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利用《淮安府志》考定《西游记》作者

  

天启《淮安府志》书影

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这在今天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常识。但在古代，《西游记》的作者到底是谁却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复杂问题。主要有丘处机、李春芳、王阳明、朱鼎臣、吴承恩等好几种意见。直到1923年，胡适在鲁迅的帮助下，利用天启《淮安府志》的资料，才考定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正主”，此后逐渐为人们所知，并最终为社会广泛认同。

国王什么时候回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要牢记他在被流放的苦痛中，而令他稍感安慰的，唯有家人的爱，就可以了。

一

现在存世最早的《西游记》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此书不署作者姓名，只在扉页上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后来有人考证，华阳洞天主人实为李春芳。有人还根据《西游记》第九十五回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以为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线索，与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华阳洞天主人”七字相互印证，进一步推定李春芳就是《西游记》的作者。

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号石麓，世居句容县，后移居兴化。世德堂本《西游记》扉页所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充其量只能说明《西游记》曾经其校订，并不能证明此书就是华阳洞主人撰著的。此其一。其二，历史上号华阳洞主者并不仅仅李春芳一人。有人就考证说，华阳洞主实际上是丘处机的号。另检杨廷福《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张皜也以华阳洞主为号，又张祥鸢号华阳洞叟、又号华阳洞，而号华阳山人者4人、华阳者7人，华阳散人、华阳逸者、华阳生、华阳馆者各1人。其三，仅凭《西游记》中一首所谓隐喻诗，就断定李春芳是《西游记》的作者，这如同编造所谓李白诗“北暮苍山兰舟四，京无落霞缀清川；奥年叶落缘分地，运水微漾人却震”，以此来说明李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预言了北京奥运之年（2008）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一样，根本就不靠谱。

二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丘处机著《西游记》的意见影响最大。

清康熙年间，奉道弟子汪澹漪将《西游记》笺评为《西游证道书》，第一次提出《西游记》的作者为丘处机。并不惜作假，托名元代文学家虞集写了一篇《西游记原序》放在全书的前面。因为虞集曾任《经世大典》总裁，《原序》还模仿虞集的口吻，煞有介事地说：“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汪澹漪还在托名虞集《原序》的后面“配套”《丘长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附录两则，分别介绍丘处机的生平和玄奘大师取经的史实。果不其然，托名虞集的《原序》和两则附录环环相扣，彼此互证，终致三人成虎，三告投杼。自此之后，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丘处机为《西游记》作者的意见风行于世。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古本《西游记》，清代共有7种版本，作者无一例外都署成丘处机。

吴承恩（1504～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人。少有文名，屡试不第，直到年近50才补为岁贡生，曾任山西潞安通判、浙江长兴县丞、湖北荆王府纪善。天启《淮安府志》有传。

认定丘处机为《西游记》的作者有两个致命伤。第一，《西游记》屡次写到锦衣卫、司礼监、会同馆、东城兵马司等官制与官职，而这些官制、职官是明代出现的。丘处机是宋元之际人，由他创作的著作中怎么会出现明代的官制与职官呢？第二，诚然，丘处机写过一本《长春真人西游记》，但此《西游记》非彼《西游记》，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清乾隆六十年（1795），江苏嘉定（今属上海）著名学者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正统《道藏》中发现并抄出丘处机的《西游记》。此书全名“长春真人西游记”，只有2卷，由丘处机弟子李志常代为操刀，体裁是游记。主要内容是丘处机率领18弟子历时4年，远赴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所见所闻，包括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次对话。全书不足5万字，与百回本神话小说《西游记》实在是“郢书燕说”。

三

胡适先生还考证出，吴承恩大约生于正德之末（约1520），死于万历之初（约1580）。而“天启《淮安府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1626，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据了”。并引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进一步证明《西游记》确为吴承恩所作。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最早注意到吴玉搢、阮葵生的意见，并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明确提出：“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当时胡适正在进行《西游记》的研究，鲁迅便将掌握的资料抄给他，胡适如获至宝，主要凭借这些资料，在1923年2月写出《西游记考证》，后来发表在1923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其中说：

最早提出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是吴玉搢的《山阳志遗》。该书卷四说：

（1）通过对建库后下游减水河段的模拟，基于减水河段水动力的变化和灌区污染物的排入分析，确定了翁结水库的最佳下泄水量，在此水量的基础上可确保下游减水河段水环境质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天启旧志列先生（指吴承恩——笔者注，下同）为近代文苑之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虞集）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

吴玉搢字藉五，号山夫，清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人。有关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一段文字就出自这里。

时间稍晚，阮葵生在其《茶余客话》中响应吴玉搢，发表了类似意见，进一步肯定吴承恩为《西游记》的作者。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元登州栖霞人（今属山东省）。

