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救济体系研究

社会救济，作为稳定社会，巩固统治的一剂良药，在中国历史由来已久，源远流长。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日益巩固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救济的形式已不再仅局限于救荒济贫，逐步开始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机构措施和保障措施。正是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发达，强盛的国力，宋代城市的兴盛,猛增的市民，正是由于宋代推行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思想政策，为社会救济的大发展提供种种条件，从而是宋代建立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社会救济体系，其很多开创性的救济措施在其后的元明清三代甚至是民国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一、宋代社会救济体系发达的原因

两宋时期，我国古代社会救济和保障的框架已基本确立，社会各界对社会救济和帮扶已普遍关注。救济和帮扶的水平、涉及的范围可谓空前，在灾害、贫困的救济和帮扶等方面均已形成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救济措施和类型多样的救济机构。以下为宋代社会救济和帮扶体系兴盛的诸方面原因：

（一）商品经济发达，提供物质保障

宋代以其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后世所乐道，发达的农工商业强有力地推动着宋代国力的发展，而强大的国力也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救济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在以农业社会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人口和耕地的数量往往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虽然经历唐末五代乱世，人口剧减，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宋初开明统治者太祖太宗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收效显著，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明显恢复。其中最突出的人口的剧增，在宋代，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可谓空前。据漆侠先生考证：“到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户数已达到20882258户。仅以每户5口算，人口已超过1亿，远远超过汉唐，甚至几乎是盛唐人口峰值6000万左右人口的二倍。”[1]50

随着人口爆炸式地增加，宋代农业的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得到了极大的补充，与之伴随的是宋代的耕地面积日益扩大。据漆侠先生考证，“宋代耕田数包括隐田应已达到七亿二千万亩。这一数额不仅远超前代,即便是后来的元明两朝也未超过此数。”[1]564宋代政府经济实力的强大另一具体体现为宋代巨额的财政收入，充盈的府库。为应对宋朝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改善“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熙宁变法”，可谓成效显著，例如，在财政方面，北宋财政收入达到了立国以来的峰值，诸路所积钱谷“可以支二十年之用”[2]。由此可见，宋代如此发达完善的社会救济体系正是以其空前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

（二）商业城市兴盛，提供持久动力

宋代发达的经济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其发展直接推动着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城市的繁荣,至宋代，一批工商业城市的经济职能大大强化，城市自身的经济功能已完全可以支撑其单独的生存和发展，如凭借港口优势及海外贸易兴起的广州、福州、泉州等工商业市镇已不再依赖于政治力量而生存，进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工商业中心。宋代城市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实现了人口的向城市的聚居与集中，以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为例，东京在北宋16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开封在神宗元丰年间，户数已由太宗时期的18万户增加到23万户，徽宗崇宁年间更是增加到26万户，若按每户五人计算，就是超过百万的庞大数字。孟元老称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正是由于城市的发展，市民的猛增，社会各阶层龙蛇混杂，各种社会问题显现出来，社会安定需要维持，社会救济势在必行，从而为社会救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持久动力。

（三）三教并存共荣，提供思想基础

有宋一朝，以儒家思想主导下的三教并举政策贯穿始终。宋代倡导以文治国,在位统治者都极力提高孔子的地位，扶持儒学发展兴盛，在尊孔崇儒的同时，亦对佛、道二教予以倡导，推行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环境下，儒家仁义学说同佛教慈悲精神以及道家行善积德的思想并行于世，相互交融。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社会各界获得了一个和谐的道德环境，宋代社会救济在这一坚实的思想基础下得以大发展。

1.儒教仁义思想

流民问题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制约着社会的安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在唐代，均田制的逐步破坏，至宋代，政府推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大大增加了农民破产的可能性，无地少地的人口于此时猛增，导致流民潮流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宋代政府鉴于前代王朝的兴替荣辱，总结教训，不得不对基层的社会救济问题高度重视，所推行的社会救济在改善流民的生活处境和安定人心方面发挥的效果相当显著，折射出浓厚的爱民善行。宋代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救济和帮扶措施较为有效地安抚了流民，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久安。

