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华界第一座现代公园——天津劝业会场

租界、租借地、居留地等的设立，将西方物质文明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及生活方式传入中国，代表各国形象的租界公园的产生，使得国人从此领略公共娱乐空间的魅力。这些由西方租界当局开辟的所谓的“公园”，在建成之初皆不向华人开放。入园园规中常有“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1]等带有歧视性的游园条例。这些带有歧视性的话语对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产生过强大的冲击并形成深刻的民族集体记忆。劝业会场①作为近代天津华界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公园，正是在混杂的现代性追求与复杂的民族情绪下建立的。

为了提高立体车库的运行效率，用户停车时间和停放车辆的位置到出入口的距离应具有如下关系：停车时间长的车辆，应存放到远离出入口的位置，周转时间短的车辆存放到离出入口近的地方。如此便能得出模糊规则，如表1所示。

1 “新政”与公园的设立

1902年—1911年，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从城市景观的角度来说，这些改革给中国带来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对新政的中心——天津的市政建设进行了近代化改造；②建造了大量不同功能和造型类型的近代建筑；③通过全面学习日本，从日本引进了劝业会和公园的概念。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在津推行“新政”。考虑到津门开埠之后，市商云集，但夙少胜景，“兹绅等公同酌议拟择河北旷地，仿辟公园以为官绅士庶游息讲习之所”[2]。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春，袁世凯指派天津府县会同工程局、工艺局等共同办理。银元局总办周学熙邀请工程局麦道（原缀不详）和天津府县会勘公园地址，丈量绘图。两月后由麦道交上一份图纸，占地约13.3hm2。1907年交由直隶工艺局专办后，于同年五月工程告竣。

2 日本对公园的影响

2.1 劝业会概念的引入

作为天津华界第一座现代意义公园，却没有以公园作为最初的命名，这与袁世凯的意图与日本对该公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劝业会场总志”中也记载到：“宫保以所建设皆关学业实业，与各国公园性质专备游览不同，乃名曰劝业会场。”[3]因此，劝业会场正是结合振兴实业和展览国货的“劝业会”而来的。袁世凯认为该公园建设是以教育设施为首，是为了发展实业而兴建的，不同于各国公园中所具有的游览性质，因此命名劝业会场，而劝业会的概念则是从日本引进的。

与上野公园相对应的劝业会场钟楼就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作为公园二门的钟楼，在设计上表现为在传统的中式城门楼上加盖西式建筑，并且同样放置了国产的自鸣钟（图5）。钟楼以外的商业空间既是学习日本也是中国传统庙会形式的延续，会场内的西式建筑与几何形布局则代表了清政府力图表达的新的形象。除了入口处的表达，在会场内也有同样寓意的象征性空间，上野公园被陈列馆包围的庭院本是西式的设计风格，但西式庭院内放置了一颗很大的松树，这棵松树直到第二次内国博览会时还存在，并且在树下开设了一个茶点，形成了几何式庭院与松树的奇特组合。松树是日本园林设计中的常用符号，代表着长寿，是日本文化中带有吉祥意味的象征性符号。

爸擦了擦眼睛，说：“你这几天真的很奇怪。我和你妈一直站在小区门口，还好那个司机回来拉了我们，他说你上车一直哭，又去了医院，怕有什么三长两短。你看，这城里还是好人多。”

在历史的延续性表达方面，天津劝业会场与上野公园也有类似之处。Anthony D.Smith认为，国民需要向它的起源族群（ethnic）共同体寻求历史方面的援助，补完成立过程。即国民需要历史，需要更明确的根的感觉，需要记忆下和族群共有的“过去”[11]。

  

图1 上野博览会场诸建筑与商店图

  

图2 改绘后的劝业会场平面图

  

图3 明治十年第一回内国劝业博览会场全图（方円舎清親蔵，1877）

2.2 整体规划上的学习

(1)再生细骨料具有地域性差异。由于原混凝土的配制所采用的水泥、骨料、掺合料、外加剂和破碎方式的不同，会导致破碎之后的再生骨料存在差异，各地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性标准，完善再生细骨料研究与应用的规范体系。

