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海洋捕捞总量增长因素比较分析

中国是世界渔业大国，也是世界海洋大国，海洋渔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海洋渔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政府十分重视海洋渔业的发展，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先后提出一系列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渔业政策方针由“以捕为主”过渡到“以养为主”，海洋捕捞量占水产品总量比重开始由1980年的63%降低到2015年的19%，尽管海洋捕捞比重有所下降，但随着渔业的快速发展，海洋捕捞能力大幅提升(图1)，截至2015年，中国海洋捕捞产品1 314.78万t，捕捞渔船18.72万艘，总功率1 441.74万kW，捕捞渔民约有575万人。2015年单位捕捞努力量0.911 9 t/kW，比1980年提高了0.06 t/k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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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0—2015年中国海洋捕捞总量和海洋机动渔船总功率变化趋势

在捕捞总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海洋渔业资源呈现“过度捕捞”的迹象，为控制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以“投入控制”为主的海洋渔业政策，如1987年提出的渔船“双控”制度*全国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数实行总量控制 (简称双控制度)。、1999年实施的海洋捕捞产量 “零增长”制度、伏季休渔等制度、2000 年提出了实行“捕捞限额”制度、2006年提出的“燃油补贴”政策等，但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近期，农业部在2016年12月底发布的《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海洋捕捞总量控制在1 000万t以内的目标，提出全国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数量、功率分别压减2万艘、150万kW的指标。该规划即从“产出控制”角度提出总量控制目标，又从“投入控制”角度提出分解目标。从经济学角度看，影响捕捞总量增长因素不仅有渔船数量、功率、渔民等生产要素，还有其他诸如科技投入、政策影响等一系列因素，那么如何从生产要素的投入控制角度来控制海洋捕捞总量？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背景下，梳理影响国内外海洋捕捞总量增长因素及该领域相关研究方法，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寻找更适宜控制中国海洋捕捞总量的投入要素和经济学研究方法，从而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捕捞总量控制”政策方面提供科学建议和参考。

1 国内外海洋捕捞总量研究

1.1 国内海洋捕捞总量的研究

第一，从产业发展和捕捞总量变动的相互关系分析，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是由于渔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为了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的海洋捕捞结构进行调整，使得海洋渔业能够在随着产量的减少,渔获品种的变化，海洋捕捞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保持海洋渔业经济持续增长。第二，从捕捞的总量增长角度研究，造成海洋捕捞总量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捕捞强度加大以及渔业制度的不完善,增加渔船数量、功率、使用高密度捕捞网具、加长捕捞时间等手段增加捕捞强度，致使渔业资源持续衰退，其根源问题是渔业制度的不完善；为解决海洋渔业资源问题，幕永通提出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新型的海洋捕捞权制度[2]。第三，从捕捞总量控制(total allowable catch，TAC)角度研究，确定总可捕捞量控制捕捞强度和渔船，结合中国国情，从政策管理层面上去控制捕捞总量，必须结合渔业发展实际，进一步完善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渔船“双控”制度，去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政府通过燃油补贴政策、减船回购等政策手段来达到双控目标。海洋捕捞限额制度，该制度的实施面临着总可捕捞量的确定及分配对象、实施机构、路径选择等问题。同时也要分析海洋捕捞“零增长”和“负增长”“伏季休渔”等政策的实施效果，这对我国海洋捕捞总量的控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国外海洋捕捞总量研究

国外对海洋捕捞总量的研究，第一，从海洋捕捞总量对产业发展影响的角度看，通过研究海域承载力对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Vasconcellos等[3]测算了海域对海洋捕捞渔业的承载能力并进行生态模拟，得出该海域海洋捕捞渔业产量存在潜在下降趋势的结论，并对此针对海洋捕捞渔业产业布局提出政策建议；第二，从海洋捕捞的总量增长的角度研究，Squires[4]则强调海洋捕捞量增长的相对重要性，认为生产率或捕捞能力是造成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之后在对海洋渔业捕捞强度的问题讨论中，认为过度捕捞是造成海洋捕捞总量增长主要原因，介绍了渔业捕捞持续产量最大化的最优投入问题。第三，从海洋捕捞总量控制(TAC)的角度看，学者将海洋保护区作为控制海洋捕捞增长的手段，倡导建立海洋保护区、实施海区捕捞限额制度、完善海域设施以及适当投放人工鱼礁等措施使海洋产业布局更为规范化与合理化[5]。

