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佛朗机铳在中国》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226页)

葡萄牙佛郎机铳输入中国及其在华应用的历程，是了解16-17世纪东西方物质文明接触、吸收和融合的关键问题之一。诚然，中国研发和使用火炮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中国士人在接受及改良西方火炮同样有着相当的热情和实绩。周维强的《佛郎机铳在中国》一书大量运用一手资料，在先行研究多关注火铳最初传入的时间问题基础上，重点梳理了佛郎机铳在华的传布和应用，特别是明军将领如何在实战中使用佛郎机铳、明军火器配备的情形、战术的运用、战争的表现及其与澳门之间的关系等等，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东西文明互动的宏大历史图景，有力地印证了“火炮的出现是一场巨变”(第1页)的全球史话题。

根据相似定律，依据-1180回风巷实际工程地质条件及实验模型情况，取几何相似比为Ci=1∶50，密度相似比为Cρ=1∶1.6，时间相似比为Ct =1∶7.07,应力及强度相似比为Cσ =1∶80。

《佛郎机铳在中国》全书分为八章，除第一章主要介绍国内外关于佛朗机铳的研究成果和现状及第八章结论外，其余章节均主要呈现明清时期佛朗机铳由开始传入、仿制到普遍应用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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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机铳何时进入中国？仿制佛朗机铳的时间为何时？一直是火炮史学者关注的问题。在第二章中，作者就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葡使安德拉德率舰抵达广州和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辰濠反叛事件两件史事进行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广东按察使佥事顾应祥在其《静虚斋惜阴录》中对葡人所携带的佛朗机铳的形貌和射程描写较为详细，与当时欧洲的后膛炮相吻合，考证此佛朗机铳由一卢姓都司命通事送来以供讨伐海寇之用。明中叶朱辰濠在南昌举兵反叛，至少牵涉了两起伪造佛朗机铳史事：朱辰濠仿造佛朗机铳史事以及林俊请家仆携带仿制佛朗机铳前往南赣巡抚王守仁军前史事。作者通过《明史纪事本末》和《玄览堂丛书》中《刑部问宁夏案》一书关于朱辰濠反叛案的案牍史料对比，认为朱辰濠私造佛朗机铳确有实据。至于林俊赠铳史事留下的疑问，如林俊从何得知佛朗机铳、为何以家仆携带的方式赠与王守仁、为何所赠佛朗机铳以锡为材质，作者也一一进行解答，并指出佛朗机铳在中国的传播与朱辰濠叛乱后士人的活动亦有密切关系，王守仁、邹守益、费宏、唐龙、黄绾和乔宇等士人纷纷作赠铳诗来赞颂林俊，也使得士人阶层广知佛朗机铳。

在第三章中，作者对佛朗机铳入华初期的仿制和应用进行论述。作者指出，部分明代士人已经掌握佛朗机铳的设计特点且能少量仿造，但是对于葡炮在制造技术和实际运用方面仍欠缺直接接触。在屯门、西草湾两次海战中，明人通过武力取得了葡船和葡铳，并有熟知葡铳的华人工匠归降，因此得以全面掌握葡铳形制和制造技术，从嘉靖三年(1524)开始在南京有计划的进行量产仿制葡船和葡铳。其中，明朝官员汪鋐曾经两次上疏请求加强边防佛朗机铳的配置，其将佛朗机铳推广到边防墩堡、京师防卫和战车的创举，是促进佛郎机铳在中国迅速使用和部署的关键人物。

第六章作者主要讨论明清战争中佛朗机铳的重要地位。萨尔浒之役后，明熹宗即位，制造和管理火炮重新受到重视，多次制造、配发和训练佛朗机铳。天启朝中，熊廷弼、王象乾、孙承宗、袁崇焕先后主持整顿蓟镇和辽东的战略，孙承宗听取茅元仪的建议着手于战车部队的构建与改造，特色是结合步兵、骑兵与辎重兵，战车装备佛朗机铳，车阵最终在孙承宗的调整下完成，其还发展出车营水师合制，在辽东逐渐恢复了明朝在战前的军事实力。天启崇祯两朝，辽东战事频繁，成为“明军佛朗机铳推陈出新的契机”(第151页)。明末西方火炮学随传教士口授和翻译也逐步进入中国。孙元化所著的《西法神机》成书于崇祯五年(1632)，其最早的知识来源是耶稣会士利玛窦，该书对于铸炮所用的技术原料和造法十分讲究，并且制作大小佛朗机铳的尺寸和倍径都非常精细。在明朝士人毕懋康和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努力下，佛朗机铳的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创新。汤若望口述、焦勖整理的《火攻契要》有相当篇幅提及了佛朗机铳的新制造技术，还指出了明军在制造和使用火器上的问题，对于制造火器的原料材质、过程、制作尺寸子母铳配套大小甚至对佛朗机铳的特殊战术都有详细的说明，据此调整后的佛朗机铳性能大幅精进。

入清之后，对于火炮的应用和掌握依然十分重视。顺治年间，仍有持续使用佛朗机铳的记录。本书第七章主要讲述清代的佛朗机铳的应用和发展。作者指出自康熙以后，新式的佛朗机铳逐渐以“子母炮”的名称出现，一直活跃到清末。清初各地将领捐造子母炮成为了不成文的规定，但为防止地方坐大，中央政府开始收回地方的火炮制造权，限制地方私造火炮。清政府要求掌管火枪和火炮的汉军必须每年进行操演，乾隆以后连满洲火器营也必须加入参演子母炮，且必须有大臣亲自验看和祭祀火炮，可见其重视程度。

