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一、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兴起
1883年,尼采(Nietzsche,1844—1900)曾说:“虚无主义站在了大门口。”[1]656他就此宣布19世纪进入了虚无主义的时代。这个自命为欧洲第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的哲学家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体验了何为虚无主义。他所预言的虚无主义的兴起势在必然,果然在他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成为现实。这一年,有一位伟人辞世,他是比尼采更深刻地认识、了解虚无主义的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在现代思想家的阵营里,确实不只是尼采注意到了虚无主义盛行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尼采之前,可以说,马克思的作品在论述和批判虚无主义的文献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主要从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层面分析虚无主义及其根源、表现、危害。马克思的重要性和深刻性应当受到更大的重视,因为马克思既体验到了虚无主义在现代化生活中带来价值弱化的基本事实,也揭示了其充满悖论与矛盾的特点,比如资本在狂欢,事物破碎了,中心不复存在,等等。这些虚无主义的时代表现,具体而言就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祟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马克思这段话分析了虚无主义的时代背景及表现形式,特别是虚无主义的破坏力,它导致各种事实和价值被消解。
在认识虚无主义的思想史上,马克思的哲学与虚无主义的这种渊源,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最早就诞生在马克思出生并生活的德国,与德国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费希特(Fichte,1762—1814)、黑格尔(Hegel,1770—1831)、施蒂纳(Stirner,1806—1856)都重视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和思潮的出现,这给马克思认识虚无主义提供了精神土壤和理论准备。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虚无主义已经作为政治活动在俄国发展起来,当时许多人自称虚无主义者以反对统治者,其中不乏作恶多端的不良之徒,导致虚无主义思潮声名狼藉。马克思不仅对这种政治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进行批判,更重要的是他预见到了价值层面上虚无主义的兴起必将带来的结果。在上一段引文中所包含着的,就是他对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分析:第一,资产阶级时代,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第二,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第三,一切神圣的光环被抹去。第四,生产不断变革,社会状况不停动荡。今天看来,价值领域的这种种纷扰,就是尼采所说“重估一切价值”的先声。马克思所理解的虚无主义这种思潮表现了现代经济永无休止进步的压力,人的欲望无限扩张的动力,以及人类随能力增强无限膨胀的自信以及相伴而生的无畏心理,最后成为“无神无圣”的观念,“什么都可以”的行动纲领。人们打破民族、地方、国土界限建立世界市场,传统、道德的界限也被一并跨越。
从现代生活的表现来看,崇高价值被贬低、基本价值底线被突破,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怀疑,虚无主义已经步步为营、占据现代人的价值世界。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虚无主义根源于“异化”及“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人们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成为了商品,它就开始具有一种无所不在的交换逻辑,具体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都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卖出;有利可图的东西或事情,只要付钱,就有可能得到或完成。人们甚至出卖和交换德行、爱情、信仰、知识以及良心。这样必然导致与人相关的精神和生命失去崇高性、神圣性。而且这样一来,虚无主义必然会发展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当代形式。物质主义崇尚、耽溺物质丰饶的享受,它会带来道德败坏、厌烦;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只强调花钱、享受和占有物质,它们会理直气壮地破坏传统价值体系。可以想象,如果一切价值消解和殒落,人就只能在金钱拥有和物质享受中寻求满足与意义。随之而来可怕的后果是:
首先,虚无主义败坏人与世界的关系,使人只知占有和利用,只崇拜金钱和物。金钱作为价值概念,它是现存的和起作用的,能混淆和替换一切事物,结果是什么都可以计算、衡量,也可以用来交换;物的方便、舒适、新颖和完美,在即时拥有和过度拥有中,抹平了一切缺憾和不满。这样的价值观无疑将使人对金钱和物质舒适形成更大的依赖性。其次,虚无主义毁坏人与人的关系,使社会关系只有算计和利害,家庭关系缺乏温情。人们在彼此冷漠中受到伤害,没有能力建立亲密关系,更无力维系长久稳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共享情感和感情纽带也就变得涣散和衰弱。最后,虚无主义还破坏人的生活,导致生活无序的急剧变化。当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稳定、持久、永恒这些价值和美德也会从人类生活中撤出。
