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性批判

形而上学不仅是西方哲学中的一种主流意识，也是一种绝对的话语模式。从柏拉图将理念世界视为真实的世界，到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理解为对终极原因的诉求，到中世纪基督教中三位一体的完满上帝，再经笛卡尔作为 “我思”的觉醒，最终回归到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西方传统哲学都沉浸在形而上学的宏大体系中。近现代以来，形而上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超越的一个深层逻辑，对其批判和反思构成现代哲学的重大课题之一。独特的思维方式就是形而上学理论本身无法摆脱的一个哲学困境。从这个意义讲，西方哲学史可以概括为一部关于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历史。

一、形而上学的理论渊源

19世纪中期，西方出现了一股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来自不同阵营、不同学派的哲学家纷纷从各自的不同理论立场提出了反抗形而上学的诉求。形而上学从哲学的主流话语沦落为众矢之的，这既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本性相关，又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

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对终极存在和终极本体的追求，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根本内容。形而上学的思想实质就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坚持抽象的“同一性”原则。将作为大写“一”的主体视为多元客体的绝对统治者，从而造成了一与多、普遍与特殊、主观与客观、必然与偶然、同一性与差异性等不可避免的对立，并从中确立了终极本体的绝对统治地位。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作为万物存在的本质和根据，才是唯一真实和有意义的存在，世间万物都是因为理念的确立，才获得了本质规定，才具有了现实价值和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虽然对终极存在的设定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在无视或否定现实存在的基础上，追寻着某种超验的存在，用彼岸世界来否定和压抑现实的世界。

对于形而上学者而言，现实世界是易变的、有限，因而也是不完满的意见世界，而遥远的彼岸世界则是永恒不变无限的真理世界，为现实世界提供了普遍性的价值规范和真理。形而上学代表了人类这样一种欲求，那就是总是渴望能挣脱生命的偶然性和短暂性，渴望能够从历史性的感性世界过渡到非历史性的超感性世界，从而获得永恒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关于超验领域的知识又从何而来，又如何来保证它的确定性和有效性？这就是形而上学存在的理论困境，康德将其归因于没有预先“检验理性是否有能力从事这样一项庞大的计划，就深信不疑地承担了这项工程”[1]。究其实质在于，形而上学源于人类对理性的误用，追求的都是超出人类理性的“先验幻相”，走向的是先验独断论。当然，这些都遭到了现代哲学家的反对。

其中，P为总人口数，Pi为各教育程度的人口数，而各教育程度的系数取值则依据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具体为：拥有小学学历的受教育年限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学及以上为16年以上，在此我们取最低年限16年。

现代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也与现代科学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密切相关。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曾要求通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对他们视为异质的犹太人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这种行为的理论依据就是来自形而上学抽象的“同一性”思想，无视甚至敌视个体性和差异性。对于犹太人的血腥大屠杀，给现代人们带来了深刻的警醒。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凸显并日渐尖锐，受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影响，形而上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叛，现代哲学家们纷纷要求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哲学优越于现代哲学的地方在于，发现了形而上学的真正秘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但是产生于现实世界和人类实践的形而上学，却最终遗忘和消解在现实中。因而要想彻底终结形而上学，除了要进行形而上学的理论批判(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理论批判，集中表现为对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还必须对形而上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性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现实进行批判。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对形而上学给予理论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的双重束缚，才能彻底瓦解形而上学存在的现实土壤，最终完全终结形而上学的历史。

无论是现代哲学还是后现代哲学都没有完成终结形而上学的历史任务，而是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成为了更加极端的形而上学。究其原因在于，它们将批判形而上学的靶子落脚于对形而上学思维的理论批判，批判其思维方式的不合理性。但是却没有进一步去思考与揭示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人为地造成形而上学与现实的断裂，无法挖掘出形而上学产生的社会历史现实基础并进一步对其展开批判，因而只能从理论的一端来批判另一端，在纯理论领域中兜圈子。在此意义上，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又与形而上学走向了理性的合流，甚至成为更加极端的形而上学。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家们都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们仅停留在对形而上学的纯粹理论批判，并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作用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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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哲学家们把握到了现代哲学的这种弊端，并力图对其进行克服。在他们看来，现代哲学没有完成终结形而上学的历史任务，就在于他们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后现代哲学家要求彻底消解中心主义、本质主义以及绝对主义，同时，还强调差异性和平等性。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高高在上，强调多元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提供的是结构主义的整体论，他要求解构一切模式与结构，要求用边缘颠覆形而上学的中心理论；利奥塔认为形而上学追寻的是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正是利奥塔所批判的，他认为在后现代哲学中，宏大叙事必须让位于小叙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反对形而上学的道路上，后现代哲学比现代哲学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彻底的消解一切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但是同样没有完成终结形而上学的历史任务，反而将哲学带向了更大的虚无主义，那就是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泛滥。