1.3 国内外海洋捕捞总量研究比较

海洋捕捞总量研究分别是从3个方面进行梳理：第一，从海洋渔业产业发展与海洋捕捞总量间的关系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是在资源总量严重衰退的既定前提下对海洋捕捞总量增长分析，从产业的发展看，国内学者分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海洋捕捞总量的关系，国外学者则把焦点放在对海域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上，以此对产业结构的布局进行调整；第二，对海洋捕捞总量增长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捕捞强度的增加是海洋捕捞总量持续增长、海洋资源衰退的根本原因；第三，对海洋捕捞总量控制的研究，国外学者更多的是通过对海域承载的研究来优化捕捞强度，建立海洋保护区等手段，国内则更多的关注政策管理手段。

2 影响海洋捕捞总量增长的因素研究

从海洋捕捞产业内部结构看，长期以来，由于海洋渔业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破坏，海洋捕捞与货物群体组成和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鱼类产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我国海洋捕捞业存在渔业资源衰退、捕捞强度过大、捕捞成本高、渔场作业空间缩小、作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宋协法等通过分析了海洋渔业的发展、渔获量的变化、渔船数量及其结构的变化、渔具渔法等情况提出了山东省海洋捕捞业结构调整的建议：压缩渔船总功率，更新渔船装备，适度发展远洋渔业等措施来调整海洋捕捞业产业结构，控制海洋捕捞产量[15]。

2.1 国内海洋捕捞增长因素

(1)劳动力因素：海洋渔业劳动力可以分为从事基础性体力生产的劳动力和从事海洋渔业科研工作的高素质人才两部分，分析基础性劳动力对我国渔业的影响程度，结论表明：我国海洋渔业劳动力对我国海洋渔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海洋专业捕捞劳动力影响较大；海洋科技人才对海洋渔业发展作用的研究表明，海洋渔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海洋渔业人才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渔业创新型人才是推动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7]；基层海洋渔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对对地区海洋渔业科技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是实现“科技兴渔”的重要举措，对区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具有实际影响意义[8]。

(2)资本因素：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资本要素的投入是促使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渔业中资本投入主要表现在渔船上，渔船大小、装备、燃油等都需要投入资金，而在对渔业金融服务体系的研究中发现，深入探讨渔业资本流动规模与资本效率之间的关系表明使不同的供给主体对应相应的需求主体，可以最大化地满足渔业金融的不同需求，这种供需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能够为我国渔业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本支持[9]。

(4)海洋渔业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各海域渔业资源出现衰退的状况，为了扭转这种状况，政府颁布了多项保护渔业资源的政策。主要有1997年我国提出了海洋渔船“双控”制度、 “零增长”制度、“伏季休渔”政策。2000 年在新的《渔业法》第22条中提出了实行“捕捞限额”制度。2006年实施燃油补贴政策。每一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不等。学者对1949年以来我国海洋捕捞产品产量的波动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时期我国海洋捕捞产品产量的波动较大，但1999年以前总体上呈增长态势，之后稳中有降；海洋捕捞投入的机动渔船数量和渔船功率对海洋捕捞产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基于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的“双控制度”的实施效果却不显著，“零增长制度”对海洋捕捞产量变动的影响不显著，“休渔期制度”效应显著。之后幕永通等提出我国渔业问题的根源在于无序准入，认为捕捞限额制度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竞争性捕捞，能够有效地遏制过度投资和过度捕捞；韩杨则提出应尽快出台分解海洋捕捞总量控制的总目标的具体手段和管理措施以及明确海洋渔业资源份额的分配主体及配额上限等建议[12]。而有学者通过分析渔业燃油补贴作用结果表明，当渔业处于自由进入的状态，渔业燃油补贴既能促进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可能进而导致过度捕捞的出现。