从承载物上看,现代青花瓷艺术并不一定具备实用功能,他更可能的是表达艺术的审美。在整个瓷器的外形上,现代青花瓷的载体除了高度概括传统青花瓷的器形以外,还融入了雕塑等技法,进一步开拓了传统青花瓷器外形的空间感。如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黄焕义教授,作品《大器之魂》,就是将青花绘制在非传统器形的载体上,以追求某种情绪。以及他的作品《躺着的梅瓶》,将传统青花梅瓶躺着放在那里既诙谐又幽默的向大家表讲述了“倒霉”这个小故事。著名陶瓷艺术家秦锡麟先生的陶艺作品《竞翔》、《昔日的光辉》,不仅带有民族文化还具有自己的个性。虽表达以都青花为主,但在承载它的器形上稍作变化反透漏作者个人情绪。
马克思曾总结虚无主义在现代的发展,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历史、现实、生活都是人类所创造,反而被其所掌控、主宰,就是说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所操纵。虚无主义以异化为表现的后果是,最终导致个体的孤独感,人际之间的普遍冷漠,公众情绪中的迷惘感、沮丧感,“商品拜物教”等。他这样认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11]由此可见,人类战胜虚无主义要克服人的“物化”“异化”,要追求和捍卫人的尊严,要真诚地投入生活,当人们以人的感觉、感情和思想去追求、体会美好生活,创造并实现价值,虚无主义必然无处可藏。
二、尼采与虚无主义危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只有理论的解读和严格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利用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在潜移默化中让每一个要求逐渐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学生讲堂应运而生。学生讲堂和名师讲堂、班主任讲堂自成体系,仍以三月为例,学生讲堂或宣传校内诚信之星,或讲述名人诚信故事,或吟诵诚信经典,或播放诚信动漫故事……总之,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名师讲堂的解读和班主任讲堂的要求以生动鲜活的事例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有榜样可学习。
从德国哲学的发展来看,上帝消失是很早就被意识到的一个事件,六天创世的工作之后,上帝到哪去了?大文豪歌德(Goethe,1749—1832)晚年与爱克曼(Eckermann,1792—1854)的谈话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上帝早已退位,寂然无声了,人们现在仿佛都要立在自己的脚跟上,要考虑自己在上帝寂然无声的情况下如何生活下去了。在宗教和道德的领域里,也许还承认神的某种作用;但是在科学和艺术的领域里,人们都相信这里完全是尘世间事,一切都只是人力的果实。”[4]歌德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果决和断然,如果没有上帝,人依然可以尽享人世欢乐,在科学、艺术上表现出人的创造性和优越性,一切都凭人的勇气和力量去获得。正因为如此,尼采出声以前,关于上帝的消失不见,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恐慌,只要人们还有所相信和依赖,从神圣世界向世俗世界的撤退,并不会导致恐慌。尼采“上帝之死”的宣言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向世人说出的真相是,上帝死了,一切都是虚假的,干什么都行。上帝已经不仅仅只是指基督教的最高信奉,包括世间一切神灵,人类奉为最高价值的存在。神圣性的消失直接颠覆了世俗生活的基础,也消解了目的与意义。这个事件会导致的结果,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1858—1917)概括如下:“在以往的人际关系里,上帝还经常抛头露面,但后来,上帝就退隐避居了,它把整个世界都交还给了人,任凭他们去争执不休。我们至少可以说,即使上帝还在驾驭这个世界,也多少有些作壁上观的意味,即使上帝还在统治这个世界,也多少有点含糊其辞,正因如此,人类才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这样一来,个人便觉察到了自己的存在,他们不再逆来顺受了,而成了自觉活动的源泉。”[5]从涂尔干的观点来看,上帝之死也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人的出现。这是人类生活的固有条件,它还原了每个人自我的存在感和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正像美国学者阿伦特(Arendt,1906—1975)说的:“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即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6]可以肯定,人的出现,也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强化和发展。但是,消极意义更甚,摆脱了上帝这个偶像的人类直接面临价值崩溃和虚无的危机。尼采最深刻地看到,一个没有了上帝的乱世,是没有了束缚,是蓬勃、昂然发展的世界,人类阔步前进,当然会有伟大的增长和成果,如科学、技术、文化等。但在这个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无所依傍、恐惧、诱惑会成为更深刻的东西,痛苦、绝望和毁灭相伴而生。在这种情形下,他预言:真正的虚无主义将会问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忍受和对付现代生活中上帝缺位的事实,这是现代虚无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虚无主义果然伴随着巨大发展的时代迤逦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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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过:“虚无主义的出现,不是因为生存的痛苦比以前增大,而是因为人们怀疑灾祸也就是生命中的‘意义’”。[1]622他分析虚无主义的产生,带着厌恶和怜悯的情感,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不该存在。”[1]270其根本原因当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厌恶和怜悯,是这两种情感混合着产生了世上最大的灾难: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这个在欧洲大地上徘徊的幽灵,造成了人的病态,这是一种严重而无法否认的事实。