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纵横家言遇到东瀛文体：略谈日本时期的梁启超对报章文体的贡献

一、小引

东渡日本之后的梁启超眼界大开，持论功夫也随之骤增，其报刊论说已经超越了单纯清议性质的“时务策”，从而衍生出许多变体。对此，论者有褒有贬，如刘师培就斥责道：“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①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05年2月23日。在《国粹学报略例》里，刘师培也说：“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②刘师培：《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05年2月23日。刘师培所谓“取法扶桑”“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云云，所针对的便有梁启超。章太炎也斥其“文不足以自华，乃以帖括之声音节凑，参合倭人文体，而以文界革命自豪”。③章太炎：《诛政党》，见1911年10月26日槟榔屿《光华日报》。然而诚如鲁迅所言，文法影响于人的思维方式甚巨，梁启超引东瀛文体入文的积极因素不可抹杀，下面就其略作分析。

梁启超自称：“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④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7页。思想言论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显现在形式上。这应归因于“东瀛文体”的影响。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中说：“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⑤同上，第1219页。在更早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年）一文的题记中，梁启超甚至为此而抱歉：“日本某大政党之机关报，其名曰《大帝国》，征文于余，草此应之，并以告我四万万同胞，各壮其气焉。篇中因仿效日本文体，故多委蛇沓复之病，读者幸谅之，撰者自志。”⑥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清议报》第十九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其实，“委蛇沓复之病”未必就是日本文体带来的，在《时务报》时期的论说文中就已经有此气象，各种排比对偶叠床架屋，这正是梁启超惯有的纵横气的问题。梁启超之所以如此自述，只是透露出他在日本文体中找到了同调。

这位同调即德富苏峰⑦对此，夏晓虹《传世与绝世》对德富苏峰与梁启超的文本有深入分析，此处重提，不过强调他们之间的同调关系。。冯自由谈及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论说时曾说：“苏峰为文雄奇畅达，如长江巨川，一泻千里，读之足以廉顽立懦，彼国青年莫不手握一卷。其所选之小品文字，尤切中时要，富刺激性，亦在《国民新闻》批评中披露。其门人尝汇辑报上短评，分别印成小册数十卷，号《国民小丛书》，由民友社出版。各书店所刊各类小丛书以民友社为最风行，尤与中国文学之革新大有关系。盖清季我国文学之革新，世人颇归功于梁任公（启超）主编之《清议报》及 《新民丛报》。而任公之文字则大部得力于苏峰。试举两报所刊之梁著《饮冰室自由书》，与当日之《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一一检校，不独其辞旨多取材于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苏峰长于汉学，其文辞只须删去日语之片假名而易以虚字，便成一篇绝好之汉文。”①冯自由：《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802页。

梁启超曾就如何读日本书如此度人金针：“余之所言者，学日本文以读日本书也。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②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1899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324页。其技法与冯自由所言自可印证。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于日本语法本身并不精通，他对东瀛文章的接受，主要是一种完形填空式的接受，也就是说，在移用和制汉字的基础上，用汉语文章的常用虚词来替代日文脉络词及语助词的功能，最终形成一种不中不洋的所谓“东瀛文体”。这种东瀛文体并不是对日本文章体式的全盘挪用，而是以对新语词、短语、文章节奏的借鉴为主要特色。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现状 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方法与实施策略的研究仍比较薄弱，很多中小学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不清楚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模式、方法、实施策略等，在实际教学中不知道如何进行整合实践；而且目前的研究多数是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鲜有研究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几种模式进行内部比较，这也是资源、设施的应用率比较低的原因之一。

97 视频头脉冲试验检测前庭神经炎急性期半规管的受损情况及其恢复特点的应用 陈 瑛，庄建华，李 斐，周晓闻

日人实藤惠秀所谓的“日本式的文气”大半与梁启超所说的日文“文法疏阔”④梁启超：《论译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卷），第50页。有关。之所以如此讲，跟梁启超本人对“文法”的看法有关。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以文采名于天下，而教文法之书，乃无传焉。意者古人语言与文字合，……学言即学文也。”⑤梁启超：《论幼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38页。在梁氏看来，言文若能一致，文法自然疏阔，行文也容易“流畅锐达”，文气自然益发不可挡。