二、社会历史性批判中的形而上学

现代西方哲学之父尼采最早洞察到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间的关系，肇始自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人为的将世界分割为抽象的超验世界和有限的现实世界，并用超验世界来否定现实世界，“一方面把实在的生命虚无化；另一方面又把虚构的超感性世界实在化”[2]，从而颠倒了真与假、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海德格尔肯定了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批判，但是，他认为尼采并没有完成对形而上学的逆反，而是一种更加极端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关于价值的形而上学。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在于，形而上学的追问方式——追问存在者而造成了“存在”的被遗忘。在他看来，要想超越形而上学，就必须将哲学的研究从认识论领域转向存在论领域，实现存在的澄明。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现代哲学家们纷纷举起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并尝试从不同的视角解构形而上学。其主要思潮包括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要求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消解形而上学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他们认为，科学不是哲学的婢女，恰恰相反，相比于哲学，科学更加伟大，只有科学才能够为人类提供唯一可靠的知识和真理。科学主义要求同“实证科学”的方法，克服形而上学的超验性，用科学来改造形而上学，使其成为“科学的哲学”。而人本主义，包括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新康德主义、现象学等，则反对用自然科学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类主体。认为科学主义只能用来研究人之外的存在，而对人的研究只能由哲学来承担。但是他们反对传统形而上学通过抽象的“同一性”原则将现实的人“阉割”，而要求重新去思考人的价值、情感和地位。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就是要探索人类的价值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不仅无法瓦解形而上学，反而建构起新的基础主义。它们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圣形象，但是却又在各自理论(科学或理性等)基础上塑造了新的非神圣形象。诸如尼采的权力意志，舍勒的哲学人类学。

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绝对和非批判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要求以批判的态度去面对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命，“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给予确定，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0]。以福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学说不同，马克思要求在肯定其历史成果的同时，必须以批判的精神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并不像资本家所鼓吹的那样独立、自由和平等，而是存在着剥削与压迫，是人的异化状态——建立在货币基础上人们的现实关系。

如前所述，马克思形而上学的二重批判消解了其存在的一切现实基础，也完成了对柏拉图以来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全部形而上学的清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单纯理解为物质财富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不仅仅是物，其本质也是一种颠倒的生产关系。它颠倒了人和资本的关系，资本原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为满足人的交换需要而产生。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却一跃成为最高的目的性存在，而人则被迫沦为资本增殖和扩张的手段和工具。资本作为一种颠倒的生产关系，表征着抽象的、死的资本统治着现实的、客观的个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资本作为统治现实社会的抽象力量，成为充当一切价值评判标准的最高价值，强制性的将现实的人及其一切都纳入到自己的逻辑体系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都要被打上资本的标签，从而导致个体生命的独立性、创造性以及丰富性都被资本所掩盖。资本的强权统治还表现在资本具有毁灭和破坏一切价值的本性上，“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绝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所决定。我是丑的，但我能够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我——就我的个人特征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个跛子……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7]。资本作为最高的标准和世俗的神，可以任意摧毁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任意扭曲坚贞与背叛、爱与恨、德行与恶行、奴隶与主人、愚蠢和明智……。在资本面前，一切价值都可以被嘲弄和扭曲，丑的可以被说成是美的，善良可以被扭曲为邪恶。除此之外，资本还具有无限扩张的本性。它不断创造着价值，又不断地否定和摧毁创造出来的一切被称为有价值的东西，继而再生产出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并通过这种创造—摧毁—再创造—再摧毁的无限循环，实现自身的扩张欲求。资本的无限扩张，也造成了社会的变动和不安定。“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6]最终资本成为社会的终极存在，运行着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作为尘世的上帝牢牢地将一切纳入其统治之下。正是通过资本与形而上学的联姻，使得资本逻辑的神圣形象最终傲然挺立，并造成了现代社会拜物教思想的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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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哲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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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形而上学的二重批判，解决了西方几千年的形而上学难题，将哲学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中解放出来，重新恢复了哲学的“批判”本性；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抽象的本体转向现实的个体及其历史发展，“人”再次成为哲学的中心。哲学自诞生之初，就带有批判性。当然，它与人类关系密切，它所表达的是人关于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看法，追寻的是人们善的生活。但是在形而上学的漫长历史中，作为哲学主人人们的现实性却被形而上学所遮蔽，人们沦落为哲学的尘世仆人，被哲学所扼杀，奥斯维辛犹太人民的苦难就是最典型的案例。随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哲学将重新为人类服务，恢复哲学最初的历史使命——人的“善的生活何以可能”。哲学之所以能够带领人类追寻幸福，过上善的生活，在于它最根本的“批判”特性，那就是反思现实、探索可能。

