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罗蒂哲学研究现状综述

罗蒂是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新实用主义的领军人物，其哲学思想自上个世纪传入我国就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近年来，随着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入手来解读、诠释和演绎罗蒂哲学，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尝试对近二十年来国内罗蒂哲学研究的现状进行简单的梳理，以便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些许的参考资料。

一、对传统及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

罗蒂对传统及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是以反本质主义为起点的，而且他也认为实用主义的首要规定性就是反本质主义。第一，罗蒂反本质主义思想的来源有哪些？刘之静指出，罗蒂在杜威和詹姆斯的哲学思想中找到了反本质主义的萌芽和相关论述，例如詹姆斯曾表示：“真理不是那种具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在本质和现象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区别。”〔1〕张东锋进一步指出，罗蒂在杂糅了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和分析哲学之后，将“实用主义简单的、口号式的概括为：反本质主义”。〔2〕杨寿堪还认为，罗蒂将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主义看作是反本质主义的。肇始于古希腊的逻各斯主义一直以把握恒久、超越的“本质”为旨归，所以“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本质主义。德里达提出‘解构论’，否认语言中心论，反对逻各斯主义，这实际上是对本质主义的哲学的消解”。〔3〕第二，罗蒂反本质主义的内容是什么？王元明认为，柏拉图之后的许多哲学家都将世间万物看作虚幻不实、变动不居的现象，而静止不动、永恒持久的本质则在现象后面起着主导作用，探究世界的本质就成了哲学家的使命。可是，“罗蒂认为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企图在表象之后搜求本质是形而上学的神话。这就是他的反本质主义”。〔4〕潘德荣主张，在罗蒂哲学视野中，外在事物甚至人性都是毫无本质可言的。如果单纯从对政治生活是否有益的角度看，人们甚至可以放弃哲学层面上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争论，理由在于：之于政治，哲学或文学是无足轻重的。严春友表示，罗蒂所谓的一切事物没有内在本质的“说法过于绝对了”。〔5〕曹剑波也指出，罗蒂不认同传统哲学对本质和现象作出的明确二分，在他眼中，世间万物具有“家族的相似”，但并没有一般的共同本质。正如王振林所言，“反本质主义则成为他同传统决裂的表征”。〔6〕

基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既然事物与人都无本质可言，那么将人的语言看作是反映或体现世界本质的命题就不能成立，这就导向了罗蒂所倡导的“反表象主义”，他以“反表象主义”为突破口继续对传统及当代西方哲学进行批判。吴开明认为，皮尔士与贝恩的反表象主义观点即“信念是行为的习惯而不是表象实在的努力”〔7〕启发了罗蒂。王元明指出，和许多后现代哲学家相似，罗蒂主张古希腊至今的西方哲学都是围绕认识论而建构的，坚持心灵和事物之间的分野，认为表现世界是心灵的主要功能，哲学家的工作是分析和阐明心灵表现世界的方法、途径与能力。罗蒂声称这种做法已经误入歧途，因为原本就没有心灵之境，也没有语言之境，命题和外在事物不具有反映或被反映的关系，只有命题和命题之间才会发生关系，人们的认识不能被看作是外在事物的表象，这就是罗蒂的反表象主义。董山民进一步表示，因循罗蒂的思路，既然外在事物和人们的认识没有联系，那么外在事物也就不能被人们的语言所反映或体现。尽管人们还在社会实践中使用语言，但仅仅是满足一种实践层面的需要，而非追求在认识层面上如实地表现本质或实在。

