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茶论》的文化意象研究
在有宋一代浩繁的历史卷帙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清明上河图》的绚烂精美和旷达疏阔，还能体味到《大观茶论》的韵味流长和幽香四溢。在徽宗皇帝的推动下，“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茶越发显得普遍和庄重，茶香弥漫于缙绅之士，韦布之流中。《大观茶论》便是在如此潮流与风尚的时代下诞生的。同时，《大观茶论》也展示了其丰富的文化意象。其色彩的绚烂之美，技艺的精熟之丽，或是文化的韵雅之趣，思辨的高清之乐，总之其审美之典雅，享誉当时，影响现今。
一、《大观茶论》的作者及成书时间
对于《大观茶论》的作者及成书时间，学界历来存在争议。浙江大学游修龄先生认为：“在作者自序的末段说得很清楚，‘……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叙本末列于二十篇，号曰茶论’。作者是谁，没有年代，没有署名。”[1]262而且，“《大观茶论》当是赵佶25至29岁之间所作，似乎偏早了些。”[1]263认为《大观茶论》的作者并不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为宋徽宗赵佶。然而，江西社会科学院余悦先生则提出：“由于《大观茶论》在宋代流传极广，其他茶书中多有引录记载。例如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云：‘至大观初，今上亲制《大观茶论》二十篇，以白茶与常茶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致，于是白茶遂为第一。’……熊蕃所提及《大观茶论》的内容，均可在《大观茶论》中找到，并云《大观茶论》二十篇亦与《大观茶论》篇数相合。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称宋徽宗为‘今上’，并出现宣和庚子 (1120) 年号，那么《宣和北苑贡茶录》应作于庚子岁以后的宣和年间(公元 1120年～1124年)，距宋徽宗创制《大观茶论》最多相差十几年，理应不会记错。而且，‘今上’两字的称谓也透露出熊蕃是与宋徽宗同时代人。所以，《大观茶论》应确定是宋徽宗著作，不是伪书。”[2]248笔者认为，游先生之观点有商榷之地。从常理推导，徽宗享年54岁，被金国囚禁9年，加之20年左右的少年时光。20岁至45岁正是徽宗的黄金时期，其大多数的艺术成就应该在这个年龄段完成，如被世人广为传说的《鹤瑞图》便是徽宗30岁时所绘制。依徽宗之才情，在其25岁至29岁撰写《大观茶论》也并非不可能，且25岁至29岁于当时和现今来看都是思想成熟，年富力强之时，难有年龄“偏早”之感；同时，徽宗治国实属庸才，然其书画茶等天赋确实非常人所及。他常与臣下点茶，对于茶及茶事甚为了解。再说，这里还涉及当今天子的著作权。虽然宋代对于士人相当宽容，但是，如若冒犯君权，其罪过必然不小，应不至于张冠李戴，触怒当时真龙天子。因而，笔者倾向于余悦先生的解读。
我们交谈着慢慢往回走，橘黄色的路灯映着两个小小的身影。我们决定回去后和爸妈好好商讨一番，我们要走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道路。而且，我终于发现，没有晴天，雨季只会漫长得让人心生厌倦；没有雨季，晴空也永远不会显得那样弥足珍贵。
历代茶书目录均认为《大观茶论》的成书时间在大观年间，然大观年间其实是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1107-1110年)，所以，具体成书时间也成为学界争锋的焦点。游修龄先生指出：“关于《大观茶论》的成书年代，定为北宋末的大观年间，不是更早，可以认为没有问题。”[1]264“……其中的‘茶匙’是茶筅尚未出现之前用来点茶击拂的茶具。既然蔡襄那时尚未使用茶筅，也即排除了《大观茶论》成书在大观之前的可能性。”[1]265游先生之观点相当中肯，但也难免保守。余悦先生认为：“《宣和北苑贡茶录》提供了确切的年代。书中云：‘至大观初今上亲制《大观茶论》二十篇。’大观初应为元年、二年，才能称为初年。但该书又云：‘大观二年，造御苑玉芽、万寿龙芽。四年又造无比寿芽及试新銙。’既然有大观二年之称，故大观初年只能是大观元年，即公元 1107 年。”[2]249江西省中国茶文化中心的虞文霞女士也认为：《大观茶论》中的“大观初年，应该是大观元年，即公元1107年”[3]189。