吴玉搢、阮葵生的依据都是天启《淮安府志》，也就是《山阳志遗》所说的“天启旧志”“郡志”。考天启《淮安府志》，明淮安知府宋祖舜修，东河船政同知方尚祖等纂，初刻于天启六年（1606）。全书24卷首1卷，全面又系统地记述了淮安府舆地、建置、秩官、学校、典礼、兵戎、贡赋、河防、选举、人物、艺文、丛纪等方面的历史。有关吴承恩的生平见于该书卷十六人物二《近代文苑》，有关吴承恩著《西游记》的史料见于该书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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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可惜的是，吴玉搢和阮葵生早在乾隆期间就提出了吴承恩对于《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但直到清朝灭亡，似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1920年代，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

③徐俯《卜算子》(胸中千种愁)：双调45字，上阕4句22字2仄韵，下阕4句23字3仄韵。句式：5575。55733。

四

在《西游记》作者诸说中，吴承恩最为晚出而又最不受待见。

现承周豫才（指鲁迅）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转录于下：

《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不全靠鲁迅、胡适两位学术大师的崇高威望。

天启《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即在设置好的沙障内，透雨后，及时抢墒播种沙蒿、柠条等沙生植物，沙蒿和柠条播种时在沙障背风面的两个角处挖穴，穴深4～5cm，长、宽各10～15cm，点播或撒播，单种或混种，每穴内放种子20粒左右，覆土3cm。每公顷用种子量22kg左右。

又同书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与《天启志》悉同。

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明绍兴府余姚县人，古代著名思想家，陆王心学集大成者。说他是《西游记》的作者，却缺乏起码的证据。朱鼎臣字冲怀，广州人，一说江西临川人。晚明庠生。但他的著作实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全书10卷，共66回，并非流行于世的100回本《西游记》。这两种意见都不值一辩。

将两种方法求得的反馈矩阵分别进行仿真实验，给定同样的电压输入信号，观察闭环系统对于小球在导轨上位置x的响应。

综上所述，从当前道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实际来说，安全事故频发，阻碍着其发展。对于此问题，要从当前运输安全管理实际出发，结合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完善和改进措施，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李在惟闻画山水（李在，明宣德时画家），不谓兼能貌神鬼。笔端变幻真骇人，意态如生状奇诡。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蒐罗要使山林空。名鹰攫拿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禽毒龙。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平生气焰安在哉？爪牙虽存敢驰骤！我闻古圣开鸿蒙，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啗虚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无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日有矢救月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麐凤，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

此后，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刘修业等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引证、申述，从此《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逐渐在学术界成为主流，几成共识，以后刊行的《西游记》作者均署为吴承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语言学家们又从方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证成这种意见。于是，吴承恩著《西游记》遂成为妇孺皆知的社会常识，以至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也署作“吴承恩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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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此外，提升产品质量，就影视作品而言，吸收或发掘编导专业人才、专业的摄像师和特效师有助于增强影视产品题材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可增加观众感受到产品的视觉丰富性,全面推动产品专业化发展。

首先，天启《淮安府志》的资料真实可信。

天启《淮安府志》书前《淮安府新志纂辑姓氏》纂修人一共罗列了16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官场中的头面人物，只有位居最末的杨时蕃、唐缵修、刘一炤三人是普通生员。但根据高登龙的《淮郡新志序》：“是志也，托始终于东平宋公，总裁于知常方公，载辑则杨生时蕃、唐生缵修、刘生一炤。”明确告知我们，实际参与此项工作的只有五人。其中，宋祖舜时任知府，主要贡献应是行政协调，类似于现在的地方志编委会主任。方尚祖时任东河船政同知，主要贡献应是全书的统筹与最终审定，类似于今天的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或志书的行政性主编。杨时蕃、唐缵修、刘一炤的职责是“载辑”，即负责资料的搜集和志稿的撰写。亦即，从纯业务的角度看，志书的基础性工作是由杨时蕃、唐缵修、刘一炤三人完成的。而杨时蕃时为淮安府儒学廪膳生员，唐缵修、刘一炤都是山阳县儒学廪膳生员。就人际关系而言，他们和吴承恩是同乡。就人书关系而言，他们是以本籍人之身编纂本地府志。就人时关系而言，他们是当代人编纂当代志。如果仅从吴承恩著《西游记》这件事来看，我们不妨说杨、唐、刘三人是事件的亲历者、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编纂淮安府志时，吴承恩去世只有四五十年，说不定他们中有人见过吴承恩的“真身”。即使“未见其人”，也一定对吴承恩的生平事迹耳熟能详。出自这样一群人之手的志书，其资料的真实性当然无可置疑。

另一方面，在古人心目中，只有诗词歌赋等才属于文学作品，而小说则无异于“地摊文学”，因而地位一直比较低下。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外物》就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把小说看成是浅琐的无根之谈，根本没有资格和高雅的“大达”之辞相提并论。《论语·子张》一方面肯定“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一方面又说“君子弗为也”，对小说等“小道”也不屑一顾。东汉哲学家桓谭在其《新论》里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对小说仍然抱有偏见。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论古代艺文，共列九流十家，小说排在十家中的最后一家，并特地说明：“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干脆将小说排除在外。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我国古代小说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扬善是地方志的古老传统，有的修志者甚至不惜强拉名人壮声色。但在小说地位低下的明代，天启《淮安府志》的纂修者决不会做出超出时代局限的举动，硬要把并非本地人撰著的《西游记》当成“潜力股”收入书中。唯其如此，书中有关吴承恩著有《西游记》的资料才更加客观与真实。