(3)海洋渔业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渔业资源，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发展现代海洋渔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10]。基于海洋渔业资源的承载力角度看，一段时期内，在捕捞强度超过渔业资源承载力时，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往往处于“无序、无度、无偿”的状态。要想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如果单纯依靠政府采取一系列限制海洋捕捞的措施是难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也就是说，政府政策在管理和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时具有一定的失灵性，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海洋渔业资源保护体系，基于此，朱浩祯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渔业合作组织为辅助的海洋渔业资源管理模式，进而实现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繁衍，为我国海洋渔业快速发展提供重要支撑[11]。

(5)海洋渔业科技：近年来，中国海洋渔业科技研究在各领域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随着海洋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变化，不断涌现新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海洋渔业科技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为分析海洋渔业的科技投入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杨卫等对“十五”期间和“十一五”期间中国海洋渔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相对于“十五”期间，中国海洋渔业在“十一五”期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有所上升，但仍处于极低水平，说明中国海洋渔业科技水平较为落后，其对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较低[13]。杨正勇则发现科技及管理水平的综合生产效率系数远远小于1，说明科技及管理在中国海洋渔业的发展过程中贡献是非常小的，海洋渔业的发展还是得益于劳动的增加[14]。

(6)海洋渔业结构：对海洋捕捞业的产业结构来说，造成海洋捕捞总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区性特征差异，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四大海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普遍存在功能区划不一致、专门化程度较低、社会效益波动较大等问题。从海洋渔业外部产业结构看，针对目前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海域承载力的不稳定是目前“蓝区”海洋渔业空间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学者基于各海域承载力视角，从经济效益、资源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功能一致性等角度，对海洋渔业空间进行合理布局调整，促进海洋渔业资源合理配置。提出从海洋渔业三产结构、市场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功能结构、规模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等方面来提升渔业综合效益优化海洋渔业产业结构。

第三类因子分析法，基本思路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大部分信息。该方法在海洋捕捞中的应用将渔船数量、渔船功率、渔民人数、科技投入和政策因素等一系列因素纳入指标。王淼等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沿海省、市、自治区渔业产业的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与排序，渔业产业基础、科研投入、水产品出口方面存在竞争优势,但存在着捕捞强度过大、产业链有待完善、产业安全系数较低的问题[25]。

关于影响海洋捕捞总量增长因素的研究，基于我国海洋捕捞产量的历史数据,通过研究我国海洋捕捞产量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特征，并结合不同阶段的政策背景及资源状况，分析捕捞产量波动规律形成的具体成因，其直接因素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固定资本投入(机动渔船)、劳动力投入以及渔业资源存量水平[6]。此外，还有政策因素、技术水平，以及捕捞作业渔船功率等结构性不合理因素。本研究从劳动力、资本、资源、政策、科技、结构等几个因素入手，对国内外影响海洋捕捞增长的因素进行梳理。

2.2 国外海洋捕捞总量增长因素

(1)资本因素：海洋渔业发展的金融体系主要包括社会资本和政府财政投入资本两部分，对海洋渔业金融支持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论渔业科研金融体系对该国海洋渔业科技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其金融体系也存在诸多不足，如政府财政投入在金融体系总资本中占比不足、社会资本投入有限等，在研究资本积累对全球海洋渔业发展的作用时，最终证明资本积累是推动海洋渔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6]。

