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诚纪实散文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纪实文学异军突起,波涛汹涌,至今方兴未艾,其中纪实散文是其重要支流之一。而范诚的纪实散文创作,虽只是该大潮与支流中涌现的浪花之一,但不同于一般随波逐流、稍纵即逝的“小”浪花,它不但以其体“大”、量“多”而彰显出非凡力量,而且以其蕴涵丰富、特色鲜明而令人瞩目。近10年来,范诚先后出版了《本色凤凰》《崀山走笔》与《走玩湘西》等7部散文集,计200多万字。这些作品,从“凤凰”“崀山”到“湘西”,“点”“面”结合,图文并茂,全面、具体、细致地反映了整个湘西——湘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人文地理等,不但为湖南文学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乡土文学与纪实散文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具意义的经验和启示。
首先,范诚的纪实散文以系列形式,集中、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包括“崀山”等在内的“大湘西”“泛湘西”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与风俗民情等,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与认识价值。其中《崀山名胜古迹》《崀山走笔》与《崀山乡土》等“崀山”系列,不但全方位、多角度地描述了崀山这一旅游胜地以及新宁县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与乡土风物,而且通过对众多人物的素描勾勒,深入挖掘了其中的历史内涵与人文精神;《本色凤凰》与《凤凰:那些人那些事》等“凤凰”系列也是如此: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不但具体介绍了凤凰古城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地理等,而且更以熊希龄、陈渠珍、沈从文与黄永玉等名人为重点,凸显了其独特、厚重的人文内涵;而《阅读湘西》与《走玩湘西》等“湘西”系列,则由“点”到“面”,放眼湘西。一方面,通过描写张家界、贺龙故居、潕溪书院、老司城、不二门与芙蓉镇等“山川形胜”,溪洲铜柱、土家织锦、拉拉渡、菊花石、酒鬼酒、古丈茶与苗鼓等“乡土风物”,神秘风水、丧葬奇闻、“放蛊”揭秘与花酒传说等“民俗传奇”,以及“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黄永玉和峒河四桥”“刘鸿洲的艺术”“刘晓庆重返芙蓉镇”“何纪光的‘茶缘’”与“宋祖英的故园情”等“人物特写”,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度“阅读”了湘西;另一方面,又通过具体介绍“吉首的特色苗寨”“凤凰的风水传说”“泸溪的特产美食”“一脚踏三省的地方(花垣边城)”、保靖的“黄金村与黄金茶”、古丈的“红石林与坐龙峡”以及“猛洞河猴趣”与“龙山乡村景点”等湘西8个县市的特色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与饮食文化等,进一步“走玩”了湘西。
其次,范诚的纪实散文系列继承我国古代游记散文的传统,为当代散文尤其是游记体散文(或“旅游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新鲜经验。众所周知,我国游记体散文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既是一部地理著作,又是一部描写自然风光、山水景物、地理形胜与民俗风情的散文名著;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既有对佛寺兴盛史实的记叙,更有对市井风情、佛教习俗与人物、志怪等的描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尤其是其中的《钴鉧潭西小丘记》与《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被公认为游记精品;徐弘祖(号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融地理学家深入观察、细微分析之科学美与文学家寓情于景,景情相生之艺术美于一炉,谋篇安章,别具一格”;①而郁达夫的《屐痕处处》与《郁达夫游记》等,“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将风景与人情合为一处,将山水与历史化为一记”,具有“细”“美”“真”“趣”等特色。