基于反表象主义的立场，既然语言不能反映外在事物的本质，那么这无疑消解了传统知识论的基础——语言负载知识，这就导向了罗蒂所倡导的“反基础主义”，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传统及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第一，罗蒂是如何理解“基础主义”的？谭仲鹢、苏晓云、张桂枝、徐志国和吴开明等五位学者都认为：罗蒂哲学语境中的“基础主义”主要是指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罗蒂声称，自柏拉图哲学起，中经康德哲学，最后到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寻找稳定可靠、确定不移的知识基础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只有找到牢固的知识基础，才能进而为道德、文学、艺术、政治等提供说明与辩护。这就是罗蒂所理解的基础主义。然而，张今杰则从超越知识论的视角来分析罗蒂对基础主义的认识，他指出，千百年来许多西方哲学家矢志不移地为整个文化寻找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是超脱于文化、知识且是中性的存在，例如真理、上帝、实在、理念等，罗蒂把这种追求叫做“基础主义的情结”。除此之外，张国清进一步从三个假定的层面来剖析罗蒂眼中的基础主义：“首先，任何文化都需要有一个基础；其次，这个基础是由一系列特许的表象提供的；最后，只要有某种文化存在，就会有文化的哲学基础”。〔8〕第二，罗蒂是如何反对或批判基础主义的？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如下五种不同的见解：（1）谭仲鹢认为，“心的概念是基础主义哲学的基石。对于罗蒂来说，摧毁心的概念是摧毁基础主义哲学的关键”。〔9〕罗蒂拟定了“无心的人”的预设，意在解构认识论中的心理主义研究倾向，进而批判基础主义哲学。（2）张桂枝认为，在深入研究哲学史之后，罗蒂主张不存在反映客观世界的镜子，进而批判了蕴含在古希腊至今的哲学思想中的基础主义，彻底动摇了认识论的基础。（3）苏晓云认为，罗蒂不仅从基础主义形成原因与过程的层面上展开了批判，而且更深入地驳斥了其基本信条，“首先，反对了基础主义对客观性的崇拜。其次，反对基础主义对本质的执着。再次，抨击了基础主义对‘绝对真理’的迷信。最后，反对基础主义对哲学的过分推崇”。〔10〕（4）张今杰和林燕认为，罗蒂是通过驳斥“客观性”来反对基础主义哲学的。（5）吴开明认为，罗蒂采用了放弃或拒绝的态度对待基础主义，而非积极或正面地逐一批驳基础主义的各种主张，虽然此种放弃或拒绝也难免会牵涉到一些批驳。针对罗蒂在反基础主义方面所做的努力，陈亚军认为他所做的这项工作并不彻底，“他用来代替认识论的基础主义的，不过是伦理学的基础主义”。〔11〕除此之外，刘魁特别指出，罗蒂反基础主义的主张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影响的使然，而非他个人独具原创性的思想。总而言之，罗蒂对传统的镜式哲学做了深刻而全面的反思，“批判了作为这种镜式哲学根据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表象主义’”。〔12〕

刘积源、张瑾、王鹤岩和李学丽四位学者都认为，在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关于真理的探讨和认识始终居于中心地位，真理只有对人类而言才有意义。同样，真理观也是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B组1）抢着大声：但是，危难时刻的羚羊群的纪律性比溃败中的军队的纪律要好得多。简直是训练有素，在危难中保持着集体性的沉着，而老羚羊在那样危机时刻能有这样从容的应对太不可思议了，就是让我觉得假，好像是作者为教育我们故意这样写的。（全部同学议论纷纷，班上一片哗然）

二、真理观

哲学家对真理问题的探索和思考由来已久，罗蒂对传统真理观持什么样的态度和看法呢？陈安慧认为，罗蒂眼中的传统哲学将心灵比作镜子，如实地反映心灵之外的存在是哲学的任务，真理就是外在事物和心灵中的认识的相一致或相吻合。曹剑波联系罗蒂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立场指出，依照罗蒂的见解，符合论真理观是镜式真理观，因为它主张心灵或语言是一面映现外在事物的镜子；它具有基础主义的色彩，因为它主张知识具有客观的经验基础；它具有本质主义的色彩，因为它主张本质和现象具有根本的差别。罗蒂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立场必然蕴含着对镜式真理观或符合论真理观的拒斥。所以张东锋认为，罗蒂对符合论真理观持反对态度，即世界的背后没有任何普遍本质或实在，所以也不存在和实在或本质相符合的真理。郭贵春和安军进一步揭示了罗蒂对符合论真理观展开批判的论证思路，“世界存在‘在那里’，它本身是沉默无言的；进行言说的是人类自身；所有语言都是人类基于一定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并非‘介于自我与实在之间的第三者’，也不具备‘表现’或‘再现’实在的能力”。〔13〕在反对和拒斥传统真理观的前提下，罗蒂提出了自己的真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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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蒂认识和诠释真理的途径，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罗蒂是从效用和价值的角度来认识真理。例如潘德荣认为，能够有益于人类的“小写的真理”是罗蒂所认同的，它是人们在后天的某种特殊的境遇中为了破解难题而创造的，而非先天地存在的。“所谓真的信念，是其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本身的存在的方式问题。”〔14〕唯有对人类生活有用时，这些信念才能称之为真理。朱文文指出，依据实用主义的观点，现象和本质不存在本质的区别，真理也不是信念和客观事实的一致或符合。人们可以坚信某些信念或理论是真的，然而没有必要进一步追问之所以为真的理由。换言之，真理彰显的是一种态度，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它不能起到说明事物的功用，不是一种事实判断。第二种观点认为，罗蒂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认识真理。周可真认为，在罗蒂眼中，“真理将被看作不过是一个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15〕这表明，“真理”仅仅是指称人们对某种信念或学说表示满意的一个词语。第三种观点认为，罗蒂是从人的行为的立场来认识真理。张石金指出，罗蒂的真理不是对客观性的描述，而是对协同性的追求，它是和人们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状况等相联系的、随着历史演进而持续编织的信念体系，易言之，真理是处于不同社会团体、阶层的人们通过彼此间的对话和交流而达成的广为认可的论断。曹剑波认为，罗蒂不同意将真理和人们的需求、目的与兴趣割裂开来的看法，认识的客体不是先于认识活动而存在的，人们需要参与到认识实践中并通过检验实践的成效来认识它，它恰恰是人们认识活动的成果。罗蒂的行为主义真理观是以促进人们之间开展对话和交流为目的，赋予人们应对和解决社会实践难题的各种可能性。