袁世凯批文中所提到有水族馆、动物院的浅草公园所指应为浅草寺附近的上野公园。依照原袁世凯的批文可以看出其对日本公园的印象是增长知识、振发精神，而非仅仅是作为游乐之用的场所。上野公园完全符合袁世凯的这一设想，公园是由博览会场址开辟成，其中建有日本首都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等很多附属公共设施及文化设施，同时也是国家礼仪活动的场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劝业会场在规划上与上野公园举办第一回内国劝业博览会时的规划极为相似，都分为内外两个会场（图1）。上野公园第一回内国博览会的内部会场计划特征是一个以西式建筑为中心的对称式布局。正面以美术馆为中心，形成扇形平面的中轴线，以中轴线对称形成两边的陈列馆。中间是几何式的有喷水池的庭院，周围以建筑包围，总体来看是一个有很强的西欧仪式的空间。

HGIS以其较大的优势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HGIS在电网中运行时间的增加，由于设计结构、安装瑕疵等造成的缺陷逐步显露，给电网安全运行带来了威胁。

内部会场外与正门相对着的是一条通道，两侧并排着建筑物，这些都是博览会的附属商店。贩卖的东西包括食品、日用品、杂货类，也就是全国的特产展。商店前有马车道和人行道，做到人车分离[6]。这一空间的原型来源于日本的“缘日空间”③。这种空间构成了进入寺院的空间序列，也是百姓娱乐的场所之一。日本第一回内国劝业博览会吸取了这种做法。

  

图4 日本第二回内国劝业博览会场全图（梅寿国利蔵，图中可见时钟）

天津劝业会场借鉴了日本上野公园的规划布局（图2）。劝业会场将正门设置在大经路（今中山路）上，建有四柱牌楼，中间横匾书有“劝业会场”。从正门进入后，劝业会场内部分为四个功能区，首先是正门到钟楼之间，道路两侧的商铺店面，为商业区；钟楼后是山水池阁及环状绿带，为园林区；由环状绿带包围的是中心操场，为活动区。环状绿带以外围绕建设有劝工陈列所、教育品参观室、学务公所、北洋译学馆、学会处、教育品制造所等建筑群。从这个规划中可以看到，天津劝业会场一门和二门之间模仿了上野公园外的序幕性的商业空间，构成了进入会场的前奏，加强了劝业会场的娱乐性。而在场内，劝业会场设置了抛球房、照相馆、番菜馆、电戏园等公共娱乐空间，还有教育品制造所、参观室等提高民智的设施，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公共空间——一个带有启蒙性质的空间。

这种在博览会场中表达娱乐性与启蒙性的二重性特点，袁志凯代表的晚晴政府与明治政府对于博览会的要求是一样的。明治政府对于博览会的意图不是游览的场所，而是“周览、辨别、观察、知识”等一些起到教化国民作用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场所。但是，博览会主办者也希望会场中能表达一些和以前相似的叫做“见物（看新奇）”的娱乐性[7]（图3）。

1、持续推动对网络安全保护措施的投资。虽然目前核设施运营商已在努力优先考虑网络安全工作，但当前的网络威胁仍在不断上升。因此，需要付出专门努力，将网络安全最佳实践纳入到核设施的文化建设中。

2.3 建筑方面的学习

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同样，对于建筑也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欣赏什么，或不欣赏什么，这种价值取向可以称之为“建筑价值观”[8]。建筑价值观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相一致的，或者说它就是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在建筑上的体现。在晚清新政时期，包括20世纪10年代的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尚处在现代化改革的初期，中国官方和社会对于所认同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而这种“西”的参照对象也包括现代化了的日本。

