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之教育性质探索

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一开始就是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图书馆事业是教育事业，主要是社会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今天的图书馆事业主要是由文化管理部门执掌，是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同。对清季及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教育性质，似尚未有专文论及。本文仅对特定时期，即清末及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教育性质进行论证，进而指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有利于图书馆事业更好地得到发展。

1 清末京师图书馆及省立图书馆的教育性质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肇始于1898年的变法维新。此前虽有关于西方现代图书馆思想的引入，但国人并没有实际起而按照西方现代图书馆标准创办新式图书馆。变法维新期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志士认为要挽救中国，就要学习外国，推行新政，从“振兴教育、作育人才、开通民智”入手。具体措施就是要办学堂、翻译书籍、办报纸、办图书馆(或叫大书楼)等。[1]戊戌维新运动是以教育为主体的政治改革运动，它不但冲击了我国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而且开创了我国教育改革的新纪元。其中一切改革莫不以教育为中心，意图以教育之改革，作为维新变法之基础，籍此开通民智，废除旧俗，以达到兴教育和富国裕民之目的。”[2]戊戌维新过程中，由于意识到图书馆对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建藏书楼与广设学校、开报馆、改科举、奖励学会等措施一道，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主张。据不完全统计，1896—1898年短短二、三年的时间内，全国共成立各种学会87所、学堂131所、报馆91所。[3]各地学会、学堂受到强学会“开大书藏”的影响，纷纷设立藏书楼或阅览室，搜集新学和西学文献，供给同志共同阅览。这些带有现代新式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或阅览室就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最初的源头。

古越藏书楼的创建者徐树兰认为教育强国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责任，社会教育和平民教育也责无旁贷。徐树兰不认为广设学校就可以完全达到广育人才的目的，因为学校教育在培养人才上有诸多限制和不足。如何才能弥补学校教育的诸多限制和不足呢？徐树兰认为应该是“藏书楼与学校相辅而行”。[4]所以绍兴有必要设立藏书楼，“以备阖郡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为造就人才之一助。”于是“不揣简陋，谨捐银八千六百两，于郡城西偏购地一亩六分，鸠工营造，名曰古越藏书楼，以为藏书之所。”[5]作为古代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过渡的古越藏书楼为“造就人才”而建的教育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真正奠定现代新式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的，则是清末京师图书馆和一批省立公共图书馆的设立。1910年清政府颁布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第1条规定“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6]其中“造就通才”的规定，强调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图书馆之设，固然是为了“保存国粹”，但“造就通才”更是创设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的目的之一。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又宣布从该年开始到1916年共9年的时间为预备立宪时期。为了实施预备立宪，学部于宣统元年润二月二十八日(1909年4月18日)上《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制定了各项分年筹备事宜。其中：宣统元年(1909年)——预备立宪第二年——筹备事宜有：“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附古物保存所)”两项；宣统二年(1910年)——预备立宪第三年——筹备事宜有：“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7]“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和“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与学部其他“分年筹备事宜”全部与兴办教育有关。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指标意义的“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和“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被列入学部分年筹备事宜第二、三年所应办理之列，正说明了图书馆是被清政府作为教育事业之一部分来举办的。[8]

夏天呆呆地坐在那里，他害怕失去奶奶，从小到大，奶奶就是他的天就是他的地，奶奶教会了他一切，教他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穿衣吃饭说话，甚至让他读书上学，他还学会了调琴。现在奶奶要走了，他的世界一下子坍塌了，奶奶领他走到了光明的入口，就要挣开他死死牵着的手，他觉得世界一下子又黑暗了，那些高楼、那些树木、那些街道、那些五彩的阳光和云朵，还有人群……那些因为奶奶而构造起来的世界，也要随奶奶走了，它们就要被风吹散了，或者轰隆一声向他倾倒过来。