为了直面虚无主义肆虐的现实,尼采提出了禁欲主义理想,他认为:“禁欲主义理想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意义。直到现在,这还是人类唯一的意义,任何一种意义都强似于毫无意义。”[7]135虽然,尼采的哲学总体的调子是乐观主义的,但是从悲观主义出发到虚无主义再到禁欲主义这条路,他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如出一辙。准确地说,他继承了叔本华哲学思考的遗产,他的虚无主义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受到叔本华哲学启发,他所谓的精神顶点就是让人们认识万物皆无意义。在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种种阐述中,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诚然,禁欲主义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甚至会带来更多问题。尼采只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正像他自己说的:“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禁欲主义理想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权宜之计’,它解释了痛苦,似乎填补了巨大的痛苦,特别是关闭了通往自杀型虚无主义的大门。无疑,解释也带来了新的痛苦,更加深刻,更加内向,毒素更多,更腐蚀生命的痛苦:它将所有的痛苦都归因于罪过……可是,尽管如此,人由此而得救,他有了一种意义。从此他不再是风中飘零的一叶,不再是荒唐戏,‘无意义’的玩偶,他现在能够有某种追求了——至于他追求的内容、目的、方法是什么,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了。”[7]136在这些关于禁欲主义作为理想的论述中,尼采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7]76
从虚无主义产生以后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尼采从哲学的角度、贝尔从文化的角度都说明了克服虚无主义是现代化框架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人们只有经历了虚无主义的意义丧失才能更理解价值、意义。悲观主义哲学的根源,具体而言,是人生苦恼的未可解除,而人生的苦恼,总是来自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被虚无主义情绪包围的人,自然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者与后来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此类人物是不同的,他这样界定:“虚无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从现存的世界出发断定,这个世界不该存在,而且,从那个本应存在的世界出发认为没有这样的世界。这样一来,生命(行动,受动,意愿,感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徒劳无益’乃是虚无主义的激情——同时,无结果。”[1]270-271但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在一个比我们这个腐朽的、自疑的现代更为强盛的时代,那个怀有伟大的爱和蔑视的人,那个拯救世界的人,那种创造精神,还是会来临的……这个未来的人就这样把我们从迄今所有的理想中拯救出来了,就这样把我们从理想的衍生物中、从伟大的憎恶中,从虚无意志中,从虚无主义拯救出来了。这一正午的报时钟声,这一使意志重获目标,使人重获希望的伟大决定,这个反基督主义者、反虚无主义者,这个战胜了上帝和虚无主义的人——他总有一天会到来。[7]74尼采的这一识见,对于西方文明是一种很确切的判定,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1976)这样肯定尼采的历史地位:“尼采本人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解说了西方历史的进程,并且把这种进程解说为虚无主义的兴起和展开。对尼采形而上学的深入思考成了一种对现代人的处境和位置的沉思。”[8]深入思考并批判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因此是与人的现代处境有关的问题。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现时代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从沉湎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当代虚无主义困境中超拔出来。”[9]
尼采从道德上扫荡虚无主义,他主张人应当这样生活:使自己的感性日益精神化和多样化。他写道:“一个人必须在生命之外有一个立足点,用不同的方式,如同已经活过的一个人、许多人、一切人那样去了解生命,方能真正触及生命的价值问题。”[12]这一生命之外的立足点是他所推崇的,就是让天上和地上的主要事情往一个方向发展,久而久之便产生某些东西,值得人为之活在世上,诸如德行、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某种使旧貌换新颜的东西,某种精美的、疯魔的或神奇的东西。尼采所期待的使人旧貌换新颜的东西产生自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领域,人在物的世界强力角逐的精力转移到浩瀚无垠的心灵世界,所唤起的、产生的、形成的是人生值得一过的丰富性,他要以此来终结虚无主义。
4.3 农机技术人才短缺 核心技术研发人才以及高技能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据调查,相关高校农业机械学科明显萎缩,慢慢转向更易招到学生的机械工程专业,而农机专业毕业生最终从事农机行业的还不足1/3;另外,人才流失严重,产业工人掌握技能单一,新技术新工艺培训跟不上。
