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文学回译中的译者伦理

翻译是涉及作者、读者、译者以及原文和译文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复杂活动。译者在其间需要不断做出伦理选择、道德判断及价值取向。因此，翻译活动需要伦理学的指导。近年来，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美国文学的重要分支，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回译已经成为国人了解华裔美国文学的重要渠道。本文主要探讨华裔美国文学回译问题，重点关注华裔美国文学回译中的译者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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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

一切涉及人们之间利害关系的交际互动行为，都需要道德伦理的规范和指导。而翻译实践因为其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特点决定其研究朝伦理转向的必然性。1984年，法国翻译理论家、哲学家贝尔曼(Antoine Berman)正式提出：“翻译伦理”概念，认为翻译活动本质是“开放的、对话的、杂交的、解构中心的”伦理行为[1] (P16)。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他的立场、方法和态度一旦确立，他译出的每一个字便成为誓言。随后，法国翻译理论家皮姆(Anthony Pym) 在《译者》特刊的开篇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了各种伦理问题的讨论”[2](P129-138)，他并且将翻译伦理研究转向译者伦理，即译者职业伦理的价值取向。美国文化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则提出差异性的伦理思想，认为翻译活动“不再是一种同化行为，而是一种对跨语言和跨文化差异性的承认” [3] (p 56)。除此以外，国内学者王大智早在2005年提出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理论伟大构想。吕俊教授指出，翻译活动是文化间的交往，应受到道德理性的制约，呼吁建立以商谈伦理学为基础的翻译伦理学。吴志杰和王育平提出：“伦理的问题乃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之一。”[4](P 142)许宏和滕梅认为，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深层动因既是对哲学认识深入的结果，也是符合其内在逻辑发展方向。

二、译者伦理的概念

译者伦理主要探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处理各种翻译关系应遵循的准则和规范，比如，译者的权利和义务、文本的选择以及社会身份的彰显等。鲍曼 (Zygmunt Bauma)曾指出:“作为道德个体,我是独立的，然而作为社会的人,我总是和他者在一起。”[5](P 60)可见，译者伦理具有二维性，即宏观层面的职业伦理和微观层面的个人伦理。

1.译者职业伦理

译者职业伦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当遵循具有其职业特征的总体性社会伦理、普遍道德原则以及主流价值观。它既是译者首要的伦理选择，又是翻译工作职业化的根本体现。职业伦理是社会伦理的一种形式，属于社会范畴，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对翻译这一专业性行业所确立的约定性规约、价值取向和伦理准则。其本质上探讨的是该职业准则或者从业人员的群体理念，是译者应当恪守的行业普遍行为准则。

2.译者个人伦理

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大都接受美国教育，但其作品却是用英文书写着中国文化。因此，作品本身就是两种文化意义协商的结果。通过与美国主流文化发生冲突和融合，华裔美国文学对美国主流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华裔美国文学期待为美国主流文化所接受。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华裔美国文学回译成为检验中国文化接受度的有效手段，是文化本土化和全球化的交汇处。华裔美国文学回译要求译者在自身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对西方人眼中的“他者”中国进行描述。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必定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对西方人眼中的“他者”进行调整、适应甚至改变以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当然也可能接纳西方人心中的中国形象，运用直译法进行翻译。所以，与其他文学作品回译或者翻译相比较，从根本上来说，华裔美国文学的回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更高层次。

3.译者职业伦理和个人伦理的平衡与统一

本项目机动车道边缘路缘石高程设计路面20cm，在有下沉式绿化带的路段，站石按15～20m间距开口。当降雨量较小时，雨水可直接排入下沉式绿化带，利于绿化带内植被的生长，当降雨量较大时，雨水可排入雨水管道系统。

三、华裔美国文学回译的意义

1.华裔美国文学回译彰显文化双重性特点

切斯特曼在《圣哲罗姆誓言之倡议》中提出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交际的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7] (P14-15)。在一定条件下，译者因为受到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只能遵循其中一种或者几种翻译伦理模式。本文从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对华裔美国文学回译中译者的伦理之维进行阐述。

2.华裔美国文学回译是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

个人伦理是指译者的职业理念和行为操守，即译者作为个体对翻译方法、标准和翻译职责的认定。译者个人伦理的主体对象是个体，无论翻译行为发生在何处和以何种形式存在，译者的伦理选择以及价值观变化必定受到文本内外特定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它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然而，译者对同一翻译标准、方法以及策略有着各异的职业理念和行为操守。因此，个人伦理准则因人而异，有时甚至将个人伦理暂时置于职业伦理之上，对其行为判断主要依靠个人评价和社会舆论，必须结合具体的翻译行为来探讨个人伦理。

