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导师、君子——编、读《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记

时入寒冬，西安冷气逼人，而西北大学多功能会议中心室内却春意盎然。《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新书发布及座谈会在此举行，我作为出版方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代表，和责任编辑一道参加了新书的此次活动。

张岂之先生是中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在多年治学、育人、担任大学校长的岁月里，与他培养的研究生、同事和学界朋友有长达几十年的书信往来。去年夏天，因张先生主编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书稿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读物项目，我从包头全国书市结束、返道南京途中，与专程从南京来西安的责任编辑卞清波，拜访张先生。在谈稿的过程中，张先生和我说，他是江苏人，愿将自己与学生、教师多年往来信件整理出版，交给家乡的出版社，以报答家乡养育之情。从2016年7月30日至今，一年有半，中间经过多次交流和讨论，我作为策划和组织者，从头到尾认真拜读完书稿，今天终于看到《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出版，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此书的出版过程是我们学习的过程、感动的过程，也是追随的过程。司马迁敬仰孔子，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我而言，则是在敬仰张先生的强烈情感驱使下，既然“心向往之”，则一定“至”。且南京与西安今年通了高铁，参加盛会，真是与有荣焉。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曾与张先生有过四次见面。每次见面，我都受到先生独特个人魅力的强烈吸引和感染。先生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忆事清晰。他身材瘦削，面目清癯。他虽然瘦，但在我心目中感觉他很“重”——重而有威、威不失恩、恩中生情。

当然，这是因为我四次荣幸地见到了张先生。如果从未见到过张先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读完之后也完全可以“想见其为人”。

在我的安排下，我们出版社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期公众号进行宣传，但囿于篇幅，未能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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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读完此书，作为思想史家的张先生便矗立在你眼前。张先生具有丰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修养。不谈张先生的其他著作，即使从此一薄本书读来，他在中西思想史方面的思考、见解和成就，即可管窥一斑。

张先生拒绝别人称他为“大师”，认为自王国维先生之后已无大师。大师也好，大家也好，一定要成为贯通古今、横越中西、关照当今的“通家”。张先生作为侯外庐先生的高足和助理，是今日侯外庐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总干与根本有深入和独到的见解，对细支末叶亦有洞察秋毫的敏锐。在给张瑞雪博士生的信中，张先生对她研究儒家思想中的“人与法”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单单研究儒家的“人与法”而不与法家的“人与法”乃至道家的“人与法”进行比较研究，是说不过去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鉴别孔子的“人与法”与孟子的“人与法”；即使如此，如只是研究“人与法”而不与“道”、“德”、“法”、“人”、“仁”诸范畴一并研究分析，亦有“偏颇”。他更进一步问道：“先秦儒家的‘法’、‘人’的理论对后代有何影响？”在给肖建原的信中，对他 “读王夫子《老子衍·自序》体会”一文，张先生建议参考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特别注重阅读香港学者刘笑敢先生的专著，同时注意对《道德经》通行本与帛书本进行比较研究。张先生特别提醒弟子，研究王夫子仅局限于“儒、道”两家，可能视野不够开阔。在致张茂泽的信中，要求他研究逻辑时，必须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和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进行精读，同时为茂泽提供了上述著作的英文原名。《张岂之先生论学书信选》，其主要部分是“论学”。读者可以从一个独特角度管窥张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

2017年河北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39.5万张，其中医院30.0万张,乡镇卫生院只有6.6万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处于初级阶段，农村居民享受的养老待遇水平不高，不能满足居民日常衣食、出行、医疗等方面的需求。

书信选中有一些给黄宣民先生的信。在信中，张岂之先生谈了教学、生活和行政上的事情，体现了张先生的气度和对同事们事无巨细的关心和爱护。他在1982年4月给黄宣民先生的信中写道：

“博士生导师不是行政级别，也不是行政职务的代名词，而应当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者。保持博士生导师的本色，就是要坚持学术研究的标准。”

“总之，你的论文的难点是不少的。一篇博士论文如果没有难点，那就显示不出功力来;唯其有难度，才有做头，也才有趣味，才能培养科研的能力。理学是什么？理学是宋代理学，被称为‘新儒学’，与先秦时期的儒学不同，因为它吸收了不少佛学的思维方法；这些与《诗经》学又有何关系？总之，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不少的。你不要担心，也不必担心，我相信你是能做得好的！”

此段来信，岂止是一封简单的论文辅导信？它更是一封家书，一位精神导师的家书。

为师须慈，更须严，因为只有严，才能不放过问题，才能不得过且过，才能有真知。因此，在整个书信中，我们看到了张先生给很多学生们的指示、批评和否定意见。在写给肖建原、陈典平的信中，批评的句子经常可以看到。如“你确实读了不少资料，摘录了不少材料，但对这个问题的掌握并不够，都比较空洞，只能说刚开了一个头”，“从论文开题报告来看，尚不成熟，虽然写了不少，但大都是绕着主题走，没有抓住主题”，“你写的论文，文字晦涩，许多名词术语似有去堆砌之嫌。逻辑上还要不断加强。这些缺点和不足，需要在学习中逐步加以解决”。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绝不为学生饰过。

“从信上得知，你近来身体不太好，请一定检查清楚。看来烟是千万不能再吸，偶尔吸一点问题不大，每天一包左右，那是令人吃不消的……”

地方党政领导的用地管地理念发生了较大变化，更多的地方将眼光由新增建设用地转向存量土地挖潜，更多的企业受土地低效闲置处置政策和持有成本的倒逼，提高了主动推进土地开发利用的自觉性和紧迫性。