(2)海洋渔业资源因素：对渔业资源的研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发展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经济效益高、环境污染少的产业，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源有效配置[17]；还有一些学者从渔业产权、政策、管理等方面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做了研究，认为政府实行的政策是否有效关键看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否能在保持海洋渔业资源的存量和满足经济发展的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政府制定的渔业政策不仅要保障经济发展和渔业资源存量的协调发展，并且制定渔业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渔民的利益不受伤害。

术后疼痛程度评分比较,观察组VAS评分结果(3.05±1.00)分,与对照组评分结果(5.50±1.5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海洋渔业制度：从渔业捕捞制度与渔业管理角度研究了海洋捕捞可转换权与海洋渔业资源之间的关系，认为海洋渔业制度和海洋渔业资源对该区域海洋渔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并强调需要在沿海地区进行充分的渔获监测和数据收集工作，向海洋渔业资源管理者提出明确警告，认为不应忽视沿海地区的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渔船[20]。

(5)海洋渔业结构：从海洋渔业区域结构看，Stilwell、Breen、Ley等对不同区域的海域承载能力进行测算比较，得出过度养殖造成海域承载力会下降的结论；认为合理布局海洋渔业能使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并认为海洋保护区是控制海洋捕捞增长的因素，倡导建立海洋保护区、完善海上设施以及适当投放人工鱼礁等措施使海洋产业布局更为规范化与合理化[21]。从海洋渔业产业结构看，Yoshikawa等认为产业间参差不齐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演变,产业结构演变总是向技术进步快且收入弹性较高的“成长产业”转换,而成长产业和衰退产业的转变是由于技术和需求的变化而产生的,产业结构转换的结果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22]。

2.3 海洋捕捞增长因素国内外比较

关于影响海洋渔业发展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可能存在一些差异。本研究主要从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资源)、政策因素、科技因素和结构因素等几方面的国内外因素的研究进行比较。

第二类灰色关联分析法，是对影响海洋捕捞总量的各因素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是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在海洋捕捞中的运用，是测算海洋捕捞产量随着时间的变化和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李元刚等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用我国2004—2013年的海洋渔业相关数据，计算出各个因素与海洋渔业经济产值的综合灰色关联度,并对每个变量展开分析[24]。

3 研究方法

目前对影响国内外捕捞总量增长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5类：回归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因子分析法、C-D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

(3)海洋渔业科技：从海洋渔业科技对海洋渔业发展的影响作用角度出发，Pascal等对挪威、爱尔兰等欧洲主要渔业国家的渔业研究机构进行了阐释，得出欧洲渔业研发机构为区域渔业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8]；David通过研究加拿大魁北克沿海海洋科技支持机构对海洋渔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表明加拿大海洋渔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海洋科技的支持[19]。

诗的第4小节是通过“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来表达诗人对祖国统一的无限向往。如图2所示，在“乡愁是海峡”这一看似隐喻但实为伪隐喻的结构中，我们无法通过由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直接从具体的“海峡”获得对抽象的“乡愁”的语义解释，这是因为“海峡”其实是转喻的源域或喻体，同时也是我们理解抽象目标域“乡愁”的关键，但要正确理解这一转喻喻体的涵义则需要我们在其ICM框架内给予解释。那么，“海峡”所处的ICM是什么呢？

第一类是回归模型，该方法在实际研究中应用广泛，基本思路是假设自变量对因变量有影响，通过回归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哪些自变量是主要影响因素。在用该模型对海洋捕捞增长因素的研究中，由于是在假设的前提下，可能会导致回归有一定的局限性。假设将不同时期的渔业政策作为影响我国海洋捕捞产量变化的因素，周井娟等[23]用回归模型对1949年以来我国海洋捕捞产量的波动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海洋捕捞产量在不同计划时期波动均较大。

不仅如此，清朝离近代不远，流传下来的古钱币异常的多，这就使孟导手里的‘乾隆通宝’处境更加悲情。为了让孟导心服，老贾决定从基本知识讲起。这时有客人来买东西，叶总和来人去了店铺里面。