由上可知，罗蒂对传统真理观的拒斥和批判彰显了其哲学具有“解构性”和“破坏性”，但是他对真理的另类解读和阐述也体现了积极的“建设性”，而且这种“建设性”也进一步延伸到他的教化哲学、后哲学文化领域。

上述罗蒂对真理的认识是受到了哪些哲学家或思想的影响呢？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德里达影响了罗蒂的真理观。张志平指出，在德里达哲学论域中，真理即意味着没有真理。在罗蒂看来，德里达要帮助哲学家消解此种信念，“即认为他一直在追求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人们所达成的历史性共识，而是对世界状态实实在在的准确再现”。〔17〕第二种观点认为蒯因影响了罗蒂的真理观。张文华明确表示，“罗蒂接受了蒯因的自然主义语言观”，〔18〕并将其运用到真理问题的认识上。罗蒂认为，语言才是真实的存在，人们使用语言中的具体语句来创造真理。第三种观点认为詹姆斯影响了罗蒂的真理观。刘之静指出，在詹姆斯看来，现象与本质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真理也没有本质属性，对真理为什么是真的追问是毫无意义的，真理毋宁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显然，罗蒂继承了詹姆斯的上述认识。第四种观点认为尼采影响了罗蒂的真理观。韩克永认为，罗蒂非常认同尼采的如下观点：真理是一系列可修正的隐喻、拟人化的语句或换喻，与此同时，真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性，是基于文学性的某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文学性在真理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浪漫的、开放的文学因素的存在能够推动对话、交流的有序开展。第五种观点认为戴维森影响了罗蒂的真理观。徐伟和李腾认为，戴维森的真理观启发了罗蒂，使他意识到：无论是真理还是所谓的实在无一不是人们思想或认识的产物。