二、纵横论锋与东瀛文法：“本馆论说”的新与旧

其规制大致可以从下面的《截辫奇辱》②刊于《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国闻短评》，1899年9月15日。中得以见识：

“问题已过而无关大体者，则删之”体现了此时的梁启超越发注重《本馆论说》这一栏目的时效性。而依照议题的大小对《本馆论说》进行分级，则显示了梁启超日渐明晰的文体意识。

虽然刘师培斥责这种论说“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②刘师培：《论文杂记》，载《国粹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05年。，但似乎谁都难以否认，其“笔锋常带情感”的特色也正得力于大量铺排。如曾国藩《湖南文征序》里就对于排比之句与情韵的关系加以阐发过：“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③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80页。

“解放”“平易畅达”“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均为其特色。下面以上述《少年中国说》④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为例加以阐述：该文整体结构仍是赋体擅长的主客问答式，“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先后四个“梁启超曰”形成起承转合的流畅节奏，排比敷陈、回环往复之象在上面的简短摘录中已经跃然纸上了。

其一，在妥协中相安无事。办理接收事宜比较稳妥的当属教育部。4月24日，蔡元培总长开始派人接收学部事务，“欲将学部旧司官一体解散，从新组织，以示振作”。蔡总长善于统筹兼顾，注重双方平衡，其用人导向是“除酌留学部旧人外，尚在各处网络知名人士”。5月初，蔡元培为化解坊间蜚语，特地就用人情况发表演讲，大意是“外间所谓全用南来之人，实系误会等语”。总之，在教育部的组建及人员接收过程中，新旧人员参用大体得当，且方法措施比较稳妥，没有发生大的风潮。

就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村里人不得不往外跑，去外地谋生路。再后来，来了长毛，不停地打仗，和清军打，和乡勇打，打来打去，到后来是兵匪不分，一个个都成了强盗，进村就杀人放火，趁火打劫，那以后村子就败落了。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这一段可以说汇集了梁启超大多数修辞暗器：譬喻、排比、虚字、顶真。首先是譬喻，“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这类譬喻既有战国游说之士的影在，又有名臣奏议的“臣请先以……”的气象。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梁启超并不甘心一譬完事，而是更在意由其产生的文气，以至于不惜连用18个比喻来抵达这一效果。这样气盛的文章，确能“振民气”“激民气之暗潮”。从文法上讲，如“惟……故……”之类的逻辑词，梁启超并不像后来的章士钊一样在乎行文的精密，而是更在乎如何将逻辑借助轰炸式的排比修辞来运动文气，如同样被枚举为新文体的《呵旁观者文》⑤梁启超：《呵旁观者文》，载《清议报》第36册，1900年2月20日。：“若一家之人各自立于客位，父诿之于子，子诿之于父；兄诿之于弟，弟诿之于兄；夫诿之于妇，妇诿之于夫：是之谓无主之家。无主之家，其败亡可立而待也。惟国亦然。”“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命。”风格宛然一致。

而下面摘录的这一段更是极具梁氏风格：

对于梁氏这种对排比的痴迷，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将之归结为八股文的作用，这种来源尽管难以证实与证伪，但还是极有见解的：“我们拿文学史的眼光来观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体虽说是得力于骈文，其实也得力于八股文。古代的骈文没有这样奔放的体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长比’有这种气息。故严格说来，这一种文体很可以说是八股文经过一种大解放，变化出来的。……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①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载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286页。

⑤ 锚杆预应力采用线胀系数法设置[11-13]，对于杆件预定义初始温度场，温度=应力/(弹性模量×线胀系数)，定义初始温度后即可完成锚杆轴力的施加。

梁启超谈到《清议报》时期自己的论说时曾说：“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 《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 《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 ”①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载《清议报》第10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这里 《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皆刊载于《清议报》《本馆论说》栏，属于“通论”②以上三文收入通化社印行的《清议报论说》一书时，也是被归入《通论》栏目的。性质。所谓的“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所说的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新文体”。梁启超曾如此界定这一文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6页。