②而纵观范诚的纪实散文系列可知,作者不但继承了以上名家名作的传统,而且能博取众长、推陈出新。即他既描绘山川形胜与自然风光,又注重历史文化与人文地理;既谈古迹轶事与习俗志怪,更重地方特色与民族风情;既追求“本色”与“真”“趣”,又紧扣“走玩”与“乡土”;既讲究文字的可读、可感,又注重图像的辅助、配合,等等。而这一切,都可见出作者作为一个“崀山人”(生长于崀山下)“湘西人”与“报人”“电视人”(在湘西任记者27年)所特有的优势和特色。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范诚是个至情至性的人。只要打开他的故乡作品,你随处都可以触摸到他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浓烈如火的激情”③;他“从以镜头说话,到以美文寄情,带给我们别样的惊喜”,他“把自己的履痕,自己的生命感受,自己眼见过的美景,感动过的人事,都用心记录下来。这些记录是点滴的,没有功利的,因而更见真诚和可贵。”④也如他自己所说,他之所以在湘西工作这么多年,是有感于“湘西山川的秀美”“湘西人性的纯朴”与“湘西文化的独特”,以及“湘西是一本读不完的书”。⑤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党务公开工作在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制度体制建设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当然,说到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还须提到的,是其写景的细腻、鲜明与真切、形象。读范诚那些写景的文字,我们自然会想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郁达夫的“游记文学”、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与老舍的某些写景散文等,进而可窥探到作者在继承传统、撷英咀华方面的用力之勤。这就难怪有人说他的写景抒情文字“综合了摄影、绘画的技巧,取景构图匠心独运,画面清新淡雅,和谐流动,富于层次感,而又文辞流畅,风情独具”;作者“既不刻意去追求华词俪句,也不屑于寻求微言大义,他所向往的是清水芙蓉、本色自然的艺术境界”。⑥正是如此,其作品“读来如老友谈心,平易亲切;又如清泉入林,清爽宜人”⑦。
选取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66例为研究对象,其于2014年1月—2017年12月在该院接受治疗,根据入院先后将其均分为两组,每组33例,1组为对照组,2组为观察组。其中,对照组男女数量比例为20/13,年龄49~63 岁,平均年龄(56.3±2.8)岁;观察组男女数量比例为 21/12,年龄 48~64 岁,平均年龄(56.5±2.7)岁,两组患者在基础信息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进行对比。
环保工程管理体系的完善程度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1)一些能源企业过于注重自身经济效益的提升,没有在施工过程中对环境和水资源等因素给予高度重视,出现了严重的破坏现象,而这些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化;(2)一般来说,对于购进净水设备和其他环保器材来说,其成本比较高,而一些能源企业在资金的影响下,很难顺利购置环保系统设备[1],导致环境污染现象的出现;(3)在我国,环保志愿者并不多,参与环保组织力度不足,进而加剧了环境污染程序,不利于环保工程质量的提升。
②丁仕原:《鲁迅与郁达夫之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103页。
①高文升编:《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三是人物的众多与鲜活。沈从文营造的“湘西世界”不但人物较多,而且不少形象鲜明。其中不但有自传等纪实文学中的陈渠珍与父母亲人,还有小说等虚构文学中的翠翠、老船夫与水手、妓女等。范诚在这方面不但写得更多、更实,而且更集中、全面、亲切。其中《崀山走笔》5篇中有3篇写人:“人物风流篇”记述了杨再兴、李敏、江忠源与刘光才等30多个新宁籍历史名人的事迹,“乡人速写篇”勾勒了父母、姐妹与亲朋、乡邻等20多个“亲人”形象,“成长履痕篇”中的25小节,系统记述了自己从童年到上大学前的青少年生活;《崀山乡土》中的“乡人·乡贤”篇35小节,除继续考证与描述了杨再兴、江忠源与刘光才等人的事迹外,又增写了“刘长佑的传说”“刘坤一:最早提出对日持久战”“陈鸣志:祖孙抗敌呈英豪”“陈毅认老乡”与“刘永济捐资救母校”“龙舟传人”等;尤其是《本色凤凰》与《凤凰:那些人那些事》,更以主要篇幅写人——尤其是集中写了熊希龄、陈渠珍、沈从文与黄永玉等历史、文化名人。