英国学者渡边俊夫在研究日本现代建筑时认为，明治政府之所以急切地需要西式的建筑类型除了使用上的原因，即全新的功能需要采用新建筑之外，还有观念上的原因。他认为对内，这些新的建筑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它要实行比先前的德川政权远为直接的治理。宏大壮观的现代大厦将使日本民众对于新政权产生一种强大并且稳固的印象。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就需要现代建筑。对外，这些建筑将表明，日本并非一个落后民族，而是一个值得与其他发达民族平等相待的国家[9]。西式建筑在明治时期的使用功能和视觉象征性上都满足了日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渡边的评论也可以为理解清末新政时期西式建筑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原因提供的一个参考。

“劝业会场要略表”中详细记述会场中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打球房、宴会处等大型公共建筑皆为“洋式楼房”[10]。在1925年中国官式建筑开始提倡“中国风格”之前，中国公众、实业家、官方和建筑师心仪的“现代”建筑大都模仿西洋做法和西洋风格。西式建筑即他们心目中的“现代”建筑。这种心理之所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式建筑在建造和使用上所具有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给中国人心理上的现代感。在这些中国人对建筑的认识中，体现着这样一个逻辑，即：因为建筑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所以建筑是文化的表现，所以它也就代表着一个民族，也就能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盛衰。

除了在命名上仿照日本的“劝业场”，在公园的规划布局上，袁世凯也给出了明确的学习对象。对麦道规划的公园图纸，袁世凯给予如下批示[5]：“详图均悉，应如所议，各专责成。……日本之日比谷公园，据称某处仿照某国，各有取意，经营十六年始成。其浅草公园中有水族馆、动物院等，大抵皆足以增长智识，振发精神，非漫为俗尘之游可比。天津公园虽属初阶，不可不知。此意仰即次第筹办，以观厥成。此缴。”

对Y而言，其他的指标如总产值、总收入等往往包含建筑业上游或其他部门的产出，均未能完全反映建筑业的产出能力。因此，最终总增加值被选定为测量指标。

2.4 历史的延续性表达

1903年直隶成立工艺总局，工艺总局下设考工厂和工艺学堂，同年工艺总局总办周学熙参观了在大阪举办的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并邀请盐田真②来到天津主持考工厂。日本在国内劝业博览会举办以后为了贩卖剩余物品设置了“劝业场”，也称为“劝工场”，这成为近代百货商店的前身。天津考工厂吸取了日本商品陈列所和劝业场的特点，即展陈富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同时也像日本劝业场一样贴上价格标签，贩卖。1906年考工厂扩大规模，迁移至劝业会场内，将名称也变成了“劝工陈列所”， 而会场名称“劝业会场”也直接来源于“劝业场”，自1906年每年举办劝业展览会[4]。

“记不下来啊……这本书，每句话都看不懂！”成俊麒苦着脸道，“忙着记教头前面讲的，后面的就顾不上了……”

首先，上野公园与劝业会场都在入口处表达了对历史的依存，上野公园内场的大门，是用的戊辰战争中被烧毁的宽永寺大门，这个门上还有战争留下的弹痕。会场外的三条路在大门前汇合，因此大门是游览者都要经过的具有象征性的建筑。宽永寺大门是江户时代的遗迹，博览会外场的商业空间也是对传统“缘日空间”的沿用，因此会场外的空间可以说是“近代前=江户的=非正式”的空间。而建有西式功能及形式建筑，几何平面布局的场内空间则是“近代的=西欧的=正式的”空间。将宽永寺大门放置在上野公园入口处，既能唤起国民对共有“过去”的记忆，又在这两个空间的转变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图4）。

  

图5 入口处过街钟楼，砖砌如城门似的建筑（楼上镶有国产自鸣钟，每逢打点时，方圆数里都能听到悦耳的钟声，直到30年代失修报废）

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后10年全国水利年平均投入达到4 000亿元，到2020年水利投资达到4万亿元，其中“十二五”投资1.8万亿元，目前水利改革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全国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据初步估算，2012—2026年全国大约增加水利水电工程移民300多万人，平均每年新增移民约20万人，特别是水能资源富集的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水库移民安置工作任务更为艰巨和繁重，保障和满足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需要是水库移民工作的重要任务。

