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321页)

明清之际是全球海盗活动最为炽烈的时代，然而这种大规模活动在19世纪初期却衰落了。随之出现的，是西方国家逐渐控制海洋与掌握全球贸易权，是中国逐渐丧失海外贸易权走入弱国之列。那么，海盗、海商活动的兴衰与中败西胜的结局是否有联系？中西政府对待海商、海盗的态度如何？海盗、海商与海外贸易的关系又是怎样？王涛的《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以下简称《海盗的兴衰》)一书正是基于以上问题展开研究的。

《海盗的兴衰》一书将明清时期的中国海盗、海商置于全球海洋贸易中进行定位，在全球海洋贸易扩张与贸易权竞争的大背景下，以中西对比的模式，展开对明清中国海盗、海商兴衰的探讨。除结语外，全书共分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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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是明清海盗研究的述评。作者首先对中国的海商、海盗进行区分，以大航海时代的划分标准，将专门从事抢劫的群体称为海盗，而把以贸易为目的，为了对抗本国政府打压与外国武装商船攻击的商人称为武装海商集团。就学界对海盗爆发原因与性质的争论，作者将其划分为侵略论、生存压力论和贸易扩张论三种主要类别，认为这三种主张大多站在中国内部的视角探讨海盗对国内经济的破坏，缺乏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审视海盗的产生与对其打击造成的后果。在肯定世界史研究者能够站在全球经济的高度把握明清海盗性质的同时，作者亦认为这些研究没有展开深入讨论，由此引出《海盗的兴衰》一书的意义。

第二章论述了地中海上的贸易斗争与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世纪逐渐复苏的东西方贸易刺激了地中海沿岸各城邦对贸易垄断权的争夺。热那亚与威尼斯是地中海两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之间冲突不断。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威尼斯最终胜出，成为地中海甚至整个欧洲的经济中心，这刺激了欧洲其他国家探索前往亚洲的新路径。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探险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引发了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丰厚的贸易利润刺激了欧洲各国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与争夺，国家支持的海盗活动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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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国，情况却大相径庭。明朝政府不仅对发展海外贸易兴味索然，甚至对其采取打压的态度。作者在第三章中试图通过明朝处理对外关系的海禁与朝贡制度的变化，阐明嘉靖时期倭寇兴衰的原因与影响。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严格禁止私人进行海外贸易，而由国家以朝贡的方式垄断全部对外贸易。郑和下西洋是朝贡贸易发展至顶峰的标志，但这种主要为宣扬国威的朝贡贸易给明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导致官方贸易的减少。官方贸易减少与需求的增加，造成了供给缺口，为私人贸易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明朝因纸币的迅速贬值而改将白银作为固定的交易媒介，在国内白银需求不断扩张而开采量却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日本白银的发现引发了商人赴日贸易的热潮，也激化了官商之间的冲突。直到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并参与走私贸易后，中国的海外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致使明政府进一步加强海禁，导致嘉靖时期的倭患。这场倭患平息后，明政府虽然开放了私人海外贸易，但却严令禁止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贸易，导致中日之间的贸易几乎为葡萄牙所垄断。作者认为，明朝开放私人海外贸易的本质并不是鼓励海上贸易的发展，而是为了减轻反抗的压力，并由此得出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明朝打击本国海商的行为帮助葡萄牙达到了垄断贸易的目标”(第14页)。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成长，企业应依据自身发展目标创新独具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可以参考、借鉴国内外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融合变通，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上述中西海洋贸易发展过程的对比，作者在第六章中指出了中国海外贸易的衰落是丧失海上霸权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海商武装集团被一个个消灭以后，中国在海外贸易中只有贸易而没有主导权，因此在与西方商人的竞争中溃败，几乎丧失所有的海外贸易。中国海外贸易的衰败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其一，它致使海商或沦为西方商人的经纪人，或沦为纯粹的海盗，以此谋生。其二，中国的海防因为没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衰败，即使国内的海盗叛乱也无法镇压，更无法阻止西方国家的入侵。其三，中国的贸易产品只能被动地适应欧洲需求的变化，出口产品逐渐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土地、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逐步低端化。其四，在中国沿海贸易衰落的同时，内陆从事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商帮因受到外商挤压、在竞争中缺乏保护也纷纷衰落了。