形而上学扼杀了人们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根源于它的思维本性——对抽象“同一性”原则的过度追捧，从而造就了绝对主义、终极存在和非历史主义的思维特性。在形而上学看来，基于作为绝对真理的先验存在规定性，一切现实的存在都是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存在，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文明王国，也是人类应该接受的历史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应当给予肯定。毫不客气地说，自恋的形而上学，将特殊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并将这一利益形式合理化与绝对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则被淹没在哲学的冰冷、抽象、大写的逻辑之下。对超越世界的狂热和对世俗世界的无视，形成鲜明的对比，个体生命与价值被彻底抹杀。这一切都归因于形而上学的非批判性——对社会现实和生命的非批判，不是指导人类如何追寻自由、幸福，而是教导人类接受现实与现状。西方哲学家福山认为，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完成，历史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最后阶段。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的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8]在马克思看来，要想彻底的消灭形而上学，实现人的解放，只有消灭形而上学存在的现实基础——资本，将人从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彻底的终结形而上学。而要想解构资本，就必须在政治解放之后进行人的解放——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度，“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9]。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彻底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和形而上学对人的抽象统治也将走向瓦解，人类才能从“物的依赖关系”中摆脱，实现真正的独立与解放。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黑格尔那里发展到极致形而上学遭遇到的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性的研究，找到形而上学存在的现实基础——“资本”。“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4]这里的抽象统治，指的是资本对人的统治；而抽象的观念，指的就是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形而上学实现了联姻，“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与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乃是同一回事”[5]。形而上学为资本成为世俗的统治力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形式约定；而世俗的资本又为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客观保障。资本就是实体化的形而上学，二者遵循着同一个“抽象原则”。资本与形而上学的联姻，使得现实的一切都被牢牢束缚在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下。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们独立阶段；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而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相比较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包括在个体认知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都取得了重大历史进步。它将人类从落后蒙昧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撕掉了掩盖其上的面纱，提倡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就如资本家所承诺的那样，是人类的理想社会，真正实现了人的独立和解放呢？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它承诺的那样是一个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良好秩序的完美社会”，而是存在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个人牢牢受抽象统治。它消解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充满压迫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却在以物(资本)的依赖性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人与人之间那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资本的关系发生颠倒，资本成为统治社会的抽象力量，成为最高的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沦落为资本增值和扩张的工具。受资本逻辑的统治，现实的人并不是作为真正的人存在，而是通过“工人”这种特殊身份呈现，从而导致人的丰富性、具体性被阉割掉，仅为从事生产的工人，“人只不过是工人，对作为工人的人，他所具备的特性只有在这些特性对异己的资本来说是存在的时候才存在”[9]，人的创造性劳动成为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9]。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成果，原本应该属于人，但是却作为人的对立面牢牢统治着人，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9]同劳动者相对立。“个人受抽象统治”是资本主义中个体无法挣脱的时代命运。

正是通过对一切抽象统治力量的批判，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也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在他看来，要想挣脱现代社会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命运，实现人的真正独立，就必须消灭“资本”，消灭资本存在的现实土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则为日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现实的物质力量。在他看来，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资本，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四、余 论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将步入第三个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种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0]，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消灭了“资本”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将摆脱一切外在抽象力量的统治,而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 “论到人作为人的最本质需要、人活在世上的最根本追求，如果忽略人的差异性，从人的统一本质和特有本性来说，……那就是‘成为人’，也就是获得人的本质、完成人的使命、实现人的价值，即创造出我的‘人格自我’”[11]。共产主义社会，解构了一切对人构成压抑与束缚的抽象逻辑，重新恢复了人们生命的丰富性、具体性和创造性，实现人的真正独立和自由，人成为价值的主体和最高目标。伴随着个体的独立与自由的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将发生根本改变，既不是传统社会所奉行的主仆关系，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建构的金钱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个体平等与自由基础上的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问题才重新恢复为发展的首要问题，也构成了哲学的第一问题。

人的存在与发展，始终都是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形而上学的二重批判——理论批判和社会历史性批判，才能彻底消灭一切抽象的统治力量，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完成人类的真正解放。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社会历史性批判理论，蕴含着强大的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宗旨和创造性：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去发现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摆脱一切抽象统治、真正属于人类的新世界。他的这种批判理论，也为解决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现代性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共同遭遇的重大历史事实，对其批判和反思，也构成了中、西、马哲共同的时代主题。现代社会的大生产，一方面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社会历史性批判理论是从“资本”这个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独特视角为切入点，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揭示现代性借助资本通过运行形而上学的抽象逻辑阉割了人们生命的现实性和丰富性，用资本的价值来取代并消弭人的价值，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只见资本不见人的异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马克思的这种理论意义重大，启示我们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抵制大生产所带来的人们异化与抽象化。对于现代人而言，只有自觉抵制和彻底抛弃资本逻辑对个体生命的抽象化，拯救人作为生命存在的现实性、丰富性与全面性，人们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才可能真正成为现实”[12]，美丽、健康、良序以及多样化的社会发展也会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王永阳.尼采哲学中的虚无主义概念[J].贵州社会科学，2002(3)：41-45.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王善平.现代性：资本与形而上学的联姻[J].哲学研究，2006(1)：37-41.

[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高清海.哲学的创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2] 贺来.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何以可能?[J].哲学研究，2011(7)：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