余悦先生和虞文霞女士的论述较为详实，然仍有启人疑窦之处。笔者想在此指出，对于“大观元年”和“大观二年”，在典籍中都有提及，例如“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4]490，“(大观)二年(戊子，1108年)春正月戊寅，加蔡京太师”[4]493等。既然“大观元年”和“大观二年”都有相应标识，为何再要书写“大观初”此语呢？古人撰文写字，特别是成书之语言，字字珠玑，删繁就简，皇帝之书应更甚。因而，笔者大胆推测，“大观初”的“初”并不是徽宗有意让后人去猜测的《大观茶论》的成书时间。恰恰相反，这是对《大观茶论》的确切记载。也就是说，《大观茶论》的成书时间有可能就在大观元年和大观二年之间。
2.1.2 抗原鉴定。用试剂抗体鉴定患者为稀有血型，是辅助鉴定高频抗原抗体的有效办法。例如区分抗-Hr0抗体与抗-Rh29抗体，可以直接通过患者红细胞的Rh抗原分型鉴定。产生抗-Hr0抗体的D--不表达CcEe抗原，仅表达D抗原[6]。产生抗-Rh29抗体的Rhnull，不表达D抗原和CcEe抗原。目前A1、s、U、Lua、Lub、k、Kpb、Jsb、Fya、Fyb、Jka、Jkb、H 等抗原均可直接使用单克隆试剂鉴定。
北医三院党委书记金昌晓向《中国医院院长》表示，“两个允许”充分考虑了医疗行业特点以及医疗机构人事管理的现状，“任何医疗服务的流程都涉及诸多环节，医院是各类岗位的综合体，各岗位都要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为更高效、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贡献力量，夯实服务链条形成闭环是关键。”
“青白”实际上是“清白”，是文天祥“要留清白在人间”中的“清白”。宋徽宗时期，少数民族在边境蠢蠢欲动，方腊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国事日渐不如，士大夫群体已经能够预见到自己成为亡国奴的可能性。一旦成为蛮夷的阶下囚，自己必然是不会清白的。因此，在其精神世界的深处，对清白的渴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对很多日常之物都要寄寓清白的夙愿。当时，茶已经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李觏《盱江记》：“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无不用也。”可见，茶事已经是家家事了，作为文化精英的士大夫怎么可能不喝茶呢？日常的茶每日用之，其青白关系到士大夫自身之清白，掩藏在士大夫内心的“青白之躯”的信仰就这样自然地展现。由此，其尚青尚白的文化意象便不难理解。
二、《大观茶论》的文化意象
色彩意象是文化意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人的感受最为直接，也最为明显。它展示的是文化意象的形式之美。色彩能够天然地展示出文化性状，浓烈或清淡的颜色能够清晰地表达所在时代或者国度的文化特征。因此，色彩往往能够不自觉或者自觉地成为意象的同盟军。色彩意象自然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其所展示的文化内涵与内容是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大观茶论》中的色彩意象主要来自于茶和器物之色彩，具体如下表所示(参见表1)。
(一)《大观茶论》中的色彩意象
《大观茶论》是重要的茶学著作，其以茶为视角，展示了宋代的茶事和茶文化。全文共分为20篇，论及种植之条件，采摘之要求，烘培之方式，点茶之手段，评鉴之优劣等诸多内容。笔者仔细研读梳理，惊喜地发现，此寥寥2 800余字中竟然蕴藏着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文化意象。最为主要的便是色彩意象、技艺意象和思辨意象。
思辨意象是文化意象中最为深层也是最为宝贵的部分，它潜藏在事物的背后，需要特定的“文化钥匙”去发现和开启的。思辨意象孕育着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深刻的文化表达和文化观念。
关于《大观茶论》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笔者论述至此，并求教于大方之家。然值得玩味的是，《大观茶论》作为文化的载体，不仅具有历史和文献的价值，还具有文化意象的欣赏价值。