其中《本色凤凰》中的“从文旧事”分别写了沈从文的祖居、沈从文与陈渠珍、沈从文与胞弟沈荃将军,以及沈从文与母校及其最后归宿等;“大师乡情”分别写了黄永玉的故乡情、黄永玉与凤凰的题款、黄永玉与官庄河滩,以及他献给故乡的厚礼等;“名人传奇”除写了熊希龄、田星六与“苗王”龙云飞等人的传奇外,还写了抗日名将顾家齐以及贺龙与“湘西王”的交往等。《凤凰:那些人那些事》除继续写了沈从文、黄永玉与熊希龄等的“人事”外,还生动记述了“湘西王”陈渠珍在青藏高原的旷世绝恋,以及他对沈从文人生与创作的影响等。当然,也还有“陈宝箴在凤凰的仁政”“吴自发与三潭书院”,以及“几代筸军的铁血传奇”“湘军中的凤凰将领轶事”“放牛娃当了大将军”与“最后的飞虎队员”等。作者所写的这些人物,有的较为集中、完整,如“成长履痕”中的自我形象;有的虽较为分散,但由于从不同侧面多层次描写,也使其形象生动、完整,如沈从文、黄永玉与陈渠珍等;有的虽着笔不多,但由于抓住特点,饱蕴深情,且结合趣闻轶事,故也印象深刻,如《阅读湘西·人物特写》中的“谢晋魂系芙蓉镇”“宋祖英的故园情”“岳父的足迹”“看守大门的老吴”与“赶山人张发喜”等。
老龄化会影响到消费市场结构。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快速加剧,将会产生一个新的适合老年人消费的产品市场,像助听器、轮椅、养老院、老年公寓等养老产品的需求量会逐渐增大。所以老年市场在经济方面存在着巨大潜力,积极发展老年产业也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7]。
总之,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我们在范诚作品中看到的湘西世界,不是普遍的、一般性、被粉饰和雕琢过的生活,而是独特的、个别的、带着作者情感记忆的生活本体。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真实生命的顽强抗争,对苦难和贫穷的艰难挣扎,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湘西民俗文化——它的神秘,它的异域色彩,不在夸张和猎奇,不在浪漫和传奇,而是深深地联系着湘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深扎在每一个普通湘西人的成长道路和生活记忆里。它们不是一般的地方风情画,也没有情节曲折的恋情或殉情故事,却是湘西这块土地上的真实事件,是湘西人们的真实生活”;范诚的湘西叙事,不同于某些“流于旅游观光,充斥着外来者的走马观花和炫奇猎异”,而是更关注“那些在这块土地上艰辛劳作,与艰难环境拼搏的普通大众”。⑫这确是剀切之见。
当然,在充分肯定范诚散文创作的成就、价值与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探讨其局限与不足。如在内容与主旨方面,虽然某些篇什也不乏批判与思考——如《漫话湘西土匪》(《走玩湘西》)对湘西土匪的辩证分析,《复读是金》(《崀山走笔》)对人生成败哲理的独特感悟,等等。但总的来说,其作品主要是挖掘与展示家乡优秀、美好的一面,是以赞美与欣赏为主,而对其黑暗、丑恶与落后的一面,显得揭露、批判与理性思辨不够——或者说,因受沈从文影响较深和热爱、“宣传”故乡过切,故“悠然见南山”有余而“金刚怒目”不够。这一点,如与章诒和、李辉与王树增等人相比,即可见出其明显差异。与此相连,在体裁与形式方面,主要是篇幅短小的随笔、小品与游记之类,而缺乏更多选择与创新。当然,各个作家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积累、题材优势与风格特色,我们不应求全责备。但作为有理想、有追求且前途远大的作家来说,不断超越自我,在增强思想“硬”度的同时进一步追求形式的多元、多样,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尤其应指出的是,范诚的散文创作继承沈从文等前辈的传统,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较大贡献。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知,从鲁迅的《故乡》及其所影响下的“乡土小说”派,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与老舍笔下的“北平文化”,再到新时期以来刘绍棠、贾平凹、张炜等人的“乡土创作”,其乡土文学源远流长、名家辈出、蔚为大观。其中沈从文及其湘西叙事,对湖南文学的影响尤大——这一点,我们从周立波、谭谈与韩少功以及湘西籍少数民族作家彭学明、龙宁英等人的创作中,均可见其端倪。然而,不可否认,至今为止,能在全面继承中努力超越并取得显著成绩者,首推范诚。