关于教化哲学与后哲学文化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在认识上还存在显著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教化哲学与后哲学文化是近义词或同义词。何仁富指出，罗蒂认为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等人为新的哲学文化的创生拟定了主要纲领，具体说来，应当抛弃“认识是人们对外在客观对象精确表象或准确再现的心理过程”的观念；应当根除“为认识寻找确定不疑的基础或第一原理”的观念；应当消解“心灵内蕴使认识成为可能的条件或前提”的观念。“罗蒂把这种新的哲学文化称为‘教化哲学’或‘后哲学文化’。”〔22〕张志顺和王鹤岩认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或教化哲学的实质，就是把哲学对话或哲学研究视为对人类的各种信念网络的不断编织，倡导一种宽容的文化对话与交流”。〔23〕李学丽也认为，罗蒂的教化哲学与后哲学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教化哲学与后哲学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下面将分别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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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如何才能获得真理呢？朱文文表示，罗蒂倡导不必追寻绝对真理，我们更应当关注如何与黑暗的现实进行角力，在此活动中我们无须考虑超越性的存在，只要积极加入到修正人们可错的认识的社会实践中。涂纪亮则表示，罗蒂“否认客观真理和永恒真理的存在”。〔20〕黄勇也认为，“绝对真理正是罗蒂所反对的”。〔21〕王鹤岩指出，在罗蒂眼中，绝对真理对于人们来说是不可知的，人们应该以现实所拥有的为基础，努力追寻合乎期望的东西。对于值得追求的真理，学者们认为，在罗蒂看来，可以凭借对话、谈话和交流等途径来获得。陈锋指出，罗蒂的真理观认为价值和真理是交融在一起的，交流与对话是人们求索和获取真理的一种有效途径。王鹤岩明确表示，对话与交流是探求真理的方式之一，人们应当尽量将谈话保持下去，在互通有无的对话中相互借鉴和学习，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各种难题，增进人们的福祉。董山民也认为，罗蒂并不赞同在超越性的存在中寻求知识的可靠性或真理，和人们进行文化对话才是最合适的选择。有些学者还特别指出：谈话、对话不能仅仅局限于人类的言语行为层面，文学层面的谈话和对话对于真理的获得也是极其重要的。朱文文认为，叙事艺术和小说也是罗蒂眼中蕴含和表述真理的重要载体，小说不是普通人眼中专供休闲娱乐且和真理没有瓜葛的存在，它有益于人们体验多元化的生活境况，体味当下生活现状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韩克永也主张，以文学等为载体的谈话或者叙述也是罗蒂所认同的获取真理的可靠途径。只要能够保持恒久的谈话，那么就有可能在当下或未来的谈话中形成一致的认识或论断。

真理有没有本质属性呢？一种观点认为有。刘开会、张之沧认为，罗蒂用“协同性”（又称“主体间性”或“非强制的一致性”）置换了客观性，给予真理新的规定性。张瑾明确指出，“罗蒂认为主体间性、协同性才是真理的本质属性”。〔16〕刘之静表示，罗蒂的真理和外在的、客观的存在等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约定而成，非客观性才是真理的内在本质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没有。李日容、白云飞和刘积源都认为罗蒂的真理没有本质，其中刘积源特别指出，真理不具有任何本质的属性，仅仅是某种信念或论断，人们之所以相信它，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有益的实际效用。

三、教化哲学与后哲学文化

12月26日京东方A发布公告称，公司与福州市政府、福清市政府等签署了《京东方福州第6代AMOLED(柔性)生产线项目投资框架协议》，有意在福建省福州市投资建设一条第6代AMOLED(柔性)生产线，生产高端手机显示及新兴移动显示产品，项目投资总额465亿元。公告显示，京东方A这条第6代AMOLED（柔性）生产线，玻璃基板尺寸为1500mm×1850mm，设计产能最终达至玻璃基板投片量48千片/月。

罗蒂首先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和哲学做了明确的区分。董山民指出，罗蒂认为私人领域不应当掺杂任何政治因素，人们可以在其中保有个人的宗教信仰或哲学理念，能够让个人的想象力驰骋奔放，能够过基于个人价值判断的、有意义的生活。“但是政治活动只在公共领域出现，除了减少残酷，消除侮辱以外，没有其他更高的目标。”〔34〕郑维伟表示，罗蒂曾十分明确地表示，政治的归政治，哲学的归哲学。社会政治实践不可以被哲学批判取而代之，形而上的哲学论述对具体的社会实践而言没有任何助益。罗骞也主张，罗蒂把哲学划到了私人活动领域，它和人们的自我超越与自律有关，“不应该将这种活动与对社会的公共义务等同起来，不应要求社会的政治实践符合于这种私人活动产生的‘信念’和原则”。〔35〕关于政治和哲学孰重孰轻的问题，国内学者也对罗蒂的相关看法做了一些阐述。徐志国表示，在罗蒂看来，政治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哲学。陈伟、张国清都注意到了罗蒂提出的“民主先于哲学”的口号，其中张国清还指出，与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或形而上学相比，罗蒂更重视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陈亚军也进一步指出，罗蒂认为本体论理应被文化政治学取而代之。理由在于，一切问题的提出、探究和解答最终都将落脚于能否更好地帮助我们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活，即便是上帝是否存在等本体论问题也是如此。

