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白图泰远航中国考

1206年，中亚穆斯林突厥政权——廓尔王朝的印度总督艾巴克(Qutb-ud-din Aibak)自立为苏丹，定都德里，开创了印度文明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史称“德里苏丹”。1993年，德里苏丹遗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德里苏丹遗址，今称“德里顾特卜塔及古建筑”(Qutb Minar and its Monuments in Delhi)，主要是13世纪伊斯兰教建筑。德里苏丹国历经五个王朝，分别为奴隶王朝、卡尔吉王朝、图格鲁克王朝、赛义德王朝、洛迪王朝。在图格鲁克王朝达到鼎盛，一度扩张到南印度，乃至迁都德干高原的道拉塔巴德，但是国力式微时就连印度北方也不能完全掌控。东北有脱离德里苏丹的穆斯林小国江普尔和孟加拉国(史称“朋加剌国”)；德干高原北部有独立的穆斯林小国巴哈马尼，通加巴德河以南则有印度教最后的堡垒毗奢耶那伽罗王国；东南海岸还有另一个穆斯林小国马杜赖(史称“马八儿国”)，而西南海岸则为另一个印度教小国扎莫林(史称“古里国”)。* 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48-251页；Tansen Sen,“The Yuan Khanate and India: Cross-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19, no.1/2, 2006, pp.299-326.

14世纪初，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从丹吉尔港启程，到世界各地旅行，足迹几乎踏遍所有伊斯兰国家：从北非到西非，从南欧、东欧到中东，再从中亚到印度、东南亚，乃至中国，不远万里，甚至超过前辈旅行家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333年，伊本·白图泰从中亚到印度，为德里苏丹图格鲁克王朝服务了近10年。1341年，德里苏丹派他随元朝使团回访中国，从南印度经东南亚远航中国。*[摩洛哥]伊本·白图泰：《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李光斌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444页。 然而，这位阿拉伯旅行家从南印度古里航海到中国泉州的具体路线，目前学界尚未达成统一意见，本文将根据考古发现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新成果进行讨论。容有不当，还望海内外研究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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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里苏丹国与元朝之往来

在南亚次大陆伊斯兰化的历程中，许多千年古刹毁于一旦。1203年，阿富汗军阀巴克提亚尔·卡尔吉(Bakhtiyar Khilji)征服孟加拉国时，焚毁了印度密教学术中心—超戒寺(Vikramailā)。*超戒寺故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迦勒普尔(Bhagalpur)东约50公里，参见Sukumar Dutt,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 Their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to Indian Cultur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62,pp.352-353。 印度密教大师阿底峡家乡的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佛寺则于1223年毁于穆斯林入侵。*Jadunath Sarkar,The History of Bengal, vol.2, Delhi: B.R. Publishing, 2003; 祡焕波：《佛国的盛筵——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佛教遗址的发掘》，载《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1日第2403期，第7页。 有学者认为，“从此为标志，佛教在印度本土便宣告绝迹”*尕藏加：《浅谈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载《西藏研究》1998年第3期。 。殊不知，《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使马八儿国(今南印度东海岸)，取佛钵舍利，浮海阻风，行一年乃至。得其良医善药，遂与其国人来贡方物，又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并献之。”*《元史》卷131，《亦黑迷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99页。

亦黑迷失在马八儿国取佛舍利之处，在南印度东海岸八丹土塔。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土塔，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字书云：‘咸淳三年(1267)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贩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土瘠田少，气候半热，秋冬微冷。俗好善，民间多事桑香圣佛，以金银器皿事之。男女断发，其身如漆，系以白布。有酋长。地产绵布、花布大手巾、槟榔。贸易之货，用糖霜、五色绢、青缎、苏木之属。”*(元)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5页。 值得注意的是，八丹土塔建于穆斯林1206年焚毁超戒寺之后，汪大渊访问时，当地“多事桑香圣佛”。据调查，这座佛塔坐落在印度南部东海岸纳加帕蒂(Nagapatam)西北约1英里处。*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03页。 1846年，这座佛塔还残存三层，有砖檐相隔，内部荡然无存，直通顶部。令人遗憾的是，1867年，这座千年佛塔行将坍塌，纳加帕蒂的耶稣会传教士经英印殖民政府同意，将其拆毁。*耿引曾：《中国人与印度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42页。

