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翁斌孙跋《纂图互注荀子》考述

0 引言

《荀子》现存二十卷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本人所作，少数出于荀子弟子之手，内容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语言学、文学等方面，是先秦一大思想宝库。他提出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以及人定胜天的思想洋溢着唯物论、无神论的色彩，其“劝学篇”尤为人们广泛传颂。注者杨倞，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人，唐代学者，历官大理评事、大理司直、主客郎中、汾州刺史[1]，所著《荀子注》二十卷为《荀子》的最早注本。

关于《荀子》的版本，高正所著《〈荀子〉版本源流考》[2]考证甚详。在杨倞注本之前，《荀子》有西汉刘向校订的三十二篇本系统、十二卷本系统，至中唐杨倞对十二卷本作注，将《荀子》更为二十卷，北宋熙宁国子监刊本系统、南宋二浙西蜀本系统、南宋钱佃本系统均为杨倞注二十卷本系统。此后出现的南宋国子监刻小字本《纂图互注荀子》为现存“纂图互注”系统诸本之祖，亦为二十卷，“宋刻经、子，有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标题者，大都出于坊刻，以供士人帖括之用”[3]，至明初，“纂图互注本”迭经刊刻。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所藏《纂图互注荀子》为明初刻本，书内夹有翁同龢、翁斌孙两人题跋各一则以及佚名墨笔题记，对考证该书的版本有借鉴意义。

2.3.5 除草：为确保草不与苗木争肥，除草坚持“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前期3－4次除草以人工除草为主，后期以化学除草为主。用氟磺胺草醚试验化除，从7月19日左右开始使用，用喷雾器，喷头带罩，喷治时按行来回进行，压低喷头，最大限度地不喷苗木；7月31日再化除。

1 馆藏《纂图互注荀子》基本情况

馆藏《纂图互注荀子》两函十二册，正文二十卷三十二篇。框高18.3cm，宽11.5cm。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不等，序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左右双边间四周双边，细黑口，双黑顺鱼尾间三鱼尾、四鱼尾，上鱼尾下记卷次，下鱼尾下记叶次，版心下记刻工。刻工有立成、谢寿、记荣、陆道真、陆福日、佛茂等，为黑底白文。部分栏外有耳格，记篇名、卷第、叶次。各卷卷末有尾题。正文间有墨钉，卷二第十二叶、卷三第十叶抄配。

卷首有唐杨倞作《荀子序》，其后为“荀子欹器之图”“天子大路图”“龙旗九斿图”三叶图，后为目录，然后是正文。首卷卷端顶格题“纂图互注荀子卷第一”，署“唐大理评事杨倞注”。正文小字注中附“重言”“重意”内容，大小与小字同，多为黑底白文，间有外加细线框，偶有加括号者。“互注”二字为黑底白文，部分外加细线框；被注音释义字外加圆圈，间有黑底白文标出者。

2 馆藏《纂图互注荀子》题跋考证

2.1 翁同龢题跋

“《荀子》可称善本，治要在杨注，数百年前篇第不同，固足互证，然治要多删节，字句亦未可执以绳杨注也。王怀祖《读书杂识》亦采治要数条，自余皆鳞爪耳。研秋同年阁下，制翁同龢叩头”(按，“识”当为“志”)。

王怀祖即王念孙(1744-1832年)，怀祖为其字，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工部主事、陕西道御史、直隶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等职，精熟水利。嘉庆十五年(1810年)，因治河不利被罢官，以著述自娱。《读书杂志》为王念孙被罢后所作读书笔记，该书主要考辨、订正《逸周书》《战国策》《史记》《荀子》等历史文献中的讹误，其中《荀子杂志》八卷补遗一卷。《清史稿》卷四八一有传。

在跋文中，翁同龢虽然没有指明董氏藏《纂图互注荀子》的确切版本，但是肯定了该书的珍贵，指出《荀子》数百年前篇章目次有所变化以及杨倞对《荀子》所作注释的重要地位，也提到杨倞注文的关键内容多有删节。同时认为王念孙《读书杂志》中除摘录杨倞注释较有价值外，其余内容则无足轻重。