3.华裔美国文学回译重新定位中国文化

翻译研究不仅要考察目标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与传播，还要分析原文文本在源语文化中的生产、流传与影响。华裔美国文学是在西方文化中所塑造的“他者”中国形象，必然与西方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如何接受这种西方描述方式，必须考虑西方文化语境。同时，译者还应将其回译本置于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加以定位。回译并非将其完整回归到中国文化甚至直接挪用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是通过回译激活传统文化成果，丰富中国文化内涵，为中国文化重新设立新方向，从而巩固中国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的地位。

四、华裔美国文学回译中译者的伦理之维

首先，华裔美国文学回译是典型的文化回译。其原文是在华裔美国作家的头脑中，且这种回译是文化层面上返回的“无根回译”。因此，回译无法达到与原文重合即“至译”。其次，回译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也无须达到“至译”。华裔美国文学是解决中美文化冲突和矛盾的杂交产物：一方面，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具有美国式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所以，华裔美国文学中有关中国文化符码，大都经过“加工”或“改编”。在回译中应当有效保留华裔美国文学的杂糅特点，这同时也是华裔美国文学存在的必要性。

1.回译目的

首先，译者应当忠实于华裔美国文学原文。华裔美国作家因为他们的美国教育经历和成长的“离散”体验与接受传统教育的国人有着本质不同；此外，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关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大都是从父辈们的口述中所得知的。因此，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被赋予异国情调。所以，译者应立足于中美文化间“第三种文化表现形式”，根据原文进行忠实性翻译。其次，恪守中国传统文化。华裔美国文学主要以中国文化专有项 (culture-specific items)为创作内容。华裔美国作家用白人能够接受中国文化的方式和凭借他们自己对中国文化独特的理解，其根本目的在于向白人展示中国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因此，对于中国文化专有项，译者应当遵循“再现伦理”，在异语文化中留下传统元素的影子，抵制强势文化的侵犯，争取在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诚然，每一位译者都不愿违背职业伦理，同时也会努力坚持个人伦理，但事实上，它们往往发生矛盾与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译者既要服务于社会又要服务于个体的双重身份。而翻译伦理要求根植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译者，协调和统一职业伦理和个人伦理，使它们达到动态统一。正如塔夫脱所言:“译者也是一个为不同文化个体或群体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行动提供便利的文化调停者。”[6](P 53)其作用是处于“文化间性”立场，凭借自身的文化敏感性，平衡各文化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促进有效交流。

2.回译原则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翻译，如果再将其翻译成中文，这便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回译。诚然，从理论上来说，回译的理想状态是回译后的文本和原本文本完全一致。这对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来说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原文是根植于作者头脑中，是非真实性的隐形文本。华裔美国文学其内容虽然是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它在形式上是用英文创作；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回译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人彰显“第三空间”的华裔美国文化，促进中西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让读者了解异质化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独特魅力，进而树立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学地位，而非重述中国文化的历史。

3.回译方法

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华裔美国文学凭借其特殊的双重文化族裔身份，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因此，在回译中，我们建议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原则。“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是充分考虑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这要求译者不断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此外，译者还应将回译视为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过程，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特别是在回译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的时候，建议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真实地反映中国特色文化，避免“一词多义”或“含混不清”甚至产生歧义。因此，华裔美国文学回译中主要遵循的是韦努蒂“差异性”翻译伦理，可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方法，使之求同存异，互为补充。

虽然在临沂市上游实现了库河联合调度，保障了城市水供应，在市区加强了水网建设，形成了完整的城区水循环，但城市排放的中水对下游的水质造成了较大影响。为进一步提升临沂城的水环境质量，改善下游水质和居民的生活环境，降低因水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风险，临沂市决定规划建设武河湿地。

五、结语

华裔美国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在无形中加大译者对其回译的难度。译者伦理会受到翻译目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受制于他的职业伦理和个人伦理，且它们并非总是并行不悖。因此，译者需凭借其“承诺的伦理”，使得职业伦理和个人伦理达到动态平衡。

由于本文采用Baker等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评价结果，而截至目前Baker等只对2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了连续评价，因此，本文把这21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样本，具体国家和地区见表1。

[参 考 文 献]

[1]Berman，Antoine. A L'épreuve de l'étranger，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ramantique[M]. Paris: Galimard，1984.

[2] Pym，Anthony. 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 Special Issue of The Translator.2001(2).

[3] Godard，Barbara. L’Ethique du traduire: Antoine Berman et le virage éthique en traduction[J]. TTR，2001(2).

[4] 吴志杰，王育平. 以诚立译——论翻译的伦理学转向[J]. 南京社会科学，2008(8)．

[5] Bauman，Zygmunt. Postmodern Ethics[M].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1993.

[6] Taft,R. The Rol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Mediator. The Mediating Person: Bridges between Cultures[M]. ED. S. Bochner. Cambridge: Schenkman，1981.

[7] 孙致礼. 译者的职责[J]. 中国翻译，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