运用新式火炮扭转战争的态势，为佛朗机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会。第四章作者分别从西北边防、京师布防、东南海防的形势与佛朗机铳的关系来讨论嘉靖朝前中期佛朗机铳的发展和应用。在“南倭北虏”的国防危机下，明朝将领为了能够有效的抵抗敌人，大量采用佛朗机铳以及发展出相应的作战方式，比如陕西三边总制王琼是第一位请发佛朗机铳增援防守的功臣，并将新防务的基础寄托于新式火器大佛朗机铳的部署上；陕西三边总督刘天和在巩固边防和对敌作战时将佛朗机铳与战车相结合，大大提升了明军在野战的打击力量；俞大猷成功平定安南“范氏之乱”除了其本身丰富的军事阅历经验和成熟的作战策略，更重要的是在作战中有效地发挥佛朗机铳的威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佛朗机铳的推广使用，这一时期已经不再是单纯仿制葡铳原型，翁万达出任宣大山西总督即致力对佛朗机铳进行改良，比如加强佛朗机铳连发的特性，以“百出先锋炮”性能最佳，史称“实中国第一长技”(第81页)，堪称“佛朗机铳的改良型”(第82页)。

在第五章中，作者以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后大同等镇敕造佛朗机铳战车、嘉靖末广东海防与佛朗机铳、隆万间东北边防与佛朗机铳、隆万间京营的整顿、赵士桢对于火器的改良、万历中晚期广东海防与佛朗机铳等为论题一一阐述来展现佛朗机铳与明代国防的关系。庚戌之变后，明朝北边边防和京师外卫的宣府和大同镇如何增强防务成为朝廷最关切的问题。俞大猷同大同巡抚李文进合作在大同推广战车战术，建立兵车营，并编撰《大同镇兵车操法》，是首次将佛朗机铳和战车战术相结合的专著，并详细介绍了战车的种类、人员配置和武器配属等。广东海防方面，俞大猷非常重视佛朗机铳在海防防卫和对敌作战中的作用，坚持“大铳胜小铳、多铳胜寡铳”的原则。嘉靖三十四年(1555)柘林之战中俞大猷因为船只、援兵和佛朗机铳准备不充分两次表示“未可战”，上疏总督张经提议改进河船并将主要武器升级为两门大佛朗机铳；他认为要迅速彻底的解决海寇问题必须大造福船雇募精兵还要以佛朗机铳为主要火器。俞大猷如此看重佛朗机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朗机铳已开始成为边防防御和军队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对隆庆年间东北边防，作者主要介绍了蓟辽总督谭纶、戚继光、汪道昆三个关键人物的军事改革。隆庆二年(1568)三月，谭纶对防御薄弱的蓟辽镇开始了着眼于火器和战车的改革，首次制造木佛朗机铳，斥巨资扩大战车的规模和佛朗机铳的配置，打造以佛朗机铳为主要武装的战车集团，建设以战车和火器为主的野战打击力量。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涉及了步、骑、车、台四个兵科，其中敌台和战车都运用了大量的佛朗机铳。汪道昆则提出“通四镇”的观点，将京师附近蓟、辽、昌、保四镇的防御加以统和。在蓟、辽、昌、保四镇的防御之外，隆万间京师的防卫也提上日程，俞大猷对京营战车火器进行了整饬和重组营制，其目标是“建立一支更为强大的战车部队”(第139页)。本章还介绍了赵士桢撰写的《神器谱》及其对火器的改良，重点说明赵士桢研发的鹰扬炮和擎电铳两种火器如何利用了佛朗机铳的子母铳设计原理进行改良，遗憾的是赵士桢进献火器和战车因财源问题终究未能如愿。

在全书结论部分(第八章)，作者认为佛朗机铳经过试制后，能够在数十年间不断改良并大量部署，最后甚至成为边防防御和军队的必备武器，最重要的原因是外患内乱频仍的先天背景和中国人的学习和创造能力。

1.2.2 对照组 采用传统护理。在治疗、护理、检查项目、住院天数等方面不作统一规定。所有护理工作待医嘱出现后执行。

作为第一种从欧洲传入中国的火铳，佛朗机铳传入的历史过程和意义历来隐而不显，或散见于各类军事史专书，或论述语焉不详。本书按照时间序列将佛朗机铳在中国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的发展轨迹逐层展开分析，尤其充分利用了大量第一手史料，穿插图表数据来呈现佛朗机铳的形制变化和部署分布，使得读者对于佛朗机铳在中国的流布和变化一目了然。通过作者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窥探明清时期的军事实力和战争形态，还有助于进一步重新检视东西方军事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碰撞。正像作者在最后所说，“在世界军事史中，再也找不到像佛朗机铳这样独特而深刻的个案了”(第207页)。对于这样一部旨在勾勒佛朗机铳入华脉络的著作来说，或许苛刻的批评是，由于涉及的时空跨度较大，作者阐述佛朗机铳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应用难以兼顾具体细微的史事背景。例如论述万历中晚期广东海防与佛朗机铳时仅用盛万年《岭西水陆兵纪》一书加以说明，又如对清代佛朗机铳的演变多征引《会典》资料，相对忽略实际运作情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