无论在哪个朝代，每当饥荒发生之时，一方面因为不法商人的存在，他们为富不仁，囤积大量粮食，待价而沽，哄抬粮价，造成大量的灾民饿殍遍野，激化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因为自然灾害的频发，造成粮食的收成不稳定，为实现白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必然需要进行粮食的储备，以备饥荒。基于这个背景，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宋政府在京畿四门始置常平仓，“减价以粜，用赈贫民，以为永制。”[5]5722至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除沿边州郡外，宋境已普遍设置常平仓，储粮备荒。“为了确保灾前赈灾钱粮的到位,防止挪用，宋人“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领于司农思，三司无辄移用。”[6]2865

刘俊红等[4]对废旧胶粉的改性方法及原理作了简要介绍，重点综述了废橡胶粉在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橡塑复合材料中的研究和应用进展。对废橡胶粉在橡塑复合材料中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佛教因果报应学说对其广大信众产生广泛而普遍的的道德约束力，宋代社会各界纷纷累积善行，弃恶扬善，终促成社会救济机制的建立。在以宋代官方为创办主体的社会救济和帮扶活动中，佛教总是积极推动，赈济的组织工作、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都离不开佛教的参与。以福田院、居养院为代表的宋代社会救济与帮扶机构，皆由僧人负责管理日常工作。

3.道家利物济人思想

道教作为我国的本土宗教，倡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帮扶,具有强烈的现世倾向。值得肯定的是，道教十分重视社会救济，与佛教思想相类似，道教主张积德行善是实现生活幸福，以仁爱恻隐之心利物济人，反对积累财富供个人享乐，主张分己之财物与众人共同分享。它规劝富贵之家应“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施医施药、戒杀放生、代育弃婴、创立义学”等[3]。道家的利物济人等思想，积极地推动着宋代社会救济和帮扶事业。

(四)前朝流民乱象，提供历史镜鉴

自西汉武帝始纳大儒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便在中国古代思想界牢牢占据“正统”地位，长达千年。儒家以“仁”为自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孔子作为儒家开山祖师，便坚持主张“养民也惠”，即要求统治者施行惠民亲民政策，善待百姓，以达“民富国富”。后继者孟子以“仁”和“义”作为其思想的核心，更是把施行仁政摆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孟子认为社会救济正是国家推行“仁政”或地方非弱势群体实行“仁”和“义”的重要尺度。因此，以文治国和以儒学起家的宋代官僚们对社会救济建设无不积极参与。同时，此间亦不乏是从事社会救济事业的精英。例如著名理学家朱熹设社仓于乡里，官督民办，就近赈济灾民，弥补常平仓之不足。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是宋代社会救济和帮扶体系得以完善的重要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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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

宋代的社会救济和帮扶体系达到空前的高度，在灾害救济、贫困救助等方面都形成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救济形式和机制，为后人津津乐道，发人深思。

(一)灾害救济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上将指出，北京香山论坛现已成为亚太地区权威的国际平台，各国政要专家通过这一平台汇聚一堂，或大会发言，或分组讨论，或开展多种双边、多边会晤，就共同感兴趣的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自由充分地展开交流。各国代表既不粉饰太平回避矛盾，又不针锋相对拆台起哄，畅所欲言，集智共商，充分体现了中方所积极倡导的“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的主题。

2.佛教因果报应学说

通过专门机构的设置，常平仓的管理实现了专门化和制度化，增强了社会救济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 食补为主，多吃富含钙质的食品，如牛奶、酸奶、奶酪、泥鳅、河蚌、螺、虾米、小虾皮、海带、酥炸鱼、牡蛎、花生、芝麻酱、豆腐、松籽、甘蓝菜、花椰菜、白菜、油菜、炒瓜子等。