无独有偶，《元史·释老传》还提到一位到印度朝圣的密教法师。其文曰：“八思巴时，又有国师胆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坦麻人。幼从西天竺古达麻失利传习梵秘，得其法要。中统(1260-1264)间，帝师八思巴荐之。”*《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19页。 这位国师即忽必烈的帝师胆巴。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赵孟頫撰《帝师胆巴碑》记载：

从素努尔卡万城船行十五天后，伊本·白图泰到了巴拉赫乃卡尔国(Barah-Nagar)。“那里的居民是野蛮人。他们既不信奉印度教，也不信奉其他宗教。……男子们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不过，他们中有一个人例外，他用芦苇杆做了一个镂花箭袋，自腹部垂下正好遮拦。妇女们则以树叶遮体。和他们一起住在那个地方的还有孟加拉国和阇婆的一些穆斯林。他们分别住在各自的区域内。”*《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527页。 巴拉赫乃卡尔国当即安达曼群岛首府布莱尔港(Brair)。历史上，这里是马六甲海峡至印度航程中重要泊所之一，南距苏门答腊岛287公里，《郑和航海图》称为“安得蛮山”。*《南枢志》，第3249页。

元顺帝即位第二年，元朝皇室亦参与海外贸易谋利。元统二年(1334)“十一月戊子，中书省臣请发两舟宗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元史》卷38，《顺帝纪一》，第824页。 1960年，德里苏丹菲鲁兹王宫遗址发现大批元青花和龙泉青瓷，当与元朝皇室海外贸易直接相关。德里苏丹毁佛的消息亦随之传到元朝宫廷。至元(正)七年(1341)，“中国皇帝曾赠给素丹一百名男女仆人、五百锦缎，其中的一百匹是刺桐锦，一百匹是行在缎，五曼麝香、五领镶嵌珠宝的华袍、五只镂金雕花箭袋、五把宝剑。中国皇帝要求素丹同意他在盖拉吉勒山麓赛目海勒(Samhal)修建五座庙宇，中国人都到那儿朝圣。印度的伊斯兰军侵占该地之后，将其毁坏并抢劫一空”。*《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459页。 赛目海勒在北印度谟拉达巴德西南桑巴尔(Sambhal)。*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vol.2,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14, p.411. 伊本·白图泰当时正在印度游历，并在游记中提到德里苏丹军队攻打盖拉吉勒山，那么，印度千年古刹最终毁于德里苏丹第三个王朝——图格鲁克王朝(1320—1413)。

菲鲁兹王宫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颇为丰富，包括44件元青花大盘、23只元青花碗残片和一些元代龙泉青瓷，原为德里苏丹御膳房之物。*Ellen S.Smart,“Four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 Tughlaq Palace in Delhi”，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41, 1976(埃伦·斯马特：《德里塔格拉克宫所藏十四世纪中国瓷器》，叶倩译，载《上海文博论丛》2009年第1期)；John Caswell,“Yuan blue and white finds in India,”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Newsletter,no.21,2013,pp.19-21. 这些中国瓷器当为元朝皇室商船或元朝使团带到印度的。

2000年4月，南京一座元代墓葬出土了3枚德里苏丹卡尔吉王朝穆罕默德二世(1296-1316)金币。*蒋其祥、杨立昌：《南京发现印度德里苏丹国金币》，载《中国钱币》2001年第4期。 早在20世纪60年代，湖南津市一个元代窖藏就发现过6枚德里苏丹金币，1985年移交津市文物管理所。*李琳：《湖南津市出土六枚外国金币》，载《中国钱币》2001年4期。此文只刊布了发现经过和钱币拓片，未能认出是何种外国钱币。 不过，迟至2002年才有学者认出是德里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金币。*康柳硕：《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载《甘肃金融》2002年第S2期，第11页。 这些发现生动再现了元朝与印度经济文化交流之盛况。