从生产要素对海洋捕捞总量的影响来看，对劳动力因素研究，大部分学者从劳动力增加减少对海洋渔业的影响角度研究；从资本因素的比较来看，国内外学者都是将资本因素分为社会资本和政府财政投入资本进行研究，国外学者从资本投入对渔业发展的作用、资本投入的力度以及在总资本中的占比等方面研究，国内学者则更侧重于研究渔业金融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从资源存量看，国外学者注重生态效益和资源最优配置的研究，国内学者关注较多的是资源保护机制的建立；从科技投入看，国内外学者都认为科技投入促进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国内学者还通过分析科技对渔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来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从政策角度来看，大多是出于对海洋捕捞总量的控制的目的进行的，国外学者的聚焦点更注重对海洋渔业组织管理海洋资源监测以及(IUU)渔船管理、捕捞配额制度等方面的研究较多。而中国学者研究较多的是对各个海洋渔业制度的实施路径、效果等方面。从产业结构因素来看，从海洋渔业区域、产业、产业内部结构调整3个方面研究。对渔业区域结构调整，国内外学者基于海域资源承载力对海洋空间布局和海洋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研究；对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大部分学者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等方面研究；对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主要从渔船数量、渔船功率、捕捞作业方式、捕捞制度等方面进行研究。

扎实做好下游滩区运用财政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的实施准备，界定了补偿范围，督促河南、山东两省出台了实施细则。同时，把促进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组织专家深入调查研究，配合豫鲁两省加快滩区群众外迁和安置的有关前期工作，积极支持“南北展宽区”经济恢复和重建。

第四类C-D生产函数，是用统计方法根据经验数据来进行估计，通过以往统计的数据构建生产函数，分析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对产出的贡献，一般Y指标为总产量或总产值，X指标为劳动力、资本、土地。而C-D生产函数在海洋渔业捕捞中的应用中，一般Y指标基本不变，X指标变为渔民、渔船、技术等指标。包特力根白乙通过构建海洋捕捞生产函数，对我国海洋捕捞产量进行模拟分析，发现海洋捕捞业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26]；该方法由于数据的特性，计算分析结论更准确，适用范围也很广泛。

《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批准印度放弃对伊朗的制裁，印度于本周一（2018年10月29日）取消了该制裁。《经济时报》指出，在印度同意在2008/19财年削减三分之一的伊朗石油进口后，美国同意了这一制裁豁免。

第五类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以此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其需求为主还适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该方法能较为全面地考虑到各个因素，在对海洋捕捞总量增长因素的研究中应用较多。刘炳磊等利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我国11个沿海省、市、自治区海洋捕捞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我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捕捞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8.8%，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率提升[27]。

1288 基于 Web of Science 检索和文献计量学方法的危重症医学热点初步研究 刘 彤，郑兴锋，朱世辉

4 结论

目前中国对影响海洋捕捞总量增长因素的研究正处于发展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本研究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海洋捕捞总量增长与控制对海洋捕捞业的影响来看，现阶段，由于海洋捕捞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捕捞总量不断增加，通过调整产业内部结构，控制捕捞总量，则是实现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通过从海洋捕捞总量增长与控制的研究、国内外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在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局限性，研究内容缺乏有深度、有技术性的研究，研究视角单一，过多地集中在政策手段等外部因素。

(2)对增长因素的研究，大数学者仅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某一方面影响因素做研究，缺乏对海洋捕捞业增长因素的全面分析。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可以确定劳动力(渔民人数)、渔船数量功率、资源存量、技术投入、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等因素是影响海洋捕捞总量变动。由于中国国情所致，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农业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目前我国更注重渔业政策的调整研究。因此，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上，为了达到控制海洋捕捞总量的总目标，除了考虑政策、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因素外，应从多角度出发，全面探讨各个因素。

(3)从研究方法来看，通过对回归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因子分析法、C-D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5种研究方法的适用性、优势、局限性等的比较分析发现，C-D生产函数法、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能较为全面地考虑到各个因素且适用范围广，是目前较为科学且常用的研究海洋捕捞总量增长因素的方法。

鞍山地区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版该区域为设计地震烈度7度，设计分组为第二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0.10g。所以调整系数β为0.95，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N0为7。对9个钻孔17层砂土具体计算结果统计如下：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渔业统计年鉴[Z].1980-2016.