不难看到，或许是篇幅所限的缘故，也或许是根柢于个人感触的缘故，梁启超在通论与专论中惯用的“言庞意纤”的煽动修辞都已消失无余，段落内部变得锐达得多。段内每一句都负有其不可缺的条理性功能，步步推进，真可谓是“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短短一段，逻辑词如“苟”“虽然”“而”“然则”“若是”“然”“则” 者密度之大，也绝非梁氏此前论说所能见。不仅逻辑词的大量使用是新特色，成语套话几乎也一扫而光。1935年1月26日，朱自清先生提及“文言白话化”的趋向时认为，“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梁启超的文字打破了因袭的文体，输入了日语的文法。第二阶段是胡适之……等极力提倡白话运动。……中国向来的文言文，多未注意文法，滥用成语之处很多。”④朱自清：《白话与文言》，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可谓深有体会。

从吉006断块全区与聚合物驱试验区的含水与采出程度关系图(见图7)可看出，试验井组的含水上升率为3.8%，明显低于全区的含水上升率(14.6%)。这也说明聚合物驱对于控制油井含水上升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梁启超还提到，“‘回荡的表情法’是一种极浓厚的情感蟠结在胸中，像春蚕抽丝一般，把他抽出来。这种表情法，看他专从热烈方面尽量发挥，和前一类正相同。所异者，前一类是直线式的表现，这一类是曲线式或多角式的表现。前一类所表的情感，是起在突变时候，性质极为单纯，容不得有别种情感搀杂在里头。这一类所表的情感，是有相当的时间经过，数种情感交错纠结起来，成为网形的性质。”⑤同上，第185－186页。梁启超层层铺排与辗转递进的行文方式似也应从此处得到体悟。

梁启超的这种为文风格，后人评价不一，如胡先骕就痛下贬语：“梁启超之文，纯为报章文字，几不可语夫文学。其笔锋常带情感，虽为其文有魔力之原因，亦正其文根本之症结。如安德诺论英国批评家之文，‘目的在感动血与官感，而不在感动精神与智慧’，故喜为浮夸空疏豪宕激越之语，以炫人之耳目，以取悦于一般不学之‘费列斯顿’，其一时之风行以此，其在文学上无永久之价值亦以此。”⑥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同时，梁启超使用虚字的情况在受日本文体影响之后益发明显了。陈平原注意到，“晚清译日文书，多把日语的格助词‘の’直译为‘之’。著书作小说，也习惯于用连词‘之’来联结所有的主词与修饰语，于是满纸‘之’、‘之’、‘之’；再加上修饰语部分的不断增加，造成文气的纡徐繁冗。可有一个好处，可以比较准确地表达复杂精细的修饰或限定的意思。这或许就是其‘亦颇有令人可喜者’之处。”①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这一情形在梁启超那里尤其明显，虚字“之”的大量使用也平增了文气。这类对文气的过分执迷同样会令人不自觉地想起战国纵横之士的气象。而这篇《少年中国说》也不脱此习，不算长的一文就用了11个 “乎”，50个“而”，80个“也”，154个“之”。梁启超擅长用虚字。刘大櫆曾说：“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自是未备。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至先秦战国，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集其大成。唐人宗汉，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纵，而失其厚茂，气味亦少薄矣。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②刘大櫆：《论文杂记》，转自郑奠、谭全基编：《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6页。刘大櫆系桐城中人，若剔除其“厚茂”“厚重”的主张，想必梁启超也会引以为知音。“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一语道出玄机，所谓“先秦战国，更加疏纵”“宋人宗秦，得其疏纵”，所说的恰是纵横家习气，以虚词驭文，得其气势。