1910年奉天提学司图书科副科长谢荫昌翻译的日本户野周二郎之《学校及教师与图书馆》一书由奉天图书馆发行所发行，翻译时谢荫昌将书名改为《图书馆教育》。该书“大致本美国图书馆学大家达那氏之说，证明图书馆为教育者职分内之任务，学校教师性分内之副业。”谢荫昌在该书序言中说，“学校外之教育机关虽不少，然其性质之属于根本的，其效果之属于永久的者，终莫如图书馆。欧美国民，以是而对于图书馆加以市民大学之徽号，视为全国社会教育之最要机关。”“吾国言教育者，只知有学校教育，罕知有图书馆教育。”“只知图书馆在教育范围内，有教育学者之性质。罕知有教育国民之性能。其效果，只能培养一二学者，无裨于千万国民。”谢荫昌认为，“今日之言图书馆教育者，必须分培养学者，教育国民二种。”“其最要关键，在使全国人士，知图书馆之性能，不属于学校教育，而属于国民教育。”“为图书馆员者，先当破除旧日曹仓邺架之谬见，而使之了解图书馆之性质，不在培养一二学者，而在教育千万国民，并当随时对于平民为‘图书馆非求高深学问之地方，乃求寻常日用知识之地’之演说。”[9]“市民大学”也好，“图书馆之性能……属于国民教育”也好，“图书馆之性质，不在培养一二学者，而在教育千万国民”也好，都是在强调图书馆作为教育事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2017年8月8日，共建“平安西江”行动启动。记者通过专访广东海事局局长陈毕伍了解到，在一年多的建设时间里，共建“平安西江”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该行动也让广东海事局追求的水上安全监管长治久安目标得到进一步实现。

2 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教育性质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除一般图书馆员外，特多教育、科学、文化学术界专家学者以及政界人士，以至于形成了宋建成所指出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会员组成方面的两大特色，一为名誉会员之设，公推中外人士在图书馆学术或事业上有特别成绩者担任之；二为个人会员除图书馆界人士外，更包括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王云五、李石曾、李盛铎、易培基、翁文灏、张伯苓、杨家骆、赵元任、刘纪泽、顾颉刚、诸桥辙次等人。[10]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中除图书馆界人士外，特多教育、科学、文化学术界专家学者以及政界人士的原因，宋建成并未进一步深究。本文认为，这其实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起步阶段是把图书馆事业作为开启民智、作育人才、辅助教育的工具，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正是因为图书馆事业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才会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学术界专家学者以及政界人士参加到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中来，共谋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这与今天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清一色由图书馆工作者组成形成鲜明对照。

清末，中国的贫穷落后，其根源一般认为在于教育不发达。教育不发达成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因此，清季以降，教育始终被各界公认为救亡振兴的不二法门，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虽然以后来教育一词新出，概念的内涵外延值得进一步考究，本来却并非如今日分门别类的所谓分科专门画地为牢的凭证。晚清民国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教育，确实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能以后来教育史的眼界来范围。当时办教育的人对此高度自觉，从来不将所办教育事业简单地视为教书育人。”[11]先驱者将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来举办，作为开启民智、作育人才、辅助教育的工具，因此受到教育、科学、文化甚至政界人士的重视并积极参与。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由于协会会员中特多教育、科学、文化界专家学者，继续把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加以推进。因此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也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而得到了相对较好的发展。

1937年春，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成立于南京。先后有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体育学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国测验学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中国儿童福利协会、中华电化教育学社及中国童子军教育会等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1938年9月加入联合办事处。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学术组织，1925年4月25日成立于上海，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其主要工作为主办联合年会，加强各教育学术团体之间的联络，研讨当前各种教育问题，举办学术演讲与教育问题座谈会等。1938年、1942年、1944年、1945年和1947年先后举办过联合年会5次。1944年举办第三次联合年会时，联合办事处扩展为联合会。联合办事处召开第1至第3届联合年会时，中华图书馆协会均藉参加联合年会之机，同时召开协会第四次、五次和六次学术年会。协会会员既可以参加联合年会，又可以出席协会年会。第4届联合年会1945年8月18日在重庆北碚召开。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会议议决推荐全体理事、监事代表协会出席会议，并通知各会员自行前往参加，协会不再另外举行学术年会。第5届联合年会1947年10月26日至27日在南京文化会堂召开。协会理事会推举蒋复璁、刘国钧、柳诒徵、李小缘、陈东原、顾斗南、于震寰、陈训慈、汪长炳、洪有丰、王文山11人为代表出席会议。中华图书馆协会受邀参加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表明协会所代表的图书馆事业之教育性质殆无疑义。

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奠定现代新式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的是清末京师图书馆和一批省立公共图书馆的设立。但是不应因此而忽视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另一源头，也就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倡导社会教育而举办的通俗图书馆和民众图书馆。这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另外一个源头。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设置教育部，负责全国教育行政、科研学术与文化事业，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鉴于西方各国教育发达而中国教育落后且失学民众极多，蔡元培通令全国提倡社会教育。3月，南京参议院通过了蔡元培草拟的教育部官制，《中华民国教育部官职令草案》规定教育部下设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和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执掌包括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和关于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等事项。由此确立了社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三司并立，以及社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此后，图书馆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执掌，图书馆事业的教育性质自不待言。作为行政官员和学者的谢荫昌所呼吁倡导建立的，正是这种为社会教育服务之通俗图书馆和民众图书馆。