从比较法视角来看,在英美法国家,小额诉讼程序是治安法院(庭)适用的非正式程序;在日本等大陆法国家,小额诉讼程序是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之外独立的第三种程序;在韩国,小额诉讼程序是普通程序之外的独立程序。基于我国的国情和传统,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可以借鉴大陆法国家(地区)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将其定位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之外的第三种程序,具有独立的程序构造。正如我国著名法学家常怡教授所言:“小额诉讼程序在性质上绝不是简易程序的附属程序,也不是简易程序的分支程序,而是与简易程序相互联系,并且并列存在的一种独立的第一审程序。”[13]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Weber,1864—1920)说过:“一位当代的学者——特别是当代的哲学家——的诚实,可以用他对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来衡量。谁若是不承认不靠这两个人的工作便无法进行自己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谁就是在诈骗自己,也在诈骗别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理智世界是由马克思和尼采所塑造的。”[3]应该说,在认识虚无主义问题上尤其如此。鉴于他们生活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而且生活的年代先后相继,马克思提出的一切都在动荡不安中,一切都烟消云散,这些虚无主义的意象无疑可以成为理解尼采所说“重估一切价值”的理论前提。在一切烟消云散后,尼采把虚无主义总结为:是对无价值无意义的信仰,相信不存在胜于存在,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他有类似于马克思的表达:“总而言之,最美好的东西被亵渎了,……最优秀的人湮没无闻了。”[1]1191883年至1888年,尼采晚期的作品主要是关于虚无主义的,他把虚无定义为无意义。虚无主义者信奉徒劳无益,信仰世上本无所谓真理,而且相信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毁灭。所以,尼采总结了19世纪两个最令人痛苦难忘的事件,一是“上帝的死亡”;二是“虚无主义的来临”。这两点有巨大的关联性:人类因此被置于价值的巨大缺失和空虚的境地。
三、英格尔哈特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所以,马克思主张为了克服虚无主义,人应当追求像人一样的感觉、思想和生活,应当追求美好生活。在马克思的价值世界中,美好生活是由那些人们自愿去做而且有意义的事情组成,正像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还揭示人类终止虚无主义统领的有效路径,即认识“真正人的问题”。他认为只有对人的存在与价值作历史性肯定,虚无主义才能得到有效抵御和克服。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无疑,他的哲学中包含的对自然、自我、意义的发现和重视、对价值的肯定和追求、美好生活等理论是克服虚无主义的智慧源泉。[2]85
虚无主义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为它会导致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毫无疑问,一个以虚无主义态度处世的人,否定现存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一切不该存在。这样一来,与人生有关的一切,包括意愿、感觉、情感、行为,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无信仰、无意义、无价值所引发的虚无主义从19世纪发展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和社会,危机更深。人们面临这样的现实:虚无的情绪在蔓延和扩大。时代深受虚无主义之苦,我们不可能在对虚无主义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还能拥有我们所需的道德和生活。如果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去面对上帝缺位的事实,现代人难以摆脱被动和无助的感觉,人会在睁开眼面对生命和生活时,成为失望的人或多余的人。所以,在看到虚无主义的表现之外,还要了解虚无主义何以产生,才有可能找到解决虚无主义的路径。
在虚无主义来临的时代,尼采鼓励人靠强力意志自我拯救。他关于虚无主义阐释的思想中,有四个重要概念,即价值、价值的确立、废黜和重估。在虚无主义的发现和分析之后,尼采忙于价值的建构,他想要填充虚无带来的空虚,修正虚无带来的的荒谬,克服虚无带来的绝望。他感觉到了虚无主义附带的恐怖本质,正如人们能够观察到的,无意义行动或疯狂使得被赋予了虚无主义特征的社会极其脆弱,其中既有难以忍耐的个体的痛苦和厌烦,也有不能承受的社会失序。为此,尼采把虚无主义称为欧洲文化最可怕的客人。美国学者贝尔(Bell,1919—2011)看到了这一点,他将此归结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指出虚无主义是“极端形式下的现代心理。尽管虚无主义建立在形而上的基础上,它如今已盛行于整个社会 ,也必将摧毁它自己”。[10]他主要从文化的角度看待虚无主义。文化是人类生命过程中为自我的生存提供的解释系统、象征系统和意义系统,其本身就有助人们对付生存的各种困境,在应对虚无主义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方面的努力也不失为一种思路。