关于教化哲学，第一，教化哲学是针对什么而提出的？韩毅、张晚林、张桂枝都主张，罗蒂的教化哲学是针对镜喻哲学或系统哲学而提出的。其中，韩毅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罗蒂对二者所做的对比分析。在罗蒂看来，教化哲学是以对认识论的质疑和驳斥为起点的、带有浓厚的解构性的哲学，系统哲学则是围绕认识论而构建起来的哲学；教化哲学主要关注如何帮助人们获得更大的自由与幸福，系统哲学侧重于筹划更加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理论；“系统哲学力图借助自然之镜发现普适的可公度性的词语来结束谈话，教化哲学则认为不可能找到最终可公度性的词语，从而主张把谈话继续下去。”〔24〕顾林正也认为，罗蒂对两种不同的哲学做了明确的划分，一种是教化哲学，以否定和拒斥认识论的方法来消解长期以来困扰无数哲学家的难题；另一种是系统哲学，将认识论作为哲学思考的核心，努力回应和解答引起无尽纷争的认识论难题。第二，教化哲学的内涵和本质是什么？顾林正指出，罗蒂眼中的所谓的“教化”是指对话，是努力将谈话或对话持续地进行下去。安佰鸿认为，罗蒂的“教化哲学就是治疗性的生活哲学”。〔25〕它质疑近代以来的认识论，也不愿在探索实在本性的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进，更倾向于描述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活。谭仲鹢进一步揭示，自然主义是罗蒂教化哲学的本质规定性，是唯物主义、实证主义与行为主义层面上所指称的自然主义。韩毅还认为，罗蒂教化哲学的本质在于坚持哲学的目的是通过揭开人类在认识问题上自我欺骗的面纱，进而借助反常话语将人们之间的谈话或对话保持下去，而不是努力发现一套具有可公度性且普遍适用的话语体系，即发现客观真理。第三，教化哲学的目标或目的是什么？郭贵春和李红认为，罗蒂教化哲学的目的“不再是发现客观真理或追求绝对基础，而是保证对话的有效进行”。〔26〕王鹤岩、顾林正和谭仲鹢也持相同的看法，其中顾林正特别指出，罗蒂教化哲学中的对话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即将谈话或对话继续下去。不过，张桂枝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张罗蒂“教化哲学的目的就是防止让谈话蜕变为研究，蜕变为一种观点交换的企图”。〔27〕第四，教化哲学的宗旨是什么？杨建梓指出，罗蒂的教化哲学是以解释学为宗旨的。安佰鸿则持有异议，认为教化哲学的宗旨是通过持续开展的对话与形式多变的阐述激励人们不断地丰富和充实精神世界，同时不能把某种阐述看作拥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最高的完善性。