正如有人所指出:沈从文的“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以及大部分小说,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离现在几乎一个世纪了。现在再看湘西,可以说山川依旧,物是人非。如果再从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中来了解湘西,只能说是寻梦”,而范诚的《走玩湘西》等,“既有湘西八个县市的主要介绍,风景名胜,也有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杰出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演绎的精彩故事,甚至也包括这块地方的特产美食,可以说是浓缩了八个县市的精华部分,让人一目了然,耳目一新”“没有对湘西的真切了解,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没有对湘西的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这些东西来的”。⑧的确,纵观范诚的系列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但继承而且多方面发展了沈从文的传统:
一是对故乡的热爱与多情。沈从文的作品饱蕴着对故乡的深情,范诚更是如此。正如他所说:“虽然长大后离开了故乡,但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常萦回脑际,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尤其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情愫越来越炽热,对故乡的思念也越来越强烈”“我爱故乡的山水”“爱故乡的风物”“爱故乡的文化”“更爱故乡的人物”。⑨正是这种强烈的“思念”与“爱”,才使他接连写了《崀山走笔》与《崀山乡土》等“崀山”系列。对第一故乡“崀山”如此,对第二故乡“湘西”也不例外。正是因为大学期间读了沈从文作品,“为这块神奇的土地深深吸引”,毕业时才“别无选择地来到了湘西”;⑩也正是因为他爱湘西“山川的秀美”“人性的纯朴”与“文化的独特”,他才在湘西工作了27年,并接连写了《阅读湘西》与《走玩湘西》(包括《本色凤凰》与《凤凰那些人那些事》)等“湘西”系列作品。⑪
二是描写的全面与系统。沈从文之所以被称为乡土文学大师,是因为他以“乡下人”的身份,执著、系统地讲述了独特的“边城”故事与再现了神奇的“湘西世界”。在这方面,范诚有过之而不及。沈从文的笔触所至,虽也不限于“小湘西”而延伸到了沅水流域等,但他主要是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记述其所见所闻所感。而范诚,由于他比沈从文在湘西生活的时间更长,尤其是因为其记者身份而态度更主动、表现更勤奋,因而其题材范围(或视野所及),不但包括崀山、张家界等在内的“大湘西”与“泛湘西”(湘西南),而且对包括“边城”在内的“小湘西”(即当今湘西自治州所辖的8个县市),也尽收眼底、无一遗漏。同时,在具体描写其风景名胜、乡土风物与民俗传奇等方面,也比沈从文更为全面、细致。如在《崀山走笔》(5篇)中的“地理名胜”与“乡土风物”两篇,分别描述了24处风景名胜与讲述了22个民俗故事;《崀山乡土》4篇中有3篇分别为“乡风·乡景”“乡土·乡物”和“乡情·乡俗”(另一篇为“乡人·乡贤”),其中每篇包括30篇左右的短文;《阅读湘西》5篇中有3篇分别为“山川形胜”“乡土风物”与“民俗传奇”,其中每篇包括10—35节具体描写的短文;《走玩湘西》更是如此:10章中前8章分别介绍吉首、凤凰、泸溪、花垣、保靖、古丈、永顺与龙山等县市的特色景点与特产美食,后2章集中介绍土家族与苗族的民俗风情及其民族文化。因此,就题材的全面、广阔与内容的系统、丰富而言,范诚的确有所突破和超越。
注释:
目前针对互联网金融缺乏完善的市场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一方面,针对进入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主体没有在资产规模、人员规模、网络技术、财务管理和从业经历等方面加以要求限制,使得部分信誉程度低、缺乏资金实力和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的主体进入到相关市场,扰乱市场整体的平稳健康运营秩序。另一方面,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内的主体退出市场缺乏完善的机制保障,针对恶意进入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的主体没有相应的退出惩罚机制,使得部分主体在改换名称后继续进入市场追求不正当的利益,破坏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