上文所引“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一段是典型的隔句顶真。顶真修辞格联绵的特色，容易使得文气通贯，产生动态感，增强说服力，其大量应用见于《战国策》，如《魏策·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则魏不北。魏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求无危不可得也。”③刘向辑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页。再如 《秦策·秦王欲见顿弱》：“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即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④同上，第239页。梁启超此处对顶真修辞格的借用，为其文风又平添了一抹纵横气。

借助以上对梁氏文章节奏的分析，可见在接受日本文体之后，梁启超的修辞更加放恣，甚至自己都不好意思，希图“读者幸谅之”，早期因袭八股的痕迹逐渐褪去，但纵横气不减反增，如《过渡时代论》：“当十八、十九两世纪中，相衔相逐相提携，乘长风冲怒涛，以过渡于新世界者，非远西各国耶？顺流而渡者，其英吉利耶？乱流而渡者，其法兰西耶？方舟联队而渡者，其德意志、意大利、瑞士耶？攘臂冯河而渡者，其美利坚、匈牙利耶？借风附帆而渡者，其门的内哥、塞尔维亚、希腊耶？”林传甲、钱基博两先生谈到战国纵横家文体时甚至认为：“不习地舆者，吾可决其诗文必无气魄也。”⑤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钱基博：《钱基博集·集部论稿初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就擅长这种空间化地轰炸各种舆地新名词，这些名词伴随着富有节奏与韵律的特有句式啸聚而来，气势也由之而生，这正是战国纵横策士的家法。这种纵横气的延续体现了“新文体”与“时务报体”之间的似断还续的关系。

对于梁启超此时受日本文体影响，日人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有详细分析，该书以梁启超文中的“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诸君天职何在之一问题”“全世界人类”“一人报之范围”“一党报之范围”“一国报之范围”“努力渐进”“世界报之范围”“君之生涯”“君之责任”“与国民同体兮”“《清议报》万岁，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等句例来论证道：“他的文章不但采用日本词汇，而且加进了日本式的文气；因而热力万钧，新颖可喜，人们都称之为‘启超体’或‘新文体’。……这种文体，似乎可以叫做 ‘日本化文体’。梁氏的文体，对当时的青年有很大的影响，余波所及，一直到民国以后。使用日本词汇，受到日本文体的影响，其实也不仅梁启超一人。即使说：所有留日学生都如此，我想亦不为太过。”③［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91－292页。

对梁启超这一文风应作同情式理解。康有为《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⑥梁启超1891年入京应会试，未第。叶德辉：《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梁启超持论痛诋时文，比于女子缠足之害，而又潜往会试，此真无可解于人口者。”一诗里写道：“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梁启超《自由书叙言》称：“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这一“内热”与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有可资对话之处。以“内热”发为文，目的正在“新民”，虽文气有浮夸，但也未便深责，刘师培对梁启超的评价似乎过于严苛了。

对于非线性格式, 修正波数式(5)可由Pirozzoli[14]提出的近似色散关系式(approximate dispersion relation, ADR)数值估计. ADR仍然满足式(7)定义的色散-耗散条件. 作为示例, 考虑WENO-CU6-M2格式[15], 它是一种在光滑流动区为6阶精度的自适应中心-迎风WENO格式. 经由非线性自适应加权处理, 该格式在光滑流动区恢复为6阶中心格式, 而在光滑因子检测到的间断处恢复为3阶迎风近似. 非线性权为

三、从公论到私论：自由书与时评的创格

东渡之后梁启超文风的新变还集中体现在《清议报》所创的 《饮冰室自由书》（1899年8月26 日 《清议报》25 期之后）、《国闻短评》（1899 年9月5日《清议报》26期之后）的开设上，这些栏目在《新民丛报》时期都得到延续。这两个栏目设立于《本馆论说》栏之外，其言说方式相较于《本馆论说》出现了新变。如果说，《本馆论说》里的“通论”“专论”是放脚之作的话，这里的“自由书”与“短评”简直算是“赤脚”上阵了。虽说“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是中国旧文章的古训，但如果说，大言皇皇的“通论”与“专论”属于不折不扣的公议的话，那么《饮冰室自由书》《国闻短评》这类“小言”则隐现了彼时知识分子论世的范式的微妙变化，已经多少向“私论”偏移了。知识分子逐渐注意到写作主体的存在，写作姿态的重心开始从献策式的清议向“每有所触，应时援笔”式的个人化随意性写作方式偏移。这在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叙言》①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叙言》，原刊于1889年8月26日《清议报》第25册，署名“任公”。中有所表现：