关于后哲学文化，第一，后哲学文化的理论来源或基础有哪些？王鹤岩认为，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形成罗蒂后哲学文化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不过，陈亚军却主张，“以解释学取代认识论，以协同性诠释客观性，以‘弱理性’替换‘强理性’”〔28〕是罗蒂后哲学文化的理论基础。第二，后哲学文化的内涵是什么？王元元指出，“后哲学文化”一词中的“哲学”主要是指具有二元对立特点的西方传统哲学。后哲学是指一种解构理论，旨在消除一种观念——将超越性的存在和自我之间的交融与沟通看作是最宝贵的。李晓林则联系“实在”这一范畴来解读“后哲学”，她认为，后哲学“即认为并无实在，只有对实在的种种描述；而且由于没有实在作为标准，种种描述之间难以分清对错”。〔29〕涂纪亮进一步指出，罗蒂认为“后哲学文化是一种与传统哲学，即他所谓的‘系统哲学’截然不同的哲学，它既与柏拉图主义相对立，又与实证主义相对立”。〔30〕洪晓楠表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其实就是后科学文化，是一种没有最高衡量标准的文化，是一种不能昭示在哪种情况下人们才能触及大写的真理的文化。董山民认为，后哲学文化是不提倡追求确定性，不谋求构建单一、固化的文化形态，不树立绝对主导文化载体的文化。张今杰和林艳更细致地描述了罗蒂后哲学文化的场景。在这种文化里，因为不遗余力地倡导对话和交流，各种不同学科之间固有的差异与隔阂渐渐地被弱化，学科间的交融与合流成为主要趋势。哲学不再享有为其他学科提供坚实基础的特殊地位，哲学家也放弃了长久以来扮演仲裁者而形成的优越感。不管是哲学家、科学家，还是文学家、牧师等在后哲学文化氛围中都放弃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诉求，都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人进行友好的对话与交流。第三，后哲学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后哲学文化是一种自由的“谈话”或“对话”的文化。张今杰、雷良、蒋美仕、白云飞、刘积源都持这种观点。王鹤岩进一步明确指出，“罗蒂后哲学文化观的实质是宣扬一种‘传统哲学之后’、‘传统哲学之外’的对话，是愿意对话，只有对话没有争论”。〔31〕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种“文化哲学”或“文化解释活动”。郭贵春和李红表示，罗蒂试图将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与大陆哲学融合在一起，这就需要在拒斥哲学传统的条件下提出某种超拔于二者之上的另一种哲学理论，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哲学。李学丽则主张，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解释活动，在此项活动中人们的谈话或对话方式不断地产生新旧更替，不断地扩大“我们”的外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种后现代文化。张国清认为，从本质上看，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就是一种后现代文化。虽然在“后现代”这个词语的使用上罗蒂一直较为保守，但是他笔下的后现代文化与后哲学文化是趋于一致的，“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这种后哲学文化的激进目标上：否定权威、否定神圣化、否定对于真理的垄断、否定文化独裁团体的合法性、否定对人类精神活动进行等级划分的必要性、否定对于第一原理的系统探寻等等”。〔32〕黄颂杰也同样表达了后哲学文化的这种“否定性”，他认为后哲学文化扭转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哲学观，对各种老生常谈且久无定论的哲学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在哲学的功用与性质等问题上提出新颖的创见。黄文杰也做了类似的论述，现象和本质、内容和模式、心灵和肉体等之间的二元分立是后哲学文化所不认同的，它否定了涵盖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哲学。徐英瑾认为，“在罗蒂所说的‘后哲学文化’中，文化结构整体内部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别已经被模糊化了”。〔33〕李志江一言以蔽之，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没有基础、没有学科等级秩序的文化。显而易见，这与后现代文化是相通的。第四，后哲学文化具有什么特点？杨建梓从政治与哲学关系的视角来表述后哲学文化的基本特点，即对政治的关注胜过对哲学的关注，一旦政治和科学、哲学、文化等出现分歧或对立时，应当优先考虑政治，并使其他文化载体与之相适应。李学丽认为，消解传统哲学追求的整体性与中心性观念是后哲学文化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为，以非哲学的途径来通达哲学，以非哲学的方式来演绎哲学。李日容主张，鉴于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倡导没有根基、没有中心、没有主导，所以反基础主义是其最突出的特点。王鹤岩则表示，除了反基础主义之外，反本质主义与有限度的相对主义也是罗蒂后哲学文化的主要特点。

众所周知，罗蒂在晚年逐步将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政治生活领域，下文将围绕罗蒂的政治观进行概述。

探讨真理观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衡量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罗蒂衡量真理的标准是一致性。陈金和、曹剑波、陈锋都持这种观点。其中，陈锋进一步指出，罗蒂将参与对话的人们形成的一致性看作衡量真理的标准，借助“协同性诠释客观性，认为真理和知识只能依现时代的研究标准来判断”。〔19〕假如脱离了既定时代背景中某个学术领域的具体研究标准，真理或者合理性都将无从谈起。另一种观点认为，罗蒂衡量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王元明指出，在罗蒂看来，依据人们的行为与社会需求来阐述某种认识或论断是否具有真理性是认识论行为主义的内在要求。某些观念或论断能够称之为“真”的，主要是因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它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同与信任。

四、政治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的越来越快，环境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2014年开始内蒙古中部地区(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出现大规模雾霾污染天气，同时在赤峰、通辽等地也相继出现重污染天气，并且有持续时间长，污染严重等特点。为了能够更好的开展内蒙古自治区的空气质量预报服务工作，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引进了基于WRF数值预报模式的CMAQ大气化学模式，以下简称WRF-CMAQ模式。WRF-CMAQ模式的本地化应用对内蒙古地区空气质量预提供了科学支撑。