二、古里至安达曼群岛航线

1341年，德里苏丹派伊本·白图泰随元朝使团回访中国，首先从德里南下穆赖巴尔国(史称“马八儿国”)。*《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480页；白晓霞等：《宋元时期中国与南印度的交往——以马八儿俱蓝国为例》，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8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就开始在马八儿海岸定居，其主要目的是商业贸易，而非谋求政治权力。当德里苏丹试图将权力深入印度南部时，遭到当地穆斯林的强烈抵抗。1333年，图格鲁克王朝马八儿总督赛义德·昔剌木丁(Sayyid Jalaluddin)脱离德里苏丹而独立，定都马杜赖，在短暂的48年中产生过8位君主。1984年，马八儿国遗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今称“默哈伯利布勒姆古迹群”(Group of Monuments at Mahabalipuram)，主要遗迹分布于印度东部沿海省份泰米尔纳德邦康奇普拉姆地区，离省会金奈(Chennai)约60公里。

试验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麝香保心丸（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31020068，规格22.5 mg/粒），3次/d，2粒/次，口服给药。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3个月。

阿拉伯海商离开吉达港后，下一站往航行印度支那半岛的Sanf Fūlāw，即Champa(占城)。*钱江：《古代波斯湾的航海活动与贸易港埠》，载《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占城，史称“林邑”“占婆”，在今天越南中南部顺化。1993年，顺化古建筑群(The Complex of Hue Monuments)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不过，伊本·白图泰没有走阿拉伯海商的传统航线。他从伽古莱港(今马来半岛吉达港)出海，34天后抵达“卡希尔”(Kahil)海域，或称“静海”。*《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533页。 这片海域似在文莱国附近。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渤泥(今文莱)在泉(今泉州)之东南，去阇婆(今印尼爪哇)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南部)四十日程，去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与麻逸(今菲律宾的民都洛岛)各三十日程，皆以顺风为则。其国以板为城, 城中居民万余人, 所统十四州。王居覆以贝多叶, 民舍覆以草。王之服色，略仿中国。”*(宋)赵汝适，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5页。

1342年，伊本·白图泰抵达马八儿国。他从南印度西海岸奎隆出海，周游锡兰岛。行至希脑尔和法凯脑尔之间小岛遭遇强盗。第一次出海失败，伊本·白图泰回到印度西南海岸科泽科德，史称“古里”(Calicut)。古里在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元代属于印度教扎莫林(Zamorin)王国，《岛夷志略》称作“古里佛”。其文曰：“古里佛，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今斯里兰卡)密迩，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岛夷志略校释》，第325页。《郑和航海图》称为“古里国”(图1)，*(明)范景文修、(明)张可仕纂：《南枢志》，《郑和航海图》，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3252页[(明)茅元仪辑：《武备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353-358册，海口：海南出版社，第441页，2001年]。据周运中考证，向达据《武备志》所录《郑和航海图》整理本(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并非明天启年间《武备志》原刻本, 而是清初删改本。北京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所收《南枢志》版《郑和航海图》，才是明代原刻本(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2卷第2辑，2007年，第145-152页)。 历史上一直是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就卒于古里。1498年5月20日，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首航印度亦在古里登陆。不久，伊本·白图泰自古里重新出发，航行10日抵达兹贝·埋赫里群岛(今马尔代夫首都马累)。他在堪奈鲁斯岛(Kannalus)下船，《郑和航海图》称之为“官屿”。*(明)范景文等：《南枢志》，《郑和航海图》，第3251页。 伊本·白图泰在马尔代夫群岛的胡卢里小岛住了5天，并由此启航，经斯里兰卡岛前往孟加拉国。

沟通和合作能力培养有待进一步加强 班级授课形式注重讲授，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沟通交流机会少。模式化的教学实践难以适应学生个体差异性，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意愿不足；难以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对劳动者团队精神、协作意识等创新能力的要求。