自东徂以来，与彼都人士相接，诵其诗，读其书，时有所感触，与一二贤师友倾吐之，过而辄忘。……因日记数条以自课焉。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宗旨，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庄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西儒弥勒·约翰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以名吾书。

《饮冰室自由书》“日记数条以自课”的性质颇类似于梁启超一贯强调的札记，这本就是一种私人化写作方式，因而随意性很大。虽然以“书”为名，但被梁启超或列入《谈丛》或列入《杂著》的大栏目下。相较于之前与同时的《本馆论说》，冠冕堂皇的气象顿减，挥斥方遒的大段论驳也已隐退，不啻为文体的再次解放。梁启超对于此类文体也颇为自觉与自得：“有《饮冰室自由书》，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②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载《清议报》第100册。“不在形质而在精神”恰恰与堂皇的《本馆论说》架构区别开来。而 “闻者足兴”，对“兴”的新功能的强调使得它与“言志”的诗歌传统建立了姻亲关系，也让文章多了一份起悟人心的韵味。

学术立场和观点的分歧源于城市小区治理实践的矛盾，而治理实践的矛盾根源在于，随着中国商品房制度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小区居住空间结构的变化、社会交往关系的变化、基于物权的权利关系及权利意识的变化等一系列现实和观念的变化，国家对这些变化的认识和制度调整却相对滞后。对小区内部出现的新的经济社会关系及其治理逻辑的辨识，有助于推动当前城市小区治理走出困境。

下面以“自由书”一则《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③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为例作一剖析。该文第一段便是写自己关于舆论与豪杰的感触，大有“每有所触，应时援笔”的模样。

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虽然，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则豪杰与舆论常不相容，若是豪杰不其殆乎？然古今尔许之豪杰，能烂然留功名于历史上者，踵相接，则何以故？

梁启超在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提到过“奔迸的表情法”和“回荡的表情法”对于情感的作用，他写道：“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④梁启超：《中国文学讲义：老清华讲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梁启超大量的枚举与排偶，应该从“大分量的磁”上来理解。他有“磁力”的自觉，目的是为了吸引 “大分量的铁”。他写道：“有一类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泻无馀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这类“连泪带血迸出来”的表情法，在“新文体”中并不鲜见，如《呵旁观者文》一开篇就是感情充沛的一句：“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第二段系“钞书”，引用赫胥黎认为格兰斯顿“从国民多数之意见利用舆论以展其智力而已”、约翰·摩礼驳之说格兰斯顿“非舆论之仆。而舆论之母也……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舆论”，兹不赘引。第三段如下：

培养儿童独立的性格并不是一味地要求儿童自己去完成任何事，而要做到：凡是他们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一时想不起或者不能够完全想到的，我们可以间接地帮他想；小孩子是好动的，我们应当给他动的东西，要他自己去动，自己去做。以发展儿童的独立性为前提，儿童的好奇心才能被更好地激发出来。

饮冰子曰：谓格公为舆论之母也可，谓格公为舆论之仆也亦可。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爱存也，母之真爱其子也，恒愿以身为子之仆。惟其尽为仆之义务，故能享为母之利权。二者相应，不容假借，豪杰之成功，岂有侥幸耶？

逻辑词仍是密集排布。此处的特色是借母子成喻，仍是梁氏惯用修辞。先不管是不是纵横气的遗留，都既极有说服力，又不冗余，真是“闻者足兴”。第四段：

古来之豪杰有二种：其一，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为刍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虽然，乙种之豪杰，非豪杰而民贼也。二十世纪以后，此种虎皮蒙马之豪杰，行将绝迹于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具此三德，斯为完人。

结合图1与表1可知，6株细菌初步鉴定为：HDB-1球形赖氨酸芽孢杆菌（Lysinibacillus）、HDB-2弯曲芽胞杆菌（Bacillus flexus）、HDB-3门多萨假单胞菌（Pseudomonas mendocina）、HDB-4产碱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lcaligenes）、HDB-5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HDB-6产碱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lcaligenes）.