第四章讲述了欧洲国家猖獗的海盗活动与全球海上霸权的争夺。在17世纪，海盗是国家挑战与竞争海上霸权最重要的工具。受巨大利润前景的刺激，英国、法国、荷兰等国通过海盗活动不断挑战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垄断地位。在亚洲，英国与荷兰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它们是具有政治、军事性质的贸易公司，在亚洲的海洋上持续不断地利用武力发动对其他国家的海盗袭击与战争；在美洲，西印度群岛成为各国海盗的聚居地，他们凭借地理优势频频劫掠经过的西班牙船只，进而削弱其海上实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海盗活动，英国、法国与荷兰取代葡萄牙、西班牙获得海上霸权，取得了贸易垄断地位。

第五章着眼于海上争霸背景下郑氏海商集团的兴衰。明朝末期，由于中央政权的衰败，私人海外贸易再度勃发。但此时荷兰占领了台湾，对中国的海外贸易构成较大威胁，中国商人不得不面对荷兰商人的骚扰与挑战。郑氏集团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的产生与西方国家的扩张有密切联系。对这个武装集团而言，对抗荷兰并非首要的任务，当务之急仍是如何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明末，郑氏集团与明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得到发展壮大，垄断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但随着清取代明，中央集权的再度加强致使郑氏集团成为打压对象。在清政府与荷兰的联合绞杀下，这个武装海商集团最终难逃走向衰败与灭亡的命运。郑氏集团覆灭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主导权彻底丧失，完全为荷兰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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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讨论全球海盗时代的终结与海军的兴起。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在利用海盗的武力手段夺得海上霸权后，便不希望其他国家以同样的方式挑战他们的垄断权，于是便联合对海盗活动进行打击，并于1856年签订《巴黎海战宣言》，宣布海盗活动为非法，这使得大规模的海盗活动没落并逐渐消亡。虽然海盗时代已经终结，但是海上霸权的争夺却仍在继续，耗费高昂、规模庞大的海军逐渐取代海盗成为控制海洋贸易、获取和维护海上霸权的新工具。相比海盗而言，海军花费大、难供养，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负担得起，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海上霸权国家对海洋贸易的垄断。

在全书的结语部分，作者简要回顾了西方与中国的海外贸易过程，重新审视了中国海商集团的发展模式，重申明清海盗的兴衰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指出明清海盗完全是在明清政府与西方殖民者的双重打压下失败的，丧失贸易主导权的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走向衰败成为必然。

综观全书，《海盗的兴衰》一书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放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下探讨，突破了以往学界试图从中国内部寻找明清时期中国海盗、海商兴衰原因的研究范式。作者许多新颖的观点正衍生于此。比如通过中西对比，作者明确指出对待海盗、海商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不同的结局，海商的衰败引起诸如海防衰败、出口贸易低端化、内陆商帮衰落等一系列消极后果，致使中国最终难逃衰败厄运。这个观点条理十分清晰，有一定的说服力，值得深思。从对中国与欧洲海盗、海商的区分则可以看出作者论证的严谨，其一方面采用了大航海时代欧洲对海商、海盗的划分标准，将中西海盗、海商放在同一话语平台上对话；另一方面又非常关注与强调二者之间的不同：中西方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与官商关系。此外，作者提出的“贸易与贸易主导权”问题更是对传统自由贸易观点的挑战，其强调在当时海防建设、海军发展与贸易主导权的掌控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亮点。

《海盗的兴衰》一书是作者在2011年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标题与结构上稍有调整。洋洋洒洒近30万字的篇幅中，可以看到作者对前人研究分析论证的严谨，可以看到作者在新的视角下梳理复杂宏大历史的努力。如为该书作序的张丽教授所言：“把一种鸟瞰式的观察和一个非常清晰的研究脉络呈现给读者”(第10页)，值得肯定。不过，该书也存在一些改进之处。由于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跨度较大，涉及的内容繁杂，作者对一些问题的论证不够详细。比如当沿海海商与本地的官员或管理海防的官员互相勾结时，中央的海禁政策如何执行；当中央集权加强，海防力量加强的情况下，原先私通海商的官员又是如何选择等。在史料利用方面，作者对西方海盗的研究基本采用历史著作与研究论文，缺少一手史料的使用，说服力明显不足。在章节内容安排上，该书多按“一西一中”交叉格式编写，虽有中西对比的目的，阅读起来却不甚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