第一，灾前的准备。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为农耕社会，农业是当时国家最根本的产业，重农之风盛行，宋代也不例外。不幸的是，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极其频繁的时期，据史料记载，两宋四百八十七年间，各种频发的自然灾害对宋代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据邓云特先生统计，两宋时期仅水旱灾害就高达三百七十六次[4]。频发的水旱灾害不仅严重威胁了宋代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严重影响了宋代社会的稳定程度，宋代统治者必然将灾害救济作为社会救济的重中之重。为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的影响，维护统治秩序，宋代统治者首先希望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将灾害消灭于萌芽之中。宋代水旱灾害频繁，因此，用来防洪灌溉的水利工程的兴修必然是应对旱涝灾害的当务之急。水利的兴修自然受到宋代君臣的重视，统治者认为“灌溉水利，农事大本”[5]161，在位君主多以兴修水利为要事，并加强水利设施的监督和管理。旱涝灾害往往造成多个方面的后果，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广泛和令统治者最为头疼的是灾害造成粮食的减产甚至是绝产，这在古代通常会导致饥荒。“民以食为天”，而饥荒的发生无疑对百姓的生命造成最根本的威胁。因此，政府与民间纷纷设立各种仓储，平时囤积余粮，灾荒发生时开仓放粮，以备饥荒之需。宋代的仓储种类繁多，通常以防灾备患作为首要用途。常设的仓储包括常平仓、义仓、惠民仓等，其中以常平仓设置最广泛、发挥的作用作用最大。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以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经验为例 刘小晴，等 5—96

中国古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社会公平的实现是社会下层人民的殷切期盼，因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宋代作为以文治国的王朝，对社会公平尤为重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来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抚恤，安定社会，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就是这一举措的重要方面。

(二)贫困救济

第二，灾时的粮赈、钱赈和工赈法。未雨绸缪的措施也是有所成效的，但是自然灾害不是全都能在萌芽状态就可以消灭的，特别是某些重大的自然灾害，相对完备的预防措施也会显得无力，这样灾害就不可避免。此种灾害发生之时，宋代政府会针对灾时和灾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实行相应的社会救济，以减轻灾害造成的消极影响。宋代灾时救济和帮扶措施主要包含粮赈、钱赈、工赈等三条途径。粮赈是最常见的形式，顾名思义，主要是在灾荒时国家将谷物稻米等粮食派发给灾民，用来满足灾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以解燃眉之急，维持其生存。如太祖乾德二年四月，“灵武饥，转泾粟以饷。”[6]12钱赈即派发给灾民钱币，使其自行购买其他必需品，宋代有着发达的商品经济，货币流通繁荣，通过钱赈，灾民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得到大多数其他生活必需品，如被服、药品等，以满足个别需求。工赈即以工代赈，指在灾荒期间由政府出资招募灾民充当工役，进行水利设施、道路、桥梁等公共工程的建设。[7]以工代赈的救济措施不仅为灾民提供了一个基本维持生计的工作岗位，改善了其困窘的的生活处境，又借助灾民之力兴修了水利、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为灾后重建及以后的防灾、救灾工作的展开创造物质条件，同时为国家节约了社会救济和公共设施兴建的财政开支，从长远来看，对财政压力的缓解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福田院的设置。福田院是主要以鳏寡独孤疾残和穷丐者等社会弱势群体为救济对象的收容机构。“福田”为佛家用语,佛教信众认为“因果报应”，今日种下善因他日可收获善果，济贫救苦即为行善积福之举，如种田会有收获一样他日可得福报。因此，所有济贫救苦、帮扶他人的善举皆可称为“福田”。在此思想指导下，福田院应运而生。宋代福田院的经费由国家左藏库及尚书省直接管理，开支甚巨，虽说宋代社会经济发达，但若放任福田院在全国大规模无区别设置，国家财政根本无力承担，故只能作为京师的特殊福利救济制度。被收养者方面主要分为长期被收养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和以乞丐为主体的临时被收养者两种类型。因为宋代提倡以文治国，崇尚仁义，对于鳏寡孤独废疾者必然大开福田院优容之门。熙宁二年（1069年）冬，宋神宗诏令开封府将“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集体安置到东京的福田院，帮助他们度过严冬，并明确指出可“于现今额定人数外收养”[8]自此，收容人数突破名额限制。主要设置于北宋的东京的福田院，北宋统治者虽然未能大范围设置，但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急人之所急，帮助东京城内的弱势群体度过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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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以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交流与互动。目前台湾地区的教师节是9月28日，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同时也是最早的“阅读推广人”和“书目研制者”，两岸四地共同举行阅读活动，可以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第二，居养院的设置。宋代崇尚仁义，倡导孝道，重视对社会孤寡老人的优待。只因福田院只是京师弱势群体的特殊福利，覆盖的范围极低，而天下千千万万的孤寡老人的生活需要保障，徽宗遂于宗崇宁元年下诏于始设居养院于各地。居养院以“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为主要救助对象，为实现真正的施惠于民，居养院采取极其严格的管理办法，具体的要求如下：入住者必须有担保人担保，经官府审查核实后方才有资格申请，进院时需要要办理正规登记。以上程序的推行，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官吏徇私、冒领支给，以致“委实老疾、孤幼、贫乏、乞丐之人不沾实惠”[5]60，力求救济执行的顺畅和惠民。在居养院中，寺庙僧侣通常作为主要的管理者和负责人，进行统筹的管理工作。管理的僧侣任期一般为三年，期间一般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薪金作为报酬；除此之外，具体细致的工作由各州县的官吏负责，承担居养院里面的粮米、被服、钱财等账目问题；由州县的士兵负责院内的炊事、卫生和杂役工作。居养院运行所需的资金以政府没收户绝者（死后无继承人）的财产为主要来源,当经费仍捉襟见肘时,政府经常以常平息钱作补充，以保证居养院的正常运行。因此居养院的资金相对充足,可以大范围地设置，也是由于管理严格，所以广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从中获益匪浅，可谓“惠民之举”。

