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真实”的颂辞——关于牛放诗集《诗藏》

牛放的诗集《诗藏》已经摆在了面前，是到了我对它说几句心里话的时候了。

（3）预热、热输入与层间温度 双相不锈钢靠着合理的双相比例而发挥性能，焊后应保证铁素体和奥氏体两相保持合理的比例，焊接一般选用小热输入、快速焊接的方法，容易使得焊缝冷却速度过快，高温铁素体向奥氏体转变时间过短，则焊缝和热影响区域会产生过多的铁素体组织，而奥氏体组织不足，会降低双相不锈钢的抗腐蚀性和焊接接头处的韧性。因此母材预热温度应≥10℃，在沙特吉赞项目常年高温环境下室温即可。若选用较大的热输入量，则冷却速度过慢会使得铁素体晶粒粗大，且会产生金属间相，同样降低接头韧性与抗腐蚀性。

［1］谭莉莉，黄津芳，王虹，等.康复训练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恢复的影响.中华护理杂志，1996，31(6):314-315.

在一个越来越追求智性和技艺繁复的时代，牛放却给出了相反路向的诗歌风貌。从繁复到质朴这个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反思这个问题，可以看到牛放更为真实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

此外，我们还积极地推动教育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我们一向重视向西方学习，例如教材中引用了杜威的许多观点，但我们在引用西方教育思想的时候，会努力将适合我们的东西吸收进来，尽量把它纳入到本土化的思想体系当中，这也就是中国化。当然，我们在运用西方东西的时候也比较谨慎，竭力避免标新立异，含糊不清，把读者搞糊涂了。与此同时，我们很注重传承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其陈旧糟粕的一面，亦有其睿智、博通、恒久、能顺应潮流的一面，我们应当重新解读、弘扬与振兴中国文化。

万物有灵，世事轮转，人世变迁，人的命脉深深根植于那些短暂或永恒之物。无论是出自敬畏还是出自天性的热爱，神就是那些自然、那些生灵、那些族类的永恒性的一面。它们无论是平静还是漩涡，都能够对那些短暂性的历史、时代和狂躁的人类做出有力的提请。这正是阅读牛放的诗集《诗藏》（西藏人民出版社）的一个起点。没有这个起点，一个诗人写作的精神出处就无从谈起了。

在牛放的藏地诗篇中，面对着雪山、河流、村庄、物象，我们看到了一个时时处于凝视状态的诗人。这一凝视的状态和过程不只是面向了事物、细节和表象，而是指向了多层面的时间对话。凝视与发现和还原是同构、同步的，尤其是对于已经程式化、符号化和表象化的“边地”写作而言。一个诗人如果不具备这种发现效果的凝视能力，那么他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而且他的情感和经验以及想象都可能是虚假的。在这一点上考量，牛放是一个真诗人——真实、真诚、可靠。

一个作家的写作总是有精神背景和地方知识作为支撑的，总会有内在的精神驱动机制，比如特殊空间和事物以及精神境遇的激发。正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说的“我相信一切艺术都从当地产生，而且必须如此，因为这样我们的感官才能找到素材。”显然，牛放早在三十年前就找到了这一空间支撑——藏地（四川平武、若尔盖）。这既有家族命运的成分，又有一个诗人天然的精神需求。这也是一个写作者对自我精神的“本源”意义上的探问、回应与交待。“本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使某物是什么以及如何是的那个东西，我们称之为某件东西的本质。某件东西的本源乃是这东西的本质之源。”（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