其次，《西游记》所使用的基础方言是带有鲜明淮海色彩的江淮方言。一些学者以书中的一些方言词语为例，证明作者是江南人。另有学者以书中的另一些方言词语为例，证明作者是江西人，等等。对此，颜景常先生《古代小说与方言》指出，语言是发展变化着的事物。《西游记》成书到现在已超过四百年。我们不能因为在某地找到了一些和小说相同的现代方言词，就认定它们属于同一个方言，从而判定小说就是这个地方人所写的。争论几个实词出于什么方言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准确认识书中的基础方言才比较科学。颜先生通过对《西游记》诗词的押韵，亲属词、称谓词及别字的使用，特殊的状谓结构、中古灰韵字和全浊声母上声字的读音等的系统研究，判定《西游记》的基础方言是江淮方言，从而间接认定作者是生活在江淮方言区的吴承恩。论据非常充分，论证非常严密，结论非常有说服力。

再次，在《西游记》早期版本中，陈元之的《序》对小说作者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该《序》说：“《西游记》出于藩王府。”据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射阳先生（指吴承恩）髻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顾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卒，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出土文物也证明，吴承恩棺木上确有“荆府纪善射阳吴公灵柩”字样。而吴承恩曾任湖北荆王府纪善的经历，与陈《序》“出于藩王府”的记载完全一致。《西游记》主人公孙悟空的原型为淮河神猴无支祁，花果山的“原产地”在今连云港（花果山在古代曾名郁洲、瀛洲、苍梧山等），这些淮海地缘特征也无不和《西游记》“无缝对接”。诸如此类，前人对此讨论多多，这里不再赘述。

“我正要向你请教，”刘雁衡咄咄逼人，“我们不过是开诗社，只会吟风弄月附庸风雅，没有聚会闹事，没有奸淫盗窃，既没有有伤风化，更没有损害家邦，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抓到这里来？”

六

近年以来，一些学者在《西游记》作者的研究上似乎又发现了“新大陆”。经他们“考证”，《西游记》的作者或者为丘处机，或者为朱鼎臣，或者为李春芳，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就是跟吴承恩“没什么事儿”。这些“新见”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否定吴承恩对于《西游记》的著作权，二是都缺乏有力的证据，无一不是主观臆测的结果。两个意见密切相关，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否定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最为有力的“证据”，便是天启《淮安府志》只说吴承恩著有《西游记》，并没有提到该书的性质，即《西游记》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不是描写了神魔鬼怪。既然天启《淮安府志·艺文志》里没有明确交待，那对不起，吴承恩的作者身份必须剥夺。

诚然，古代艺文志或经籍志的著录惯例，是按照四库分类法进行著录，从《汉书·艺文志》到《旧唐书·经籍志》等等无不如此。以《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先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以下再分易类、书类、诗类等，史部以下再分正史类、编年类、地理类等，子部以下再分儒家类、兵家类、小说家类等，集部以下再分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等，然后再分门别类地著录相关的著作。按照这样的著录模式，《西游记》如果归入史部地理类，其性质则属于游记。如果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其性质便属于神话小说。但这样的分类法通常只适用于史书、规模宏大的丛书或工具书，并不普遍适用于收录范围较小的地方志。一般府州县志的记述范围有限，按照这样的分类法著录境内的著作，很可能有些类目的著作连篇累牍，有些类目的著作只能“开天窗”。所以府州县志通常的做法并不以著作的性质为标准，而是以著作的作者为标准，凡是同一个作者的著作一律收录在他的名下。而且，历代地方志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在收录书目时，收录要素通常只有书名、作者两项，或书名、作者、卷数三项，并不包括著作的性质。至于书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更不会涉及。这大约因为，方志艺文志收录的对象只是书目，而不是书籍的内容提要。对此，只要一翻旧方志即可一目了然，不必多费口舌。如果一定要以此为据来否定吴承恩的作者身份，那真有点强人所难，让人无言以对了。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有关其作者的话题当然是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吊诡的是，否定吴承恩为《西游记》的作者，掀起《西游记》作者之争最初虽然是从国内发端的，但形成“世纪之争”浪潮却是在日本与海外其他地区，然后又回溯并波及到国内。平心而论，在目前可以证明《西游记》作者的各种选项中，得力于一部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的“申报材料”是最为硬气的。在没有确凿新材料佐证以前，毕竟“吴承恩说”最为可靠、最为科学，一时难以撼动。那么问题来了：一方面，天启《淮安府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一方面，却是视而不见，深文周纳，非要挖空心思，凭空杜撰出五花八门的“新见”。这不能不让人们怀疑，难道这一话题外国人真的比咱中国人还要高明?还是有什么“黑幕”与猫腻，如同不承认夏商周断代工程，硬说孔子、李白是韩国人，企图以此来混淆视听，扰乱阵脚，进而动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削弱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但愿这只是笔者的杞人忧天、庸人自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