第四段以辨析豪杰发端，发覆出“以人民为刍狗”“非豪杰而民贼也”，颇有后来章太炎循名责实的意味，“虎皮蒙马”之喻也与鲁迅所谓的“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遥相呼应。最后，拈出三德，或许是梁启超技痒，此时竟是以梁启超惯用的铺排的方式出之的。同时该文受日本文体影响的烙印也在，如“之”字的用法，再如“真爱”“义务”“过渡时代”等新语词的使用，但都恰到好处，不以为病。

再来看短评，检视自《清议报》26期出现《国闻短评》栏目①此栏目开时评风气之先，《申报》要到1907年4月7日12197号才有《时评》栏目。。该栏所载文章的结构基本可以分为两截，前半部分大抵直引或撮述时事，后半截以“记者曰”发端，加以评说。体例上类似于古已有之的“太史公曰”“异史氏曰”。其实这种写法与《饮冰室自由书》很类似，“记者曰”与“饮冰子”并无二致。而且《国闻短评》内也有诸多如《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般前后夹评的体例。如果说《饮冰室自由书》是“诵其诗，读其书，时有所感触”而“应时援笔”的话，那么《国闻短评》便是“阅其报、读其刊，时有所感触”而“应时援笔”。当然由于部分篇章径直转引新闻，且新闻篇幅又长，未能做到夹叙夹议，故而乍看形貌略有异样，但正如梁启超所言，此类体制“不在形质而在精神”，若论其精神，更是殊途同归了。

东渡之后梁启超文风的新变还集中体现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此中最突出的是《本馆论说》栏。该栏目所载论说除了受日本文体影响之外，基本延续了《时务报》时期的风尚。《本编之十大特色》中称：“本编之论说，皆以发明爱国真理、输入文明思想为主。而又指陈时弊，毫无假借。读者可以因以见外国进化之所由及中国受病之所在。为他书所莫能及者一。”⑥《本编之十大特色》，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第15辑 清议报全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编辑清议报全编缘起及凡例》写道：“本馆论说分为专论通论两类：通论者，论全国全体之大问题也；专论者，论一时一事之问题也。其琐故杂论者，亦附焉。问题已过而无关大体者，则删之。”⑦《编辑清议报全编缘起及凡例》，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第15辑 清议报全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自俄之经营满洲也，日昃不遑，大有据土尽吞之之势。流寓华人，多以私恩为要结，然遇有强固者即截去其发辫，目下被截者已四十余人。日本报从而论之曰，华人朝野上下，皆以辫为尊荣，今蓦地为俄人所截，窃恐以后必致纷纭扰乱矣。

记者曰：华人之辫发，于古无所稽，于今无所取，宜裁之久矣。犹日本明治以前皆全发，明治变政，力效西法，并此而去之，所以便治事也。然不自截之，而为人所截，其荣辱有间哉。虽然，维新之士，多注意于此矣。

全文不足二百字，如此短的体制使得梁启超以前所擅长的长比无用武之地。但大致一题一议，自由灵活，同时文字条理依旧。“记者曰”后面四句，恰恰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关系。起语如天外来峰，耸人耳目，承接部分是暗讽了“日本报”，转折部分揭示了“奇辱”的根由“不自截之。而为人所截”，合拢部分是为了呼唤同志。虽然同样起承转合，却没有了八股味。

这种《国闻短评》的创体，直接启发了后面的时评。梁启超曾谈及，“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③语出《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冬）。其实，“条理细备，词笔锐达”八字恰恰可以移来评价他的 “饮冰室自由书”和“国闻短评”。