三、宋代社会救济的成果及局限

（一）宋代社会救济的成果

第一，宋代的社会救济以宏大的规模、齐全的机构、广泛的获益群体而闻名于世。宋代社会救济以宋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以兴旺的城市，猛增的市民为持久动力，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为思想基础，为后世的社会救济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意义。

案例2 人教社A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4(2007年2月第2版)(以下简称人教A版新教材)第12页中的三角函数定义是全息定义．

第二，在应对自然灾害的社会救济方面，粮赈、钱赈、工赈等诸救济方式的联合推行，不仅帮助灾民渡过难关，维持其生命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天灾造成的暴动，同时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灾害发生时，力求达到“克天灾，除人祸”。

第三，福田院、居养院等救助机构的设置和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鳏寡孤独废疾幼者皆有所养”，显示了宋代浓浓的爱民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减少大型流行疾病的发生，促进中国古代了社会医疗卫生和福利事业的进步，为后来的元、明、清甚至是民国提供了借鉴。

(二)宋代社会救济的局限

第一，宋代救济属于被动的救济，是统治者推行恩赐的手段。宋代社会救济的初衷是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通过恩赐性质的社会救济，使人民对朝廷感恩戴德，以图长治久安。

第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在中国古代史上，宋代冗官问题突出，造成严重的吏治问题，大小官员贪污盛行，宋代社会救济的机构虽说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可毕竟是人治社会，不可能根绝贪腐问题，官员贪污救济钱、米，冒充现象严重，损害了真正迫切需要救济的弱势群体利益，导致社会救济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结语

首先，宋代社会救济体系之所以完备发达，正是宋代社会经济发达，国力强盛，这才为社会救济提供物质保障；正是由于宋代城市的兴盛，市民猛增，为社会救济提供救济对象和持久动力；正是由于宋代推行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释道三教并存的较为活跃思想政策，为社会救济提供思想基础；正是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的教训，为社会救济提供借鉴；正是由于宋朝或自然原因或社会原因造成的灾害，为社会救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背景与舞台。

其次，宋代的社会救济措施种类多样，范围广泛，仅仅对于自然灾害的社会救济，就分为灾前的水利工程的兴建、仓储的大规模设置、灾中的粮赈、钱赈、工赈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救济措施。除此之外还建立了完善的福利机构，如福田院、居养院等慈善福利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矜寡孤独废疾幼者皆有所养，病有所医”，显示了宋代社会各界浓浓的爱民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最后，宋代社会救济的运行，是以渠道的多样化、主体的多元化为特点。宋代政府作为社会救济框架的构建者，不遗余力地推动着社会救济的建立，还鼓励民间力量积极投身到社会救济体系的完善中去。虽然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瑕疵，但是社会救济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宋代政府的预期目的，保障了宋代社会弱势群体的某些利益，缓和了社会矛盾，使社会下层对朝廷感恩戴德，巩固了统治，实现了国家长期的稳定繁荣，并且对后世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总体来说，其功远大于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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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仲游.西台集（卷七）[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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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尚务印书馆，2011：25.

[5]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谭凤娥.宋代的社会救济事业评述[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11)：91-95.

[8]马晓燕.宋代救济鳏寡独老的方式及其演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2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