尼采曾这样说:“当我在闹市观望行人,看成千上万的人表情迟钝或行色匆匆地走过去,我就总是对自己说,他们一定心情恶劣。”[13]现代人确实容易心情恶劣,在被忘却的生活里,人们总是迅速被遗忘,轻易被取代,并在现代生活中不断体会到虚无加深的感觉。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发展趋势,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中,正在得到纠正。这种价值观之所以对虚无主义是一种矫正,它本身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以马克思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和思想的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34—),他说过:“后物质主义思潮最早和最广泛的形式,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复兴。”[14]28819世纪以来,工业化带来的物质丰裕形成了普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但是,人的不满和虚无主义横行,是19世纪以来文明最大的副产品。在物质丰富、技术至上的时代,人的精神被打上阴郁、渺小、贫乏、肤浅的印记,就像我们能够看到的,难以回避的现代性的鄙陋是物质世界的丰饶与精神世界的浅薄互为因果,人必须寻求自我存在的现代表达。马克思对19世纪的工业化和虚无主义的批判,仍然可以深刻地启迪后来者,即使今天看来,马克思对19世纪工业化的批判,仍是卓越和富有成效的,英格尔哈特提出“后物质主义”理论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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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尔哈特通过大众价值观和态度的全球调查,为我们理解现代化的新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材料。他在全球价值观调查中发现的人们对生活态度、生活质量、人权、公民自由、幸福等价值的关注和追求,其实都是精神领域与层面的,本应归属于非物质领域,之所以提出“后物质主义”,其中“后”的提出和界定强调了紧随其后的意味,这也是马克思相关理论的现代表述。英格尔哈特自己承认:“历史上,有几位学者,如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都提出过现代化理论。我的研究与他们的观点一致,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的变化。”[15]简而言之,经济改变世界,世界的变化紧随经济发展之后,这一理论工具马克思曾用来分析兴起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他认识到: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2]273为此,他深刻揭示了现代经济追求永不满足成长的特点,人的欲望随之扩张,还有接踵而来人类不断膨胀的信心,等等。现代人生活在这样的境遇中,需要满足自己创造出来的永不满足的需要或欲望。马克思对战胜虚无主义的信心来自于,他相信人不会永远停留在物质需求高于一切的程度。英格尔哈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具有巨大的优势,“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曾经并且仍然对全世界人民解读现实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14]438他的后物质主义理论正是从马克思这里出发。
英格尔哈特所建立的理论基于这样两个假设,一是匮乏假设。他认为人都渴求自由和自主,但是人的需求从物质必需品开始,同时人们会倾向于赋予最紧迫的需求以最高的价值。这一学说无疑从心理和价值层面支持了马克思理论对社会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心理分析,同时也为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提供说明。第二个假设是社会化假设。他认为优先价值观是个体生活条件特别是早期生活条件的反映,价值观转变主要通过代际人口更替实现。英格尔哈特认为:西方公众价值观业已从过于强调物质福利和身体安全而转向更加强调生活质量。[14]3这一转向的原因和意义是复杂的,但其基本要点或可简单表述为:与其说人们关注的是遥不可及的或没有威胁的东西,毋宁说人们会更加关注直接需求或威胁。因此,虽然美的需求或许多少具有普遍性,但饥饿的人却更可能会关注食物而非美的诉求。这就是说填饱肚子是最重要的,可是一旦肚子饱了,人的审美和知识等的需求就会被突出地意识到,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79他所说的第一个需要就是人们需要吃喝住穿及其他一些东西。工业文明创造和积累的成果使人们轻易就能满足第一需要,人如果还把全部的心神用来追求财富、金钱,让精神和情感都在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匮乏中,人便容易堕入虚无。西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韧,展示的正是现代人抗拒虚无的努力,也是与虚无主义斗争的结果。英格尔哈特的研究成果表明: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把社会质量置于经济增长之上。[16]具体来说,他认为新的经验材料证明,现代化改变了世界观和动机。通过来自全球调查的材料,英格尔哈特分析论证得到的结论是,就价值观而言,传统、保守的价值,即物质主义价值观更重视追求富裕、繁荣经济、秩序和安全、个体自由、政治参与等。而现代价值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表现为重视非物质性的生活目标,如工作中的满足感、个体发展、自尊感、环保意识、志愿服务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崛起说明,人们不仅为物质性目标努力,更会为非物质性目标努力。
在现实中,为了克服虚无感,人们总是会积极寻找和准备各种具体方案临阵以待,如生活方式的多元选择和多样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能否有效地克服虚无主义,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它当然不是灵丹妙药,英格尔哈特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历史已从简单的好或坏的斗争转变为在各种竞争事物中寻求平衡的问题。对此,我们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也没有明显的道德药方。”[14]438-439但是可以说,去除虚无感要紧的是生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起码为人们义无反顾地生活提供了新的意义源泉,让人们在更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去感受、经历、体验并铭刻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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