表1 《大观茶论》中色彩意象的主要来源
名称内 容 色彩及评价 茶叶“轻寒,英华渐长,条达而不迫,茶工从容致力,故其色味两全。若或时旸郁燠……茶黄留渍,其色味所失已半”恶黄茶叶“茶之始芽萌,则有白合,既撷,则有乌蒂”尚白茶叶“茶之美恶,尤系于蒸芽压黄之得失。蒸太生则芽滑,故色清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胶”尚清恶赤茶叶“文理燥赤者,焙火之过熟也”恶赤茶汤“其色则青紫; 越宿制造者,其色则惨黑。有肥凝如赤腊者,末虽白,受汤则黄; 有缜密如苍玉者,末虽灰,受汤愈白。有光华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备而表质者”尚青、白,恶赤、黄、黑茶汤“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尚白、青白,恶灰白、黄白茶盏“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采色也”尚青黑茶瓶“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尚金银色水“水以清轻甘洁为美”尚清
(二)《大观茶论》中的技艺意象
我国在心理层面上对个体文化适应的研究较少，更勿论聚焦在民族传统村落村民身上。鉴于黔东南侗族传统村落独特的历史、文化及可用于评估其文化适应工具的有限性，本文将用SL-ASIA量表来检验侗族村民的文化适应状态和结构，以此推进对特定地域、特定族群文化适应的了解。
成熟的技艺是文化意象中展现韵味的独特手段和方式，具有过程性和流畅性，它展示的是文化意象的行动之美。技艺意象在文化传统中一直屈居于从属地位，这跟中华文化重思辨轻技艺的传统有关。然而，技艺同样也是文化意象之一，它跟时代的风尚紧密相关。重视技艺或者说重视“奇技淫巧”的时代往往是大繁荣的时代，《大观茶论》正好处于这种经济大繁荣的历史时期。《大观茶论》中最能展示技艺意象的便是“七次点茶法”。笔者将“七次点茶法”笔译如下(参见表2)：
表2 “七次点茶法”古文与今译对照
点茶法古 文今 译第一次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浸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要沿着碗内壁周围注入,不要直接冲到茶粉上。开始注水时,用茶宪搅动,手势宜轻。先搅成茶浆糊,然后边注水边快速旋转击拂,使之上下透彻,乳沫随之产生第二次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止。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可直冲茶汤表面,但宜急注急止。这时,已形成的乳沫没有消失,宜用力击拂(搅动);同时可看到白绿色小珠粒状乳沫堆积起来第三次三汤多寡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复,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注入沸水的量如前,但击拂的动作宜轻,搅动要均匀。这时白绿色粟米蟹眼般水珠粒状乳沫已盖满茶汤表面第四次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真精华彩,既已焕然,轻云渐生注入沸水的量可以少一些,茶宪击拂动作要再轻一点,让茶汤表面的乳沫增厚堆积起来第五次五汤乃可稍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击拂宜轻宜匀,乳沫不多时可继续击拂,如乳沫足够时即停止击拂,使乳沫凝聚如堆积的雪花,以形成最理想的茶色第六次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然,则以筅着居,缓绕拂动而已注水要看乳沫形成的情况而为之,乳沫多而厚时,茶宪只沿碗壁轻轻环绕拂动即可第七次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是否注水要看茶汤稀稠程度和乳沫形成的多少而定。茶汤稀稠程度适可,乳沫堆积很多时,就可不必注入沸水
《大观茶论》中提及：“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阴。盖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资阴荫以节之。”恭读其文，阴阳之思娓娓而来。不管是“崖阳”“圃阴”，还是“叶瘠资阳以发”“叶疏资阴荫以节”都是阴阳相合之思考。