作为博士导师，张先生诲人不倦，但这只是作为个体导师的楷模。幸运的是，张先生长期担任西北大学校长，同时又是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对全国高等教育有着极其广泛的观察视野，深知教育系统的现状和弊端。因此，作为论学书信的一部分，编选者还选择了部分张先生谈教育的言论和文章。这些摘录出来的部分有些曾经发表，受到当时国家教育部门的赞赏。他在拨乱反正之后参与了中国学位制度的研究，对导师制度、学位制度有自己明确的见解。他在序言中写道：

长白猪第一胎和第二胎的初生窝重与第三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大白猪第一胎与第二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三胎与第二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长大二元猪第一胎与第三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长大二元猪第二胎有显著高于第三胎的趋势（P=0.07），长白猪第一胎和第二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在附录中，他深入地阐释了博士生培养的三个方面，即把“如何做人”贯穿于培养的全过程、培养博士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以及与博士生建立长期的学术联系。这些真知灼见，对今天乃至未来的高等教育都是有借鉴意义的。作为教师，张先生是好的导师；作为校长，他是建国以来优秀的教育家之一。

试验采用的输电塔原型为100kV双回路角钢塔，塔高89.6m，呼高66m，基底宽度为17.315m，塔身顶部宽度为2.5m，在塔顶段23.6m范围内设置有三层横担，如图3所示。输电塔气弹模型缩尺比为1∶50，模型材料为铝材。为了尽量减小输电塔模型各杆件节点处胶接导致的阻尼问题，采用线切割方式沿高度方向分段整体雕刻输电塔的主杆及斜直杆，而后沿各杆件轴线弯折为∟型模拟角钢横断面，最后采用高强粘结剂连接模型各段，输电塔模型的横担和塔腿也采用类似的制作方式。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张先生是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君子。形式上，张先生为人温和、事事垂范、优雅从容、礼貌待人、泰而坦荡；从人的根本精神上，他敬天爱人，无愧于天地，同时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书信选中处处可以见到先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虚心精神。张先生也常以老子“虚其心、实其腹”为标杆。

张先生不是居于斗室的思想史家、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十分注重将全部知识体系传播于大众的学者，是一位勤奋努力、桃李满天下的导师。全书大量选录他作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与学生的往来书信，字字读来皆是情。他的谆谆教诲，他的满腔爱心，他对弟子的爱心之殷和要求之严，尽在字里行间。手把手地教，句隔句地改，从治学方法到研究课题，从参考资料到出版过程，贯穿于他的一生，几十年来从未间辍，也从未懈怠。

王光照的研究论文是《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在给王光照的信中，张先生明确表示要更加深入研究，必须请教段浩然、梁文亮、葛承雍老师；在给赵旗的信中，要求在佛学问题上多多请教龚杰教授。在给王长坤的信中，因为他研究领域涉及法律与黄老之学，张先生反复建议他去向黄留珠和曾加教授请教，因为他们是法律史方面的专家。虚心若此，方显大家本色。

书信集的大部分内容是与学生谈学术问题的，特别集中于他如何指导学生治学、如何撰写论文，这方面尤其可探张先生的敬业之心与提携之功。他在给沈秀芳的长信中，提醒学生在研究墨子和撰写墨子思想论文时要阅读古代文献。他说“你可能在古代文献方面缺少应有的基础”，因此要在资料收集上多下功夫。同时，对于论文的题目，要细思“究竟如何定位”。他建议学生第一是“多多搜集清人对墨子的研究文献”，第二是深入研究“清人的墨子义理研究比前人有哪些进展”，特别是作为贡献较大的梁启超，要作深入归纳，同时关注毕沅、王念孙、王闿运、孙澧、傅山等墨子研究大家的成果。他在指导陈战峰撰写关于朱熹等人诗经阐释学研究的论文时，不但在学术上予以指导，更在精神上给予鼓励。他写道：

我在想，这种感受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吗？好像没有。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登山，登到山顶，大家欢呼雀跃，仿佛个个成了英雄。那时候真的是豪气冲天！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是青年时代写下的，热血沸腾的年代，一切都是渺小的，只有自己最伟大，伟大到可以征服高山，可以征服世界。杜甫后来的诗句，再难见这种豪气。

在给黄宣民先生的多封去信中，除了谈如何工作、如何处理工作难题外，还时时不忘提醒黄宣民先生“少抽烟”、“少发火”等等。

JEV P3株C基因的PCR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的结果如图1，C基因大小约381 bp，与理论大小相符。

张先生不仅是人师，亦为良友。导师是师长，是指导人的人，但在书中，他不仅是以教授出现，亦是以朋友出现。

参加此书新书发布，我才听张先生说黄宣民先生已过世多年。黄先生过世后，留下了两麻袋的信件，其中留下的张先生的来信即有相当一部分。本书选取了部分首次发表，以见证张先生与同事之间深厚的情谊。

张先生是江苏南通人。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文化灿烂，人伦敦厚。张先生所以为大家、导师和君子，固然与他早年就学于南开高中、北大、清华，受教于侯先生，长期执教于文化古都西安有关。但据我观察，他的口音、饮食以及为人之根本，无不与故乡江苏南通相关。作为家乡的出版社，一而再地出版张先生的作品；作为一个出版社的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张先生的接见，当是本社的福分，更是我个人一段终身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