寻着利去，迎合低级趣味，轻薄应对资本等，以致将文学弄得不值得关注和冷清为止。悲夫！文学作品，一旦失去了写作这纯洁美好思想精神和感情行动的支撑，要想产生优秀杰出的作品，那是一种空想！没有作家人品的修炼熔铸，何谈高品质的文学作品出现！

文学与文场

文学创作，虽然是作家对自己社会观察感受的特殊表达，但却是个个人性较强的活动。冷静的观察，深入的思考，独特的表达，这几个方面几乎包含了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所以有人提倡作家要甘于寂寞冷清，要能坐冷板凳。陈忠实为了创作《白鹿原》，主动放开西安城里的杂务活动，回到乡下故里好几年，就是这个道理。可惜，我们如今的文场太过热闹，很多作家乐意并需要和习惯这样的热闹。很多时间把酒言欢，纵情欢歌，美景美人，多么好。看看如今奋身创造在科技战线的科学家，坚守国防前沿的解放军官兵，工作在各条战线的劳动者，我有时真为置身其间的文学队伍的作派作风感到羞愧和忧心呢！常言说，“热闹场中无好人”，这自然并不绝对，但热闹了，既可结交互利，又可排除寂寞孤独，还可在相互的交换中得到很多信息。可如此的热闹了，留给独立思考用心创作的空间就少了啊！作品平庸，粗劣了如何是好？自然，堤内损失堤外补，人缘熟了好办事。多个朋友多条路，甚至作品发表、获奖、谋位都不难呢！

(3)0～9.8 m孔段：钻孔孔径550 mm，下入∅425 mm×8 mm表层套管9.9 m，并用强度为M10的水泥砂浆固井；

可是，即使是这样的文学天地舞台表现情景，很多作家不去自省，却把创作不出优秀作品的原因简单地怪罪于社会，抱怨文学的生长环境不好，抱怨作家的行动受到限制，抱怨这，抱怨那，可就是不从作家自身找原因。哪个时代，哪个文体，哪个创造没有限制，所有的创造都是在限制中实现的，就像绘画受限于纸，电影受限于时间，雕塑受限于材料等等。但是对于真正的大师，是总会打破和会在限制中实现伟大创造的。若真像研究的结论那样，曹雪芹不就是在受到限制的年代写出了《红楼梦》吗？吴承恩在社会人生的限制下写出了《西游记》，杨丽萍只用自己的肢体，演绎出的舞蹈《雀之灵》多么神奇传神！所以，一味地抱怨客观存在，是一种无能和软弱的表现。真正的原因在于，作家自己是否有全面深刻认识现实社会人生并给予独特解释把握表达的能力。作家需要真正自身的强大，而不要轻易地被浮躁、混乱、世俗、轻薄的现实文场气氛给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