翁同龢跋语亦可算一通信札，行楷书写在一张六行笺纸上，末尾署名前有一“制”字，未署时间。“制”，是古人依礼守丧的称谓，多指为父母守制。据《翁同龢日记》记载，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病故于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初六日[4]，其母去世于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5]。翁同龢为其父守制期间，因苏州、常州沦陷，被太平军占领，不能回籍，因此在京守制，一直到同治四年二月初六日“行禫除礼”[4]，守制二十七个月结束。董文焕《岘樵山房日记》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分别记载“叔平来札索还方评《史记》，并借宋版《荀子》”“叔平借宋版《荀子》，付之”“叔平送还《荀子》”[6]。据此，翁同龢跋文应作于同治二年二月，适值翁同龢丁父忧。

研秋即董文焕(1833-1877年)，又可写为董文涣，字尧章，号研秋，又号研樵，山西洪洞人。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六年(1856年)翁同龢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九年(1859年)散馆授检讨，历充乡试同考官等。同治四年(1865年)任甘肃甘凉道，十一年(1872年)授甘肃巩秦阶道，于任上创建陇南书院。光绪三年(1877年)病逝于秦州官阶。居京时，董文焕与翁同龢时有往来，董氏卒后，翁同龢为撰《董文焕墓志铭》。董文焕能文善诗，精于校勘及文献整理，著有《砚樵山房诗集》初编八卷续编四卷、《岘樵山房诗草》一卷、《声调四谱图说》十四卷、《岘樵山房日记》不分卷、《藐姑射山房诗集》三卷、《研樵山房倡和诗存》二卷，辑注《集韵编雅》十卷、《秋怀唱和诗》，辑录《杜诗字评》五卷、《明七律便抄》《联语》《蛾术录要》等。

第三，馆藏、国图明初刻本与国图元明递修本间有异文。馆藏、国图明初刻本卷四第九叶上半叶第二行“跨天下而无靳”文句，元明递修本中“靳”为“蘄”，据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考证，明初刻本此字为误刻。

2.2 翁斌孙跋语

第五，断版相同。卷三第十一叶下半叶、第十二叶上半叶，馆藏与国图明初刻本断版相同，应为同一时间刊刻。

董云舫即董麟(1830-1881年)，字祥甫，号云舫。董文焕长兄。据《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所引《董麟墓志铭》记载，董麟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咸丰六年改中书舍人，咸丰八年(1858年)改捐郎中，分发刑部学习广东司行走。同治初，补湖广司郎中，同治四年以繁缺知府补用直至去世[7]。

“‘五泰’宋大字本皆作‘五帝’，而无注中‘五泰，五帝也’五字，与上文‘世、败、害’韵不合。此本不然，弥可宝贵”。

翁斌孙题跋行楷书写在一张印花笺纸上，信末钤“斌孙”朱文方印。“宣统庚戌”即宣统二年，其时翁斌孙任山西劝业道职，居太原。该跋文表明，经过检索书目文献，翁斌孙认为此本与瞿镛所藏版本相同，均为元代刻本。同时指出《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宋刻有误。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纂图互注荀子》为“元刊本，唐杨倞注并序，此书出宋时书肆所刻，元人翻雕者。抱经卢氏曰，虽有脱伪差舛，而未经校改，其本真犹未尽失。涧薲顾氏曰，明世德堂本即所自出，惟删其重意，而删之未尽者，犹存二条于《修身》《王制》篇中(卷首有‘仲鱼’朱记)”[8]。《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宋版子部，《纂图互注荀子》，一函八册”[9]，关于天禄琳琅本，据《天禄琳琅研究》一书考证，此本应为明初刻本[10]。从跋文亦可知清朝末年，董氏藏书已部分散出。

2.3 佚名墨笔题记

翁斌孙(1860-1922年)，字弢夫，号笏斋，江苏常熟县人。翁同龢侄孙。光绪三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六年(1880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功臣馆纂修、国史馆协修、方略馆总纂、会典馆协修、翰林院侍读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授山西大同府知府，宣统二年(1910年)补授山西劝业道，宣统三年(1911年)补授直隶提法使。清帝退位后，翁斌孙退隐天津。

第四，馆藏与国图明初刻本均有三鱼尾、四鱼尾共四处，三鱼尾出现在卷十六第十叶、卷十八第十叶、卷十九第八叶，四鱼尾出现在卷十九第七叶。三鱼尾、四鱼尾中有“佛”“佛茂”字样，为刻工名。