从卡希尔海航行40-50天，伊本·白图泰到达泰瓦利斯(Tawalisi)。其名似源于南海一种沙丁鱼Tawilis的名称，主产地在吕宋群岛西南八打雁(Batangas)。*B.B.Castillo et al.,“Tawilis fishery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of Taal Lake”, Philippine Council for Agriculture and Resources Research Fisheries Forum. Los Baos, Laguna, Philippines: Philippine Council for Agriculture and Resources Research,1975, pp.75-98. 明代张燮《东西洋考》卷5记载：“磨荖央，在吕宋之后，产子花、油麻、椰子。”*(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5页。 据陈佳荣考证，磨荖央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岸，即八打雁省的巴拉央(Balayan)。*《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864页。 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介绍：“我们来到泰瓦利斯国，因为该国国王的名字叫泰瓦利斯，故名。泰瓦利斯国疆土辽阔，国力强盛，其王堪与中国之皇帝相比。他有许多船只，曾用来同中国人打仗，后来中国人与其达成了某种协议，才停止战争。这个国家的人民崇拜佛祖。他们长相俊美，颇像突厥人，肤色大多数是红褐色的，生性豪爽、勇猛。这里的女子也都擅长骑马、射箭，打仗时与男子一样英勇善战。我们的航船在凯路克里城的一个码头停泊。凯路克里是这里最好、最大的城市之一。”*《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534页。 凯路克里，当即《郑芝龙航海图》所谓“吕宋王城”。*林梅村：《郑芝龙航海图考——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雪尔登中国地图>名实辨》，载《文物》2013年第9期。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朝远征军从泉州湾后渚港出发，远征爪哇。1293年初，大部分元军在爪哇登陆。由于爪哇反叛军队趁机对葛达那加剌的薄弱地区发起进攻，并且杀死国王。最初远征军极为成功，当地王子向元朝军队“降服”，但接着又背叛蒙古远征军。他伏击一支庞大的元朝军队，迫使其他军队撤退并且返回中国本土。《元史·史弼传》记载：“土罕必阇耶(Raden Wijaya)乞归易降表，及所藏珍宝入朝，弼与亦黑迷失许之，遣万户担只不丁、甘州不花，以兵二百人护之还国。土罕必阇耶于道杀二人以叛，乘军还，夹路攘夺。弼自断后，且战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余人。”*《元史》卷126，《史弼传》，第3802页。关于元军征爪哇的讨论，参见王颋：《元王朝与爪哇的战争和来往》，载《史林》2006年第4期。 1293年，元军远征爪哇失败，在爪哇等地留下数以千计的俘虏，包括许多蒙古、突厥士兵。伊本·白图泰在泰瓦利斯遇到的女王通晓突厥语和阿拉伯语，*《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534页。 很可能是元朝远征军突厥或回鹘俘虏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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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初，阿富汗人巴克提亚尔(Muhammad Bakhtiyär，死于1206年)率穆斯林大军入侵东印度。在外来宗教影响下，孟加拉国人改信伊斯兰教，1338年建立苏丹国，定都达卡。1343年，伊本·白图泰从马尔代夫群岛的胡卢里岛启航出海，夜抵达素德卡万城(Sudkāwān)，*《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523页。《郑和航海图》称为“撒地港”，即今孟加拉国吉大港。*《南枢志》，第3250页。 伊本·白图泰在素德卡万城停泊大船，换小船进入恒河，航行十五日抵达素努尔卡万城(Sunarkāwān)。中国史籍称“锁纳儿江”“锁纳儿港”或“锁纳儿”，在孟加拉国首府达卡东南纳拉扬甘杰东北6.8公里的索纳尔冈古城(Songargaon)。*周运中：《明初张璇下西洋卒于孟加拉国珍贵史料解读》，载《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 明末张鼐《宝日堂初集》卷13《却金堂世本》记载：“葛榜剌国为西印度之地, 其国海口有港曰察地港, 一名察的可湾, 官舶停焉。柳塘公以病卒于其地官厂内, 葬其东门之左隅。”*《明初张璇下西洋卒于孟加拉国珍贵史料解读》，第123-133页。 所谓“可湾”，源于阿拉伯语kāwān(城)。