在明确了政治与哲学的分野之后，罗蒂在政治上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黄济鳌认为，罗蒂无疑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位反讽的自由主义者，承认并追求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何谓自由主义者？殷振文指出，“罗蒂引述茱迪·史柯拉（Judith Shklar）的自由主义者定义：相信残酷是我们行为当中最坏的事情的那些人”。〔36〕但是应当注意，他的自由主义和主流的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徐志国表示，罗蒂眼中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是具有基础主义特点的，声称一般、普遍的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这种人性是构建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依据。董山民和陈亚军指出罗蒂对政治的思考是排斥这种基础主义的，它并不认为民主政治应当以某种哲学基础或形而上学为前提，吴开明也认为，在罗蒂看来，多元化民主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持续地修正整个社会的理想与目标，所以民主政治和基础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前者不需要上溯并追寻某种基础。更具体地讲，西方民主政治并不需要以人性论为基础。对此，董山民表示，罗蒂一再主张，“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的运动并不是因为人们发现并且全都开始同意人的本性是理性、人具有自然权利、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等启蒙思想家的教义”，〔37〕恰恰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对话、政治冲突或政治交往中持续地修正自我形象，不断延伸“我们”的外延的使然。换言之，我们不断将从前视为和我们存在根本差别的陌生人接纳为对话、交流的伙伴，进一步将其纳入“我们”的范畴。综上所述，姚大志认为，“罗蒂的政治哲学包含着两种成分，一种是后现代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38〕黄济鳌也同样指出，自由主义的承诺和后现代主义的承诺是罗蒂政治哲学内蕴的两个基本承诺，然而二者并没有得到自由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认可与肯定。

真虚心！与这位漂亮又有学问的姑娘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她那渊博的知识、热情的工作态度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还有什么说的呢？总而言之，来了个理想的站长。

站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上，人们应该如何促进政治和社会进步呢？罗骞指出，罗蒂的基本立场是：反对激进的革命，提倡温和的改良。在罗蒂看来，屈辱、残酷的消除和更大自由的获得应当凭借社会制度与法律领域内民主和渐进的改良。同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来源于某种哲学理论或流派，而是来源于对近百年来西方世界兴起的革命与改良运动的深刻反思。至于具体的政治改良途径和办法，董礼指出，罗蒂认为文学评论的或“诗化”的反讽是现代政治改良的重要途径之一，不能寄希望于政治家或思想家为我们勾勒未来的政治途径，原因在于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偶然的、历史的。

罗蒂的政治观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一种观点认为，它具有温和主义的特点。陈锋、樊军平、张国清都持这种观点，其中张国清明确指出，罗蒂“在政治上体现了一种温和主义，即给予不同的文化团体进行平等对话的机会”；〔39〕另一种观点认为，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后现代或非理性主义的论证方式上。李福岩主张，在论证启蒙政治解放理想的过程中，罗蒂没有沿用柏拉图或黑格尔等思想家所使用的宏大的、元叙事的论证模式，而是以“小写的哲学”为切入点做了具有后现代或非理性主义特色的论述。

五、成就与展望

虽然国内学术界对罗蒂的研究不能和对康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研究同日而语，但是近二十年来通过许多学者的积极探索与沉淀，应当说，在罗蒂哲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许多共识，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对传统及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方面，学者们普遍认同，罗蒂主要是从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和反基础主义三个方面对传统及当代西方哲学进行批判的。第二，在“真理观”方面，学者们一致认为，真理观是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罗蒂对符合论或镜式真理观持否定态度；罗蒂倡导不必追寻绝对真理，对于值得追求的真理，可以凭借对话、谈话和交流等途径来获得。第三，在“教化哲学与后哲学文化”方面，学者们在如下观点上持相同的立场：罗蒂的教化哲学是针对镜喻哲学或系统哲学而提出的；后哲学文化是一种不寻求确定性，没有最高或客观衡量标准的文化。第四，在“政治观”方面，学者们普遍同意，罗蒂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和哲学做了明确的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比哲学更重要；罗蒂是一位立场温和的、反讽的自由主义者。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学者对罗蒂哲学的研究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更宽广、更深入的积极探究和求索。第一，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国内学者侧重于罗蒂对传统和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真理观、教化哲学、后哲学文化、政治观这几个领域的阐发，但是对罗蒂哲学的其他组成部分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和进行更全面的研究，这些部分主要有：罗蒂的宗教哲学、伦理思想、相对主义、方法论、自由反讽理论、种族中心主义和对话理论等。第二，从微观的角度看，在罗蒂哲学的一些更加具体的观点上，国内学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看法，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例如罗蒂是如何界定基础主义，是从哪些角度对它展开批判的？他是从哪个视角来阐释其真理观的？在他看来，真理有没有本质属性？他的真理观受到哪些哲学家或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衡量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教化哲学与后哲学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教化哲学的本质、目的和宗旨是什么？后哲学文化具有怎样的特点？罗蒂政治观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等。总而言之，上述罗蒂哲学中较少被关注的部分以及尚有争议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今后再反复推敲与考证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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