[2] 李寿岩.我国海洋渔业资源锐减原因及解决途径[J].中国渔业经济,2003(3):26-27.

[3] VACONCELLOS M，GASALLA M A.Fisheries catches and the carryingcapacity of marine ecosystems in southern Brazil[J].Fisheries Research，2001，50(3)：279-295.

[4] SQUIRES D.Sources of growth in marine fishing industries [J].Marine Policy,1994,18(1):5-18.

[5] LEY J A，ALLEN M S． Model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 value in a catch-and-release dominated estuarine fishery[J]．Fisheries research，2013(144):60-73．

[6] 陈琦,韩立民.我国海洋捕捞业生产波动特征及成因分析[J].经济理,2016(1):105-112.

[7] 袁路,颜云榕,卢伙胜.产学研结合培养海洋渔业创新型人才[J].渔业经济研究，2008(3):24-27.

[8] 郑治平,王威.加强基层海洋渔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提升科技兴海强渔质量[J].基层农技推广，2013(7):50-52.

[9] 赵昕,王彦楠.海陆产业资金要素流动的效应分析[J].经济师,2009(6):42-43.

[10] 韩杨，ANDERSON J L，楚敬杰.中国现代海洋渔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基于渔业效益指标的评价[J].经济研究参考,2016(57):3-9.

[11] 朱浩祯.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困境与突围[D].南京:南京大学,2013.

[12] 韩杨,CURTIS R,李应仁,等.美国海洋渔业捕捞份额管理：兼论其对中国海洋渔业管理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7(3).

[13] 杨卫,向文琦,刘禹辰.中国海洋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与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4(14):46-51.

[14] 林香红,郑莉,高健.科技进步对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综述[J].海洋信息,2015(4):49-58.

[15] 宋协法,高清廉,万荣.山东省海洋捕捞业结构调整研究[J].海洋湖沼报2003(1):66-71.

[16] EISENACK K,WELSCH H,KROPP J P.A qualitative dynamical modelling approach to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unregulated fisheries [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06，30:2613-2636

[17] HIRSCHMAN A O.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growth [J].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58,1(958):183-201.

[18] Pascal Le Floc’h ,Fabienne Daurès,Myriam Nourry,et al.The influence of fiscal regulations on investment in marine fisheries:a frenchcase study [J].Fisheries Research.2011，109:257-264.

[19] DOLOREUX D,MELANCON Y.Innovation-support organizations in the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The case of Quebec’s coastal region in Canada [J].Marine Policy，2009,33:90-100.

[20] CRIDDLE K R,STRONG J.Dysfunction by design:consequences of limitations on transferability of catch shares in the Alaska pollock fishery [J].Marine Policy，2013，40:91-99.

[21] LEY J A，ALLEN M S．Model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 value in a catch-and-release dominated estuarine fishery[J].Fisheries research，2013(144):60-73．

[22] HIROSHI Y,SHUKO M.Chang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st-war economic growth in Japan(Japanese)[J].Discussion Papers,2009(23):9-24.

[23] 周井娟,林坚.我国海洋捕捞产量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2008(6):64-68.

[24] 李元刚,徐忠.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评价：基于广义灰色关联度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7):37-40.

[25] 王淼,李国飞.山东省渔业产业竞争力实证分析[J].中国渔业经济,2014(3):33-40.

[26] 包特力根白乙.大连渔业结构变动测度和优化途径[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2(2)：11-15.

[27] 刘炳磊,于会娟.我国沿海省市海洋捕捞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实证分析：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J].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4(5):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