师所生之地曰突甘斯旦麻，童子出家，事圣师绰理哲哇为弟子，受名胆巴。梵言“胆巴”，华言“微妙”。先受秘密戒法，继游西天竺国，遍参高僧，受经律论。繇是深入法海，博采道要，显密两融，空实兼照，独立三界，示众标的。至元七年(1270)，与帝师巴思八俱至中国。*此碑原名《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立于河北正定隆县龙兴寺，又称《龙兴寺碑》。原碑早已不知所在，如今只有拓本流传于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俞丰：《经典碑帖释文译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第728页)。 帝师胆巴早年“游西天竺国，遍参高僧，受经律论”，当在中印度王舍城那烂陀寺。据《韩国禅教史》记载，印度高僧指空(1289-1363)早年在那烂陀寺深研佛学凡十二年，“十九诣南印度楞伽国(今斯里兰卡)吉祥山顶香庵见普明”。*转引自贺圣达：《印度高僧指空在中国：行迹、思想和影响》，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 史载：“至正(“大”之误)二年(1309)春，有大禅师号指空，自身毒航海至广东，太子威顺王延致之，恳问法要。既而以闻，英宗皇帝遣使召至内殿问法供奉，公卿大夫莫不受其道。历泰定、天历逮今天子，尤如敬礼。”*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澹居稿》卷1，《指空禅师偈序》，录文引自陈高华：《元代来华印度僧人指空事辑》，载《南亚研究》1979年第1期，第64页。至正二年，陈高华疑为“至治二年”。据考证，指空来华当在至大二年或三年(何耀华：《指空在中韩两国传播佛教文化的业绩》，载《云南社会科学》1996 年第6 期)，那么，这个年份当在“至大二年”(贺圣达，前揭文，第4页)。 可见，迟至1308年那烂陀寺尚未毁坏。

唐高宗咸亨三年(672)，义净西天求法途经此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道琳法师……鼓舶南溟，越铜柱(在今越南中部)而届郎迦(今马来半岛东岸北大年)，历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爪哇)而经裸国(今安达曼群岛)。”同书义净自述：“复停两月，转向羯荼。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舶，渐向东天矣。从羯荼北行十余日，至裸人国。”*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3和152页。 马可·波罗将其分别称作“捏古郎岛”和“威尼斯波剌岛”，并说：“其人裸体，男女皆无寸缕。”*[法]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414页。《加泰罗尼地图集》(Catalan Atlas)还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绘有裸人国图，*Kenneth Nebenzahl, Mapping the Silk Road and Beyond, New York: Phaidon Press Limited, 2004, p.38, pl.1.12. 那么，巴拉赫乃卡尔国必指安达曼群岛布莱尔港无疑。

三、苏门答腊—吕宋—泉州航线

从苏门答腊北部航行11个昼夜，伊本·白图泰抵达异教徒国家穆勒阇婆(Mul Jawi)，穿越全境要两个月的时光，当指马来半岛。*《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531页。 历史上，马来半岛一度属于蒲甘王国(Bagan Kingdom)，《大德南海志》称作“蒲甘”。1057年，阿努律陀兴兵南征，攻真腊、罗斛、灭直通国。占领直通国后，阿努律陀将上座部佛教传入蒲甘王国，立为国教。1287年，元军自云南攻陷蒲甘城，那罗梯诃波帝失去王位，此后蒲甘王皆为元朝傀儡。从至元二十六年到后至元四年(1289-1338)，蒲甘王曾经十五次派使臣至大都(今北京)，元朝也四次遣使入缅甸。伊本·白图泰觐见的国王名叫修门列(Sawmunnit Uzana II)，也即蒲甘末代君主。不久，蒲甘王国灭于阿瓦王朝(Ara Dynasty)。*杨毓骧：《蒙元军队征战东南亚属地考》，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新]尼古拉·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1卷，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4-137页。

14世纪中叶，巴赛苏丹臣服于爪哇岛满者伯夷王国，史称“麻喏巴歇国”。 伊本·白图泰访问时称之为“素丹京城”，当地国王则称“马利克·柴黑尔”(Maliku’l Zahir)。在爪哇史料中，有一位苏门答腊王名曰Maliku’l Tahir，但是年代不符(卒于1297年)。*A. H. Hill,“Hikayat Raja-Raja Pasai”，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33, no.2,1960,p.19-20.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舰队三次到此国，《郑和航海图》称之为“苏门答腊”(图8)。*《南枢志》，第3247页。 16世纪初葡萄牙地图标作Pacem(巴西姆)。*A. H. Hill,“The Coming of Islam to North Sumatra”，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4, no.1,1963, p.8.