问：“唐朝是诗歌的盛宴，而汉、魏、晋、宋、齐、梁、陈和北魏几百年民歌的传承，是为唐朝诗歌盛宴准备的各色原材料及调味品。”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

3 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更加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教育性质和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的历史，还可以从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后邀请部分图书馆知名学者参加年会和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吸收中华图书馆协会为机构会员的历史得到证明。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教育学术团体，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设总事务所于北京。社员分两类，一类为团体社员，参加者为各学校及教育学术团体、教育行政机关；一类为个人社员，参加者为研究学术或办理教育有特别成绩者。当时还没有全国性的图书馆学会或协会组织，因此中华教育改进社只能邀请国内知名图书馆专家组成图书馆教育组参加年会。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后，从1922年7月—1925年8月曾在济南、北京、南京和太原等地召开过四次年会。由于图书馆事业在教育事业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或者说图书馆事业被认为是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教育改进社每次年会都邀请图书馆界代表参加，并专门设立“图书馆教育组”来讨论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而正是1922年7月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一次年会上，图书馆界代表提出《请中华教育改进社组织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案》等议案获得通过，才有后来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诞生。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只有102份，且有些国家地区的留学生样本量太少，对研究结果造成了一定偶然性。研究得出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还不够好，说明在维度的划分和题项的设置上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如果不是图书馆“造就通才”的教育功能，清政府学部就不会在《分年筹备事宜单》中列入“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和“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等内容，奠定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基础的京师图书馆和各省图书馆的建设也就会推迟或受到影响，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将不复存在或将受到削弱，进而影响此后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假如维新志士们并不认可图书馆在“振兴教育、作育人才、开通民智”方面的作用，就不会把建藏书楼与广设学校、开报馆、改科举、奖励学会等措施一道，作为维新派的重要主张提出来，就不会有各地学会学堂纷纷设立藏书楼或阅览室，搜集新学和西学文献，供给同志共同阅览。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萌芽起步或将推迟。

如果不是把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蔡元培就不会在《中华民国教育部官职令草案》中规定，以社会教育司执掌包括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和关于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等事项。则民国初年的通俗图书馆事业乃至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将大受影响。

另外如果不是把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教育改进社就不会邀请图书馆界知名学者出席各届年会，那么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就不可想象。如果不是梁启超、谢荫昌、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先知先觉者对图书馆教育性质的认识和理解，以及一大批教育、科技和文化界著名学者把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来举办，并积极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热情投入到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图书馆事业也就不会迎来抗战以前10年的大发展局面。

整个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百事蜩螗，而教育事业因受到政府相对更多的重视，知识界和学术界也因图书馆事业的教育性质而积极参与，由此促成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得到较好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自清末戊戌维新开始，如果不是把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事业来举办，而是作为其他的文化事业来举办，则从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到抗战爆发，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发展，并由此奠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格局。今天把图书馆事业作为教育事业，还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一部分，或者把图书馆事业既作为教育事业又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组成部分，如何才能使图书馆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并在服务社会中发挥更大的效益，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新西兰从“嘎拉”品种中选出的着色类型芽变。在贵州主要作为富士系列品种授粉树。果实短圆锥形，平均单果重136克；果实底色黄，果面着橙红或鲜红色晕；果肉淡黄色，肉质松绵，稍疏松，汁中多；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3.6%，酸甜味浓，芳香浓郁，品质上等。果实发育期120天左右。皇家嘎拉除着色比嘎拉鲜艳外，其他性状与嘎拉相似。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武汉大学情报学院合编．图书馆学基础(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4.

[2]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M]．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1983：9.

[3] 谢灼华．维新派与近代中国图书馆[J]．图书馆杂志，1982(3)：70-73.

[4] 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257-258.

[5] 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113.

[6] 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9-131.

[7] 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20.

[8] 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5-128.

[9] (日)户野周二郎著，谢荫昌译．图书馆教育[M]．沈阳：奉天图书馆发行所，1910．见：王余光主编，范凡，等选辑．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2)．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97-107.

[10] 宋建成.中华图书馆协会[M]．台北：育英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202.

[11]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M]．北京:社科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