牛放的这些诗往往有着宏阔的时空背景，这与一个诗人的眼界和精神体量有关，“我从四百年后的秋天走来，骨骼已然风化”。对于牛放来说，诗歌就是完成在时空中的自我摆渡。

诗人与藏地或者说边地的关系描写有悠久的历史，对于已经被符号化、消费化的藏地而言，从怎样的观察角度、以怎样的行走方式重新去发现藏民们生活的土地，仍是一个值得分析讨论的话题。在这个层面上，牛放的诗歌回到了诗人写作的原发点，回到个人经验的书写上，从而避免了套路化的藏地高原文化题材写作。一个人和空间关系的确立不仅是需要时间和阅历的，而且还需要“精神成人”的个人化的想象力和求真意志。这是诗与真的命题。具体到牛放的藏地写作，地方并不是由自然景观、私人空间和公共建筑等纯物理因素构成，地方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经验和记忆方式。这些边地诗章正是从内心和经历中生长出来的，而非一些观光客和外来者的猎奇和表面符号化的写作。“地域写作”“边地写作”“极地写作”在时下已经变得愈益流行和强势，而正在丧失的却是一个写作者的真诚以及对事物和自我的发现能力与求真意志。恰恰相反，那些短暂停留或观光的外来者，包括作家、摄影家和背包客们，他们所关注的只是流于观光手册意义上的“表面”。当下的边地诗歌大量充斥着伪民族风的写作，成为民俗的低端而庸俗的展示，贩卖冒牌的地理学知识。然而真正的观察者更应关注和强化的则是更容易被忽略的那些“侧面”或“背面”，正如莲花生大士所说的“虽然我的‘见’可以像天空那么广阔，但我的‘行’和我对因果的尊敬却必须像面粉粒那么密”。这是“见”与“行”的内在关系，诗人应该更深入地予以体悟。“行走虽然重要，但容易流于表面，虽然眼见为实，然而眼见的东西往往是表面，如何能看见眼见的事物的背后的东西才是水平。我在阿坝生活、工作过，对当地农牧业的人有很深的了解，不仅如此，对这些地方还有深厚的感情，没有这些基础，只靠行走是没有用的，写出来的东西也浅薄，不会耐读。”（牛放）。时代、现场、生活，它们都是由模糊或清晰的远景和近景所组成的，诗人的取景框其特殊功用在于发现那些细节和幽微之处。这些细节又是具有象征性的。这需要诗人不仅要具有观察能力以及特殊的取景角度，而且需要举重若轻、化大为小的能力。快速的碎片化的时代以及同样模糊的碎片景观，能够对此予以整合和澄清的也许只有诗人。尤其是在景观化社会，每个人都持有一个电子化的取景框的时候，这种类似于复眼的“发现”能力不是变得越来越容易，反而是越来越艰难了。在阅读牛放藏地诗歌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诗人的发现能力。

尤其是当一个人面对那些高原、高山、天空以及寺庙和神性之物的时候，这不能不产生一种向上仰望的诗学。这是一个诗人向上的维度。但是，无限的向上很容易成为抽离了日常生活和现场的高蹈的、玄学的个体精神世界乌托邦，成为抽空了情感和经验的虚无的黑洞。而牛放的诗则与此同时具备了俯身向下的维度，这是一种查勘，更是一种虔敬和平等的视角。这使得牛放的诗歌回到了日常，回到了细节，回到了及物和关联，回到了事物的本真，回到了朴素和透彻，“只有放低自己 /才可能举头仰望”（《鹰飞翔》）。这是一个拒绝了写作套路的回到了自我、本真和纯粹的写作者，这一切都落实在了 “朴素”上面。牛放的藏地诗歌越来越朴素、透明、纯净、方正。这是精神经过淘洗、过滤和淬炼之后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很多评论者在面对朴素的诗、透明的诗和纯净的诗的时候往往会带有一种偏见，即认为这种诗歌是简单的。甚至牛放的很多抒情短章还带有箴言、吟唱和谣曲的风格。其中有些诗作还近似于佛偈说唱的功能，这是诗歌的“减法”，而这恰恰是需要以技巧、经验、历练为前提。这些朴素的“减法”意义上的诗，这种抒情化、吟唱化的透明诗学恰恰来自于边地对一个诗人的想象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一种深入到精神根底的淬炼。一个诗人的眼光、眼界也随之改变。这些诗歌因为是建立于个体生命体验和想象的基础之上，因而感人至深，回复到了人在万事万物面前的自然的原生的本来面目。牛放给藏地献上的是灵魂的颂辞，是一个人的赞美诗，也是一个人的精神履历。而赞美和颂辞只有出自一个人的内心和真诚，其诗才不会是虚假的，至于赞美诗和颂辞自身达到何种程度和艺术水准则是另外的要求。牛放给出的是朴素的赞歌和颂辞，当然也透出了难掩的困惑和哀伤。当然，在牛放的诗歌中光明的事物大于阴影。这是由一个诗人的眼光和角度所决定的。在某一个宏大高耸的雪山、建筑和雕像面前，你是站在正面还是站在反面，你是在侧面还是在远距离观望，你是强化那灿烂的面孔还是注意那阴影中的褶皱，这一切都会改变或纠正观看者与事物的关系。在那些惯见的日常生活面前，牛放剥去世俗的眼光而予以了重新的发现和激活，诗人赋予那些高原风物的是灵魂，事物和风景都在从内在秩序的最高处发生声响。

一年夏天，我来到青海的塔尔寺。在佛殿前，一个汉族女子在光滑的地板上不断起身、伏身叩长头，她的目标是十万个。据说叩拜十万个长头之后，整个人的身心将在洗礼中完成质的飞升。当我们将此转向诗人，从这一点来说，诗人正在这条叩拜的路上，牛放的藏地诗歌正是在完成个人的精神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