1345年，伊本·白图泰离开贝赖赫城，船行二十五日后，抵达苏门答腊。故址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北部八昔(Pasei)河下游，后来迁至河对岸八昔。13世纪中叶，三佛齐远征锡兰(今斯里兰卡)失败，国力渐衰。随后，巴赛苏丹国在苏门答腊岛北部崛起。至大二年(1309)九月己亥，“合鲁纳答思、秃坚铁木儿、桑加失里等奏请遣人使海外诸国。以秃坚、张也先、伯颜使不怜八孙，薛彻兀、李唐、徐伯颜使八昔”。*《元史》卷23，《武宗纪二》，第517页。

伊本·白图泰登陆的海港名曰“伽古莱”(Kākula)，*《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532页。 史称“哥谷罗”，本来指泰国西海岸的达瓜巴港。*[英]蒂贝茨著：《东南亚早期的穆斯林贸易商》，喻常森译，载《南洋资料译丛 》1991年第1期。《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又五日行至海硖(今新加坡海峡)，藩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端)，南岸则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南部巨港)……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今马来半岛西岸槟榔屿)，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Kedah，今马来西亚吉达州)。个罗西则哥谷罗国(今泰国达瓜巴)。”同书又载：“罗越者(今新加坡)，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今泰国西海岸达瓜巴)，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新唐书》卷43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3页；卷222下，第6306页。 一般认为，阿拉伯行纪的Kakula，梵语作Kakkola(白豆蔻)，托勒密《地理志》作Takola，巴利文作Tokkola(白豆蔻)。*陈佳荣等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58页。 据考古调查，11世纪后期，马来半岛主要贸易港从泰国达瓜巴转移到马来半岛吉达州，也即唐代个罗国故地。*[新]尼古拉·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1卷，贺圣达等译，第204页。 总之，伊本·白图泰登陆的“伽古莱”在马来半岛吉达州，*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3页。《郑和航海图》称之为“吉达港”。*《南枢志》，第3246页。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记载：“平津桥沿河布铺、黄草铺、温州漆器、青白磁器”；*(宋)吴自牧：《梦粱录》，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1939)，第114页。 同书卷13“诸色杂买”记有“青白磁器：瓯、碗、碟、茶盏、菜盆……”*《梦粱录》，第117页。 南宋时代尚无青花瓷，那么，汪大渊所谓“青白瓷”绝非元青花，而是景德镇湖田窑或福建德化窑烧造的青白瓷器。*彭适凡、詹开逊：《<岛夷志略>中的“青白花瓷器”考》，载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158-164页；彭适凡、詹开逊：《“青白花瓷器”续考》，载《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 马尔代夫群岛出土了许多元代龙泉窑瓷片，*John Ca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selain around the World,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Ltd, 2000,pp.108 and 174;杨焕新：《马尔代夫出土的中国瓷器——兼谈中·马海上交通》，载《景德镇陶瓷》1993年第3卷第1-2期。《岛夷志略》“琉球”条称作“处州磁器”。*《岛夷志略校释》，第17页。

那个时候郑军里的画确有唐画的富丽气象，笔墨的清新格调及马和人物的风姿，卓然而立于那个时候难见突破的中国画领域，尤其洞开广西少数民族人物画沉闷的思维和视觉。这种新风格跟80年代以来的那种趋新求变完全不同，有令人心悦诚服的笔墨技巧，借古开今，画面格调闪耀着强烈温暖的时代光芒。

早在元朝初年，忽必烈就派使团出访南印度俱蓝国(今印度西海岸奎隆)。“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元史》卷210，《马八儿等国》，第4669页。马八儿遣使元朝共计11次，而元朝遣使亦达7次之多。*马娟：《马八儿国与元朝之往来及其相关问题》，载《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闰三月丁丑，马八儿国主昔剌木丁遣其臣爱思丁贡方物”。*《元史》卷25，《仁宗纪二》，第564页。 这位马八儿国主即马杜赖国苏丹赛义德·昔剌木丁。* 周运中：《元明时期中国与马八儿琐里交通史新考》，载《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 1988年，印度考古学家在马八儿沿岸进行考古调查，共采集720多块瓷片，分别来自于8个城镇24个遗址。在南印度大八丹遗址采集了40块瓷片，以青花瓷为主。在马八儿地区发现近10片德化白瓷，其中可能有德化青白瓷，研究者没能给出明确年代。另外，东京大学教授辛岛升在印度西南海岸加异勒发现过德化窑瓷片。*Noboru Karashima (ed.), In Search of Chinese Ceramic-sherds in South India and Sri Lanka, Tokyo: Taisho University, 2004, pp.47-50；[日]辛岛升：《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出土的中国陶瓷片》，程晓中译，载《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元朝与马八儿国经济文化交流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元代海外贸易瓷，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甘埋里，其国迩南冯之地，与佛郎相近。……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来，商贩于西洋互易。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椒之所以贵者，皆因此船运去尤多，较商舶之取，十不及其一焉。”*《岛夷志略校释》，第364页。 据考证，甘埋里为阿拉伯半岛古海港al-Hammer(今阿曼苏哈尔附近)。*林梅村：《甘埋里考——兼论宋元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载张西平主编：《国际汉学》2015年第3期，第43-48页。 小具喃则为伊本·白图泰说的“奎隆”。汪大渊时代，元青花尚未进入海外民间贸易市场。《岛夷志略》所谓“青白花碗”，当指江西景德镇民窑或福建德化窑青白瓷印花碗。