针对我们职业学校学生的现状，教师应该在平时的数学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①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②教会学生多种自主学习的方法；③在教学中营造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④施行分层教学模式，⑤让学生学会总结、自我评价。

再检视《新民丛报》上的《国闻短评》栏中《革命！俄罗斯革命！》一文①刊于《新民丛报》第9期《国闻短评》，1902年。：

咄！俄罗斯革命！吁！俄罗斯遂不免于革命！嘻！俄罗斯殆不可以不革命！

革命之机动之已数十年，其主动者不过学生耳，理想耳。今则工役思革命，军人思革命，举国之民除宫中及最少数之高等贵族外，几无一人不思革命。革命之机殆将熟矣。女学生者，俄国革命党中最有势力者也，近日以革命之报纸书籍密赠于圣彼得堡之海军将校及全国之航海家，皆已得其同情。全国之工役相约要求增加庸率减缩操作时刻，期以五月同盟罢工。今于圣彼得堡莫斯科两大都会已暴发流血矣，其余各地蠢动者所在皆是。迦逊省巡抚和波林忌己公言无术以制境内之暴发。加哥福省现已成恐怖时代，官吏悉逃难他去。嘻！岌岌不可终日矣。或言俄今皇知势不可遏，不得不改图以求自免，将踵前皇亚历山大第三未竟之志，改行立宪政体云。其信与否，吾不敢知。即信矣，而能救与否，吾不敢知。要之十年之内，俄国于革命立宪二者，必居一焉，吾敢知之。

夫使俄国或迫于革命而立宪乎？或求立宪不得而卒收功于革命乎？则自今以往，地球上完全专制之大国，惟余一支那矣。

此时，“记者曰”的痕迹基本褪去。全文四百多字，刊出时原文已分三段。首段虽短，但以“咄”“吁”“嘻”三个感叹句发端，正是梁启超所自得的“奔迸的表情法”，三个感叹句，层层递进形成一种难以遏止的文气。缘情而出的棒喝，恰便于兴起人心，转移性情，容易直接吸引读者进入下段时事的阅读。时事段也不是简单照抄某报新闻，而是以己所需加以剪裁。末端已经接近评说的意味：“其信与否，吾不敢知。即信矣，而能救与否，吾不敢知。要之十年之内，俄国于革命立宪二者，必居一焉，吾敢知之。”两个“吾不敢知”的递进关系，到“吾敢知之”的断语，比起先含蓄了很多，但也颇有警策的意味。最后一段“夫使俄国或迫于革命而立宪乎？或求立宪不得而卒收功于革命乎？则自今以往，地球上完全专制之大国，惟余一支那矣。”除了惯用的层层追问之外，最后一句语义平缓，话外有话，余味曲包。大概是因为文制较短，若再次用“奔迸的表情法”，感染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的缘故。孙宝瑄曾经注意到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持论的区别：“梁卓如改《清议报》为《新民丛报》，议论较前尤持平，盖年来学识之进步也。”②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2页。

总之，章太炎、刘师培、严复等人虽然在学理上对新名词和东瀛文体提出了批评，但已然难挽狂澜。恰恰是日文不是很精通的梁启超的这种“矜夸奇博，取法扶桑”的东瀛文体，打破了中国旧有的封闭的礼仪化的散体文书写方式，也恰恰是报刊论说和时事评论对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全方位解说，才使得和制汉字迅速进入日用层面，彻底更新了近代书写的语料库，为散体文书写输入了新的活力。与日文同样不是很精通的留日学生的完形填空式的翻译实践相呼应，东渡日本之后的梁启超的报刊文书写，大量输入和制汉字，借助东瀛文体将纵横家言的节奏感发挥到极致，在输入文明思想的同时，意识到了书写者自我意识相对于先于我而存在的礼仪秩序的优先性，为日后现代散体文书写从礼仪化书写的禁锢之中挣脱出来奠定了基础。

午间阅读课时，我正徜徉在书的海洋里，突然，教室里的广播响了起来：“请三至六年级参加足球社团的同学到大操场集合。”我一听，立即扔下书，直奔大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