2.4 其他题记

馆藏第七册卷首夹有两叶纸，一为墨笔统计该本册数、各册页数以及篇目数量；另一纸墨笔抄录刘向校订的三十二篇本《荀卿新书》各篇名，篇目顺序与馆藏刻本不尽相同，从中可见翁同龢跋文中“数百年前篇第不同”的确切内容。

3 馆藏《纂图互注荀子》版本辨析

据《〈荀子〉版本源流考》考证，现存11行21字《纂图互注荀子》有南宋坊刻元明递修本、元刻明印本、元刻明修本、明初翻刻《纂图互注六子本》四种版本。

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善本(中国古籍保护网)发布《纂图互注荀子》有两种，一种为元明递修本(善本书号08683)(按，此本即为《〈荀子〉版本源流考》中著录的南宋坊刻元明递修本)，另一种(善本书号03766)为明初(1368-1424年)刻本。比勘三种图书，发现馆藏与明初刻本篇章、卷次相同(图的装订顺序有异，国图明初本“荀子欹器之图”为最后一图，且无目录，图后即是正文)，正文内容、字体一致，版式亦同。兹举例如下。

根据雷达风暴追踪路径分析(图5),该强雷暴单体自东南向西北方向移动(廊桥走向是东北—西南向),移动路径垂直于廊桥走向。

第一，卷一第三叶下半叶第二行大字“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十二字，馆藏与国图明初刻本均比其他字小且扁，整行由21字变为25字，为补入“其仪一兮”四字脱文所致。国图元明递修本未见补入脱文，且字大小一致。

气孔是植物调节自身和外界环境气体交换与水分蒸腾的一个重要通道。因此，气孔密度、大小及分布等指数受环境条件影响较大，这是植物在不同环境中表现出不同形态特征的原因。从图3看出，地枫皮气孔器类型均为平列型，气孔突出，呈椭圆形或近圆形，由2个肾形的保卫细胞构成，副卫细胞与保卫细胞平行排列，绝大多数气孔呈张开状态，稀闭合。

第二，馆藏墨钉处部分被挖，间有保留。如，卷十二第六叶下半叶末行双行小字最后一字元明递修本为“禅”字，馆藏、国图明初刻本皆为墨钉；卷五第九叶下半叶第十行双行小字，国图元明递修本、明初刻本为“宜而种之■直吏反”，墨钉均保留，馆藏墨钉则被挖去，盖书贾故意为此，表示文字的完整，以求善价。

药物在胃肠道的吸收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1]，尤其与药物在胃肠道的滞留时间相关[2]。胃滞留给药系统设计的目的是为延长药物在胃部的滞留时间，从而促进其在胃肠道的释放和吸收，提高其口服生物利用度[3]。胃滞留给药系统主要分为生物黏附型、漂浮型、扩张膨胀型和超多孔水凝胶型等[4-7]，漂浮型胃滞留给药系统是其中发展较为成熟的一种[8]。

《3～110 kV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DL/T 584-2007[7]对单电源线路的三相重合闸整定时间进行了规定。

此题记未加署名，夹于卷十八第九叶，是对该卷《赋篇》“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双行小字“占，验也。五泰，五帝也”的注解。该题记的前半部分应为引用卢文弨考述，指明此本与宋大字本的区别，认为该本非宋刻。卢文弨《抱经堂丛书·荀子》注释此条曰“此与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无‘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从元刻，与《困学纪闻》所引合。古音‘帝’字不与‘败’‘世’‘害’韵，‘五支’‘六脂’之别也”[11]。王念孙在《荀子杂志》中亦同意卢文弨观点，认为元刻本作“泰”无误，但是他不同意卢氏所说的古韵分部，认为卢氏上古韵部归部有误，其原文云“‘败’‘世’‘害’‘泰’，古音并属‘祭’部，非唯不与‘五支’之去声通，并不与‘六脂’之去声通。此卢用段说而误也。详见戴先生《声韵考》”[12]。

“此纂图互注本《荀子》乃元人帖括之书，瞿氏铁琴铜剑楼著之，《天禄琳琅书目》亦误以为宋刻，无怪董云舫之秘为至宝矣。宣统庚戌冬日收于并门，因记”(按，并门即并州，山西太原旧称)。