《大德南海志》记载：“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录、沙胡重、哑陈、麻拿啰奴、文杜陵。”据陈连庆考证，佛坭国即文莱(Brunei)，麻里芦指菲律宾首府马尼拉，麻叶为菲律宾民都洛岛(《岛夷志略》作“麻逸”)，而苏录则为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页；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载《文史》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7-158页。 至顺三年(1332)，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远航，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莫桑比克等地，至元三年(1337)返回泉州。*刘迎胜：《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收入江苏省南京郑和研究会编：《郑和与海洋》，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301-312页。 他在《岛夷志略》介绍说：“三岛(今菲律宾巴丹群岛)，居大奇山之东，屿分鼎峙，有叠山层峦，民傍缘居之。田瘠谷少。俗质朴，气候差暖。男女间有白者。男顶拳发，妇人椎髻，俱披单衣。男子尝附船至泉州经纪……贸易之货用铜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铁块之属。”*《岛夷志略校释》，第23页。 同书又载：“麻里鲁(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贸易之货，用牙锭、青布、磁器盘、处州磁、水坛、大瓮、铁鼎之属。”*《岛夷志略校释》，第89页。 如前所述，汪大渊时代元青花尚未进入海外民间贸易市场。《岛夷志略》所谓“青白花碗”，当指景德镇窑或德化窑青白瓷印花碗，而处州瓷则指龙泉窑青瓷。

基于层次分析模型的公共建筑改造方案设计绿色评价体系的研究………………………………………………………… 王志刚（2-9）

1）处理时间。3月1日开始用国光大果或兰月吡效隆处理，3月2日基本完成。根据实践经验，用国光大果或兰月吡效隆进行果粒膨大处理，最好在果粒花生米大小时进行（即坐果后 20～25 天）。

2015年，我们在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时，见到一组元代初年瓷器。据展品说明，这批瓷器出自菲律宾巴拉望海域一条元代沉船(Palawan Shipwreck)，沉船内出水瓷器包括德化窑青白瓷瓶、青白瓷印花碗和青白瓷印花壶、同安窑珠光青瓷碗、磁灶窑绿釉碗、黑底白花碗和黑底白花壶，以及耀州窑青瓷印花碗。这条沉船的瓷器形制和组合与爪哇海域发现的一条元代沉船(Java Shipwreck)相似，*M. Flecker, “The Thirteenth-Century Java Sea Wreck: A Chinese Cargo in an Indonesian Ship”，The Mariner's Mirror, vol.89, No.4, 2003, pp.388-400. 年代当在元代初年(13世纪中叶)。2010年底，印尼婆罗洲北端海域发现一条南宋沉船，今称“玉龙沉船”。这条13世纪左右的海船使用的是东南亚拼板船技术，船内装载的陶瓷几乎全是龙泉窑青瓷。此前，距玉龙沉船不到800米处还发现一条13世纪早期沉船。研究者根据这些发现，推测泉州至婆罗洲海上丝绸之路至少在13世纪早期业已开通。*[澳大利亚]迈克·弗莱克：《中国-婆罗洲十三世纪之陶瓷贸易：两艘沉船的故事》，载秦大树、袁旔编：《古丝绸之路——亚洲跨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3年，第159-184页。