再次,范诚的散文创作丰富和发展了湖南的当代纪实文学与湖湘文化研究。与其旅游资源与影视文化等一样,湖南也是文学大省甚至强省之一。在纪实文学创作方面,新时期以来,除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纪实小说系列外,还先后涌现了以张步真、杨华方、赵志超、余艳、纪红建、周迅与张雄文等为代表的“红色题材”群体,和以李超贵、陈启文、阮梅、彭晓玲与韩生学等为代表的“现实题材”群体;纪实散文虽不及报告文学兴旺,但也后来居上,近年来先后涌现了甘建华、王开林与胡玉明等人各具特色的系列创作——而范诚的出现与加盟,则不但扩大了该团体的力量,而且有力地推进了该文体的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湖南当代的纪实文学创作,立足本土,为宣传与弘扬湖湘文化作出了显著贡献。其中唐浩明的长篇小说系列对曾国藩、左宗棠与杨度等近代历史名人的艺术再现,“红色题材”群体对毛泽东、刘少奇、粟裕等革命领袖和将帅的全面解读等,即是其典型例证。而纪实散文,由于其鲜明的资料性、学术性与“文史兼容”等特色,它对湖湘文化就不只是“宣传与弘扬”,而是兼具挖掘、考证与研究之功了。如张步真的《江湖之远》以岳阳楼为中心,通过考证屈原、李白、杜甫与范仲淹等历代文化名人与岳阳尤其是与岳阳楼的关系,考察与研究了“忧乐文化”与岳阳精神的形成、发展和内涵等;甘建华的《蓝墨水的上游》与《江山多少豪杰》立足衡阳,考证和研究了湖湘文化的源流尤其是在衡阳的发展与表现等;胡玉明的《浏阳潭湾梦》与《走读浏阳罗汉》等,不但挖掘了罗汉等被历史淹没的中共早期革命先烈,而且叙写了众多发生在浏阳这块红色热土上的革命家及其英雄故事。而在这方面,范诚的创作表现更为集中、突出:它以“凤凰”“崀山”与“吉首”等为重点,通过挖掘与描写发生在湘西南这片广阔、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的名胜古迹、人文历史与风俗民情,如吉首的潕洲书院、德夯苗寨与矮寨大桥,凤凰的南长城、三潭书院与苗人谷,泸溪的菊花石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垣的诗画大龙洞与黄瓜寨古战场,永顺的老司城与不二门,以及龙山的里耶与乌龙山大峡谷——尤其是通过描写众多文化名人,如新宁(崀山)的杨再兴、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陈鸣志、刘永济、刘敦桢与陈贻焮、李双元,凤凰的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田星六、顾家齐与“湘西王”陈渠珍、“苗王”龙云飞,以及吉首的杨岳斌与罗荣光,古丈的何纪光与宋祖英,桑植的贺龙与保靖的袁吉六,等等,进一步从广度与深度上有力弘扬了湖湘文化与湖南精神。其中如指出:“楚勇”是湘军的雏形,江忠源是湘军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其后曾国藩募集地主武装,基本上都按江忠源的办法,后统称“湘军”(《乡土崀山·江忠源:忠烈家门》);崀山人的个性精神,一是敢想敢干、勇于进取;二是仁侠仗义、重义轻财,三是尚武喜文、勇敢无畏,四是注重乡情、团结协作(《崀山走笔·崀山人的个性精神》)。桑植不仅是一块红色土地,还是一个民歌之乡,尤以红军歌谣广为流传(《阅读湘西·在贺龙元帅故居》),均是其具体表现。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对76-2号专用回风巷底板进行控制后,为了解控制效果,对底板变形量进行了监测(图7)。结果表明:底板浅部围岩最大变形量为180 mm;底板深部岩体变形量小于50 mm,说明巷道总底鼓量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③⑦杨坚:《崀山歌者——记新宁籍作家范诚》,《崀山文艺》2017年第1期。
④汤素兰:《本色凤凰·本色人带你看本色凤凰(代序)》,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⑤⑪范诚:《阅读湘西·后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⑥刘敦纲:《阅读湘西·序》,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⑧宛庆丰:《走玩湘西·序》,昆仑出版社2015年版。⑨范诚:《崀山走笔·后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⑩范诚:《本色凤凰·后记》,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⑫贺仲明:《崀山乡土·湘西深处的真诚心声——读范诚的湘西系列散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