图4：东京国立博物馆；

结语

由上述可看，劝业会场作为公园的理念和劝业会的概念来源于日本，并且在设计构思方面也受到很大影响。在观察以天津为代表的开埠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中，发掘日本在塑造中国人想象的现代性道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帝国主义暴力和高压政策下，天津的知识精英主动接受外国定义下的现代性——特别是在城市景观和公共空间的营造方面，这与日本为中国观察者提供了一种非白人的现代性模式，一种由同伴的亚洲国家创造的对欧洲进步道路的成功模仿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劝业会场在天津市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充当了一个社会公共空间的角色，既是民众娱乐休闲的场所又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教育和意识渗透的工具，同时也是中国精英形成现代理想想象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他们希望国家、社会和个人能被改造。因此劝业会场的设立，不仅对城市环境的改善和市民生活的改善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增强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对推动公园在中国的本土化、多元化具有重要意义。

资料来源：

图1：小野良平 《公园的诞生》，2003；

① 劝业会场建成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民国成立后（1912年）改称天津公园，不久后改为河北公园，北伐胜利后（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改名中山公园。

图3：日本国立图书馆；

与此相对应的，天津劝业会场则在入口处设置了观音倒持仙水瓶像。观音的形象是中国普遍存在的+观音信仰的视觉表现，也是吉祥平安的象征符号。因此，劝业会场与上野公园都希望通过宗教与吉祥符号的历史延续性在新的空间中给予国民“根”的感觉。

图5：儿岛鹭鹰《北清大观》，1909。

注释

图2：周学熙《直隶工艺志初编》，1907；

取上述采集的所有唾液样本，用细菌DNA提取试剂盒D3350-01(OMEGA,美国)提取其微生物总DNA；然后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各样本DNA的完整性，并从中选出浓度≥20 ng/μL、OD260/280>1.7、电泳带上有明显主带的样本作为合格样本，-80 ℃保存备用。

② 盐田真，（1837—1917）盐田真曾经在日本工部省、农商务省担当商品陈列所和博览会事项，1873年参加审查维也纳万博的工作，1876年被政府派往费城博览会，1900年担任巴黎万国博览会审查，1903年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时是“美术及美术工艺”部门的审查员他既是官僚同时也是技术人员，主要精通陶器和古美术。曾经在日本的美术教育权威学校东京美术学校任教。

③ 每逢日本传统的“缘日”时，日本寺院的入口处都会自然形成商店，这种空间日本称之为“缘日空间”。

参考文献

[1] 孙媛，青木信夫，张天洁. 天津维多利亚公园历史进程与枣园风格探析[J]. 建筑学报，2012（S1）：35-39.

[2] 周学习. 天津各学堂绅董教员禀请督宪袁筹办公园文[M]. 直隶工艺志初编，1907.

[3] 周学熙. 劝业会场总志[M]. 直隶工艺志初编，北洋官报总局下、志表类卷下，1907：1.

[4] 青木信夫，徐苏斌. 清末天津劝业会场与近代城市空间[J]. 建筑理论·历史文库第一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5] 周学熙. 银元局总办周详遵饬会勘公园地址及工程局绘图呈督宪文[M]. 直隶工艺志初编，北洋官报总局上，章牍类卷上，1907：20.

[6] 小野良平. 公园的诞生[M]. 吉川弘文馆，2003：113.

[7] 小野良平. 公园の诞生[M]. 吉川弘文馆，2003：132.

[8] 赖德霖.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前言[J]. 建筑史，2006.

[9] Watanabe，Toshio. Josiah Conder's Rokumeikan:Architecture and National Representation in Meiji Janpan[M].Art Journal，Fall 1996：21-27.

[10] 周学熙.劝业会场要略表[M]. 直隶工艺志初编，北洋官报总局下、志表类卷下，1907：3.

[11]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M]. B. Blackwell，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