据考古调查，古代菲律宾流行瓮葬文化、械斗与和解习俗，因此中国陶瓷在菲律宾群岛有巨大需求。*Fay-Cooper Cole and B. Laufer,“Chinese Pottery in the Philippines”，Publications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XII, no.1,pp.3-47；[菲]庄良有：《元代出口瓷器——马尼拉的罗伯特·维拉纽沃藏品介绍》，王宁译，载《南方文物》1996年第2期。 为了适应海外低端市场需求，元代晚期景德镇民窑专门烧造一种菲律宾型元青花，器型和纹样相对简单，与元朝皇帝赏赐伊利大汗、德里苏丹的“赐赉瓷”不可同日而语。*刘新园等：《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载《文物》1980年第11期。菲律宾出土元青花彩色照片，引自孟原召：《西沙群岛海域出水元代青花瓷器初探》，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1期，第80页，图9。 尽管如此，这类元青花工艺水平也远超福建、广东地方窑口烧造的瓷器。伊本·白图泰似乎没见过元青花，他对福建、广东地方窑口烧造的瓷器赞不绝口。他在游记中说：“中国陶瓷仅产于刺桐和克兰穗城(今广州)两地。……这种陶瓷产品在中国的价格与在我国的价格相当，甚至还要便宜。一些产品，远销印度诸国，以至远在马格里布的我国(今摩洛哥)也不乏他们的产品。中国的陶瓷真是陶瓷中之极品。”*《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538页。 刺桐，即阿拉伯人对泉州的称谓。*关于“刺桐”一词在西方史料中应用，参见金国平：《“刺桐”——哥伦布的灵感》，载《国际汉学》2012年第2期，第258-266页。

至正六年(1346)，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乘船离开泰瓦利斯国(今菲律宾吕宋岛南部八打雁)，船行海上，风助船势，平稳迅速，经17个昼夜的航行，便安全地抵达中国。”*《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536页。 他还介绍说：“我们漂洋过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宰桐城——橄榄城(今泉州)。这座城市不种橄榄，整个中国和印度都不产橄榄。但却为这座城市起了一个宰桐——橄榄的名字。这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大城，以生产锦缎而闻名，并以城名命名叫刺桐锦。这种锦缎比行在(今杭州)缎和大都锦更好。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可以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有上百条大船，至于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它是海洋蚀入内陆，与内陆河汇合而成的天然良港。”*《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中国游记(全译本)》，第542-543页。《法显传》记载：“停此国(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尔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今山东崂山)南岸，便得好水、菜。”*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1页。 古代利用季风航海，正常情况下，法显从印度尼西亚爪哇航行广州只需50日，从广州航行崂山只需12日。凡此表明，伊本·白图泰从东南亚去泉州的启航地，恐非有些学者推测的占城(今越南顺化)或满者伯夷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第283页。 而是菲律宾吕宋岛西南部八打雁。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伊本·白图泰在泉州湾登陆的港口，元代称“后渚”。宋代为临江里，元代为后渚浦。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军征爪哇即在后渚启航。《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征伐》记载：“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八日，诏福建行省授亦黑迷失、史弼、高兴为平章政事，征爪哇。军二万，海舟千艘，给一年粮。二十五日，亦黑迷失等陛辞。上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国军民：朝廷初与爪哇通使往来交好，后刺诏使孟右丞(祺)之面，以此进讨。九月，军会庆元，弼、亦黑迷失领省事赴泉州，兴率军辎，自庆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十四日，自后渚启行。”*(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第35页下、第36页上。 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过一条宋末沉船，残长24.4米，残宽9.15米。船内发现许多唐宋铜钱，年号最晚的是南宋度宗年间(1265-1274)铸造的“咸淳元宝”。该船载重量达200吨，出土香料木4 700 多斤，经初步鉴定，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和胡椒等，那么，这艘古船当为宋末元初从南洋回航的“香料船”。*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10期。 据考古调查，这条宋末海船和后渚港宋元时代海外交通有着密切的联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泉州塗关外法石沿海有关中外交通史迹的调查》，载《考古》1959年第11期。 总之，伊本·白图泰在中国登陆的港口当在泉州湾后渚港。

招考模式还是相对注重学业，虽然政策和考试形式不断改革，但是学业成绩比重依旧很大，学生成绩是能否进入优秀学校的重要考核指标。而学校又背负着能否培养出优秀学生的压力，成绩就成为了学校的追求。同时，学生升入重点初中的比例影响到学校招生和生源，所以学生的成绩又影响到教师个人的考核，这种种原因就造成了为了提升学生成绩，学生课业越来越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