“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信息技术及改造传统产业和其他产业的方法手段，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共享的思维，同时也是我国的一项发展战略。正是由于“互联网＋”与中药产业链和价值链诸环节有耦合基础，才能将中药产业的特殊性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遍性进行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互联网＋中药”的协同融合发展。

第六，馆藏、国图明初刻本与国图元明递修本字体形似，略有不同。

通过与国图元明递修本、明初刻本比较，可以看出馆藏与国图明初刻本版本一致，且应为同一批次印刷。明初刻本当为翻刻本，形式上保留了元明递修本的十一行二十一字的版式。

4 馆藏《纂图互注荀子》的递藏

此书分装于两个织锦函套中，每函各六册。函套上均贴有书签，墨笔题“宋板荀子上函(下函)”，署“洪洞董氏珍藏 方山娄丙卿题签”，下钤“董氏收藏”白文方印。

娄道南(1823-1900年)字丙卿，一字丙青，号简斋，山西万荣县人。咸丰二年进士，三年(1853年)散馆，后授直隶武邑县知县，八年调补曲阳县，同年丁外艰，服阙后复授武邑，后罢官归里。曾主讲太平、龙门书院，以书法闻名，光绪八年(1882年)纂修《太平县志》十五卷。与董文焕交往颇多，二人时有诗歌唱和并切磋学问，同治二年十二月，娄道南被谪新疆，董文焕作《娄丙卿道南同年书至，知已谪新疆矣》诗以送行。又，前述翁同龢于同治二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借“宋版荀子”，十七日则“送还《荀子》”，据此，函套题签应写于同治二年以前。

1903年，当《奏定学堂章程》正式确立了国文一科时，与班级教学制相适应的近代语文教育方法也随之产生，讲解法的始出是对封建个别教学的死读(只读不讲)方法的革命。它最先是以对西方传统教学方法的接纳来对中国传统教学方法作反对的。因为传授知识的系统，活动方式的简明等特征，在新式课堂上广泛流传开了。但因受读经思潮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随着“五四”反封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快就受到指责和改造。

第一、二册扉叶钤“翁斌孙印”朱文方印，序末叶钤“斌孙”朱文方印。各卷首叶钤“魏国珍赏图书”朱文方印，每册卷首首叶钤“详甫藏本”朱文方印；每册卷末钤“董氏收藏”白文方印、“顨斋鉴赏”朱文方印。除“魏国珍赏图书”一方印暂未确定主人，其余各有其主，“详甫藏本”为董云舫印章，“顨斋”是翁心存长子、翁同龢之兄翁同书(1810-1865年)别号。

根据封面题签及书内钤印、题记等信息，可知此书递藏情况。此书由董文焕同年娄道南题签，先后经董文焕、董云舫收藏，期间翁同龢经眼，后为翁斌孙收购。第一册封底内贴有“北京市中国书店定价签”，为我馆20世纪60年代购入。此书应系翁氏藏书散出本，中有翁同龢、翁斌孙题跋弥足珍贵。

本研究使用丁酸钠干预，结果显示，丁酸钠组SD大鼠放疗后，放射性肠损伤动物模型成功率只有83.3%，显著低于模型组的100%成功率，提示丁酸钠有可能发挥保护肠黏膜的功能。赖衍宗等［8］在结肠炎的小鼠模型中发现丁酸钠通过促进Th1/Th2/Th17类细胞因子平衡，减轻模型小鼠肠黏膜的损伤发挥治疗作用。本研究的肠黏膜形态学检测显示，丁酸钠组黏膜绒毛高度和黏膜厚度显著高于模型组，也证明丁酸钠可以保护放射治疗导致的肠损伤。

参考文献：

[1] 胡耀飞.杨倞及其行实综考——兼论〈荀子注〉的时代背景[J].孔子学刊，2013：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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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4] (清)翁同龢著；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一卷)[M].上海：中西书局，2012.

[5] (清)翁同龢著；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二卷)[M].上海：中西书局，2012.

[6] 董寿平,李豫.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第一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7] 董寿平,李豫.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第六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8]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M].清人书目题跋丛刊(第三册)，北京: 中华书局，1990.

[9] (清)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M].清人书目题跋丛刊(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 刘蔷.天禄琳琅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1] (清)卢文弨.荀子[M].抱经堂丛书(第三十九册)，北京：直隶书局影印本，民国十二年(1923).

[12]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