技艺意象是在表述宋朝士大夫群体对于“道”的追求。这里追求的“道”，不仅指的是对“茶道”的追求，更有对“真理”“道理”的孜孜渴求。徽宗皇帝在《大观茶论》的开篇就强调，作为天地灵秀之物的茶是“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那些能得可得茶之神韵，能知可知茶之精神的必然是在宋朝具有领袖地位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将能汲取“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且能将“祛襟涤滞，致清导和”的茶作为其雅趣和精神象征之物。茶具有清灵、淡寂之性格，脱逸、超然之灵性，而这又成为了士大夫群体追求“茶道”的具体意象。所以，与茶有关的冲茶技艺，自然也是“茶道”的文化意象。精湛的技艺是经验的累积，更是知识的重组和创新。“点茶法”所蕴涵的是士大夫群体对“道理”的追求。他们崇尚“格物致知”，对事物有执着的心态，想要了解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想要将最为简单的工作做出最“科学”的解释。他们想通过探求事物最本质的内涵，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找到救国救民的希望和途径。这是蕴藏在士大夫群体内心的深入渴望。因此，在这里，茶的技艺意象添加了忧国忧民的思考与关怀。
(三)《大观茶论》中的思辨意象
从表1中可清晰发现，《大观茶论》所展示的茶世界是“青白”的世界，对绚烂多彩的“赤、黄、黑”有所排除，乃至厌恶。茶盏以青黑为贵，因为青色或者黑色的底色，能够更好地衬托出茶汤的青和白。冲泡的水“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虽轻甘无取”。水以山泉为贵，这自然是取山泉清冽之特性；茶瓶的金银之色，也是取黄金白银的亮白外观，可见尚白之感。由此，尚青尚白的色彩意象卓然现于眼前。
简单的冲茶需要用水冲七次，而且每次冲茶都有不同的要求。不仅对冲茶的水量、力度和角度、搅拌都有要求，对冲茶的起泡情况等也有不同的要求，几乎是“技近乎于道”了。由此，其技艺意象也跃然于纸上。
2、适当减小线路保护零序方向判据的电压门槛值。零序保护反映过渡电阻能力强，但在高阻接地时会出现因零序电压太小而不能开放。在精度满足的情况下适当减小门槛值，可改善零序保护在高阻接地情况下的动作特性；
《大观茶论》中再提及：“蒸太生则芽滑，故色清而味烈； 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胶。压久则气竭味漓，不及则色暗味涩。”细阅此节，中庸之道扑面而来。不管是“太生”“过熟”，还是“压久”“不及”都在告知我们过犹不及和适度的哲思。
此两则是最能体现思辨意象的材料，它会引领人们思索中国文化的精深。不管是阴阳之理还是中庸之道，都是思辨的意象，都是能够对文化有启发的形式。不管你是否承认阴阳之理和中庸之道，但不得不承认“阴和阳渗透了中国文化的主题，并决定了中国生活方式的所有特点。”[5]26而且，《论语·庸也》中已表述：“中庸之为德也”，已经成为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印迹，难以割舍。中国人的思辩往往从这两点开始，然后抽芽、开花和结果。
思辨意象是宋人文化群体的“保留曲目”，它只展现给能够看懂的“知音”，并且对“知音”有所要求。他们希望“知音”能划开事物表层的硬膜，挖掘其内在的思辨内核。
综上，《大观茶论》虽无《茶经》开山做祖之气壮山河，也无《茶疏》大开大合之悠远深长，但它却以其独特的“天子之气”和“文化意象”矗立在茶文化研究的山峰之上。在宋代，茶已经成为文化的载体，让人们感受到了它的文化价值；并且，宋代还留下了中国茶文化的绚烂篇章。
[1] 游修龄.《大观茶论》作者问题的探讨[J].农业考古，2003(4).
[2] 余 悦.中国宋代茶文化与《大观茶论》[J].农业考古，2012(2).
[3] 虞文霞.宋徽宗《大观茶论》成书年代及“白茶”考释[J].农业考古，2015(5).
[4]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钱大宇.中国茶道与民族传统文化[J].农业考古，19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